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二手書這個事情，大概已經存在幾百年了。但最近，事情起了點變化。
在上海安福路的某個空間地下，「純集」辦過幾次復古市集。在那裡，租一個攤位的費用是 50 元。通常，攤主們會帶著古著、首飾來到這裡。來自武漢的男孩景宜選擇賣舊書，組織者說，賣書賺不了什麼錢，你和另一個賣書的女孩合租一個攤位吧。
呆了兩個小時以後，景宜賣掉了大部分帶來的書，賺了兩百塊，「已經覺得可以」。於是他放下書攤，跑去旁邊常去的咖啡館喝了一杯。
景宜說，他不想賣常見的書，而是想把「好書」介紹給別人。另外，他賣了很多臺版或日語書籍，因為「如果是賣簡體書，也賺不了什麼錢，還不如送給別人。」
在微信小程序多抓魚上面，你可以滿足自己的一點窺私慾——我曾經在一本書的「賣過欄」發現作家顧湘的名字，如果你在多抓魚上買那本書，你就有機率買到顧湘的書。追蹤這條訊息，你可以看到她賣過哪些書，甚至共收入多少都寫得清清楚楚。你也可以看到她的多抓魚「書架」上有哪些書——這些書那麼是她從多抓魚上買來的，要麼是自己特地標記上去的。像是豆瓣是「讀過」，多抓魚也可以標記藏書。
這些標記和線索好像讓一切活起來了，看不見的絲線在我們和書共同存在的空間伸展連接，讓讀書、買書不再成為一個人的事情，而有點像個遊戲，或是派對。
You Are What You Sell你買什麼東西，你就是什麼樣的人。這一條對於書籍的購買和售賣來說，似乎更恰當了。現在變成了，你賣什麼樣的書，就代表你是什麼樣的人。
至少它提供了這樣一條思考線索，你擁有過這些書，你讀過它們，現在你覺得不需要它們了（它們是可以被放棄的）。這條線索中一定有故事。那麼購買你的書的人，從某種意義上是延續了這條故事線索。
也許我應該再更清楚地介紹一下多抓魚：這個去年草創、今年拿到騰訊投資的二手書交易平臺，被刺蝟公社介紹說：「「多抓魚」搭微信的車，掙文藝青年的錢，革傳統二手書交易市場的命」。它作為賣書人和買書人之間的通道，包辦了大部分工作：快遞、定價、消毒包裝、發布信息、收集評論。當你收到在多抓魚購買的書時，你會發現它是用塑料紙重新包裝過的，乍一看像是新書一樣——前主人的痕跡被最大程度地抹去了。這是一種 C2B，再 B2C 的模式。
但是你又可以在一些隱秘的通道找到 ta——打開「買過的書」界面，在每本書的後面都可以看到原主人的微信ID 和頭像，點擊頭像，也可以顯示「ta的書架」和「賣書動態」，當然還有「賣書收入」。我買了一本費蘭特的《離開的，留下的》，發現它的原主人已經在多抓魚上收入 11577.3 元，「排第 89 名」。
買過的書，可以看到前主人是誰
但你沒辦法看到完整的排行榜，事實上，你能看到誰的帳戶情況似乎完全是碰運氣。多抓魚的搜索欄只接受「作者/書名/標籤」，標籤例如」愛情「、」網際網路「、」豆瓣「（標籤內是豆瓣大V寫的書）。如果你輸入一個想要窺探書架的作家，出來的只會是 ta 的書，而不是帳號。
因為住出租屋不得不控制藏書量的萬千告訴我，她在多抓魚上面賣過兩次書。當你的書最終被多抓魚售出的時候，你可以看到買家是誰，也可以給 ta 發一封」魚郵「（多抓魚上的信息）。」可是，買了自己不喜歡的書的人，也不太想認識 ta 吧。「這個功能萬千一直都沒有使用過，「因為讀書、交換圖書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個人的事情，我不需要它在生活中真實地發生，書不是我的社交貨幣，我只希望和一個遙遠的機構產生這樣的連接。」
