樊錦詩與彭金章：從來不會說「我愛你」，就是把最好的東西給對方

前陣子，湖南高考高分女生報考北大考古系的新聞，引起網友的熱議。女孩說，自己是受樊錦詩先生的影響，對考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樊先生託出版社給女孩寄去了自己的一本自述，還有口述的寄語，對女孩是個很大的鼓勵。

其實，在這之前就了解到樊錦先生的一些事跡。

這幾年，總是能看到樊錦詩的名字，在很多國家級獎項的頒獎現場，以及主流媒體的報導中。

但是了解並不多，只知道這個名字是跟敦煌、跟莫高窟聯繫在一起的。

那天，看到一個視頻，她說到了自己的先生，考古學家彭金章。

感動的同時，也有了興趣。

相對於老人為莫高窟的保護、弘揚、傳播和管理所做的貢獻，我想看到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女性。

紮根大漠半個多世紀，樊錦詩不僅是敦煌研究院的一名研究者和管理者，同時她也是女兒，是母親，是妻子。

在事業與家庭的天平上，她像大多數女性一樣，也會有捉襟見肘、百般騰挪、困頓與失去的時刻。

我始終相信，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人生，總是最能打動人。

「大家都覺得學歷史就是看書，也不需要什麼體力」

樊錦詩，是個南方姑娘。

她祖籍杭州，1938年7月9日出生於北平。在她很小的時候，全家搬去上海。

有兩個姐姐，兩個弟弟。與二姐是雙胞胎。起名字的時候，父親希望女孩子也要飽讀詩書，於是分別以詩、書為名，給姐妹倆取了名字。雙胞胎姐姐叫樊錦書。

父親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是一名工程師。1949年後，在上海食品工業設計院工作。在樊錦詩印象裡，父親「就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樣子」，懂英文、有學識，為人謙和，彬彬有禮，思想純粹高尚，對國家、對事業有責任感。

樊錦詩從小體質比較弱，「多病多災」，背也有點駝。

小時候得過一場小兒麻痺症，差點命丟了。雖然奇蹟般地痊癒了，也能正常走路。但她總覺得，「自此以後，腿就不是特別利落，尤其到了老年，好像走路越來越不穩健，搖搖晃晃的。」

她還有低血糖症。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經常會上著課就慢慢感到老師的聲音越來越遙遠，然後就失去了知覺」。後來到了敦煌，她也常常因低血糖而昏倒。

樊錦詩自小是個懂事的孩子，成績不錯。但讀書也不是最用功，「平時也不怎麼愛說話」。父母對她管得松，學習之餘可以看一些閒書。古典的、現代的，中國的、西方的，什麼都看。

考大學前需要填報志願。

老師來動員她考師範，她不是特別有興趣。後來她說，「我這麼一個不愛說話的人怎麼能當老師？根本沒有這份自信。」

最後，樊錦詩也沒有徵求父母的意見，就自作主張填報了高考志願。「大家都覺得學歷史的人就是看書，也不需要什麼體力，就報歷史吧。」後來，她就被北京大學歷史系錄取了，又選了考古專業。

在大學，樊錦詩遇到了那個她說「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愛人彭金章，兩人是同班同學。她叫他「老彭」。

南方姑娘到了敦煌

在堅守莫高窟的一代一代的前輩中，大多遭遇家庭離散，或常年分居兩地。

樊錦詩也是這樣。

從1962年到敦煌做畢業實習，到次年被分配至敦煌文物研究所，1967年他們結婚，一直到1986年，她跟老彭才真正的團聚。

十九年。

一個從繁華大都市來到荒漠，紮根敦煌。一個身處武漢，創辦了武漢大學考古專業。

當時的敦煌條件惡劣，物資匱乏。整個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電。

吃水果更是成了奢侈。水果成熟後，幾個同學可以分到一臉盆。樊錦詩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後，一個晚上就全吃光了。

那次實習沒有結束，由於無法適應敦煌的天氣，加上營養也跟不上，身體嚴重吃不消的樊錦詩，就提前離開了敦煌。

1963年畢業分配時，她與同學馬世長被分配到了敦煌。父親擔心女兒身體，就給學校寫了一封信，囑她轉呈，希望學校改派其他體質好的學生去。

樊錦詩想，自己已向學校表了態服從分配，如果這時候搬出父親來給自己說情，會給院系領導造成言而無信的印象，這樣的做法很不妥當。

所以這封信樊錦詩沒提交。

去敦煌前，她回了一次家。父親那時候已經知道了她的決定，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但是她能感覺到父親的心情很沉重。

