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英語學人乃至一般人文學者人心目中，愛德華·吉本無疑是個歷史學家，但是，對於西方國家英語學人乃至一般人文學者和普通讀者來說，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不僅是影響巨大的史學經典，也是文學精品，事實上常常被當作文學範本來使用。還有一個情況很值得注意。
195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誰？頒給了邱吉爾。但是他並沒有寫過我們所理解的文學作品，瑞典文學院表彰他，並不是因為他寫了通常所謂小說家、詩歌或戲劇，而是因為他寫了《二戰回憶錄》。
所以，我們對literature這個詞的通常理解可能得破一破。Literature這個英文單詞有兩個含義，除了指通常意義上的小說、詩歌、戲劇、散文作品外，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含義，即「文獻」，用文字寫下來的東西。
若簡單譯成「文獻」並非達義，似乎沒法準確翻譯。但這個詞義跟我們通常對literature的理解有明顯的距離，在當今這個項目已成強勢話語的時代，在這個學科分化似乎越來越細的時代，尤其如此。Literature既非純粹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作品，Department of English究竟指啥或幹啥也就成了問題。幾十年前，它常常被譯成「英文系」，似乎能更準確地反映它在西方國家的確切所指，但「英文系」後來幾無例外全都變成了「英語系」，改革開放以來，又幾無例外地被英語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分天下。這裡，翻譯作為一個研究方向，似乎與對外開放的國情有關，英語文學與「英文」的聯繫似乎仍相對緊密，而語言學就很難說了。
但需稍稍留心一下英語國家英語系從業者到底做什麼，我們可能會為彼此間的差異所震驚。在英語國家，一個被稱作「Department of English」的系不僅教授和研究通常所謂英語語言文學，更要做廣義上的英語國家文明或者說英語國家乃至西方文化、歷史、社會、宗教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這裡不妨一打開英語國家英文系網站，抽樣（大體上隨機）看一看幾個英語國家英文系的情況。
一 劍橋大學英文系
Dr Edward Allen 19及20世紀文學（現代主義詩歌及當代詩歌）、抒情詩學、技術歷史（聲音裝置）、物質文化、音樂。
Dr Jamie Baxendine 詩歌與詩學、文學批評及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學與哲學、美學史（詩歌與紀律、詩歌與生產性活動、詩歌與事物的關係）、古 典學接受研究及古典學歷史。
Dr Joanna Bellis 百年戰爭及其在16世紀的反映、歷史與文學的分野、英法政治與文學的關係、語言與語源學理論及其對政治/國家身份建構的影響、中世紀/近代敘事中戰爭與暴力的表述。
Dr Sara Harris 中世紀多語現象、歷史及法律描寫、中世紀地方/國家/宗教身份、起源神話、系譜學、傳奇、喬叟作品接受研究。
Dr Sarah Howe 16-17世紀英語文學、詞語與意象、詩歌與繪畫、雕刻、建築及其他物料藝術的關係、視覺感知心理學、光學及透視理論、去偶像主義研究、文藝復興符號、書籍插圖及印刷圖像史。
二 耶魯大學英文系
Annabel Patterson 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審查制歷史、史學、近代法律、自由主義、議會制歷史以及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問題在近代小說中的表述。
Anthony Reed 20/21世紀美國非裔流散文學及文化（詩歌與音樂）、文學中的美學及政治、電影及其它媒介。
Robert Stepto美國非裔文學、文學與視覺藝術、民間傳說、文學歷史的關係等。
Stephanie Newell 印刷媒體與殖民地社會（西非）。
Michael Warner 美國早期文學及印刷文化、公民及社會運動、新聞、非學術性政論文、新媒體、智慧財產權、世俗化研究。
三 哈佛大學英文系
Homi K. Bhabha 世界主義、美學及文化視野下的人權、文學。
Stephen Greenblatt 莎士比亞、近代文學與文化、旅行及探險文學、宗教與文學、文學與人類學、文學與文化理論。
Henry Louis Gates, Jr. 非洲及美國非裔文學、文化理論。
John Stauffer 19世紀美國文學與文化、美國研究、美國內戰、奴隸制及廢奴運動、抗爭文學、宗教與文學、美國小說、自傳。
Gordon Teskey 文藝復興時期英詩、詩歌與預言、寓言歷史及理論、批評理論、歐陸哲學與詩歌。顯然，那裡從業者的研究興趣並非局限於小說、詩歌、戲劇和文論，而是廣泛得多，可以用英語國家乃至西方文明來概括。不僅如此，他們的研究往往針對重大的現實問題，從而與當代社會、政治、文化甚至技術發生勾連。
二戰後，在如何看待少數族裔、非西方民族、女性、性取向、戰爭等重大問題上，西方人的認識發生了極大變化，完全可以說告別了傳統觀念（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完全認同其立場），不能說與英文系從業者的推動有極大干係。這裡或從這裡畢業的人們，畢竟屬於有話語權的特殊群體。