她還去衡山和集看過多抓魚舉辦的「書中生物展」，舊書裡夾著的信件、購物單據、機票車票、情侶照片甚至是紅包，都在這個展上擁有自己的一個位置。通過這個展，人們可以看到，閱讀作為一座可以「隨身攜帶的避難所」（來自多抓魚），裡面究竟承接和包含了哪些現實。
「我喜歡，或者說習慣這種書所帶來的遙遠的連接。」萬千說。
萬千和室友租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一間出租屋，家裡有兩個 Billy 書架，一人一個。「宜家經典 Billy沒有玻璃門，對於書來說不是最好的環境。可是，有玻璃門的書架貴，而且氣質不符合出租屋。」萬千告訴我。
萬千在多抓魚上面賣過的書裡，有三本是偵探小說，因為「一般來說，你知道了謎底就不會再讀一遍了。」除了偵探小說，還有她買了覺得不太好看的書，以及一本是之前採訪的時候書店送的一本暢銷書——「讀了一下，真垃圾啊，忙不迭地賣了出去」，後來那場採訪無疾而終。
她還賣了一本買來就是二手書的書籍，說：「我是一個對書有佔有欲的人，我覺得，我還是喜歡新的、沒有別人痕跡的書，尤其是如果要長久呆在我的書架上，我希望它是我的。那本書其實內容還不錯的，我喜歡，但是有別人的字跡了，而且有點醜。」
然而，並不是所有書籍多抓魚都接受。同濟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胡桑就有很多書試圖售出卻被拒絕了，如加洛蒂的《無邊的現實主義》、斯泰因的《雷諾茲夫人》《巴什拉傳》、丹託《藝術的終結》、斯託裡《如此運動生涯》等。打開豆瓣，還能看見有網友反映說「《盜墓筆記》以及三叔的一些列小說都不收」，《藏地密碼》《我的老千生涯》也被拒絕了。（來源：豆瓣 作者：藍莓）
甚至於，多抓魚還出過一個「滯銷黑榜」，前五名分別是：唐家三少、唐七公子、辛夷塢、張小嫻和羅振宇，韓寒也入選了前二十。而暢銷書榜則包括了馬爾克斯、卡佛、錢鍾書等。讀者喜好可見一斑。
就算是可以賣出，多抓魚的售價也比傳統二手書平臺要低很多：史詩《熙德之歌》0.8元、多克特羅的《拉格泰姆時代》1.1元、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1.2元、鬱白的《悲秋》1.7元……胡桑提供的多抓魚賣書截圖很清晰地顯示，在這裡賣舊書絕對不賺錢。但是這不阻擋它仍舊成為了很多年輕人在「清庫存」時最先想到的方法。
胡桑的多抓魚賣書截圖
舊書市集的新玩法媒體人、圖書編輯索馬利亞曾經用一句類似的話解釋出版的意義：在某一個恰當的時間，讓一本書出現在一個人手上。景宜補充說：「如果晚了，一代人對一些東西的接受可能會遲到好幾年，後果不可估量。」他試圖舉例：「可能你想看一本福柯，但是覺得書太貴了，就這樣耽誤了。」
所以，景宜想通過自己的售賣傳播讓買家接觸到一些新的東西，希望他的書能對買家起到一定幫助。
「我在家附近喝咖啡，看到有日本人在店裡看文庫的書，就會想認識他，想把自己 30 多本日文書借給他看。」景宜說，「而市集，是一種付費的陌生人交流。」
在復古市集上，他賣出許多來自臺灣和日本的書籍雜誌——69 年的日本雜誌《POP EYE》他賣了 50 塊，那是他去日本玩的時候，在奈良的「地球工坊」二手書店用 100 日元買來的；他還賣出了日文版的《文藝春秋》、聯邦走馬出的《機車手冊2》、從無印良品以 2、3 折價格買到的臺灣雜誌和幾本彼得·漢特克、莫裡斯·布朗肖和米歇爾·福柯。
這些書景宜定價多在 40 - 60，他承認這價格有些偏高，因為「這些書賣也可以、不賣也可以。」本身他來參加市集，也是因為覺得好玩，想要跟人有點交流感——他那時候在天山路居住，臨出門前只打開書包裝了十來本書，並不覺得能夠賣出去。
