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中國城市老年人的社會隔離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張文娟等)

中國城市老年人的社會隔離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基於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群的比較

 

張文娟　劉瑞平

 

　　內容摘要：本文運用2014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數據，比較分析了城市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的群體特徵差異，並對遷移老年人的社會隔離狀況進行了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礎上，採用Logistic模型對兩類人群家庭隔離、朋友隔離的影響因素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影響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家庭隔離的最主要因素分別是居住安排和健在女兒數量，而影響這兩個群體朋友隔離的最主要因素分別是生活自理能力和受教育水平。此外，宗教信仰對城市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具有抑制作用，而社區類型對城市非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的影響更大。

 

　　關鍵詞：城市遷移老年人；社會隔離；家庭隔離；朋友隔離；Logistic模型

 

　　中圖分類號：C91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794（2018）06-0008-10

 

　　DOI: 10.13778/j.cnki.11-3705/c.2018.06.002

 

　　一、引言

 

　　我國已經進入了加速老齡化時期，規模日益龐大的老齡人口已經成為社會各領域重點關注的對象。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向前推進，城市流動人口將會日益活躍。近年來，中國的城市流動人口呈現家庭化趨勢，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加入流動家庭，流動老年人口的規模不斷攀升[1]。此外，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中國老年人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對情感和精神世界的關注也愈加強烈，而退休之後充裕的閒暇時間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精神交流和關愛的需求[2]。近年來興起的異地養老模式也導致大量流動老年人的出現[3]。

 

　　遷移是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空間位置的變動、新環境的適應可能會使城市遷移老年人的社會網絡縮減而引發社會隔離。而社會隔離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消極的影響[4]。它會使老年人更易於產生疼痛/不適、焦慮/抑鬱和孤獨感，對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產生不良影響[5]，處於社會隔離狀態的老年人死亡風險會顯著增加[6]。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遷移和流動老年人已經成為中國城市老年人中不可忽視的群體。分析城市遷移老年人的社會隔離狀況和影響機制，有助於提前幹預遷移老年人社會網絡的構建，對於預防其陷入社會隔離、促進他們的心理健康有重要價值。並且，對城市遷移老年人社會隔離的研究，能夠及時地、有效地識別他們處於社會隔離狀態的程度，確定不同特徵城市遷移老年人的優先幹預次序，這將有利於改善他們的身心健康，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鑑於本研究重要的實踐價值，為了更清晰地了解城市遷移老年人社會隔離的特徵及狀況，本文基於與城市非遷移老年人社會隔離比較，主要分析城市遷移老年人社會隔離的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及其與城市非遷移老年人的差異。

 

　　二、文獻綜述

 

　　（一）中國遷移老年人的特徵

 

　　目前國內對老年遷移人口的研究尚處於初級階段，主要集中在遷移老年群體的基本特徵描述、遷移原因和遷移模式上[7]。中國的遷移老年人以低齡、非農業戶籍為主，其社會經濟地位較高，主要表現為受教育水平較高、收入較高、職業地位較高[8]。此外，這些遷移老年人的身體健康狀況較好[7]。與成年人群不同，非經濟因素是老年人遷移的最主要原因：在「五普」數據中，城市老年人口遷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拆遷搬家」[8]；而「六普」數據顯示，老年人口遷移原因中的「拆遷搬家」比例下降，而「隨遷親屬」比例上升[9]。上述趨勢說明，中國的流動人口攜帶老年人外遷的時期即將到來[1]。進一步的實證分析表明，老年人口遷移主要反映了子女的需求，遷移的主要目的是與子女團聚、為子女照料家務或照看孫子女、減輕子女的工作壓力等家庭因素，因此多屬於社會型遷移[8]。

 

　　有證據表明，老年人的遷移模式存在東西方差異，中國老年人的遷移以子女為核心，可能是一站式的，或是在幾個子女居住地之間轉移，這種模式可能是價值觀念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造成的結果[8]。對老年人遷移歷程的分析發現，生命周期對老年期遷移行為的影響相對突出，中國老年人的遷移主要有動遷型、家庭指向型和援助後代型；尚未出現西方國家老年人普遍經歷的「環境指向型」（享樂型），但是出現了明顯的援助後代型遷移，在高齡階段，中西方老年人以家庭指向型（援助型）和設施指向型（設施型）為主的遷移模型較為相似[10]。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遷移老年人群的特徵與其遷移的動機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遷移過程本身就是對老年人的一種篩選。能夠做出遷移決定，並且能夠在遷入地定居下來的老年人群本身具有一定的特質，而這種特質極有可能也會對他們在遷入地的社會適應和社會網絡構建產生作用。

