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高晞
整理丨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編輯室
【整理者按】2月21日，歷史研習社（公眾號ID：mingqinghistory）攜手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編輯室邀請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常務理事高晞教授，在歷史研習社直播間舉辦「文明：必經疾病的挑戰」線上講座。掃碼免費回聽精彩課程👆
高晞教授主要研究醫學史和科學技術史，博士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曾在上海醫科大學教授醫學史長達15年。這樣的經歷使她的研究中兼具了科學與人文的視野。在研究、教學之外，高晞教授還在翻譯海外中國醫學史研究代表學者吳章（Bridie Andrews）的《現代中國醫學的形成》，該書今年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本次講座中，她用豐富的文獻、圖像和數據與聽眾分享了疾病和人類文明共生共存、相伴同行的歷史。
講稿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編輯室整理，文字經高晞教授審定。以下是講座全文：
▲高晞（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在2003年SARS期間，我發表過這樣一篇文章——《流行病與文明同行》。當時我所考慮的是這樣一個問題：
當我們面對疫情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從歷史的角度去思考流行病與我們的關係。
這十多年來，我們對疾病的認識發生了很多變化，也有了很多更新的思考，我希望今天分享給大家。當我們聽完這堂課的時候，我非常期待能夠和大家共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疾病」，我們生活的世界將會怎樣？
疾病到底是什麼？西文中疾病disease這個單詞，出現得比較晚，差不多是到中世紀才出現的，最早是1330年。我們可以查一查牛津英語字典，disease這個單詞由dis和ease組成，也就是指
「非常不容易」「很困難」「不舒服」的意思。在中國古代，最早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疾」（「貞有疾年，死」），這裡的「疾」是指流行病。《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公元前700多年的《周禮·天官·冢宰》中已記載了四季常見的疾病——「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天有「痟首疾」，也就是頭痛病；夏天有「癢疥疾」，所謂的皮膚病；秋天有「瘧寒疾」；冬天有咳嗽。中國古代對傳染病有多種稱謂，又稱為時疾、癘、役病、溫病、疫病等。中國古代社會的瘟疫是比較多的，我們不光從甲骨文、醫學文獻上可以看到，墓碑上的墓志銘也會記載大規模疾疫導致的人口死亡。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公元870年左右的《有唐吳興沈氏墓志銘》，碑文上寫得非常清楚：「年多癘疾，裡社比屋，人無吉全。」這說明當時整個社區沒有人能夠倖存下來，這個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有唐吳興沈氏墓志銘》
一般而言，我們談到疾病的時候，我們會談到疾病的來源。我們現在的很多疾病，在古代就已經出現了。按照科學家的研究，疾病來源於兩個方面。
一個是野生動物，人類通過食用動物或接觸動物感染。一個是前人，也就是已滅絕的類人靈長類。從古代的很多類人靈長類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遺傳下來的疾病有旋毛蟲病、非洲睡眠病、破傷風、血吸蟲病。
美國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在他那本耳熟能詳的《瘟疫與人》中，提到一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他的研究表明，
人與動物之間有很多共有的疾病。按他的統計，人與狗有65種疾病是相通的，與牛有50種，與豬有42種，與家禽有26種。當然，麥克尼爾這本書已經出版了幾十年，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出現了。但總的來說，從疾病與人類的關係，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
