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左錦濤：「臺日漁業協定」能保護臺灣？
近日，臺灣一艘漁船及船員在衝之鳥礁周邊150海裡處被日本海上執法部門抓扣，「罪名」是在日本的「專屬經濟區」內捕魚，違反了國際海洋法和日本的國內法。隨後，日方要求臺灣繳納170萬元新臺幣作為釋放被捕漁民的「保證金」。在重重壓力下，臺灣方面最終繳納了所謂的「保證金」。
被扣的臺灣漁船
在此期間，以蔡英文為首的民進黨方面對這次漁業糾紛的處理閃爍其辭、避而不談；只有即將出任「駐日代表」的謝長廷作出了表態，認為現行臺日漁業協議還有地方能夠加強，需要進一步了解日本和臺方各自的需要。
這裡謝長廷所指的「漁業協定」，是2013年4月臺灣和日本雙方以民間名義籤訂的協議，主要解決的是釣魚島周邊海域的漁業爭端。自籤訂之後，臺灣方面就一直認為「臺日漁業協定」不僅僅是一個專門協議，而是維持西太平洋地區和平的重要一環。馬英九就曾放言，這個協定「維持了東海和平」。然而面對日本在漁業權益上的步步緊逼，馬當局能夠籤一個「維持和平」的協定卻保護不了自己的漁民，似乎成了一個大大的諷刺。
在這次漁業爭端中，日本的行動是風險極小、大有收穫的。在計劃的可行性上，日本選擇此時對臺灣漁民「下手」的風險最小：一方面臺灣當局正在換屆，國民黨和民進黨相互扯皮推諉卻又都有求於日本；另一方面，兩岸關係因電信詐騙犯等一系列問題而惡化，大陸的漁業部門為臺灣「出頭」的可能性很低。在行動的收益上，日本扣押臺灣漁船不僅又一次「證明」了自己在衝之鳥礁海域的執法能力，而且還使得國民黨和民進黨、大陸和臺灣之間的嫌隙進一步暴露出來，在今後的外交行動中還有可能繼續利用。
「臺日漁業協定」與「保釣等距外交」
冷戰結束後，臺灣與日本的關係之間存在三個主要的問題：二戰之後隨軍慰安婦的賠償、原臺籍日本兵欠餉和軍事郵政儲蓄清償問題，釣魚島漁權爭議問題以及在釣魚島乃至琉球群島「主權」歸屬上的對立問題。其中，釣魚島問題既是主權問題又是利權問題，兩種權益爭端交織在一起。臺灣和日本方面就釣魚島問題進行了多輪談判，但由於臺灣在1971年後陷入國際孤立，所以在具體談判中往往處於不利地位，直至2013年經過17輪談判後才艱難達成協議。
臺日關於釣魚島問題的談判始於1996年8月。前兩輪談判中，雙方為了主權歸屬問題爭執不下，因此並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第3輪談判後，雙方決定「主權各表，主談漁權」，然而也並沒有達成相應的共識；而且臺日之間關於海洋權益的議題越來越多，漁業問題中的技術細節問題也越來越多，加之日本依仗優勢地位不肯讓步，談判因此陷入了膠著狀態。轉機出現在2012年，安倍晉三第二次擔任日本首相後積極推進「臺日漁業協定」，並在2013年的第17輪談判中最終達成了協議。
這一協議從文本上看，是臺灣漁權的一次勝利。協議規定在北緯27度以南及日本先島諸島以北之間海域，劃設大範圍「協議適用海域」；臺方漁船在該海域內的作業權益獲得確保，而且範圍除臺方主張「暫定執法線」內海域，作業範圍擴大約1400平方海裡，即約4530平方公裡。日本承諾臺方漁船在「協議適用海域」內將可安心作業，不受日方公務船幹擾。相對於之前的強硬姿態，這是日本作出的重大讓步。
安倍推進「臺日漁業協定」有其外交戰略上的考慮。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將釣魚島「國有化」，引起了中國的強烈反應和中日關係的惡化；中國開始在釣魚島周邊海域展開高強度、常態化的巡航執法行動，以打破日本單方面控制釣魚島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陸和臺灣聯手維護釣魚島的海洋權益，那麼日本就將陷入「雙線作戰」的不利局面。2012 年9月國臺辦就表示：「大陸公務船已經並將繼續在該海域巡航執法、護漁維權，為兩岸漁民提供服務。」因此，釣魚島周邊海域的漁權就成了日本吸引臺灣當局上鉤的「魚餌」，安倍政府在利權問題上作出讓步，可以使臺灣賺了「面子」也賺了「裡子」，從而不急於在保釣的主權問題上與大陸合作。
臺灣民間也有呼籲聯合保釣的聲音
安倍的顧慮當然是真實的，但又是「過慮」的。馬英九當局並沒有意願與大陸進行聯合保釣行動。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有島內的反對聲音、美國的疑慮和對臺日關係的關切等多方面因素。總之，馬英九當局把大陸聯合保釣的「橄欖枝」視為一種外交籌碼，用以迫使日本在漁業談判上向臺灣讓步：一方面向日本擺出要與大陸聯手的姿態，要求更多的權益；另一方面對聯合保釣進行「冷處理」，宣傳自己提出的「東海和平倡議」，拒絕宣布與中國大陸聯合保釣；其政策實質是在大陸、日本兩邊玩平衡，同時討好美國。
除此之外，由於這個協定只關乎漁權而不討論主權，因此在「釣魚島是中國領土」這一兩岸共識上馬當局認為自己守住了底線，大陸方面也就不會過度追究，對兩岸關係的衝擊也是可控的。有島內學者就將馬英九的這種政策稱為「保釣等距外交」。馬英九當局的政策出發點就是釣魚島的漁權問題，目的則意在達成協議、示好美國、獲得「政績」的「一箭三雕」。自此之後，臺灣當局就對「保釣」問題作壁上觀，還一廂情願地提出所謂「東海和平倡議」，試圖搞大陸、臺灣和日本的三邊會談，最後也不了了之。