 

　　（二）影響老年人社會隔離的因素

 

　　Nicholson把社會隔離定義為「個體處於一種缺乏社會歸屬感、缺乏和他人接觸和社會交往、缺乏滿足的和高質量的社會關係的狀態」[11]。研究發現，在1985—2004年間美國人的社會網絡結構中，非親屬關係下降，進而導致更多親密網絡集中在配偶和父母，而民族、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對社會隔離都具有重要影響[12]。對老年人社會網絡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有證據表明，老年人的社會隔離狀況存在性別差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處於社會隔離中，老年人發生社會隔離的風險會隨著增齡而上升[13-14]。收入較低、健康較差的老年人處於社會隔離之中的風險更高[15]。居住地對老年人社會隔離也有顯著的影響，農村老年人處於社會隔離之中的風險超過城市老年人[13]。

 

　　老年人的社會隔離主要分為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兩個維度，但是同一特徵對於二者的作用可能存在差異[14-15]。有研究發現，婚姻家庭對老年人具有保護作用，有子女或配偶的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風險會減小；與家人同住會改善老年人的家庭網絡，但有可能會因此局限於家庭成員之間的交往，忽視或減少與朋友之間的聯繫，增加處於朋友隔離的風險[16]。另外，較低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是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主要因素[14，16]。社會參與能夠防止老年人的社會隔離，他們通過參與社會活動或娛樂休閒活動，能夠在同輩群體之間培養新的友誼，增加有意義的社會角色，從而減少社會隔離的風險[17]。

 

　　對於老年人社會隔離現象的關注始於西方社會，近年來陸續有學者開始關注中國老年人群的社會隔離。對中國城市老年人的研究發現，女性、中高齡、經濟困難的老年人更易處於社會隔離之中[18]。家庭是影響老年人社會隔離風險的重要因素，喪失親人、生活不能自理、獨居等負向效應事件增加了老年人社會隔離的風險，但參與隔代撫育、社會參與等正向效應事件會減小老年人發生社會隔離的風險[18]。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導致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的主要因素分別是家庭特徵和健康狀況，而社會經濟地位、社會參與和社會環境也與老年人的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密切相關[19]。總體來看，我國老年人的社會交往主要依賴於家庭，家庭網絡狀況要好於朋友網絡，相比於家庭隔離，城市遷移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風險更大。老年人與鄰居交往密切，社區是他們交往的重要平臺，社會網絡成員之間地理距離的遠近也會影響他們之間的交往頻率和密切性，因此其社會隔離受到空間地域限制的顯著影響[20]。

 

　　與非遷移老年人相比，遷移老年人具有明顯的特徵差異，例如援助型遷移主要是由老年人身體健康惡化、殘疾、經濟收入水平較低、喪偶等事件引發的對親屬在經濟或情感方面的依賴而產生的[21]。年輕、健康、已婚、收入較高的老年人更易於被氣候、自然環境、衛生保健、娛樂設施等條件的地方所吸引，引發享樂型遷移[22]。遷移模式不同，遷移老年人的特徵也存在差異，這些特徵與社會隔離風險也存在截然不同的聯繫。而對中國老年人的研究發現，遷移者多為低齡、身體健康、經濟狀況較好的人群，遷移的模式以子女為中心，主要是為子女提供照顧而不是尋求子女的照顧，這些因素無疑能夠抑制其陷入社會隔離的境地。但是不同特徵的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是否也具有明顯的差異性？這些因素對於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的風險是否能夠發揮同樣的作用？遷移的發生改變了老年人的家庭結構和社會環境，同時也影響到了他們的社會參與行為，而遷移本身也是一種選擇性的行為。那麼，對於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群而言這些因素的影響是否表現出同樣的效果？以上問題還有待在下文的分析中做出回答。

 

　　三、數據來源及變量說明

 

　　（一）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於中國人民大學老年研究所設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具體執行的2014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項目的全國基線調查。調查採用分層多階段的概率抽樣方法，覆蓋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包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中國澳門、海南、新疆和西藏）的134個縣、區，462個村/居委會，共獲得60歲及以上老年人有效問卷11511份。調查樣本的整體年齡分布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較為接近，實地數據收集、現場督導、電話回訪等保證了本次調查較高的數據質量[23]。為更好地顯示城市遷移老年人的社會隔離與其他老年人的差異，本研究將其與城市中未發生遷移的老年人進行比較。通過問卷的問題篩選出城市遷移老年人樣本和城市非遷移老年人樣本，樣本數分別為840人和4459人，在此基礎上對其做進一步的分析。

