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佛學院的「活字典」為了弘揚佛道,太虛大師於1922年在武昌創建佛學院。法尊的同學法舫已先入院,法舫寄該院章程等至寶華山,告訴法尊說那裡一天有六個鐘頭講經,還有兩三個鐘頭的自習。法尊甚為欣喜，就像小孩子要過新年的樣子,歡喜得不知道怎樣才好。當時就抱定了一個必去的宗旨,可是沒有人介紹,又沒有人做保證,怎樣才能夠去呢?他於是給大勇法師寫信求推薦。很快大勇法由日本回信,很慈悲地給法尊做介紹人和保證人,向太虛大師保舉他到武昌佛學院學習。法尊便與寶華山的師父們作了別禮,順風向西到了武昌,拜見了太虛大,加入佛學院。
武昌佛學院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所以革新振興中國教為標的、培養精通佛學、旁通近現代思想學說僧才的學校。武昌佛學院的創立,在當時的佛教界獨樹一幟,使人耳目一新,不久即蠻聲海內。武昌佛學院創始人太虛大師生於1890年,俗姓呂，名淦森,法名心,別號悲華,浙江崇德(今浙江桐鄉)人。於蘇州平望小九華寺出家,同年,依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受具足戒,又於南京金陵經處精舍從暢仁山學佛經1911年在廣州組織教育會,住持白雲山雙溪寺。時值黃花崗之役,因作詩憑弔,不容於清廷,遂離粵返滬。1912年與楊仁山等創設中國佛教協進會,被推為會刊《佛教月報》總編輯。撰文宣傳「佛教復興運動」,建立新的僧團制度。在上海與章太炎等組織覺社,出版《覺社叢刊》,後改為《海潮音》月刊。太虛大師學識淵博,氣襟恢宏,在佛教界、思想界鮮有比肩之人。太虛大師,著作等身,開創了最具生命力的的佛教思潮。在寂靜的蘭若處,深入經藏,禪定甚深,靈光獨耀;對著陳腐的佛教積弊,痛心疾首,力排眾議,堅持改革;在歐美的講堂上,慷慨激昂,汪洋恣肆,暢佛本懷。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太虛大師趕往南京,覲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受到孫中山先生褒勉。他向總統秘書面陳佛教改革的構想,提出了舉辦新式僧教育培植僧才的建議。他提出「教理、教制、教產」要進行三大革命。反對傳統的重「鬼」重「死」的「死人佛教」,改為重「人」重「生」的「活人佛教」,即以與生活相結合的「人間佛教」,社會各界為之矚目。後來,北洋民國政府總統徐世昌手書「南屏正覺」匾額贈與太虛,段祺瑞也派人與之接觸。在多方信士的要求下,太虛大師決定在式昌創建佛學院。大虛大師先在通湘門內找到一較為適用的空宅。這幢房子原為清朝末年川漢鐵路總辦大鉤所有,他是後來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的黎元洪的族叔。建造這座房子的時候,時任軍協的黎元洪曾來自位督工程,因此房屋建造得極為美觀,因,大門高謝堂皇,屋中更有林沼花圃,四周尚有大片空地,便於學校擴大規模。武昌學院事長梁啓超正式發出《恭請太虛大師榮任武昌佛學院院長書》,向武漢市教育局註冊,並中央教育部備案,成為一所完全用現代方式進行教育的佛教高等學府。一改過去傳統的師徒衣體相傳的舊習。很多有為青年投棄大虛門下,同時接受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一切從現實出發，成佛就在人生的日常道德行為中,由當下做起,完善人格僧格。人同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改善世界的佛數。佛在人間、佛法在人間在人間,正是大虛大師以及武昌佛學院共同的佛教理念。在《佛學院章程》的前三章,太虛大師解地標出了武佛學院的特色:它不是一般學習佛學知識的佛學院,也不是專為培育經論師的僧學堂,而是造就「行解相應」,立右「弘法利世」的革新教人才。學僧畢業後,要以改造寺院為現代化的僧團,以弘法濟世為目標;白衣學員畢業後,要以組織正信社團,推展人生佛教為己任。1922年8月中旬，各省投考學生陸續到院,經過人學考試,錄取60名。太虛大師在《佛學院第一期的經過》一文中寫到:「……僧學員有漱芳法,能守法師，默安法師、會覺法師、觀空法師、嚴定法、法尊法師、法舫法師、量源法師等,在家白衣有程聖功,陳善勝(後來出家名淨嚴法師）,張宗載、寧達蘊等……」1922年9月1日,武昌佛學院舉行開學典禮。大虛院長、梁啓超董事長參會,武漢地方長官及佛學院事等濟濟一堂,湖北督軍蕭耀南也到場致詞。一時間,盛況空前,武漢地區的佛教活動,也由此趨於鼎盛。法尊法師在佛學院如魚得水,天天詠唱大虛大師做詞、弘一法師作曲的《三寶歌》：人天長夜,宇宙黮黯，誰啟以光明?三界火宅,眾苦煎迫,誰濟以安寧?大悲大智大雄力。南無佛陀耶!昭朗萬有,衽席群生,功德莫能名。