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命名者，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
早年求學於復旦公學和北京大學，是蔡元培的學生 。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 。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唯一的印刷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 。
1928年8月，出任國立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羅家倫繼往開來，銳意改革，對校務有精詳、長遠規劃，推動清華大學改歸教育部管理；裁汰冗員，增聘教授；調整學系，招收女生，結束舊制留美預備部，停辦國學研究院，創設與各學系相關聯的「科學研究所」；興建生物館和學生宿舍，提高本國教師的地位和待遇等，為清華大學後來的發展創造了條件。1930年5月，羅家倫辭去清華大學職務，後歷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教育長，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等職。南京大學的校訓「誠、樸、雄、偉」，就是由羅家倫所提出的。
要建立新人生觀，除了養成道德的勇氣而外，還要能負起知識的責任（Inti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本來責任是人人都有的，無論是耕田的、做工的、從軍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責任。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出「知識的責任」來講？知識是人類最高智慧發展的結晶，是人類經驗中最可珍貴的寶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備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識機會的人，都可說是得天獨厚，享受人間特惠的人，所以都應該負一種特殊的責任。而且知識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揮物質生活的原動力，是我們一切行為的最高標準。倘使有知識的人不能負起他特殊的責任，那他的知識就是無用的，不但無用，並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識是人間的罪惡，因為這是阻礙或停滯人類文化的發達和進步。所以知識的責任問題，值得我們加以嚴重的注意。我們忝屬於所謂知識分子，尤其覺得這是一個切身問題。
所謂知識的責任，包含三層意義：
第一是要有負責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夢想，而是搜集各種事實的根據，加以嚴格邏輯的審核，而後構成的一種有周密系統的精神結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稱為成熟的思想，強不知以為知，更不能稱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須要經過邏輯的陶熔，科學的鍛鍊。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斷的勞苦工作者。「焚膏油而繼晷，恆兀兀以窮年。」他的求知的活動，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偉大成熟的思想，以領導一世的思想。
思想家都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們為求真理而蒙受的犧牲，決不亞於在戰場上鏖戰的犧牲。拿科學的實驗來說，譬如在實驗室裡試驗炸藥的人，被炸傷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調查地質、生物、人種的人，或遇天災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盜匪蠻族殺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們從這種艱苦危難之中得來的思想，自然更覺得親切而可以負責。西洋學者發表一篇學術報告或論文，都要自己籤字，這正是負責的表現。
其次是除有負責的思想而外，還要能對負責的思想去負責。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則一旦得到以後，就應該負一種推進和擴充的責任。真理是不應埋沒的，是要發表的。在發表以前，固應首先考慮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發表；但是既已考慮發表以後，苟無新事實、新理論的發現和修正，或是為他人更精闢的學說所折服，那就應當本著大無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銳地推進，更廣大地擴充。我們讀西洋科學史，都知道科學家為真理的推進和擴充而奮鬥犧牲的事跡，真是「史不絕書」。
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先發現地動學說，說太陽是不動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它的周圍運行，他就因此受了教會多少的阻礙。後來布魯諾（Bruno）出來，繼續研究，承認了這個真理，極力傳播，弄到觸犯了教會的大怒，不僅是被捕入獄，而且被「點天燈」而死。伽利略（Galileo）繼起，更加以物理學的證明，去闡揚這種學說，到老年還鐵鎖琅璫，飽受鐵窗的風味。他們雖受盡壓迫和困辱，但始終都堅持原來的信仰，有「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的態度。他們雖因此而犧牲，但是科學上的真理，卻因為他們的犧牲而確定。像這種對於思想負責的精神，才正是推動人類文化的偉大動力。
再進一層說，知識分子既然得天獨厚，受了人間的特惠，就應該對於國家民族社會人群，負起更重大的責任來。世間亦唯有知識分子才有機會去發掘人類文化的寶藏，才有特權去承受過去時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遺產。知識分子是民族最優秀的分子，同時也是國家最幸運的寵兒。如果不比常人負更重更大的責任，如何對得起自己天然的稟賦？如何對得起國家民族的賜予？又如何對得起歷代先哲的偉大遺留？知識分子在中國向稱為「士」。