 

　　（二）變量測量

 

　　1.因變量。

 

    本文的因變量是基於社會網絡狀態而識別出的家庭隔離、朋友隔離和總體社會隔離現象。對於社會網絡的測量筆者運用了Lubben等人[15]制定的精簡版的社會網絡量表（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6，LSNS-6）來進行評定。該量表（如表1）的社會網絡可以分為家庭和朋友兩個維度，共6個指標，每項指標設置相同的權重。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的得分範圍分別在0~15，得分越低表示社會網絡狀況越差，對社會網絡量表部分的調查數據質量進行評估發現，量表的克朗巴哈係數（Cronbach's Alpha）達到0.772，其中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維度的Cronbach's Alpha分別為0.734和0.832，這表明數據的信度係數較高，達到統計分析的要求。

 

　　如果社會網絡總得分低於12分，說明老年人處於總體的社會隔離之中，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的得分分別在6分以下即處於隔離之中[15]。量表的問題具體賦值和定義見表1。

 

　　2.自變量。

 

　　綜合以往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可能影響城市遷移老年人社會隔離的因素分為6個部分：基本人口特徵，包括年齡、性別、民族、宗教信仰等變量；社會經濟狀況，包括受教育水平、戶口類型、社會保障金水平；家庭結構，包括婚姻狀態、健在子女數量、居住安排；健康狀況，包括工具性生活自理能力（以下簡稱IADL）和健康自評；社會參與，包括參加經濟活動、子女家庭照顧、公益活動和政治活動等項目；社會環境包括是否擁有本地戶口、是否享有老年優待、社區是否有休閒娛樂設施、居住社區類型和居住年限。

 

表1  社會網絡量表

 

維度	問題	沒有	1個	2個	3~4個	5~8個	9個及以上
家庭網絡	1. 您一個月至少能與幾個家人/親戚見面或聯繫？	0	1	2	3	4	5
	2. 您能和幾個家人/親戚放心地談您的私事？	0	1	2	3	4	5
	3. 當您需要時，有幾個家人/親戚可以給您提供幫助？	0	1	2	3	4	5
朋友網絡	4. 您一個月至少能與幾個朋友見面或聯繫？	0	1	2	3	4	5
	5. 您能和幾個朋友放心地談您的私事？	0	1	2	3	4	5
	6. 當您有需要時，有幾個朋友可以給您提供幫助？	0	1	2	3	4	5

 

　　四、中國城市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的社會隔離狀況

 

　　（一）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的基本狀況比較

 

　　通過卡方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比較樣本中的城市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基本特徵的差異。如表2所示，城市遷移老年人群中年齡在70歲及以上的中高齡老年人的比例較高、女性居多、有宗教信仰人群的比重較大。相比於城市非遷移老年人群，城市遷移老年人中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比例偏高；無配偶和與子女同住者的佔比較大，健在子女的數量較多；自評健康不健康者的比重較大；參與經濟活動、政治活動和公益活動者的比例較低。遷移老年人中享受本地老年優待、居住在現代型社區和設施較為完善的社區中的老人比例均高於城市非遷移老年人。城市遷移老年人中高齡、女性、無配偶、不健康、與子女同住的比例高於城市非遷移老年人，這可能是因為老年人喪偶、健康狀況較差等事件的發生促使他們遷移到子女身邊，這與遷移的生命周期理論中提出的論斷相吻合：即退休、喪偶、健康狀況惡化等生命事件直接影響老年人的遷移，這種模式的老年人遷移主要是為了尋求子女提供照料援助的被動型行為選擇。另外，和城市非遷移老年人相比，城市遷移老年人經濟條件較好，大多數居住在現代型社區，所在社區的休閒娛樂設施更為齊全。由此可見，中國城市遷移老年人群中援助型遷移普遍存在，與子女同住、生活水平更高、居住環境更好、設施更齊全等成為吸引老年人遷移的因素。

 

　　綜合上述比較可以發現，遷移具有選擇性，遷入的老年人與非遷移老年人群之間存在明顯的特徵差異，而這些差別也會波及他們的社會網絡。從社會隔離狀況來看，約有38.3%的城市遷移老年人處於社會隔離之中，而處於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的老年人的比例分別約為16.0%、49.9%；統計檢驗發現，城市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群中處於家庭隔離的比例並無顯著的差異，但是兩個群體在總體社會隔離和朋友隔離方面的差異顯著。

