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是著名作家徐則臣潛心四年創作完成的長篇新作。本書闊大開展，氣韻沉雄，以歷史與現實兩條結構線索，講述了發生在京杭大運河之上幾個家族之間的百年「秘史」。「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脈、精神之北。一條大河的故事，也是民族與文化的故事。
開篇《2014，摘自考古報告》中，從運河舊址發掘出來的一封寫於1900年7月的義大利語信件，是《北上》敘事的起點。借一封私信，作者將幾段發生在不同時空的、依託大運河而生的孤立的人生與故事，妥帖巧妙地拼接到了一處。藉助這由虛入實的路徑，人們可以經歷與親見「一條大河自錢塘開始洶湧，逆流而動，上行、下行，又上行、下行，如此反覆，歲月浩蕩，大水湯湯，終於貫穿了一個『古老的帝國』的恢宏歷史」。
公元1901年，歲次辛丑。此前三年的戊戌變法餘波猶在，此前一年，義和團運動爆發，隨後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中國慘敗屈辱收場。變法與革命之爭勢同水火，朝局與民意愈發不可調和，古老中國的生命底部暗潮洶湧，民力不支的運河也終於在風雨飄搖中邁進殘年……此時，義大利旅行冒險家保羅·迪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義來到了中國。這位義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輩馬可·波羅，對遙遠的東方抱有熱切的期望，對中國及運河有著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羅」。小波羅對運河的渴望，一方面來自於這一內在性的熱情衝動，另外一方面卻又帶有非常具體的目的——尋訪因參加戰爭而失散的弟弟——費德爾·迪馬克。義大利兄弟二人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也成為了本書歷史部分的兩條主線。
本書的另一位主人公謝平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供職於搖搖欲墜的帝國水利部門，接受過一點西式的教育，有著改革社會的抱負，但同時又在「時不我與」的喟嘆中蹉跎歲月，宛如龔自珍的一個蛻化版，在微弱的意義上象徵著古老中國文人最後的生命氣質。謝平遙作為翻譯陪同小波羅北上，並先後召集起謙卑精明的挑夫兼川菜廚子邵常來，彪悍尚武的義和團拳民孫過程，知書達理、心比天高的年輕船夫周義彥等中國社會的多種底層人士一路相隨。他們從杭州、無錫出發，沿大運河由北往南，經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到濟寧、天津，一路前往北京。
在初見小波羅的謝平遙眼中，這個義大利人既熱愛中國的文明與風物，又有著「歐洲人的傲慢和優越感」。而在小波羅帶著馬可·波羅式的浪漫中國想像中，他對運河、對中國筆墨方式、對中國大地上的一切都充滿好奇，他給中國人拍照、與船夫聊天、和中國官員接觸，在和中國人的朝夕相處中，深切地感受著一個「老菸袋味」一般的古老中國。從搖晃的運河行船到運河兩岸，經歷與見識煙花柳巷、船閘人家、兵馬劫匪、縴夫官員，遭遇了人生所能遭遇的一切，將一個想像的馬可·波羅的中國，轉化為身體力行、耳聞目見、鮮活生動的現實中國。這一路，既是謝平遙與小波羅的學術考察之旅，也是他們對於知識分子身份和命運的反思之旅，同時，更是他們的尋根之旅。
在北上之行中，小波羅曾經一度被以「大鬍子」為首領的義和團民抓獲，差點成為「大鬍子」死於八國聯軍之手的愛子的祭品。在這生死攸關之際，孫過程的大哥——在戰爭中不幸失去了一條胳膊的孫過路拼死相救，小波羅才僥倖逃得性命。最終，天真爛漫的義大利人小波羅也未能找到自己的弟弟。因義和團民的一次劫船行動，小波羅不幸被刺傷並因醫治延誤，死在了通州運河的一艘船上。北上之前，大運河對於小波羅來說只是古老中國的一大壯舉，是少年偶像曾經見過的奇觀，直到旅程的後半段，小波羅臥在床上，與之同眠同息，聽到船外縴夫的號子、河上陣陣的濤聲，才體悟到大運河渾厚的生命力，感受到古老的運河裡容納的萬千聲音與萬千生命，也終於明白了它對於古老中國的意義。臨死之前，他悲傷地說，「京杭運河究竟有多偉大，你在威尼斯是永遠想像不出來的。」一個月後，公元1901年七月二日，光緒帝頒廢漕令。運河的實質性衰落由此開始……