當人類開始操作地球、重新安排生態系統的時候，其實也是在破壞可以自我再生的自然界，這種冒險行為會導致不可挽回的後果。
這當中我們會看到，
首先是農業革命引發生態下滑，但其程度我們目前還不清楚。我記得1980年代初，我還在讀書時，我們對農業革命所引發的生態下滑的情況還沒有足夠的認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我的一位美國留學生同學就談到了一種憂慮，
對土地的頻繁利用會導致土地缺乏營養，土地就會荒蕪，這在當時給我非常大的衝擊，因為我們當時的知識結構從來沒有想過土地會荒蕪，也沒有想到，
當我們用儘自然環境的時候，其實自然是會來報復我們的。人類從農業社會時期已經開始
吸引動物歸化，人與動物共餐共生，這樣的生活環境使排洩物可以汙染飲用水，也使得蚊蠅傳播（包括我們吸引歸化很多的動物，像鼠、蚊和其他吸血蟲類昆蟲）。
這樣的生活方式為寄生蟲和動物提供了滋生疾病的環境。現在的農村地區已經很少有人和動物共居的了，但在1980年代的上海郊區還是可以看到當地人所造的三層樓房子，底層往往會養豬。我這裡所說的不是寵物，而是人類歸化的動物，它們和人類生活在一起。在歐洲也有同樣的現象。我曾經參觀過德國的一處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當地的民居建造在上坡上，也是分三層的，人居住在中間一層，而最上面一層是給馬匹的，這樣馬匹可以直接由山坡回到馬廄。
在傳統的社會當中，人和動物的這種關係導致了大量的疾病。農業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疾病的發展，像水稻當中就有大量的寄生蟲。
我們現在的很多所謂疾病，並不是新興的疾病，它們跟人類文明起源有共同的歷史。考古發現，公元前金字塔中的木乃伊身上，就有天花的痕跡。古埃及壁畫上也出現了脊髓灰質炎病人，也就是小兒麻痺症。因為現在有疫苗，所以生活當中已經很少能見到小兒麻痺症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從來沒有想過，這些疾病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
在我看來，人和疾病的關係可以說是如影相伴，共生共存。所以當我們談「疾病」的時候，我們首先需要談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疾病是有歷史的。
可能很多人認為，我們有那麼多醫生和科學家，我們的世界出現這樣一群人，目的就是為了對付疾病，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我們是可以戰勝疾病的。但是，我想引用美國學者凱爾·哈珀（Kyle Harper）的一句話：「我們的文明從發明農業到現在擁有70億人口的世界，只有少數幾個微生物敵人對人類社會的命運具有不可估量的決定性作用。」
疾病會不會徵服人類？我們可能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往往認為人類是可以戰勝疾病的。從歷史上看，對人類文明影響最大的是所謂的「流行病」。
「流行病」這個詞在古希臘已經出現了，它意味著短時間內在人群中傳播廣泛而導致大規模死亡的疾患。公元前四世紀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記錄了大量的那個時代留下來的傳染病案例，這些傳染病表現出的症狀及其危險程度與我們今天的傳染病還是異曲同工。這讓我們想到一個問題，當醫學的發展已經進入21世紀，當我們認為我們已經掌握了非常高精尖的醫學知識和對付疾病的手段，但是來勢洶洶的疾病所帶給人的症狀與古希臘時期沒有任何差別。
我們來看一組數據，看看疾病對人類的危害到底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我們今天會感覺到，這次新冠病毒有點來勢洶洶，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有點措手不及，沒有預料到它會有如此嚴重的衝擊力。說實話，雖然我研究了三十年的醫學史和疾病史，經歷了2003年的SARS，也清楚對中國病毒學家而言，冠狀病毒並非是一個新病種，微生物教材上也有「冠狀病毒」的知識，但我對新冠病毒的危險性，依然沒有充分的估計。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歷史上的數據，看看疾病是不是真的有征服人類的可能性。