 

表2  中國城市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的特徵差異

 

變量		遷移老年人 （%） （N=840）	非遷移老年人 （%） （N=4459）	P值	變量		遷移老年人（%） （N=840）	非遷移老年人（%） （N=4459）	P值
年齡	60~64歲	27.4	34.7	0.000	健康自評	健康	41.2	45.6	0.009
	65~69歲	19.5	21.4			不健康	58.8	54.4
	70~74歲	18.3	15.7		經濟活動參與狀況	在業	8.3	12.9	0.000
	75~79歲	14.8	13.8			不在業	91.7	87.1
	80歲以上	20.0	14.4		參與子女家庭照顧狀況	參與	57.6	56.3	0.268
性別	女性	56.0	50.2	0.001		不參與	42.4	43.7
	男性	44.0	49.8		公益活動參與狀況	參與	20.0	28.1	0.000
民族	少數民族	5.6	5.0	0.415		無參與	80.0	71.9
	漢族	94.4	95.0		政治活動參與狀況	參與	26.1	44.7	0.000
宗教信仰	信仰	14.3	10.2	0.001		無參與	73.9	55.3
	無信仰	85.7	89.8		擁有戶口狀況	有本地戶口	35.2
受教育水平	小學及以下	53.2	51.8	0.009		無本地戶口	64.8
	初中	21.2	26.0		老年優待享有狀況	享有	45.8	37.1	0.000
	高中中專及以上	25.5	22.2			不享有	54.2	62.9
戶籍類型	農業戶口	54.7	57.7	0.075	社區設施狀況	有設施	75.6	69.0	0.000
	非農業戶口	32.4	28.3			沒有設施	24.4	31.0
	其他戶口	12.9	14.0		居住社區類型	現代型社區	50.5	28.9	0.000
社會保障金水平		2338	1927	0.012		街坊型社區	20.7	29.0
婚姻狀況	有配偶	65.0	67.6	0.070		單位社區	13.7	12.8
	無配偶	35.0	32.4			城中村	9.7	20.5
健在兒子數量		1.5	1.4	0.023		其他社區	5.5	8.8
健在女兒數量		1.4	1.3	0.001	居住年限（年）		10.3
居住安排	無與子女同住	50.6	55.0	0.013	社會隔離		38.3	32.2	0.000
	與子女同住	49.4	45.0		家庭隔離		16.0	14.7	0.112
IADL	完好	62.3	63.1	0.321	朋友隔離		49.9	42.0	0.000
	受損	37.7	36.9

 

　　數據來源：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的2014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數據計算。下同。

 

　　（二）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狀況

 

　　雖然城市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群在家庭隔離的發生方面並未表現出顯著差異，但是這兩個群體中處於家庭隔離的老年人群的特徵是否存在差別，影響兩類人群家庭隔離的因素是否相同還需進一步分析。

 

　　表3的統計結果顯示，在城市遷移老年人群中，老年人處於家庭隔離的比例大致隨年齡的增長而上升，其中65~69歲老年人的家庭隔離的比例最為高。女性、少數民族和無宗教信仰的遷移老年人中處於家庭隔離的可能性相對較大。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處於家庭隔離的比例較高。家庭成員缺失的老年人，比如無配偶和未與子女同住，陷入家庭隔離的比例更高。健康狀況可能會阻礙城市遷移老年人與家庭成員之間的交往，IADL受損和自評健康更為消極的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風險更高。社會參與形式不同的遷移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情況也存在差異：參與經濟和公益活動的老年人處於家庭隔離的比例更高；而參與政治活動和子女家庭照顧的人群陷入家庭隔離的比例反而較低。在社會環境方面，享受過本地老年優待和在建有休閒娛樂設施的社區生活的遷移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比例更低；居住在現代型社區的城市遷移老年人處於家庭隔離的風險最小。

 

　　比較處於家庭隔離狀態的老年人在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群中的分布可以發現，非遷移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狀態的可能性相對較低，但是不同特徵人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中高齡老年人群中陷入家庭隔離者在非遷移老年人中的比重更低。女性老年人中，處於家庭隔離的比例在遷移老年人中比例較高，男性老年人中的這一指標卻表現出相反趨勢。在配偶健在、初中文化、不健康、不參與政治活動、居住在現代型社區和沒有休閒娛樂設施的社區中的老年人中，陷入家庭隔離者的佔比在非遷移老年人相對較低。

 

表3  城市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的社會隔離狀況

　　　　　　　　　　　　　　　　　　　　 單位：%

 