第二次擺攤的時候，景宜改變了策略，因為「好玩的書已經賣得差不多了」。他特地從孔夫子網上進貨，買了義大利漫畫書、日文版的三島由紀夫和太宰治還有一些建築書籍等。第二次市集人不是很多，但是景宜的生意依舊很好。
他還展示了一本臺北唐山書店自己出的書，並很驚奇地發現真的有人想買，於是就不賺錢、用匯率價賣給了他。對於景宜而言，書可以流通，「不可能所有你買的東西都是你自己的。」
而跟景宜共租一個攤位的女生主要帶的是自己看過的書，賣 10 元以下的價錢，第一次一起賣的時候，他們兩人搭在一起都賣得很好。而到了第二次女孩單獨售賣的時候，就沒有怎麼賣出去。
景宜的攤子跟她顯示出截然不同的性質：酷的書，酷的人。景宜甚至為買家們拍了舉著書的照片，照片裡的女孩打著唇釘、繫著頭帶，在有層次地披散著的中短髮中又伸出兩條小辮子。她舉著一本日本雜誌《POP EYE》，封面是大力水手。
「你說希望自己的書對買家有用，你對『有用』的定義是什麼？」我問景宜。
「就算是用書跟古著搭配拍照片，我也覺得這本書對他是有價值的。」
雖然仍舊沿用的是傳統的「市集」形式，我從他說「書要酷一點，比較酷的書好賣」的語氣裡明白，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徹底改變了。
公益圈的程大富在社區組織二手市集，初衷之一是教會女兒「二手置換」的概念。此外，她喜歡社區的感覺，期望通過社區跟周邊的人發生點聯繫。在市集中，很多媽媽都會售賣孩子的舊玩具，而大富主要賣書，她讓孩子自己定價，「這本三塊那本五塊」，書躺在春天的草坪上。
大富既會賣自己的舊書，也拿出孩子不再看的繪本來賣。一般來說，出得比較多的都是繪本，自己的書很難賣，比如，劉瑜的《送你一顆子彈》就沒有賣出去。但是女兒總是不願放棄自己的繪本，在大富收拾出的一摞裡面一本一本地翻，「這本我以後還會看的」，說著就放了回去。最後，只剩下幾本同意賣出。
「你可以賣自己的書啊，不要賣我的書。」女兒捍衛著自己的「財產」。
這些書在市集上定價很低，《人物》雜誌出的「看見」系列還是新的，也只賣了三塊錢。大富會讓孩子通過賣書做數學題，也希望提高女兒的「財商」，讓她對二手置換有個基本的概念：東西是流通的，二手的東西可以置換出去。
平時，大富自己只要想買的書有二手的就不會買新書，她常常去一些國際學校裡面的二手市集，也曾參加過一個修車社群的書籍交換活動——他們在後備箱裡裝上書、玩具和其他東西，開到上海青浦的一個修車店裡，在車友間進行書籍交換。
但大富最核心的期望還是找到跟她一樣熱愛讀書的家長，她一直想在小區裡搞繪本讀書會，等待著天氣涼下來，夏天肆虐的日光可以漸漸被秋風遮擋。
書本身沒什麼好迷戀的對於 198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來說，書可能是「終身藏品」，他們很多人鮮少搬家，在一間房子裡可以住上幾十年。而對於現在慣於遷徙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不得不接受書的快來快去，輾轉流通，書來到他們的家裡，不是到了最終歸宿，而只是如寓逆旅。
早在 2005 年，同濟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胡桑就開了一間淘寶店來賣自己的舊書。到了 2008 年奧運會的時候，淘寶不讓個人賣家賣書，就停了。
胡桑的朋友圈
胡桑在上海至今沒有自己購置的房產，只有三個宜家經典款 Billy 書架，每個八層，每層都是前後兩排放書，地上也堆著書。它們隨著胡桑輾轉過近十個地址。每一次搬家前，他需要留好 6、70 個水果箱來搬書，以至於鄰居們誤會他是賣水果的。