比方說，我們常說的最重要的一場疾病是1347年1351年歐洲的鼠疫，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估計，這四年當中死亡人數總計達7500萬至2億，在某些地區和國家死亡人口高達60%。這場鼠疫在歐洲大地持續了將近300年，很少有疾病持續如此之長，差不多到18世紀，鼠疫才在歐洲基本上消亡了。但沒有想到在19世紀末，鼠疫來到亞洲和中國，重新爆發。我們知道中國1910年爆發了一場鼠疫，3個月之內死亡人數達到了6萬。我們繼續看，1545—1548的墨西哥大瘟疫死亡人數超過80%，1576—1578再次爆發，死亡人數超過50%。1616—1619的新英格蘭瘟疫死亡人數達到了將近90%。1915年的爆發全球性流行性腦炎，死亡人數達150萬。
原來的史學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政治、經濟、文化對人類文明的影響。近年來，
歷史學家在此之外越來越多地考慮到傳染病等自然因素對人類文明的影響。這是史學研究的一種新的思路和方式。我向大家推薦一本書，也就是
凱爾·哈珀的
《羅馬的命運》，他在書中重新考慮了氣候、疾病的因素如何影響羅馬帝國的終結。
現在的科學研究、人類學研究揭示出越來越多的數據和成果，表明了疾病對羅馬帝國的危害。作者認為，羅馬人在無意中與大自然合謀，創造了一種疾病生態，釋放了病原體進化的潛在力量，很快，羅馬人就被我們今天所說的傳染病的巨大力量所吞噬。我們會看到，
導致羅馬帝國衰亡的是兩次重大的瘟疫，一次是安東尼瘟疫，還有一次是所謂的第一次鼠疫，也就是查斯丁尼大瘟疫。科學家認為，查斯丁尼大瘟疫是由於致病的微生物走到了進化的新時代，當微生物越來越活躍的時候，羅馬帝國就被捲入這場劇烈加速的旋流當中了。
▲《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美]凱爾·哈珀著，李一帆譯， 後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出版
也許可能很多人會說，上面的這一切並不能證明疾病會戰勝人類。那我們再來看看下面這個事實，也就是
「哥倫布大交換」，看看疾病會不會摧毀人類，或者說摧毀一種文明。哥倫布大交換就是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往研究都認為，哥倫布到美洲後，帶去了歐洲先進的文明、先進的文化和先進的技術，或者再加上歐洲當時的武器，用這些對付和控制了新大陸的印第安土著。但是科學史家還有另一種說法。當哥倫布到達新大陸的時候，這是一塊所謂的「從未被汙染的沃土」，也就是說在歐洲大陸已經肆虐很久的疾病，比如天花、霍亂、瘧疾、麻瘋病、百日咳、鼠疫、斑疹傷寒、水痘等等這些疾病，在美洲大陸從來沒有出現過。而隨著歐洲人攜帶這些疾病進入美洲，美洲原住民是完全沒有抵抗力的。歐洲人經歷了幾百年的疾病，身上總帶有自然的抗體，而美洲人沒有經歷這些傳染病，身上沒有任何抗體。所以當這些疾病進入美洲後，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據現在的研究估計，當時造成了90%的人口死亡。換句話說，
科學史家認為，歐洲舊世界徵服美洲大陸其實是靠這些疾病的，而不是靠槍炮，也不是靠先進的文明。2018年德國馬普所的一位進化遺傳學家又有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對16世紀墨西哥地區一處遺骸進行DNA測試，再次證實了美洲存在由歐洲舊大陸帶去的疾病導致的人口死亡。
因此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人類學家和遺傳學家的研究，越來越多地提供了舊大陸是毀滅新大陸的罪魁禍首的證據。
在我看來，疾病除了能夠徵服一種文明，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它還顛覆人類的價值觀，導致人類的價值觀和信仰體系徹底崩塌。第一個衝擊是信仰的崩塌。這張圖片是中世紀歐洲爆發鼠疫之後，教士沒有辦法，只能這樣念聖經。原本中世紀對疾病的認識都認為是天譴，是上帝對於人世間罪惡的懲罰。但中世紀爆發的鼠疫帶來的後果是沒有貧賤、高低之分的。有錢的、有權勢的，所謂的有宗教信仰的、掌握神權的人，跟普通老百姓一樣，
在疾病、傳染病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沒有人能逃過疾病的危害。因此可以這樣來說，疾病的到來可以導致信仰的崩塌。
疾病對人類文明帶來的第二個衝擊，在我看來就是道德的淪喪。因為疾病一旦爆發，尤其是惡性傳染病出現，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突然死亡，或者在短時間出現一種恐怖的症狀，在這樣的狀態下會出現六親不認，甚至會把自己的親人趕出家庭。這種狀況的出現，整個社會道德的淪喪，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危害社會。
