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那個「大眼睛姑娘」蘇明娟嗎？她曾受助於希望工程，如今，她拿出自己的家庭儲蓄設立助學基金，為更多貧困學子傳遞「希望」。
在1991年中國希望工程宣傳照上的這雙渴望讀書的「大眼睛」，無疑是幸運的。從被記者拍下著名的大眼睛照片開始，她的命運便被改寫。在她的自述中，那個曾經的山村貧困生已然破繭成蝶……
『大眼睛姑娘』成為希望工程的標誌性人物，從她那渴望的目光中，人們似乎聽到數以百萬計的失學兒童的心聲。
——《希望工程：苦澀的輝煌》作者、海軍政治部創作室主任黃傳會
我生在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張灣村一個普通農家。山區地薄糧少，我們一家人過著辛勞拮据的生活。上小學時，我每天從家到學校要走40分鐘的山路。
那時候，學校的教室低矮破舊，學校沒錢裝玻璃，即便在冬天，窗洞也是空蕩蕩的，寒風呼嘯而進，我們這些小朋友都凍得縮成一團。可是，我們堅持讀書的念頭卻像火一樣熱烈。
1991年5月，當時還是北京崇文區文化館攝影幹事的解海龍叔叔到我縣採訪、拍攝希望工程，這個在我日後的生活中像父親一樣的叔叔跑了十幾個村莊，拍了很多照片，我的只是其中一張。
對於當初拍攝的情景，我已經沒有印象。但是，這張題為《我要讀書》的照片發表後，被全國各大媒體轉載，並被選為希望工程的宣傳標誌。幾乎一夜之間，「大眼睛姑娘」「走」遍大江南北。
據《建國50周年攝影在我們記憶中》調查顯示，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姑娘」名列榜首，被認為是50年來最震撼人們心靈的一張照片。在為希望工程捐款的人中，不少人的捐款就是衝著「大眼睛姑娘」來的。
然而，山區消息閉塞，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張照片。1993年，縣裡熱賣「愛心券」彩票，為當地募集教育經費，彩票上印著的正是「大眼睛姑娘」的照片。村裡有人買回來，覺得「大眼睛姑娘」像我，爸爸看了也覺得像。
相似的事兒接下來一再發生：我到鄉衛生所看病，醫生從抽屜裡拿出一份報紙，指著上面的照片問，「這不就是你嗎？」有人把報紙帶到了學校，老師們也覺得「大眼睛姑娘」就是我。為了證明，老師還要我回家讓媽媽找找有沒有跟照片上一樣的花格布衣裳，結果媽媽果真從舊柜子裡找到了那件小花襖。「大眼睛姑娘」毫無疑問就是我了。
又過了兩年，中國青年報社舉行45周年社慶，此時已是報社攝影記者的解叔叔，邀請我到京參加社慶活動。我一下火車便吃了一驚，一位叔叔舉著「大眼睛姑娘」照片來接站：「忘記了吧，五年前就是我給你拍的這張照片。我叫解海龍！」
三個月後，我又一次到北京，在央視《正大綜藝》節目中與解叔叔一起講述「在希望中成長」的故事。隨後，寶潔公司捐款20萬元，將我的母校張家灣小學改建成一所希望小學。金寨縣也在短短幾年內建起了60多所希望小學，一萬多名貧困學生受到了資助。
面對這麼多關注的目光，這麼多援助之手，爸爸一直告訴我在收穫愛心的同時要懷有一顆感恩的心，回報別人，幫助更困難的人，將這種無私的愛傳承下去。
上小學時，我把富餘的捐贈物品轉贈給其他困難的同學。上初中時，在徵得資助人的同意後，我將累計幾千元的資助金通過青基會轉贈給其他更需要幫助的孩子。看到他們高興，我也會很開心。一直在關愛中長大的我，更要努力用愛心去照亮別人的世界。
2002年，我如願考上安徽大學職業技術學院金融專業。進入大學後，我覺得我們希望工程的孩子並不比別人差，我們擁有同樣的智慧和才幹。所以，經過慎重考慮，我請求退出希望工程對自己的捐助計劃，想憑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學業。
在大學期間，我從沒向家裡要過一分錢，靠勤工儉學賺來的生活費養活自己，並資助他人。
大學畢業後，我進入安徽省工商銀行工作。但是，這並不等於捨棄了希望工程這項事業，相反，希望工程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希望工程改變了我的人生，更改變了千千萬萬貧困孩子的人生。對此，我有太多的感激。希望工程給我的幫助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幫助別人是一種美德，回報社會是一種義務。這些年來，我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接受過上千次記者採訪，盡我所能宣傳希望工程，呼籲更多的人奉獻愛心，使更多的貧困地區的孩子改變命運。
對「大眼睛姑娘」的照片，有人說「那一雙渴望讀書的大眼睛，不知使多少人潸然淚下，然後慷慨投入到希望工程的行列」。我希望人們記住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承載偉大使命的希望工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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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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