最後要動身的時候，父親只對她說了一句話：「既然是自己的選擇，那就好好幹。」

樊錦詩掉眼淚了。

她說：

「父親的那一句話，讓我徹底長大了。」

她知道父親的心裡是不舍的。所以後來無論條件怎麼艱苦，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樊錦詩從不和家裡說，怕他們擔心。

」這家老三的嘴巴很厲害「

在敦煌的日子，是艱苦而孤獨的。

同事們看她個子小，是個「小不點」，都叫她小樊。

樊錦詩在自述裡曾這麼說：

剛到敦煌工作的日子裡，只要回憶起過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會感到一種失落，這種失落一直會把我拽向憂鬱的深淵。

為了抗拒這個深淵，我必須學會遺忘。我把臨出門時我姐姐送給我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每天照鏡子，直到現在我也不怎麼照鏡子。

我漸漸習慣了宿舍沒有地坂的泥地，地上永遠也掃不乾淨的沙塵；習慣了用報紙糊起來的天花板；習慣了半夜裡老鼠掉在枕頭上，然後我爬起來撣撣土，若無其事地繼續睡覺。

1967年，在分離四年以後，樊錦詩與老彭結婚了。

每逢有時間，她就往返於敦煌、武漢和上海的家中。

1968年初，上海的家裡傳來噩耗，父親去世了。

他被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因為不堪忍受羞辱，就跳樓了。

樊錦詩不顧研究所裡一些人的反對，請假趕回了上海。

父親的離去，令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頓。她就把自己工作以來攢下的全部存款交給了弟弟，一共兩百多元，並承諾以後每月給家裡匯款。

從上海一回到研究所，就有人在會上說她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樊錦詩據理力爭。

「我說的時候異常冷靜，沒有掉一滴眼淚。那時，再有委屈只能自己默默地忍受，有眼淚也只能一個人躲在被窩裡偷偷地掉。」

「我整夜睡不著，從此以後我要代替父親養活全家人。」

回敦煌後，樊錦詩就每月給上海家裡寄錢。那時她剛剛和老彭結婚，還沒有孩子，每個月一拿到工資就給家裡寄去60元，自己留15元生活費。

儘管後來有了孩子，生活也比較拮据，兩個弟弟又先後有了工作和收入，叫她不要再給家裡寄錢，但樊錦詩覺得還是該寄。一直到1998年我的母親去世，她始終沒有放下這個家。

「為什麼？因為我不在母親跟前，我照顧不了家裡，我只能以這樣的方式盡一點義務，以這樣的方式盡一點孝心。」

父親平反是在1978年。

在武漢回上海的輪船上，樊錦詩連夜寫了悼文，並讓大弟代表全家在追悼會上念了悼詞。

會後，當著父親當年的同事和單位領導的面，樊錦詩語氣冷靜地說：

「你們當時那樣對待我父親，他的死，難道你們沒有責任嗎？」

事後他們議論說，「這家老三的嘴巴很厲害」。

這個時候，樊錦詩已經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擔。

她的內心，並不像身體看上去的那般瘦弱。

」我覺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憐「

1968年11月，樊錦詩的第一個兒子彭予民出生。

本來說好去武漢生孩子，可是當時的革委會並沒有允許，甚至在臨產一個月的時候，她還被要求去地裡摘棉花。

生孩子的時候，樊錦詩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孩子的什麼東西都沒有準備。

等老彭挑著擔子到醫院的時候，孩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

因為沒有長輩在旁邊指點，樊錦詩又完全沒有帶孩子的經驗，老彭就特地隨身帶了一本《媽媽手冊》。多長時間喝水，多長時間喝奶，孩子哭鬧是什麼原因……靠著這本手冊，樊錦詩把孩子帶到了一歲多。