胡桑仍舊在不斷購買新書，但是家裡實在放不下了，要入須得先出。他也曾在微信裡開設微店，但後來發現買書的大多是熟識的人，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就不繼續了。他把書送給朋友，帶去地鐵和公園並遺留在那裡，甚至把書偷偷藏在圖書館的書架上——「有一次，我把一本中文詩集塞在了圖書館的義大利文學區。」他說。
雖然曾經在上面賣出不少書，但如今他放棄孔夫子書攤已經一兩年了。胡桑告訴我，孔夫子網上識貨的人多，書價更合理，但是「真的太佔時間」，除了需要自己填寫資料之外，跟買家的溝通也令人繁忙疲憊。
有一次，一個江西小夥子買了一套他的全唐詩全宋詞的縮印本，收到後非要說是盜版。胡桑懶得糾纏就送給他了，全額退款。他還賣過一本浙江文藝版的《百年孤獨》，也是被對方說是盜版書，本來也就是十幾二十的東西，也是直接退了款。
面對「舊書買賣是否會傷害出版行業的繁榮」這個問題，萬千沒有一點猶豫：「我不覺得啊，書賣來賣去說明大家愛看書，有這樣的氛圍才能帶動出版業的發展。」
這個判定是符合事實的。事實上，類似於萬千這種買來偵探小說又看完賣出的行為，可以說是新時代的「付費圖書館」——在幾十年前，人們會選擇通過圖書館的形式接觸到這些書，進行一次性閱讀。
而如今，出版的規模和速度都大大增長，每一天都有新書問世，圖書館不可能那麼及時地進到所有新書，提供給讀者他們需要的所有選擇。於是讀者選擇讓圖書在他們自己的手中流轉起來。
歸根結底，這和「知識付費」的思維是一致的：知識可以碎片化、流轉、交換。重要的已經不是「書籍」這個載體，而是知識本身。胡桑甚至告訴我，很多書一旦有了電子版，他就會買下電子版、出售紙質版，他需要「書」以體積最小的形式存在在他身邊。
他講了一個《聊齋》裡的故事：有一個書痴愛書如命，家徒四壁，但是捨不得賣書。雖然書中真的有個顏如玉出來陪伴他，仕途也開始展開。然而終究生命中一切都失去了。因為他只理解了書，沒有理解人生。
「德希達說，只有在沒有能力從力的內部去了解力，不懂得去創造時，一個人才開始著迷於已經被創造出來的形式。 我覺得書只是我們創造力的外化，本身沒什麼好迷戀的。現在我依然愛書，但並不覺得書是唯一的至高的，對文字也不再崇拜了。」胡桑說。
跟胡桑一樣擁有五、六千冊書籍的劉元旦說：「買書總會給我提供幻覺：我還年輕，我還有的是時間可以讀它們，前面的日子還長呢。可是當你有一天發現，你在家裡想找一本書你可能要花很久很久也找不到，你把那些書搬來搬去，堆在一起簡直可以把你埋了，你就知道也許你永遠也讀不完它們了，甚至沒機會讀它們了。它們除了佔據你家的空間讓你走路都沒地方走之外，沒給你帶來任何影響。你就會覺得：真煩啊啊啊啊啊啊。」這是今年年初，他把客廳的書攤開一地時，突然意識到的。
劉元旦的家
劉元旦買書很多，但是總是來不及看，他自己猜測，可能只讀了自己藏書的百分之一。往年，他一年還是能讀完上百本書，然而今年已經過去了八個月，他卻只讀了三本書：「我發現這一年多來，我現在對書不迷戀了，可能以後就陸陸續續散掉。」 「就是覺得你不看它們，它們就是廢紙。」他討厭自己有這麼多書卻來不及讀，希望需要它的人可以得到它。
但是當我談起某一本新書的時候，他還是那麼興致勃勃；當我在約定的時間沒有趕到，他告訴我：「我在 X 書閣門口等你。」
蘇野說：「買書是為了預約未來。」 對於這些賣書又不停買書的人而言，如果沒有新書，也許就意味著：他們的生命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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