然而馬英九當局似乎忘記了，所謂「保釣等距外交」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果，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取得在各方之間的「等距」。並且隨著時間和情勢的推移，當臺灣與其中任意一方的「距離」發生變化，平衡也就會隨之打破。很顯然，2016年的各方關係已經不同於2013年：臺灣處在內有內訌、外無外援的孤立境地，與大陸的「距離」已經越來越遠，因此任何協定、溝通都是不可能有能力保護臺灣漁民的。實際上，在「臺日漁業協定」之後，日本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還多次抓扣臺灣漁民。
「等距外交」的破產和臺灣的「自我孤立」
在繼續討論臺日漁業衝突之前，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這次事件的發生地衝之鳥礁。衝之鳥礁距日本本土1740公裡，在漲潮時基本上都淹沒在海水中，只有「北小島」和「東小島」有兩塊露出水面的小礁石，屬於國際法上的「礁石」，因而不能作為劃定專屬經濟區的依據。日本歷來主張衝之鳥是國際法意義上的島嶼，並為此採取大量人工加固手段以在法理上鞏固這一觀點。
中國對此予以堅決反對，國際社會也沒有承認日本的這種行為。就在3月14日和19日，中國科考船「海大」號兩次進入衝之鳥礁附近海域進行科學考察，遭到日本巡邏船的跟蹤和警告；「海大」號則回應「這是公海海域」後不再理會日方。
此次被抓扣的臺灣漁船，就位於衝之鳥礁附近一百五十海裡處，在日本聲稱的「專屬經濟區」內。
當然，在國際法上日本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特別是聯合國大陸架委員會沒有支持日本的訴求，日本在衝之鳥礁地區劃「專屬經濟區」是非法的；因此，在公海海域臺灣漁民有捕撈的自由，即使沒有雙邊的漁業協定也不應受到任何國家的幹擾。然而在海洋權益問題上，法律從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最後的結果往往還是要取決於「外交」技巧和實力。
從臺灣的角度來看，「等距外交」其實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技巧。在經濟體量、軍事力量和綜合實力上，臺灣要弱於日本、大陸和美國這樣的地區玩家；由於主權身份的限制，臺灣甚至在面對菲律賓這樣體量的國家時也沒有優勢。因此，臺灣在實力上的缺陷就更需要「外交」技巧的彌補，利用東海問題上各方的矛盾輪流「出牌」。
然而這種「走平衡木」式的「外交」戰略有著嚴苛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必須維持與各方的穩定關係；關係惡化就會導致「失去平衡」，招致外來勢力的趁火打劫。因此給「等距外交」掌舵的領導人，必須非常小心地調整「外交」政策，在必要的時候需要與最善意的一方合作來保全自己。顯然，馬英九不是這樣的領導人：他在達成「臺日漁業協定」後就選擇了作壁上觀，在釣魚島和東海問題上毫無作為；等到情勢發生變化時，臺灣已經陷入了「自我孤立」。
中國大陸是臺灣對外活動的「王牌」。這是指，中國大陸只要繼續堅持統一大業不動搖，那麼其他國家對臺灣「下手」時就不能不考慮大陸的因素。例如，2013年5月9日發生的菲律賓執法船槍殺臺灣漁民事件中，大陸在外交表態和南海方向上的配合實際上幫助了臺灣。
然而，兩岸關係的變化影響了臺灣手裡的這張牌。自2010年起，臺灣與大陸之間不斷發生摩擦；2014年3月到4月的「太陽花學運」將臺灣年輕一代中部分人對大陸的敵意如此清晰地表達出來，對兩岸關係造成了嚴重損害；大陸方面開始調整對臺政策。隨後一系列事件諸如「黃安舉報周子瑜」事件、最近的電信詐騙犯事件等，將臺灣和大陸的民意推向了高度對立的兩面。
民意上的對立轉化為政治上的影響，加之民進黨贏得臺灣地區「大選」後力圖疏離大陸的政策宣示，使得大陸和臺灣之間的關係進入了目前的低潮期。這也意味著，臺灣在面對其他國際玩家時失去了大陸這張「王牌」而陷入孤立；其他國家就可以相信，它們直接與臺灣發生爭端時將不會導致大陸的介入。
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又恰逢「大選」。國民黨在選舉中一敗塗地，馬英九在政治上已經宣告「死亡」，在任何政策上都難以有所作為；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既然宣示要疏離大陸，就需要藉助日本的力量，因而不太可能對日本的要求作出否定的回答。因此，臺灣在對外事務中已經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地步。日本自然會利用這個窗口時間，對臺灣的漁權和衝之鳥問題下手，臺灣就只能將苦水咽下去。
民進黨即將在臺灣執政，然而蔡英文在扣押事件發生後與日本眾議員的會面中，完全未提此事；有鑑於蔡英文的一貫表態，就更不可能接受大陸方面的合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只要臺灣當局及其領導人拒絕與大陸改善關係、增進合作，日本就能利用兩岸矛盾繼續從臺灣的漁業、能源、海洋劃界等方面撈到更多好處。增加更多專門的「臺日協定」，或者如謝長廷所言的修正協定，都不可能保護臺灣人民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