休完產假就要上班。沒人幫忙帶孩子，成了樊錦詩最苦惱的問題。

小孩都六七個月了，還繼續捆在襁褓裡。後來大家都說絕對不能再這樣了，孩子大了會掙脫，容易產生危險。

那時候，樊錦詩上班的時候總是提心弔膽，只要回宿舍遠遠聽到孩子的哭聲，她心裡就踏實一些；如果開門看見孩子衝著她笑，她就趕緊去親他；如果沒有孩子的聲音，她就會擔心是不是出事了？

因為敦煌當時是找不到保姆的，她請同事的母親幫忙看過半年，每個月給二十塊錢，什麼都不需要做，就把孩子看住就行了。後來，人家說啥也不給看了。

1970年2月，孩子只有送走了，送到了河北老彭的老家他姐姐那兒。

1973年10月，第二個孩子彭曉民在武漢出生。因老二送河北寄養，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漢，由老彭親自照顧。

後來，老二還在上海樊錦詩的姐姐那兒寄養過一陣子。1984年，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從上海接到武漢，從此他一個人帶了兩個孩子。

「我覺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憐。」

「這一年，我與老彭的分居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

因為雙方單位都不同意調動，此事又拖了兩年。最終在老彭的理解下，他放棄了他創建的事業，來到敦煌，他們一家才得以團聚。

那是1986年。大兒子已讀高中，二兒子也已經小學畢業。

在與老彭分居的19年裡，樊錦詩坦言：

「我常說自己幾次想離開敦煌都沒有離成，敦煌是我的宿命。」

在時代和命運的激流中，她也曾感到自己就像一個漂泊無依的流浪者，從繁華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

「我應該成為一個好妻子，一個好母親，我應該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應該有權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頓團圓的晚飯。沒有我這個家就是不完整的，孩子們的成長缺失了母親。

但是，在一個人最艱難的抉擇中，操縱著他的往往是隱秘的內在信念和力量。」

她說，我離不開敦煌，敦煌也需要我。

「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

「我已經習慣了和敦煌當地人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進洞調查、記錄、研究。

我習慣了每天進洞窟，習慣了洞窟裡的黑暗，並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縷朝陽，然後看見壁畫上菩薩的臉色微紅，泛出微笑。

我習慣了看著洞窟前的白楊樹在春天長出第一片葉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

這就是最真實的生活！」

有一段時間，她特別喜歡在黃昏時分去爬三危山。三危山正好面對鳴沙山崖體上的石窟，在那裡可以望見整個莫高窟。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樣錯落地分布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雙眼睛，每一雙眼睛裡都充滿了滄桑和神秘。

在莫高窟這樣的自然環境裡，她常常會想到李商隱的一句詩：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人其實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們都只是過客。」樊錦詩說。

」我們從來不會說『我愛你』，我們就是把最好的東西給對方「

「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這是樊錦詩和老彭的愛情。

兩人是大學同班同學，老彭是班上的生活委員。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白頭髮就很多，樊錦詩一直叫他老彭。

1967年1月15日，他們結婚了。

結婚以後，兩人經常通信。

「我感覺他對我非常關心和體貼，是個可靠、有情的丈夫。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無話不說，我們不在一起的時候也會經常交流，但我們說的都不是家庭瑣事，主要談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經歷了「文革」，父親含冤而死，母親病倒，大弟的工作因父親的原因不能落實……樊錦詩來往於敦煌、上海、武漢之間，身心俱疲，甚至差點流產。

那時候，樊錦詩最強烈的念頭就是離開敦煌，到武漢去。「我覺得只有到武漢，到老彭身邊才能感到安全。」可是在動蕩時期，是無法解決分居問題的。

不禁會問：為什麼兩個人經過風風雨雨，還能夠不離不棄？

老人這麼說：

「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們就是那個時代的人。我們是同學，互相理解。我們從來不會說『我愛你』，我們就是把最好的東西給對方。老彭知道我喜歡他，他也從來不給我說狠話，也不願意拋棄我這個人。」

