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是沉默的證人
「我對自己所做的資料工作是更有自信的。我做的史料收集工作，比我的寫作有價值得多。」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怎樣以民間檔案搜集的方式來建造和書寫歷史，主要是我寫作《傳奇黃永玉》的體會，也會展開談談我30年來的一些經驗。
我要講的是黃永玉從幼年、少年一直到現在的故事。我是研究文學的作者，從寫巴金到胡風，現在寫了這本黃永玉傳，而且還是沒有完成的傳——1976年之後的一些重要事情可能是以後會寫到的。第一個就是他跟《苦戀》的關係，大家可能知道1979年對《苦戀》的批判，而裡面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黃永玉。還有比如「文革」之後，黃永玉在文學上多方位的爆發等等。
黃永玉很難學
黃永玉的藝術是全方位的，而他美術上的成就掩蓋了文學上的成就。讀過他的散文的讀者，就會知道他寫散文的成就比起散文大家來，至少是可以相提並論的，甚至超過他們。還有他的詩歌，黃永玉十幾歲開始寫詩，1950年在香港發表過整版的詩歌。1979年「文革」之後，中國第一屆詩歌的評獎，大概有十多個人得獎，大多是我們所熟悉的文學界的詩人，其中一個就是黃永玉，獲獎作品是《有那麼個時候》。他的詩歌創作我們過去是不太了解的。
至於小說的創作，《收穫》雜誌從去年開始連載他的小說，這部小說是90年代開始寫的，已有10多萬字。3年前，我就建議他應該繼續寫小說。他寫了，我來之前他又在寫明年的1萬字，連著已經寫到40多萬字了，86歲的老人還在繼續寫，而且他的小說越寫越好。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他的這種小說，和現在流行的小說有什麼不同。他對語言的把握，有哪些是我們的文學裡欠缺的，大家可以仔細琢磨。
實際上90年代他曾經在香港寫過一個政治諷刺小說，寫了20萬字，沒有寫下去。他寫得非常生動，這種政治諷刺小說是我們中國最欠缺的文學方式，60年來沒有這樣的小說。
作為文學來講，黃永玉的諷刺和幽默的才華是骨子裡面的。我覺得黃永玉最大的特點是，他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好像完全是封閉狀態，他的藝術世界相對是一個和外界沒有聯繫的世界，尤其他的語言模式。他們這代人從1949年之後就不斷受到政治語言的侵蝕。從沈從文等這些跟黃永玉交往的人的文章裡面都能看到這種思維語言的影響，比如文章裡面有幾句表態，或者有這種那種的表述，但是讀黃永玉的散文可以看到，包括他寫懷念這些人的文章，和一些諷刺性的文章，都找不到這類社會語言的影響，也沒有時代語言的影響。為什麼會這樣？這個答案我一直沒有找到。
他最喜歡的是文學。但是文學養不了家，就以畫畫養文學，正因為有了美術的發展，他就有能力完全把文學當成一種純意義的寫作。我們生活中粗俗的語言也好，政治的語言也好，對他沒什麼影響。所以他的散文裡面，語言的轉換、甚至一些天馬行空的表述，別人學不來。我覺得很多人的文章可能你能學會，但是黃永玉的這種語言表達方式，他的思維方式，大家是很難學會的。
之所以我從20年前就關注他，就因為他是中國20世紀以來極其少有的天才式的文學家。
寫傳記不是「聽故事」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圍繞名人的傳記非常多。往往名人成名之後，它的回憶有很多是誇張的。這種誇張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他可能有幾十年之後的偏差，這種是無意的，還有一種就是有意的，就是編造，讓自己更偉大更了不起。作為傳記作者，要對歷史負責，傳主只是給我們提供一個回憶。寫傳記的功力所在就是你要用大量的史料發現和填補他的記憶，或者叫補充，或者叫糾正，或者是求證。這樣的工作，是傳記工作者最應該下的功夫。