而小波羅已經失聯的弟弟費德爾·迪馬克，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此時已經有了一個更中國化的名字——馬福德。他之所以不惜千裡迢迢地從義大利跑到中國，正是為了能夠像馬可·波羅那樣認真地考察並觀賞包括大運河在內的中國的錦繡河山。然而，對中國與中國文化滿心嚮往的馬福德，無論如何都想像不到，到頭來，自己竟然成為了所謂八國聯軍中義大利軍隊的一員，以這樣一種形式成為中國的敵人。作為侵略的一方，馬福德直接參與了戰爭與掠奪，見到餓殍遍野、浮屍萬千，內心受到極大震顫，於是借著受傷逃離戰場。並在此後與心心念念的中國姑娘秦如玉走到一起，兩人隱姓埋名，住在通州運河畔，過起了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春種、秋收、擺渡、拉縴。馬福德幾乎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可是，動蕩之期，沒有人逃得過戰爭的陰霾，當馬福德兒孫滿堂，日軍侵華戰爭再一次將所有人卷進新的亂世漩渦，這一次，他們無處可逃，妻子秦如玉死於日本軍犬之口，馬福德的生活驟然崩塌，在安葬妻子之後，他獨闖日寇軍營……
一百多年後，中國各界重新展開了對於運河功能與價值的文化討論，並在積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沿著時間和歷史流淌，一百多年前的同船者、遭遇者，也繁衍出了各自的後代，即謝望和、邵秉義、邵星池、孫宴臨、馬思藝、胡念之、周海闊等眾多後輩。即使過去了一個世紀，無論身處何地、何種身份，與大運河結下不解之緣都是這些後人們共同的宿命。當年義大利兄弟二人留下的義大利語信件、日記、羅盤、柯達相機等，也因考古發現與大運河「申遺」的時代契機再度匯聚，成為了一條河流的歷史見證。
得到義大利羅盤的邵常來的後人邵秉義、邵星池成為資深跑船人，見證了大運河及航運業的輝煌與落寞，直到新世紀來臨後事業中落，才不得不考慮上岸。邵秉義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堅持讓兒子邵星池在河上舉辦的婚禮被一個姑娘拍攝下來，變成極其珍貴的研究資料。這位姑娘便是得到了小波羅柯達相機1900款的孫過程的後人孫宴臨，她如今是一位為運河留影的攝影藝術者，風格酷似郎靜山。此時，定居北京的謝家後人謝望和正為紀錄片《大河譚》項目一籌莫展，無意間發現了孫宴臨拍攝的這組運河照片，為了尋找照片的主人，他一路南下，重回故土，追溯著這條河的歷史、想像前人在這條河邊的生活。當年迷上義大利語的周義彥的後人周海闊則在大運河沿線建起了一家家名為「小博物館」的客棧，裡面陳列著客棧主人精心搜集的老物件，平常卻珍貴，它們從容地記錄著歷史，沉默地銘刻先輩的生活，勾勒出一個時代的盛衰。馬福德的後代馬思藝之子胡念之則成為了一名考古學家，正是他的運河考古發掘，促成了後輩們最終的相聚。
以謝望和為故事核心，隨著《大河譚》項目的逐步推進，後輩血液中運河的因子被逐漸喚醒，他們開始以各自的方式進入歷史的秘境：邵星池堅持贖回的家族羅盤、孫宴臨的攝影作品和對運河的研究、周海闊對運河沿岸生活物件的收集、胡念之對文物的現場發掘……後輩們有意識地開始尋找他們生長的根，在各自的命運中，演化出了與河流結緣、行走生活的一段現代故事。運河作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如孫宴臨所說：「只有我們這樣每天睜開眼就看見河流的人，才會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頭和終點。」邵秉義則說：「除了跑船我不會別的，現學也來不及了，離開這條長河，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所以我就想，人的命其實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別處。我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這條河上。」在他看來，老祖宗就在天上、水上、這一千多公裡長的大運河上看著自己。當他們陰差陽錯重新相聚時，各個運河人之間原來孤立的故事片段，不同家族的歷史碎片終於被拼接在一起，成了一部完整的敘事長卷。
在故事的結尾，2014年6月22日，卡達首都多哈，大運河申遺成功。謝望和說：「一條河活起來，一段歷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們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如果這一天的確堪稱千古運河之大喜，那也當是所有運河之子的節日。」《北上》以專注、緩慢的敘事耐心與它的人物一道溯流而上、順流而下，行經一個多世紀的中國，「北上」與「南下」的敘事對接串聯起幾代中國人的故事，當下與歷史的視線交匯，當運河被喚醒的同時，百年的家國史、個人史也被一併喚醒了……
------------------------------------------------創作談:一條河流的歷史，也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徐則臣
我的長篇小說《北上》，寫的是京杭大運河。