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身為知識分子，就應該抱一種捨我其誰至死無悔的態度，去擔當領導群倫繼往開來的責任。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知識分子的責任尤為重大。範仲淹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必須有這種抱負，才配做知識分子。他的「胸中十萬甲兵」，也是由此而來的。
提起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很覺痛心。中國社會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負責任，而以行政的部分為尤甚（這當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從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號的；辦稿的時候，引到來文不必照抄，只寫「云云」二字，讓書吏照原文補寫進去。傳說沈葆禎做某省巡撫，發現某縣的來文上，書吏照抄云云二字，不曾將原引來文補入，該縣各級負責人員，也不曾覺察。於是他很幽默地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雲，想該縣所辦之事，不過云云而已。」這是一個笑話，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國官僚政治的精神。
中國老官僚辦公事的秘訣，是不負責任，推諉責任。所以上級官廳對下的公事，是把責任推到下面去；下級官廳對上的公事，是把責任推到上面去。責任是一個皮球，上下交踢。踢來踢去的結果，竟和火線中間，有一段「無人之境」（Nomans land）一樣。這是行政界的通病，難道知識界就沒有互相推諉不負責任的情形嗎？有幾多人挺身而出，本著自己的深信，拿出自己的擔當來說，這是我研究的真理，這是我服務的責任，我不退縮，我不推諉！這種不負責任的病根，診斷起來，由於下列各點：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訓練
他的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外國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種嚴正而有紀律的思想（「Rigorous thinking」）就是一種用邏輯的烈火來鍛鍊過的思想。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得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歷次世界教育會議，對於這個問題，都曾加以討論。有人主張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他也得學高深的數學，不是因為他用得著這些數學，乃是因為這種數學是他思想的訓練。思想是要有紀律的。思想的紀律，決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鍊。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
中國人向來很少人堅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有人說中國人在思想上最為寬大，最能容忍，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這件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談不到什麼寬大和容忍。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哥白尼主張地動說，固且自己深信是對的；就是布魯諾和伽利略研究這個學說認為他是對的以後，也就堅決地相信他、擁護他，至死終不改變。試看西洋科學與宗教戰爭史中，為這學說奮鬥不懈，犧牲生命的人，要有多少。這才是對真理應有的態度。中國人向來相信天圓地方，「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
但是西洋的地動學說一傳到中國，中國人立刻就說也是圓的，馬上接受，從未發生過流血的慘劇。又如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也是經過多少年宗教的反對，從苦鬥中才掙扎出來的。直至1911年，德國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因講進化論而被辭退：甚至到了1921年，美國田納西（Tennesses）州，還有一位中學教員因講進化論而遭訴訟。這雖然可以說是他們守舊勢力的頑固，但是也可表現西洋人對於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輕易的。可是在中國卻不然。
中國人本來相信盤古用金斧頭開天闢地。「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本小說書上都有嗎？但是後來進化論一傳進來，也就立刻說起天演和物競天擇和人類是猴子變來的（其實人類是猴子的「老表」）。人家是經過生物的實驗而後相信的，我們呢？我們只是因為嚴復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文章做得極好，吳摯甫恭維他「駸駸乎周秦諸子矣」一來，於是全國風從了。像這樣容易接受思想，只足以表示我們的不認真、不考慮，哪裡是我們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它丟掉。這正是中國知識界最顯著的病態。現在中國愈是中學生愈是一知半解的人，愈好談主義，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
既沒有思想的訓練，又容易接受外來的思想，其當然的結果，就是思想的混沌。混沌雲者，就是混合不清。況且這種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學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攪在一起，這就是中國思想混合的方式。我不是深閉固拒，不贊成採取他人好的思想，只是採取他人的思想，必須加以自己的鍛鍊，才能構成自己思想的系統。這才真是化合呢！西洋人也有主張調和的，但是調和要融合（Harmony）才對，不然只是遷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遷就的。我常怪中國的思想中，「雜家」最有勢力。如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極端力行的墨，虛寂無為的老，都是各樹一幟，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的。