我80年代寫《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那時候年輕，基本上就是傳主怎麼回憶怎麼寫，有時候也翻一些報紙，但是沒有完全的多方位的求證。我現在對《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就有很多後悔的地方。當時我寫的主要對象是「胡風分子」，但80年代那時候是有很多對立面的，如果當時我找他們的話，他們是有可能接受我的採訪的，而且可以補充他們這方面的材料。但當時年輕，不太懂事。
寫黃永玉傳對我來講面臨一個很大的困難：黃永玉是一個非常善於講故事的人，他的故事講得非常生動。生動的好處就是大家知道他很多事。對一個傳記作者來講，我再寫他的傳，如果僅僅停留在他講述的基礎上，無非就是轉述他的材料，嚴重的話可能是抄襲，或者就是大量引用。如此原創性就差了，不會是很有力度的傳記。
所以，這本書重點放在史料的求證上。如果史料沒有求證，我寧願採取比較不能確定的一種敘述口氣。
這張照片顯示的是他12歲從鳳凰出來之後進入廈門集美學校，學校等級名冊上的名字，當時他叫黃永裕，後來沈從文跟他說了才改成現在的「玉」。他念初一時用的是「黃永裕」這個名字，這個材料來自集美學校1939年的學生一覽表。如果我找到了當初的材料，才可以證明回憶是準確的。這是我們對於歷史研究最起碼的尊重的原則。
第一手資料是相當重要的，是不能有任何虛假的。有意識的編造則更應該是我們警惕的。我再舉個例子，汪曾祺曾在上海對我說，他給沈從文寫過一封信，信上就說自己認為黃永玉是很有才的，如果這時候有人願意在黃永玉身上投資，肯定是不會虧本的。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將信將疑。第一，沒有看到原件我不敢相信。我認為1947年的汪曾祺不到40歲，黃永玉30多歲，那個時候他怎麼知道黃永玉後來的發展？當時我就開玩笑說，沒看到材料我就認為是吹牛。我就一直沒有寫這段，一直到前年，這封信找到了，一共有7頁，是汪曾祺寫給沈從文的。
汪曾祺為什麼要給沈從文寫這樣的信呢？大家知道，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抗戰結束之後，汪曾祺到了上海。沈從文就委託汪曾祺去看看黃永玉。看了第二天他就給沈從文寫了一封長信，在看他之前汪曾祺也知道黃永玉。信上就寫了見黃永玉整個的過程，寫得非常生動詳細，也反映了當時上海文化界的很多狀況。有了這封信，汪曾祺的敘述就有了最可靠的史料。
檔案是沉默的證人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文革」中的「黑畫」批判。年紀大一點的聽眾可能知道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上半年的「黑畫」事件。經歷「文革」波折之後，到了1972年要恢復對外出口，賣什麼？那時候也賣資源，但首先是中國畫、工藝品。
「文革」的文藝批判中，有兩個人物是「文革」前已經去世了，一個是美術界的齊白石，一個是戲劇界的梅蘭芳。這兩個人當時早就去世了，但「文革」期間一樣拿出來批判。中國畫家本來在1966年和1967年受到嚴格的批判。但1973年要對外出口，這些畫家又得到了重視，周恩來、李先念等領導人認為出口畫作可以賺到外匯，而革命宣傳畫人家是不會買的。這樣就印了一個刊物，大量發表的是李可染這樣的藝術家的畫。
這個時候，「四人幫」對美術界的批判有了一個回潮，把「黑畫」作為美術界的突破口。黃永玉那幅睜隻眼閉隻眼的貓頭鷹成為目標。關於這幅畫的敘述我們看了很多，有人說當時《人民日報》頭版發批判文章，對這些畫家公開點名了。黃永玉的回憶文章和李可染傳都這麼講，說是公開點名批判了。我一直翻看當年報紙，從《北京日報》到《文匯報》和《人民日報》，沒有找到一篇公開點名批判的文章。到底有沒有公開點名，這個事實是需要考證的。
當時「黑畫」事件來勢洶洶，在人民大會堂辦了一個展覽，又到美術館辦了展覽。黃永玉的畫排在第一，與宗其香的《三虎圖》都遭到很嚴厲的批判。我查了很多報紙文章，當時只點了畫，沒有點名。說睜隻眼閉隻眼的貓頭鷹反映的就是對社會的不滿，宗其香畫的三隻虎代表「三虎成彪」。1971年林彪已經死了，畫家畫了三隻虎，就說他是懷念林彪，在當時是很致命的批判。
畫家們曾被押到人民大會堂看展覽，當時他們都已經準備被抓起來進監獄了。但「黑畫」事件到了六七月份之後就銷聲匿跡了。2008年一份檔案在民間市場上出現，最後落到了黃永玉先生手上。這個檔案對我們解讀這段歷史非常重要。
