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不久前，一份安徽宿松縣人民醫院《關於兒科全體醫護人員要求轉崗的報告》引發網友熱議，並上了熱搜。這份11人籤名的報告稱，「兒科醫務人員本月績效比在醫院有編制而整年不上班的人員都低，怎麼養家餬口？」報告顯示，該院兒科醫生7月份績效1.0係數為498元，遠低於行政後勤1.0係數2600元，甚至低了數倍。報告最後表示：「我們受不了多次侮辱，再次強烈要求轉崗，願領導批准。」
此份要求「轉崗」的報告，說明兒科醫生積怨已久，但有了維權意識，敢於向院方表達不同意見了。輿論之熱很快引來了院方的回應，宿松縣人民醫院在其官網發布了《情況說明》，表示正在積極妥善處理。處理方案有三條：一是迅速調整兒科績效發放標準，今年7月35名兒科醫護人員績效按醫院平均水平發放；二是妥善做好職工思想工作；三是修訂完善績效考核方案。
從院方回應看，這只是一份「頭痛醫頭」的解決方案。當然，這也不能怪宿松縣人民醫院，現在各醫院都流行「計件」績效，以盈利論高低，多做一臺手術、多開一份藥就多拿一份獎勵，兒科醫生無論是檢查、用藥、手術，盈利項目數量都少，績效獎少也就成了必然。只要以「績效管理」的思路不變，此問題終究無解。
這些年關於「兒科醫生荒」、兒科門診爆滿、兒科急診停診限診的報導不斷，此次「轉崗事件」，不過是兒科行業困境的一次小爆發。2016年，原國家衛計委等六部委就印發了《關於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發展的意見》，並出臺一系列政策試圖改變這一狀況。意見中明確提到：「兒科醫務人員收入不低於本單位同級別醫務人員收入平均水平」，四川省甚至提出兒科醫生收入為本單位醫務人員平均薪酬的1.2-1.5倍。但從近年一些報導看，有些地方兒科醫生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這次「轉崗」事件反映出，兒科醫生隊伍的不穩定，仍是不少地方醫療系統的短板。中國兒科醫生缺口之大自不必說，流失率也高，前幾年中華醫學會兒科分會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兒科醫生流失率達到11%，基層更高達32%。其中，收入低是一個主因。北京八一兒童醫院院長近日也對媒體表示：「兒科醫生的收入常常還不到其他科醫生的十分之一，這其中有很多原因。就拿口服藥來說，成人一天需要吃4-6片，而有的藥沒有兒童劑型，是把成人藥片掰開，一個孩子一天可能只吃成人劑量的幾分之一。因此，按經濟收入核算，傳統的兒科效益都不好。」
兒科與其他醫科有所不同，孩子一旦生病，有起病急、病情變化快等特徵。有調查顯示，七成的兒科醫護人員日均工作9小時以上，兒科醫師日均承擔門診人次數是其他執業醫師的2.4倍，年均承擔的出院人次是其他執業醫師的2.6倍。兒科常被醫生自稱為「啞科」，因孩子很難清楚表達病情，所以醫生的工作量大，承擔的風險自然也大。加上家長大多愛子心切，期望值高，一旦未能完全治癒，極易出現醫患糾紛。如果一個行業的工資水平與其職業風險不成正比，要求轉崗、轉職的人才勢必會增多。政府雖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確保兒科醫生的待遇，但這些政策何時能在基層落地，成了不少兒科醫生隱藏的心病。
只有當兒科醫生的收入待遇，和付出的勞動與壓力相匹配時，這個行業才能真正留住人。這就需要醫療管理部門主動建立一種分配機制，讓兒科醫生勞有所獲，真正落實「不低於平均水平」的政府承諾，可將此作為考核醫院的重要指標。各級政府也需加大對兒科的補貼，比如發放兒科特殊崗位津貼等。一些地方政府可將兒科列入急需人才引進，從政策上吸引學生報考兒科專業。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改變畸形的醫療市場化機制。不能讓醫療體制，成為摧毀醫生職業道德感和尊嚴感的武器。公立醫院既然是保障民眾醫療需求的福利機構，就不應當把追逐利益作為醫生行醫的動力。統計顯示，2019年中國衛生總費用超過6.5萬億，佔GDP的6.6%，比以往有了些提高，但比起全世界9.9%的平均水平還是很低；這6.5萬億多的支出中，社會衛生支出佔44.9%，個人衛生支出佔28.4%，而政府支出佔比只有26.7%，佔GDP的1.76%，遠低於歐美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從這些數據，我們能明白醫生的不易，很多醫院為養活自己，不得不增加醫務人員的工作量及各種利益驅動，只為讓醫院從病人身上賺取利潤，好將運營成本轉嫁給患者。醫生因工作量過大不堪重負，患者因看病難、就醫貴怨聲載道，像兒科這樣不易賺取利潤的科室，自然在現行機制下會倍感「侮辱」。
只有政府財政真正增加了對醫療的投入，醫院才能逐漸回歸公益屬性，擔負起保障公民健康的使命。如果醫療服務的主要收入仍來源於醫療收入和藥品收入，那麼醫生的收入必然會和藥品回扣、提成等發生關係，醫生難免會成為醫院謀取利益的工具。那麼，要真正改變兒科醫生的困境，仍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