變量		家庭隔離		朋友隔離		變量		家庭隔離		朋友隔離
		遷移 老年人	非遷移老年人	遷移 老年人	非遷移老年人			遷移 老年人	非遷移老年人	遷移 老年人	非遷移老年人
年齡	60~64歲	11.74	14.93	43.91	34.39	健康自評	健康	14.45	11.65	44.80	34.59
	65~69歲	20.73	16.00	50.61	40.06		不健康	17.00	17.29	53.44	48.27
	70~74歲	14.29	14.45	46.75	41.06	經濟活動參與狀況	在業	22.86	17.39	50.00	38.61
	75~79歲	18.55	13.33	54.03	51.22		不在業	15.32	14.32	49.87	42.53
	80歲以上	16.67	13.86	57.14	55.61	參與子女家庭照顧狀況	參與	12.40	11.87	47.52	36.20
性別	女性	17.23	13.36	50.64	42.09		不參與	20.79	18.38	53.09	49.54
	男性	14.32	16.07	48.92	41.96	公益活動參與狀況	參與	16.67	11.58	40.48	33.31
民族	少數民族	21.28	13.45	48.94	44.39		無參與	15.77	15.93	52.23	45.43
	漢族	15.66	14.78	50.00	41.90	政治活動參與狀況	參與	14.61	13.89	42.01	37.66
宗教信仰	信仰	12.50	11.62	51.67	42.98		無參與	16.43	15.38	52.66	45.56
	無信仰	16.53	15.06	49.58	41.92	沒有戶口	有本地戶口	17.91		49.32
受教育水平	小學及以下	18.39	16.02	59.64	49.57		無本地戶口	14.89		50.18
	初中	13.48	13.72	41.57	37.01	老年優待享有狀況	享有	13.25	12.03	45.19	42.50
	高中中專及以上	13.08	12.84	36.92	30.33		不享有	18.24	16.29	53.85	41.75
戶口類型	農業戶口	20.96	15.45	62.13	46.67	社區設施 狀況	有設施	15.69	13.18	47.07	38.71
	非農業戶口	14.16	14.36	45.53	39.84		沒有設施	17.16	18.19	59.31	49.42
	其他戶口	11.11	14.79	37.96	41.80	居住社區 類型	現代型社區	10.17	13.38	44.55	39.42
婚姻狀況	有配偶	12.45	13.80	48.17	40.53		街坊型社區	20.71	15.38	51.48	38.96
	無配偶	22.45	16.62	53.06	45.15		單位社區	19.64	13.56	53.57	40.51
居住安排	沒有與子女同住	20.71	18.40	47.53	42.43		城中村	24.05	15.16	60.76	48.87
	與子女同住	11.08	10.21	52.29	41.53		其他社區	24.44	18.06	60.00	46.34
IADL	完好	13.96	13.43	41.11	33.57
	受損	19.24	16.91	64.35	56.51

 

　　（三）遷移老年人的朋友隔離狀況

 

　　在朋友隔離方面，除了其他戶口類型的老年人中處於朋友隔離者的比例在遷移老年人中較低外，在以其他特徵變量識別的老年人群中，處於朋友隔離的老年人在遷移老年人中的比例都遠高於非遷移老年人（見表3）。

 

　　從城市遷移老年人群體內部來看，各年齡組中，高齡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風險最大。此外，女性、漢族和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中處於朋友隔離狀況的比例相對較高。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老年人處於朋友隔離狀態的可能性相對較低。在家庭結構方面，沒有配偶的人群和未與子女同住者陷入朋友隔離狀態的老年人的比例高於相應的其他特徵人群。健康狀況較好的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可能性較小。在業的城市遷移老年人比不在業的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比例更高，而積極參與公益活動、政治活動和子女家庭照顧的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比例相對較低。在社會環境方面，享受本地老年優待和居住在有休閒娛樂設施的社區的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比例相對較低；居住在城中村的老年人處於朋友隔離狀態的比例最高，而居住在現代型社區的城市遷移老年人處於朋友隔離狀態的比例最低。

 

　　五、中國城市遷移老年人社會隔離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分析方法

 

　　根據因變量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都為二分變量的特徵（隔離編碼為1，沒有隔離編碼為0），本文採用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Logistic回歸模型的基本表達式是如下：

 

　　

 

　　（二）中國城市遷移老年人家庭隔離的影響因素分析

 

　　為考察城市中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相關因素差異，研究者分別對兩類人群的家庭隔離現象進行了Logistic回歸分析，如表4所示。