疾病對人類文明的第三個危害在於大量精神性疾病的泛濫。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是，中世紀以前除了我們所熟知的鼠疫、麻風病、瘧疾、傷寒、天花等傳染病，還有其他疾病的泛濫。比如說「出汗病」，人在短時間內因為神級系統問題，出現大量出汗的現象，突然發抖，倒地死亡。還有一種是「舞蹈病」，當時在比利時和荷蘭的一些小鎮，出現集體跳舞直到死亡的現象。這種精神上的疾病，會在社會蔓延。
當疾病爆發的時候，人們找不到理由，上帝的天譴不能解釋，甚至星相學學說也不能解釋，人們會把矛頭指向民間，甚至同僚。在中世紀出現了殺女巫的現象，人們認為導致疾病的原因是女巫；還出現了焚燒女巫的現象。甚至到了中世紀晚期，有人說這樣的疾病是猶太人導致的，出現濫殺無辜、殺猶太人的現象。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張圖片。一群人在喝水，其中有一個人是死神，頭上戴著王冠。這是19世紀在倫敦爆發的一場霍亂，霍亂導致了大量人口死亡。這裡給大家推薦另一本書，叫
《死亡地圖》。當時在倫敦霍亂爆發後，當地一位律師John Snow發現是飲水問題導致了霍亂的傳播。Snow要求倫敦政府關閉水泵，阻止致病水源流動。這裡就出現了我剛剛所說的道德的淪喪。這幅漫畫是法國人送給英國人的，這幅漫畫在說什麼？我們會發現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法國人在嘲笑英國人，說你們在喝水的時候，死神過來了。死神頭上戴了一個王冠，這就是法國人送給美國人的自由女神像。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嘲諷，這是我們所看到的疾病帶來的除了死亡以外的價值觀的顛覆和道德的淪喪。
疾病到底能不能戰勝人類、疾病跟文明的關係，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從公元前430年第一次有記載的大瘟疫到2010年，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在不斷地面對疾病和瘟疫的挑戰。
人類對疾病的應對，在我看來一直是比較積極的，但是這種積極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主動層面，一個是被動層面。我們看到，大規模的傳染病爆發可能會毀掉世界上1/3的人口，甚至毀掉一個民族或一種文明。
疾病對人類最大的影響首先是會引起人類對生命和個人價值的反思。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興起，也是來源於中世紀大規模鼠疫所導致的後果。關於人文主義興起的成果和研究，無論是在西方世界還是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中都已經很多了。
我想談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關於宗教在現代醫學興起當中對疾病的反思。在中世紀時期，人們一般所信奉的是教會的醫療方式，而這樣的醫療方式往往是
信仰療法。
中世紀疾病導致的後果，是信仰療法的徹底失敗，同時這也引起了教會的反思。大家如果仔細看下面這張圖片，也許能看出來，在這張圖片的正中就是去年四月份剛剛被焚燒的巴黎聖母院。在巴黎聖母院左邊，是世界上第一所醫院，叫
主宮醫院。
我們會看到這所醫院其實是跟教堂連在一起的，這是什麼原因？當教會的神職人員充分意識到，信仰療法無法維護宗教的信任度，導致民眾對宗教信仰的喪失，他們於是開始慢慢轉型，建立修道院，修道院開始收容病人。
由信仰療法向慈善醫療的轉型，使修道院開始成為最早的醫院的雛形。圖中巴黎聖母院旁邊的主宮醫院，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早期主宮醫院建立的時候，一個重要特色是，宗教特點非常明顯，每天有大量的修女、修士穿過醫院進行祈禱，做彌撒。但是在這個時期，他們已經知道，信仰療法不可能治療疾病，因此他們開始採用
護理的方式。在這個時期，出現了
世界上最早的醫院，就是麻風病院，而麻風病院就是由教會資助的，收容被社會拋棄的、沒有辦法救治的病人。所以我們看到，
現代醫院的興起，是教會從信仰療法向慈善醫療轉型的結果。下面這幅畫是我自己拍的，非常有意思。
這幅壁畫是在丹麥的赫爾辛格市，這是中世紀的金幣交易市場。這是一個非常小的小鎮，但是它有一個著名的港口，對面就是瑞典。赫爾辛格也是莎士比亞《王子復仇記》中的那個小鎮。當時我非常偶然地看到了牆上的這幅畫。大家來看，這幅畫是有警示作用的，如果我們從左往右看，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完整地敘述了傳染病從發生、發展、死亡到新生的過程。疫病從港口進入，通過船隻進入城鎮。我們看到中間的畫中，這位戴著鷹嘴帽、穿著黑衣服的防護人員，可能是醫護人員，也可能是教會人員。在西方社會，當醫護人員也不能救助疾病時，人們只能祈求上帝。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這幅圖片讓我們看到了人們面對疾病時的反應。人們可能對付不了疾病，所以在圖的最右邊可以看到，同在教堂的一個畫面裡，一方面是埋葬屍體，埋葬死去的病人，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新生兒在接受洗禮。這就意味著，當死亡到來的時候，其實人們還看到了一種新生。所以我覺得疫病到來後，帶來的最重要的結果是人類對生命的敬畏、對生命的尊重。剛才我說到，人們對疾病的反應總體來說是比較積極的，因此，