如果把這條河僅僅理解為舟楫之利，就是來來回回運運糧食和蔬菜，那就錯了。中國有五大水系，從南到北依次是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這五條大水都是東西走向，把中國的版圖分割成了六塊，這種分割導致各部分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物產、氣候等都有巨大的差異。水的力量人類永遠不能低估。中國有個成語，南橘北枳，說的是淮河以南產的橘子，到了淮河以北就變成了枳，一河之隔，水土不服，就變成了另外一個東西。河這邊的方言到了對岸，那邊的人可能就聽不懂。這個時候，又有一條大河，它從南到北把東西走向的五大水系貫穿在一起，就像人的大動脈從頭到腳把身體裡的各個血管支流聯通起來一樣，這條河，就是京杭大運河。
的確，京杭大運河自元朝開始，就不僅僅是一條南北走兵運糧之河，它還是政治經濟文化物候等諸方面交流融會的最重要的通道。
文化之「富」，也需要交通便利。列一個數據：有清一代，260年間一共出了114位狀元，蘇州一地有26位，佔了近四分之一。為什麼蘇州文脈如此發達，源遠流長？因為京杭運河經行蘇州，這裡是交通要道。
中國古典文學中有4部著名的長篇小說：《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沒有京杭大運河，可能這四大名著都不一定有問世的機會。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當年康熙皇帝的紅人，每次康熙皇帝沿運河下江南，曹寅都負責接待。運河邊的經歷肯定也影響到了後來的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林黛玉進北京，就是坐船走的運河。《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生長在淮安河下古鎮，該鎮是京杭大運河沿線的重鎮，曾是清朝特派鹽運使駐地。從吳承恩故鄉沿裏運河南下，很快就到了《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的老家，江蘇興化。只有對水邊生活極為熟悉的人，才可能把水泊梁山的聚義生活寫得如此地道，而小說中的梁山，也地處運河邊上。《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據說是施耐庵的弟子。老師生活在運河邊上，弟子料想也不會跟運河絕無瓜葛。
由此，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一條大河，不惟繁忙地轉運了糧草，也不僅是政治權威貫徹的通道，還是一條融會文化乃至催生新的文化與文明的要道。如此評價這條河依然不夠，因為深究下去，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內陸文化的形成，都可以在這條浩蕩的大水中部分地找到源頭。有學者認為：中國文明的講述，說到底就是講清楚兩件事，一個是橫著的長城，一個是豎著的大運河，兩件事弄妥了，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就都明白了。以我對這條河的理解，此言非虛也。這也正是我決定以《北上》寫這條大河的理由之一。
但我是個小說家，不管你的書寫和探討的對象如何高深、偉大，你都要以小說的方式去呈現。小說靠什麼？人物，故事，細節，結構，語言，如同一座宏偉的建築，你必須從一塊磚、一片瓦開始，沉著篤定地一點點壘起。所以，我虛構了一個義大利人，他在1901年春天的某一天，沿著京杭大運河北上，去尋找他的入侵中國的弟弟，另一個義大利人。他在北上的途中與隨行幾個中國人，翻譯、保鏢、腳夫、水手，建立了生死與共的關係。在抵達大河盡頭時，他不幸離開了這個世界，但那些中國人，那個潛藏在中國的弟弟，他們以及他們的後人，從此與這條河結下不解之緣。1901年，作為漕運的大運河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2014年，那些與大運河懷有不解之緣的後人們，在這條大河邊再次相聚。於是，湯湯大水成了一面鏡子，映鑑出一百多年來中國曲折複雜的歷史，和幾代人深重糾結的命運。一條河流的歷史，是幾代人的歷史，也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只是，這一種家國歷史是以個人的、隱秘的、日常的、細節的方式呈現出來。
小說還需要什麼？激情與愛。我從小生活在水邊，在這條大河邊也曾生活過多年，這條綿延近兩千公裡的長河成為我認識和想像這個世界的最重要的方法和尺度。它是我生活的沉默的背景，寫《北上》，我要做的就是讓沉默者開始言說，把多少年來我聽懂的這條河的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講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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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則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