 

　　比較影響兩類人群處於家庭隔離狀態的相關因素後可以發現，二者存在明顯的差異。首先，年齡對這兩個群體經歷家庭隔離風險的作用方向不同。增齡能夠抑制非遷移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風險，但是對於城市遷移老年人並非如此。在控制其他條件下，增齡並未對城市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表現出明顯抑制作用，65~69歲和75~79歲兩個年齡段的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可能性高於其他年齡組。可能的原因是，衰老使得高齡老年人原有的社會網絡成員數量減少，交往減少，他們更加關注和依賴與家庭成員的交往。但是對

 

　　於遷移老年人而言，遷移事件淡化了他們與原居住地的親屬成員的交往，導致遷移後的家庭網絡規模縮小，老年人和遷入地親屬成員間的責任歸屬感和指向性更強，且並不會隨增齡而變化。

 

　　在基本人口特徵中，還值得關注的是宗教信仰對非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風險作用並不明顯，但是對遷移老年人群的家庭隔離確有顯著抑制作用。實際上，宗教信仰對個體生命中的積極作用已被很多學者所證明，它能夠在個體經歷消極生命事件時起到凝聚、激發、振作和慰藉的作用[25]；而本研究進一步證實，宗教信仰對遷移老年人群的社會融合有促進作用。

 

　　社會經濟地位的相關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戶口類型和社會保障金平均水平未對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風險表現出顯著作用。但是，家庭狀況因素，諸如婚姻狀況、健在子女數量和居住安排均對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風險存在顯著的影響，各因素對兩類人群的影響方向相同，但是影響程度具有差異性。比較其發生比率可以發現，婚姻狀況和居住安排對遷移老年人的影響大於非遷移老年人，而健在子女數量對前者的作用則小於後者。從標準化係數判斷，在遷移老年人群體中，家庭狀況中居住安排對家庭隔離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婚姻狀況；而在非遷移老年人群體中，健在女兒數量對家庭隔離風險的影響程度最大，其次是居住安排。

 

　　健康狀況對遷移老年人的社會隔離風險存在顯著作用，IADL受損和自評不健康的非遷移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風險更大；但是健康狀況對遷移老年人的影響並不顯著。可能的解釋是，健康惡化抑制了非遷移老年人與子女以及其他親屬之間的主動交往，但是對城市遷移老年人而言，因為是衰老和健康惡化等因素才產生的援助指向型遷移，這種模式下的老年人和遷入地的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同住或就近居住的可能性更大，健康惡化不會使他們之間的互動頻率產生太大差異。

 

表4  城市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發生比exp（b））

 

變量	家庭隔離		朋友隔離		變量	家庭隔離		朋友隔離
	遷移 老年人	非遷移 老年人	遷移 老年人	非遷移 老年人		遷移 老年人	非遷移 老年人	遷移 老年人	非遷移 老年人
基本人口特徵					健康狀況
年齡（60~64歲）：65~69歲	2.526***	1.170	1.646*	1.179+	IADL（完好）：受損	1.344	1.236*	1.950***	1.882***
70~74歲	1.602	1.120	1.356	1.154	健康自評（健康）：不健康	1.076	1.539***	1.195	1.405***
75~79歲	1.921+	0.984	1.606	1.475***	社會參與狀況
80歲以上	1.355	0.987	1.552	1.480***	經濟活動參與（在業）：不在業	0.622	0.770*	1.044	0.963
性別（女性）：男性	0.904	1.330***	1.226	1.183**	參與子女家庭照顧（有）：無	1.617*	1.390***	1.150	1.328***
民族（少數民族）：漢族	0.573	0.922	1.688	0.942	參與公益活動（有）：無	0.822	1.277*	1.371+	1.469***
宗教信仰（有）：無	1.871*	1.230	1.005	0.988	參與政治活動（有）：無	1.107	1.036	1.077	1.143*
社會經濟狀況					社會環境
受教育水平（高中/中專及以 上）：初中	1.074	1.164	1.137	1.477***	擁有本地戶口狀況（有）：無	0.712		0.780
小學	1.129	1.488***	1.591*	1.940***	老年優待（享有）：不享有	1.482+	1.315**	1.215	0.937
戶口類型（農業戶口）： 非農業戶口	0.822	1.138	0.757	1.172+	社區設施（完善）：不完善	0.894	1.367***	1.329	1.308***
其他戶口類型	0.600	1.271	0.628+	1.387**	社區類型（現代型）： 街坊型社區	2.220**	1.222+	0.929	0.805**
社會保障金對數	0.945	0.979	0.944+	0.969*	單位社區	1.835*	1.075	1.241	0.957
家庭結構					城中村	2.386**	1.171	1.120	1.043
婚姻狀況（有配偶）： 無配偶	2.244***	1.439***	0.824	0.796**	其他社區	2.251*	1.427*	1.397	1.055
健在兒子數量	0.790*	0.781***	1.001	0.973	居住時間	0.974		0.982
健在女兒數量	0.729***	0.718***	1.038	0.946+	常量	0.404	0.096***	0.276*	0.206***
居住安排（無與子女同住）： 與子女同住	0.442***	0.525***	1.111	0.975	Nagelkerke R方	0.188	0.100	0.149	0.127
					N	840	4459	840	4459