每當疾病爆發的時候，醫生無論是有辦法還是沒有辦法，總是站在疫區的第一線。在中世紀，人們都是沒有辦法去對付這樣一種疾病的。
自希波克拉底以來，醫生們就將傳染病的出現歸咎於大氣因素，他們認為傳染病是通過空氣在傳播。16世紀的時候，帕多瓦大學教授伏拉卡斯楚（Girolamo Fracastoro，1476—1553）指出，傳染病的流行是由於某種看不見的「微粒子」(seminaria)自感染者移行到被感染者，是「由感覺不到的顆粒的感染所引起的某種極其精確地相似的腐壞」。雖然他的觀點並未被多數人接受，但醫生和科學家思考如何對付疾病的過程始終沒有終止過。
到17、18世紀，歐洲醫學界盛行另外一種理論，叫「
瘴氣理論（miasma theory）」，「瘴氣」一詞也是來自古希臘時期，意思是「汙染」「不純」「不潔」和「糟糕的空氣」。我們現代醫學、現代公共衛生學的發展，也是來源於「瘴氣理論」下的應對措施。中世紀時「瘴氣」被認為是一種有毒蒸氣或薄霧，充滿了引起疾病的分解物質，這是個疾病地理學的概念，認為疾病受汙染的水、惡臭和不良的衛生條件影響而產生，有可辨識的臭味。「瘴氣理論」到了19世紀依然在歐洲社會盛行。在19世紀初期，西方醫生、外交官、傳教士、商人把這個概念帶到了中國。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疾病傳染也是因為「不乾淨」「不清潔」。這樣的思想跟歐洲所盛行的醫學思想是相關的，他們把歐洲的思想帶到東方，帶到殖民地，我們把它稱為「殖民醫學」。但是在我看來，汙染的環境不僅僅指東方或者亞洲，其實這也是他們對歐洲的認識，所以他們會提出改革的想法，比如如何清潔街道，建立公共衛生制度。
同一時期，科學家開始在實驗室研究、尋找致病的真正原因。在19世紀末，傳染病的病原學和疫苗的研究在法國的巴斯德和德國的科赫實驗室取得突破。一直到19世紀末期，西方的醫學理論才非常清楚地認識到，
一種疾病是由一種病菌導致的。
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疾病，它們的發現都是在19世紀末期。從細菌學角度，19世紀末期是發現疾病的重要時期。肆虐歐洲長時期的鼠疫，到1894年才被真正發現。1894年，香港爆發了鼠疫，法國年輕的科學家耶爾森（A.Yersin）和日本科學家北裡柴三郎同時發現了鼠疫桿菌。
除了科學家研究和探索疾病外，醫學現代化進程最重要的是國家幹預和政治動員。
一是設立疫病委員會，處理屍體、消毒措施、隔離、封城等措施我們現在還在繼續運用。
二是建立海港檢疫制度，像日本這次「鑽石公主」號就運用了典型的四旬齋制度。
三是立法接種疫苗，這是人們對付傳染病最重要的措施。
這幅圖片非常有意思，英國牛痘接種在立法過程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大部分民眾非常不認可這樣的疫苗接種法，就像我們今天看到很多人不願意戴口罩，所以要通過立法確定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是人類抗擊疾病最有效的手段。在國家立法、行政幹預之外，主要就是
政治動員，往往採取科學知識普及的方式。這種方式，是從中世紀就開始建立的。每一次疫情爆發，地方政府都會製作一些宣傳手冊或指導手冊。
在應對疾病的過程當中，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總的來說，人類在與疾病相處的過程中，疾病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
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我們與流行病是同行的，文明必經疾病的挑戰才能向上發展。
最後，有一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也就是我一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我們覺得疾病是非常可惡的，科學家的工作是對付疾病的，我們希望人生當中沒有疾病，但反過來思考，如果我們這個世界沒有疾病的話，將會是怎麼樣的？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