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年,獻身命,信受勤奉行!二諦總持,三學增上,灰灰法界身；淨德既圓,染患斯寂，蕩蕩涅槃城!眾緣性空唯識現,南無達摩耶！理無不彰，蔽無不解,煥乎其大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封行！依淨律儀,成妙和合，靈山遺芳形;修行證果,弘法利世,焰續佛燈明,三乘聖賢何濟濟!南無僧伽耶！統理大眾,一切無礙,住持正法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處皈依,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三寶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首現代梵唄,同時也是對古代梵唄的一次時代革新。法尊進入西藏後,還把這首翻譯成藏文傳唱。按照教學計劃,第一學期主要講授佛學常識,以培養學生對佛法的基本信仰,主要課程有:釋空講授《楞嚴經》,太虛講世親《發菩提心論》、《瑜伽真實義品》《大乘起信論》:史一如講授小乘佛學。歷史學由太虛講《佛教各宗派源流》，史一如講《印度佛教史》,哲學方面，史一如講《印度六派哲學》:國文則有杜漢三等人教授,並開設英文,日文課程。除了課堂學習,法尊還學習了《俱舍頌》、《因明》《佛教史》等一般論述,還有《三論》《解深密經》《文殊般若》及《成唯識論》等要典,又聽了《密宗綱要》等,對於大小密有了一個輪廓認識。為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武昌佛學院不但開設歷史學、哲學、宗教學等課程,還在世俗學術方面,開設了倫理學、心理學、生物學、天文地理等,而語言方面也有英、日、,藏文等,所涉及的領域更全面,也更合理。由此法尊自身文化素質有了新的飛躍和提高,奠定了法尊紮實的文化基礎和佛學基礎,法尊記憶力、理解力強,有的同學忘記了佛學專門術語或法數,或有不解的意義,懈於查字典思考,便怎法尊,他名詞答得正確,意義答得令人滿意,有「活字典」和「小法師」的美稱。
這年初。北京青年張宗載、寧達蘊等來武昌佛學院求學,他們曾是「五四運動」骨幹,在漢口佛教會內作青年工作,編《佛化新青年》雜誌,開展佛化新青年運動。提出了「和尚下山」、「服務社會」的口號,積極推行太虛大師提倡的新佛教,成為太虛佛教改革運動中極為激進的一翼。他們的到來,對法尊的維新思想影響很大。1924年4月26日,大虛大師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在北京法源寺會面。正值春深夏漸,素以丁香花聞名的千年古寺內，賓主飲茶賞花，交流氣氛頗為輕鬆融洽。5月下旬,武昌佛學院第一任董事長梁啓超在武院接見泰戈爾,並與之暢談佛法,徐志摩與林徽因全程同並作翻譯。此次會晤,大虛大師專門以詩記之,更撰文《希望老詩人的泰戈爾變為佛化的新青年》，以資期待與紀念。新青年、新文化,科學、民主,文化泰鬥……全方位的佛學文化世界,開闊了法尊的視野,潛移默化地染著,影響著他的一生。人們把武昌學院看成佛教的「黃埔軍校」新佛教運動的發源地。近現代一些著名的佛教人物,如法尊、法舫、大醒、印順、茗山、會覺、默庵、觀空,芝峰、淨嚴都是第一期學員。民國十二年底(1923年)、大勇法師自日本學習密宗歸國,他本來想閉關專修幾年,不料一到上海,就被居士勸請,先在上海開壇傳法,繼到杭州設談灌頂,追隨者多至百人。政界官員、社會名流多向他皈依。這時,武漢的佛教人士亦請他到武漢傳法,民國十三年(1924年)元月，大勇到了武漢,佛教界人士開會歡迎,繼之在武昌佛學院內開壇傳法,入壇法者237人。法尊一有時間就去給大勇法師侍者,順便學了十八道和一尊供養,初曉密宗的味道,但法尊認為,只有有過佛教教理基礎的人研究密宗,才能了解其中的真實道理,若是全無教理根底的人去學密宗,只能夠學到一些加假像觀,或者得到一點昏沉,夾雜著魔業或鬼狐神通。法尊自覺根基很弱,所以對於密法很淺薄。他認為,學佛法是要學到究竟,行得穩當,既不想討巧偷乖，又不想超次越等,更不想說大妄語自欺欺他和自害害他，樣樣皆以老實心自居,老實話告人,既不騙人,又不想他人的利養恭敬。所以對一般朋友，總是誠實相告,不刻意護惜。有朋友說他對密宗害了冷血病,他也冷笑一聲罷了。然面世俗的急功近利,並沒有因為法尊的冷靜和堅持,澆滅人們對密宗的痴迷。繼大勇之後，持松也回到了武漢，他是湖北人，較大勇更得信眾歡迎，一到武漢即出任武昌洪山寶通寺住持，在寺中講經、傳戒、灌頂。一時之間，學密的風氣風靡武漢三鎮，甚至於原來支持太虛大師創辦佛學院的人，也轉而支持大勇和持松的密教，其中就包括湯薌銘、胡瑞霖等，使太虛大師改革佛教的根本道場——武昌佛學院，也因而受到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