這是那個時代的愛情。

老彭自己帶孩子的那些年，自己要教學、辦專業、出差，還要照顧孩子的生活。每次出差，他就只能把孩子交給同事照顧。這次交給這一位，下次又交給另一位。

著時間的推移，「十年動亂」結束，到了解決分居問題的時候了。

但是，甘肅和武漢大學兩方面的組織都堅決不放人，希望對方讓步，雙方爭持了很長時間。

可貴的是：

「即便在為調動的漫長拉鋸階段，我們倆都從沒有為此紅過臉。」

1986年，老彭最後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

老彭說：「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

樊錦詩回憶說：

其實，如果老彭堅持不鬆口，我最後肯定只能妥協了。但他知道我心裡離不開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願意離開武漢大學。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還沒提出來的時候，自己提出調來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時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嚴，也許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放棄家庭，甚至離婚，我沒有那麼偉大。但是他沒有，他知道我離不開敦煌，他做了讓步，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後來的樊錦詩。

等到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1986年了。

樊錦詩跟很多人都說過一句話，她說：

「我們家的先生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會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最終散了。但是他為我做了讓步，放棄了自己熱愛的事業，也放棄了自己親手創立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

所幸，調到敦煌以後，彭金章把研究方向從商周考古轉到了石窟考古，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績。

這讓樊錦詩內心感到安慰一些。

「我說就我跟老彭，對方一下不說話了」

2017年，老彭走了。

樊錦詩總想著，等她退休了，兩個人多出去看些地方。可是還沒去幾個地方，老彭卻走了。

她說，老彭這輩子不容易。小時候家裡窮，由大哥大嫂養大。結了婚以後，家也不像個家。

「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顧我，家務事是他幫我在做。」

讓樊錦詩欣慰的是，從2008年到最後走的近十年時間，老彭過得還是很愉快的。她告訴孩子們，他喜歡的衣服、鞋子，都從上海買。

可樊錦詩從來不要老彭給她買東西，「他買的東西我看不上。但他的衣服大多是我買的，內衣、襯衫、外套、西裝和皮鞋，只要是我買的他就喜歡。」

2017年，老彭第二次生病。

老彭對大哥非常尊重。樊錦詩代老彭給大哥大嫂寫了封信。信中寫道：

「長兄如父，長嫂如母，這輩子感謝你們對他的培養，做出了貢獻，都不會忘記是大哥大嫂的教誨。老彭得了這個病，希望你們不要難過……」

最後將近一個月，樊錦詩和兩個兒子還有一個小夥子，四個人輪流值班照顧老彭。

「他從來不想麻煩別人，因為夜裡難受來回折騰，第二天我還聽到他給老大道歉，他說：『昨天晚上對不起。』我說：『你說這個是多餘的話，他是你兒子呀，護理你是應該的。』但是，老彭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有一天，我輕輕摸摸他的額頭，他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抬起身子，把我摟過來吻了一下。

他走的那一天早上，醫院五六點鐘就來了電話，說老彭心率、血壓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醫院趕。

我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經昏迷了，我就大聲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淚了。聽人說彌留之際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我想他應該是聽到了。」

一個月後，樊錦詩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樣子，只是她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點餅乾、雞蛋、燕麥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飯，一個人打一次飯就夠中午、晚上兩頓，晚上有時候也熬點小米粥、煮點掛麵，就像他在的時候一樣。」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還在，他沒走。有一次別人給我打電話，問你現在跟誰過啊，我說就我跟老彭，對方一下不說話了。

」我為敦煌盡力了！「

1984年1月3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敦煌的女兒》的文章。寫的是樊錦詩。

一再拒絕採訪未果，她就向記者提出條件，「希望不要按他們的什麼『需要』來塑造我這個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萬不要把我寫成『金剛力士』。」

她說：

現在大家都知道樊錦詩，其實樊錦詩沒什麼了不起，我樊錦詩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

人們表揚我，我知道自己也就這麼點能耐，我不會忘乎所以的。我就是這麼個人，也就是這麼個心態。我不是什麼都好得不得了，也有短板，也有缺點，表揚或不表揚，該做的事還要做。

有人曾問她，人生的幸福在哪裡？

她這麼說的：

「我覺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裡。一個人找到了自己活著的理由，有意義地活著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愛好行為來源的那個根本性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可以讓他面對所有困難，讓他最終可以坦然地面對時間，面對生活，面對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離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靈的召喚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那個自我。」

「我為敦煌盡力了！」對樊錦詩而言，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直到現在，她每年過年都願意在敦煌，因為只有在敦煌才覺得有回家的感覺。

「每次出門，我都想著要輕點關門，老彭身體不好，別影響他休息。

我把一張他特別喜歡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邊。」

祝福樊先生健康長壽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