這份檔案裡有一封信，當時沒有文化部，而是叫「文化組」，負責人是於會詠，信是他寫的：「文元同志，您好！我們評論組在美術組的協作下寫了一篇反擊美術方面黑線回潮的文章。送上請審閱、修改。如可以希望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個文章中點了兩個人的名，即宗其香和黃永玉。該二人，在歷史上，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後，表現都是很壞的。」這是寫給姚文元的信，後面就是關於「黑畫」事件的長篇批判文章，確實也點名了。姚文元用鉛筆做了批示：關於批判「黑畫」的文章，在我這裡壓了一些時候，主要考慮到這些畫如一批判，在國外肯定身價倍增。可以賣更多的錢，且畫較形象，易被敵人利用，造謠誣衊我。因此想了兩個方案，第一在北京日報上發，不轉載。第二暫不發表，待在某一時候正面介紹我社會主義藝術成就時有一部分提到這些毒草。哪個方案較妥，請春橋、江青同志閱批！
然後是張春橋的批示：我傾向暫不發表，先在內部批，待適當的時候再講，請酌。
江青批的是「同意春橋同志的意見」。
此前毛主席有一個批示，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提出批評，江青就有所收斂了，這件事情姚文元就主張低調。還能看出第二個信息是，當時從黨內排位，張春橋是前位，可最後決定的是江青，一個政治局委員，但是比常委重要。
檔案的妙處，就是有很多這種信息藏在字裡行間。有了這個檔案，我們就能了解對「黑畫」事件的批判為什麼突然停止了。我們再看當時的《北京日報》、《文匯報》和《人民日報》，果然是按批示辦的。在「十一」的時候，發了一篇正面報導，裡面很簡單提到了前一段時間有一些「黑畫」、「黑戲」猖獗，就這樣一筆帶過了。
這樣一份檔案，對我們解讀重大歷史事件所起到的作用，遠遠超出十個生動的故事，甚至一萬字的分析。這就是我為什麼這麼多年比較感興趣地搜集各種各樣的檔案，儘量地把檔案串起來讀的原因。
我認為檔案越多，對敘述歷史越有好處，而且檔案的嚴肅性就是必須按照原樣給我們看。很多檔案有各種解讀的可能性，如果有原件的話，就需要按照原來的時間關係，按照發表的時間來看。90年代我在北京的潘家園買了一箱子50年代到60年代中國戲劇家協會的檔案，包括田漢、吳祖光和杜高的檔案，其中杜高的是很完整的，還有他在監獄裡每年寫的思想匯報。十幾人的討論記錄都在裡面，可以知道記錄人是誰，誰發的言，這樣才能保證檔案的確定性，嚴格按照時間程序，按照署名的程序，這樣才可信。中國的檔案制度已經有了，50年開放一批，現在陸續地在開放。但現在的檔案制度基本上相對模糊的概念，50年哪些東西可看，還是有選擇性的。
為什麼我的這本書名為《傳奇黃永玉》，而不是《黃永玉傳》，這是有考慮的，前言裡面也講了，這不是嚴格意義的傳記，基本上是嚴格按照時間順序走的。而黃永玉傳是分三個結構的，第一個是小時候到1946年進入上海之前，就是結婚這段是個人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歷史資料相對比較缺，而且主要是反映出那代人從小怎麼成長起來的。第二個是寫文章交往史，裡面貫穿一些文化批判，主要是1947、1948年到50年代在香港。他在香港待了幾年，跟金庸一個辦公室，幫他畫刊圖，1952在香港的時候黃永玉也繼續受到批判，他自己也寫了一些公開的檢討。最後受到了沈從文的影響，和當時左翼的影響，決定離開香港回到北京。這一部分主要寫他和汪曾祺的關係，和沈從文的關係，與蕭乾的關係網……實際是文人交往的結構。第三部分，實際是想借寫他而寫「文革」。
我20多歲寫第一本書，和同學一起寫現代文人，完全是敘述故事，敘述愛情故事，現在我的作品不一樣了，但我對自己所做的資料工作是更有自信的。我做的史料收集工作，比我的寫作有價值得多。因為史料是永遠不變的。十年二十年以後再研究黃永玉，依舊會藉助這些史料，史料是最重要的。
(根據作家李輝8月13日在上海「東方講壇」之城市文學講壇的演講整理，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