 

　　注: ***代表p<0.001，**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變量的括號內為參照組。

 

　　社會參與活動，包括經濟參與、子女家庭照顧和公益活動參與都與非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風險顯著相關；而對遷移老年人而言，僅有子女家庭照顧參與是其陷入家庭隔離的重要風險因素。從發生比率來看，參與子女家庭照顧對遷移老年人發生家庭隔離的抑制作用大於非遷移人群。

 

　　在社會環境因素方面，享有老年優待對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的家庭隔離均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對於遷移老年人的作用更為突出。回歸結果顯示，在非遷移老年人群體中，居住在單位社區、城中村和現代型社區的老年人中發生家庭隔離的風險不存在顯著的差異，但是居住在街坊型社區的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風險要大於現代型社區的居住者。然而在城市遷移老年人群體中，居住在各種社區類型的老年人的家庭隔離風險均存在顯著差異，並且社區類型因素對遷移老年人的影響程度普遍大於非遷移人群。遷入到街坊型社區、單位社區和城中村的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的發生比是遷入到現代型社區的老年人的2.220倍、1.835倍和2.386倍。

 

　　（三）遷移老年人朋友隔離的影響因素分析

 

　　表4也展現了對城市中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發生朋友隔離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的結果。從對遷移老年人朋友隔離的回歸分析結果來看，老年人朋友隔離風險存在顯著的年齡和性別差異。65~69歲老年人處於朋友隔離的發生比是60~64歲老年人的1.625倍，可能的原因是65~69歲的老年人處於退休後調整期的比例相對更高，加之遷移的原因導致其由工作關係而構建的朋友關係逐漸淡化，與以往同事間聯繫日益減少，進而導致朋友網絡縮減[26]，處於朋友隔離的風險增大；而70歲及以上的遷移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可能性與60~64歲的老年人並無顯著差異。在非遷移的老年人群體中，7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風險較60~64歲年齡組人群顯著升高。

 

　　在社會經濟指標中，受教育水平和社會保障金均對老年人的朋友隔離風險具有顯著作用。較低的受教育水平是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重要風險因素，遷移老年人中，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發生比是高中/中專及以上的老年人的1.591倍；在非遷移老年人中，受教育水平為初中及以下的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風險也顯著高於其他人群。就影響幅度而言，受教育水平對遷移老年人朋友隔離的影響小於非遷移老年人。較高的社會保障金為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朋友網絡的維持和構建均提供了良好的經濟保障，但是社會保障金對遷移老年人朋友隔離的抑制作用要大於非遷移老年人，社會保障金水平每增加1%，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風險分別降低5.6%和3.1%。

 

　　在家庭結構因素中，婚姻狀況和健在女兒數量對非遷移老年人的朋友隔離影響顯著，但是家庭結構諸因素對城市遷移老年人發生朋友隔離的風險的作用均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

 

　　儘管主客觀健康對城市非遷移老年人的朋友隔離都有顯著的影響，但只有客觀健康顯著影響城市遷移老年人的朋友隔離風險。回歸結果顯示，IADL狀態對遷移老年人的朋友隔離風險具有很好的預測作用，IADL受損的遷移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發生比是IADL完好的老年人的1.950倍。IADL對非遷移老年人的朋友隔離也具有顯著影響，但是影響程度低於遷移老年人。自評健康對非遷移老年人也表現出顯著作用，但對遷移人群的影響並不顯著。上述發現表明，如果老年人遷入到新的環境，IADL受損對其朋友交往的抑制作用會進一步增強。

 

