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五四」時期倡用白話文的先驅，他不僅是白話文的倡導者，且是推廣使用的躬自實踐者，是他第一個用白話文寫文章，也是嘗試用白話文寫詩詞的第一人。
胡適
早在1911年5月，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胡適，業已興趣於「時代變遷對語言和文法影響」的探究，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一文中，公開批評「文言是半死之文字」。1915年秋，他的《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中，表達了「文學改良」的強烈願望：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
為爭取支持者，共圖「文學改良」大計，胡適以書信、贈詩、討論等形式，在留美同學中著力宣揚，雖一時認同者甚少，但並不氣餒，「立異」之心堅定不移，請看他的詞《沁園春·誓詞》，堪稱慷慨激昂：
……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
《新青年》雜誌
胡適發現，文化界名流、上海《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文章中，也有文學革命之主張，與自己所見略同。這使他又驚又喜，雖無往來而視為知音，去信表述了創造新文學的願望及方略，後又寄去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
此前，胡適的「文學改良」說裡，只是稱「文言是半死之文字」。1916年夏天的一篇日記裡，進而提出「當前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即以白話文替代文言文：「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之文字，今日的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白話可產生第一流文學。文言的文字可讀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又聽得懂。凡演說、講學、筆記，文言決不能應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講不必筆譯；要施諸講壇舞臺皆可，誦之村嫗婦孺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語也，決不能成為吾國之國語也，決不能產生第一流之文學也。」
圍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孰優孰劣，胡適與學友任叔永、唐擘黃、楊杏佛等還有過一次精彩的討論。
任叔永：你主張寫白話小說，文言文就不可取了？
胡適：文言文可讀，但聽不懂，白話文既可讀又聽得懂，歷史上有過白話小說如《水滸傳》等，村夫都能聽懂。
唐擘黃：恐有人批評這是鄙俗文學。
胡適：只有俗儒才講白話俗氣。白話不但不俗氣，而且優美，更適合大眾需要。
任叔永：文言與白話文，到底哪個長處多？
胡適：文言文的長處，白話都具備，白話的長處，文言文未必都有，白話是文言的發展，古今中外，發展代表了進步，當然會勝過前者。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刊登在《新青年》二卷第五號上，陳獨秀所加的編者按語，令他大受鼓舞：「今得胡君之論，竊喜所見不孤。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餘亦篤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親見其成，則大幸也！」
陳獨秀
蔡元培
經由陳獨秀的推薦，北大校長蔡元培聘請胡適到北大任教，胡適欣然應聘。在他以為，北大是中國最高學府，推行白話文有上行下效的楷模作用，所以是不遺餘力言教加身教。
一天講課時，胡適又在宣傳白話文優點時，有個對文言文情有獨鐘的魏姓同學說：「白話文沉長拖沓，不精練又難能達意，遠不及文言文。舉例而言，用白話文拍電報用字多，花錢也多。」
胡適笑著搖搖頭：「不一定吧，我們不妨作個實際的比試。」他於是講了這樣一件事：行政院的朋友曾發電報來，邀他擔任行政院秘書，他不願從政為官，復電拒絕，用白話寫了電報稿，省字又省錢。末了胡適說：「請同學們按照我不願從政的意願，用文言文寫一份復電，看究竟是白話文省，還是文言文省。」
不一會兒，多個同學說已將電文擬好，胡適讓逐個誦讀，其中用字最少的十二個字：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
胡適說自己的電報稿只用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隨之作了解釋：「幹不了」就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之意；「謝謝」既對友人的看重與推薦表示謝意，又暗示「不堪從命」。由此看來，白話文的精練達意勝過文言文。」同學們都心悅誠服，魏姓同學亦無話可說。
作者： 陸茂清
編輯：王富聰 李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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