問題是，中國英文系與英語國家英語係為什麼如此不同，或者說，為什麼我們有如此明顯的局限性？這當然跟英語在中國只是一門外語有關，而在中國，外語從業者通常不屬於不斷對社會發聲的群體。
這也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關，經濟活動很實在，似乎只需實用英語，不必太「文」。我承認，這種情形是幾乎必然的，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對少數重點大學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沒法想像一個近十四億人口，正迅速走向世界，且在二三十年內可望成為全球領袖的國家，竟不能產生一些真正懂得英語國家和整個西方文明即西方文化、歷史、宗教、社會等的英文學者，或英文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
問題是，我們的大學尤其是重點大學是不是在產生合格的英文人材，即真正懂得英語國家文明的人才呢？
恐怕未必。不能不說，這跟我國英語學科的自我定位有關，跟我國英語界被狹隘地劃分為文學、語言和翻譯三大方向有關。改革開放以來，先前仍然統一的英文系被三家分晉，逐漸形成了英語文學、英語語言學和翻譯三家。
僅就文學而言，又狹隘地劃分為小說、詩歌、戲劇、文論，似乎都是純而又純的「文學」；僅就語言學而言，技術性過強的功能語法、教學法等成為強勢話語，卻不太在乎這些學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學好英文和英語國家文明；僅就翻譯而言，翻譯理論被爆炒一番後炒無可炒，只好做諸如魯迅論翻譯之類的學問，一點也不在乎這種學問到底多大程度上有助於學好英文和英語國家文明（這裡所說只是三個方向的研究傾向，並不涉及任何個人；不言而喻，各方向都能產生一些優秀的學者和成果）。
圍繞文學、語言和翻譯三家，又形成了一批權威刊物。它們是學科的標尺，英語學科究竟該做或者不該做啥研究，業內學術標準為何或者說究竟何為「優秀」研究成果，似乎都由它們來定義，事實上包括本人在內很多人都認為，它們代表了各方向的最高研究水平。
近年來一些專門外語大學中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比如美國社會研究、英國社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基於英語的傳播學、國際關係等，這是好事，但這些新研究方向身份仍相當模糊，甚至可以說還沒能確立，所以不可能根本影響甚或改變綜合性大學英語系的學科定位。
更糟糕的是，一個在讀的碩士或博士要想獲得大學教職或已有教職者要晉升職稱，在多數情況下不得不在文學、語言學和翻譯這三個方向當中作一種排他性的選擇，此後便得不斷產出本方向的「成果」。
從業者選了文學，便不能搞語言學，選了翻譯，便不能搞文學，否則就很難出成果。除各方向的刊物以外，學術評估機制在較小程度上也同樣上演著三國演義的故事，同樣分為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家。
較高層級評審委員會的在位者往往從這三方面的專家中產生，或者說如果不被有關方面視為此三方面的專家，就可能根本做不了評委。這裡有的是惡性循環。
這種三分格局是一種扭曲的學科身份或學科定位的產物，顯然不利於我國英文學科的學術研究。事實上，低水平重複現象相當嚴重，許多「論文」僅僅是對已有成果的轉述，如果不算剽竊的話。
當然，以現有條件和研究隊伍質量來看，要讓每個從業者不斷產出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是不切實際的。
可是為什麼大量「學術成果」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價值，英語從業者為什麼不另闢蹊徑，尋找新的研究領域，找到一些更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方向？為什麼不可以做諸如此類的研究，如英國中世紀婚姻問題、英國16世紀以來的教派關係、英國圈地運動與工業化的關係、英國議會制自大憲章以來的演進、18至20世紀英國人海外遊記、西方人中國觀的演變、當代英國青少年吸毒問題、美國少數族裔問題、美國猶太文化以及猶太人國內和國際政策的影響、美國同性戀問題、墮胎問題、美國法制演變、美國和英國政黨政治、美籍或英籍華人生存狀況、美國宗教間關係問題、美國政教關係問題、英美女性主義等等呢？
對於正在迅速走向全球的當代中國來說，更詳細地了解英語國家的社會、歷史、宗教乃至法律等諸多方面的情況顯然非常必要，而對於高校英語從業者來說，做這些方面的研究應是他們的本份。
從英語國家的漢學和中國研究情況來看，大多數東亞系或之下的漢學方向都不可能只研究漢語語言文學，而研究中國歷史、社會、藝術、戲曲、宗教、法律、政治制度等是理所當然之事。
然而，中國眼下的實際情況並不鼓勵甚至可以說在阻礙英語從業者拓展新的學術領域。這是因為英語界的學術出版和評價機制早已被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家的既得利益瓜分了。如此這般，怎麼可能有真正的學術進步？
你對英語語言文學這個專業有怎樣的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