　　在社會參與方面，參與子女家庭照顧、公益活動和政治活動都能夠顯著地降低非遷移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可能性；但對於遷移老年人而言，只有參與公益活動能夠降低其陷入朋友隔離的風險。因此，應該鼓勵城市遷移老年人積極參與公益活動，融入當地社會生活，以結交更多的朋友，擁有高品質的朋友網絡。

 

　　比較各自變量的標準化回歸係數可以發現，導致非遷移老年人陷入朋友隔離的最主要因素是受教育程度，接下來依次是IADL受損、參與公益活動、自評健康、參與子女家庭照顧和增齡。對遷移老年人朋友隔離影響力較大的依次是IADL、受教育水平、低齡、社會保障金水平等。總體而言，相對於非遷移老年人，對遷移老年人朋友隔離發生作用的因素較少，這說明後者的朋友隔離狀態的異質性較差，這可能與遷移對老年人的選擇作用有關。

 

　　六、結論和對策建議

 

　　本文對中國城市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的基本特徵進行了描述，發現城市遷移特徵與非遷移老年人群體特徵有很大的差異。相比於非遷移老年人，遷移老年人中高齡化、女性化特徵明顯，社會經濟狀況較差，體弱多病人群的比例較高，這一系列特徵說明遷移老年人有一定的選擇性，援助指向型遷移較為普遍，在這一背景下，遷入者更傾向與子女同住。而這一系列特徵均與其社會隔離風險顯著相關，造成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群在家庭和朋友隔離方面表現出諸多不同。

 

　　城市老年人群中，遷移老年人處於社會隔離的風險顯著高於非遷移老年人，其在朋友隔離方面的高風險尤為突出。為了進一步探析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產生社會隔離的相關因素，研究者分別對這兩個群體進行了Logistic回歸分析。分析結果發現，影響城市遷移和非遷移老年人家庭隔離風險的最主要因素是家庭狀況，而影響這兩個群體的朋友隔離狀態的最主要因素是社會經濟地位。從具體因素來看，導致城市遷移老年人和非遷移老年人處於家庭隔離的最主要因素分別是居住安排和健在女兒數量，而影響這兩個群體朋友隔離風險的最主要因素分別是IADL和受教育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城市遷移老年人群體而言，65~69歲組的老年人陷入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的風險均高於其他年齡人群。這一年齡組人群普遍處於剛退出勞動工作的狀態，這為他們離開原居住地遷移到子女家庭並為其提供幫助創造了條件。當這些老年人退出勞動市場之後，社會角色開始發生轉變，在既往工作中收穫的社會交往對象逐漸淡出其社會網絡，他們正尋求建立基於退休生活的新社交圈，但是遷移卻極有可能中斷他們的努力，不僅讓他們放棄了舊居住地的家庭網絡，而且限制了與以往交往親密的朋友網絡的聯繫，導致他們成為家庭隔離和朋友隔離的高風險人群。

 

　　研究中對城市遷移老年人的社會隔離的現狀和影響因素的發現說明，對這一人群的社會隔離的預防和幹預需要有針對性。遷移到城市的65~69歲的老年人群體普遍正處於新舊環境轉換的適應期，需要給予更多關注。社會環境對城市遷移老年人的社會隔離有顯著作用，居住在城中村和街坊型社區的遷移老年人更可能陷入家庭隔離狀態，對於這一部分人群更應該給予針對性的援助。社區或社會組織和志願者應該對這一群體進行重點篩查，關注其精神健康狀況，通過走訪、組織自助團體、提供社會活動和社會參與機會等多種形式為老年人搭建新的社交平臺，滿足他們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幫助其更好地融入家庭和社會。政府和社區應該積極推動老年人家庭的居家和社區的無障礙環境改造，完善老年設施建設，為遷入本社區的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交流活動機會；政府和社會甚至可以為有需要的遷移老年人提供一些城市生活技能培訓，提高他們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幫助他們更好地適應本地生活。

 

　　在老年人群體中，對於獨居者、身邊子女數量較少的老年人以及高齡老年人應該給予重點關注，著重為其親屬和家庭成員提供指導和援助，提高他們與老年人之間的互動，增強家庭網絡支持。相比於配偶和健在子女數量，居住安排是影響遷移老年人家庭隔離風險的更主要因素，政府和社會要鼓勵和提倡子女與遷移老年人共同居住或臨近居住，積極強化家庭成員的作用。鼓勵和引導那些時間充足和健康的遷移老年人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或積極參與子女家庭照顧，推進積極老齡化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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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張文娟，女，1975年生，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老齡健康、老齡社會及相關政策分析。

 

　　劉瑞平，女，1989年生，現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人口社會學、老齡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