等到戰國收場的時候，卻有呂氏春秋出現，混合各派，成為一個「雜家」。漢朝斥百家而尊儒孔，實際上卻尚黃老，結果淮南子得勢，混合儒道，又是一個雜家。這種混雜的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取了一個「古今中外派」的名詞，就是形容這種思想混雜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念佛，兒子病了還要請道士「解太歲」。這是何等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喪，一班和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軍樂隊，同時並列，真是蔚為奇觀！這真是中國人思想的縮影！
第四是散漫的思想
這種是片斷的、瑣碎的、無組織的思想。散漫的思想固然由於思想無嚴格的訓練，但是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懶。這思想的方式常靠觸機，只是靈機一來，思想就在這機來的一剎那停止了，不追求下去了。這如何能發生系統的思想，精密的思想？於是成了「萬物皆出於幾，萬物皆入於幾」 的現象。他只是讓他的思想，像電光石火一樣的一陣陣的過去。有時候他的思想未始不聰明，不過他的聰明就止於此，六朝人的雋語，是由此而來的。《世說新語》的代代風行也是為此。中國人的善於「玩字」，沒有其他的理由。因此系統的、精密的專門哲學，在中國很難產生。因此中國文學裡很少有西洋式如彌爾頓的《天國雲亡》，歌德的《浮士德》那般成本的長詩。因此筆記小說為文人學士消閒的無上神品。現在還有人提倡沈三白《浮生六記》和小品文藝，正是這種思想的斜暉落照！不把思想的懶根性去掉，系統的偉大思想是不會產生的。
第五是頹廢的思想
頹廢的思想是思想界的鴉片煙，是民族的催眠術——並且由催眠術而進為催命符。頹廢的思想就是沒有氣力的思想，沒有生力的思想。什麼東西一經過他思想的沙濾缸，都是懶洋洋的。頹廢的思想所發生的影響，就是頹廢的行為。以現在的文藝品來說罷，有許多是供閨秀們消閒的，是供老年人娛晚景的。有錢的人消閒可以，這是一格；但是我們全民族是在沒有飯吃的時候，沒有生存餘地的時候呀！老年人消閒可以，因為他的日子是屈指可算的，但是給青年人讀可為害不淺了。而現在喜歡讀這些刊物的反而是青年人！文人喜歡詩酒怡情，而以李太白為護符。是的，李太白是喜歡喝酒。「李白鬥酒詩百篇」。你酒是喝了，但是像李太白那樣的一百篇詩呢？我們學李太白更不要忘記他是「十五學劍術，遍幹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的人呀！你呢？頹廢的思想不除，民族的生力不能恢復！
第六不能從力行中體會思想
更以思想證諸力行。中國的文人，中國的「士」，是最長於清談的，最長於享受的。在魏晉六朝是「清談」，在以後是蛻化而為「清議」。清談、清議是最不負責任的思想的表現。南宋是清議最盛的時代，所以弄到」議未定而金兵已渡河」。明末也是清議最盛的時代，所以弄到忠臣義士，凡事不能作有計劃的進行，逼得除了一死以外，無以報國。「清議可畏」，真是可畏極了！橫直自己不幹，人家幹總是可以說風涼話了。自己嘆嘆氣，享享樂罷。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老實說，現在我們國內的知識分子，也不免宋明的清議風氣，只是享樂換了一套近代化的方式。我九年前到北平去，看見幾位知識界的朋友們，自己都有精緻的客廳，優美的庭園，蒔著名卉異草，認為不足的時候，還可到北海公園去散散步。
我當時帶笑地說道，現在大家是「花萼夾城通御氣」，恐怕不久要「芙蓉小院入邊愁」。現在回想起來，字字都是傷心之淚。這不僅是北平如此，他處又何獨不然？我們還知道近年來通都大邑有「沙龍」的風氣嗎？「我們太太的沙龍」是見諸時人小說的。很好，有空閒的下午，在精緻的客廳裡，找幾位時髦的女士在一道，談談文藝，談談不負責任的政治。是的，這是法國的風氣，巴黎有不少的沙龍，但是法國當年還靠萊菌河那邊綿延幾百裡的馬奇諾防線呀！哪知道紙醉金迷的結果，銅牆鐵壁的馬奇諾竟全不可靠。色當一役，使堂堂不可一世的頭等強國，重踏拿破崙第三時代的覆轍，夷為奴隸牛馬，這是歷史上何等的悲劇？我不否認享樂是人生應有的一部分，只是要看環境和時代。我們的苦還沒有動頭呢！我們不願意苦，敵人也還是要逼得我們苦的。
「來日大難」，現在就是，何待來日？我們現在都應懺悔。我們且先從堅苦卓絕的力行裡體會我們的思想，同時把我們堅強而有深信的思想，放射到力行裡面去。
以上的話，是我們互責的話，也是我們互勉的話。因為如果我腦筋裡還有一格蘭姆知識的話。我或者也可以忝附於知識分子之列。我所犯的毛病，同樣的也太多了。不過我們要改造民族的思想的話，必定先要自己負起知識的責任來。尤其是在現在，知識分子對於青年的暗示太大了。
我們對於青年現在最不可使他們失望，使他們喪失民族的自信心。我們稍見挫折，便對青年表示無辦法，是最不可以的事。領導青年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試問青年心理的反應何如？我們要告訴他們世界上沒有沒辦法的事，民族斷無絕路，只要我們自己的腦筋不糊塗！知識是要解決問題的。知識不怕困難。知識就是力量。而且這種力量如此之大，凡是物質的力量透不進去的地方，知識的力量可以先透進去。知識的力量透過去之後，物質的力量，就會跟著透過去。全部的人類文化史，可以說明我這句話。我們只要忠誠地負起知識的責任來，什麼困難危險都可以徵服！
顧亭林說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何況知識分子？他又說：「有亡國者，有亡天下者。」他所謂「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換，他所謂「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滅亡。現在我們的問題，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這時候，知識分子如不負起這特別重大的責任來，還有誰負？
我覺得我們知識分子今後在學術方面要有創作、有貢獻；在事業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樹。我們不但要研究真理，並且要對真理負責。我們尤其要先努力把國家民族渡過這難關。不然，我們知識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連我也要咒詛我們知識分子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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