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皇帝家庭更是注重兒孫教育問題。不僅挑選老師嚴格,啟蒙時間也比常人早,閱讀的書籍和素質訓練與一般的世家子弟更不一樣。因為皇室培養出一個合格的接班人,不僅關係到帝王個人和家族利益,更與國家和社會發展密切相關。
2200多年前,中國古代統治者在統治架構中設置了「師氏」這一官職。師氏除了給帝王充當政策顧問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教育培養皇室子弟。
首先,師氏用當時的經典理論來教導他們,「以三德教國子」。師氏用中庸之德、仁義之德和孝德來教育皇室以及諸侯子弟,並以此涵養他們孝順、信義、恭敬的品性,在皇位傳承、治國理政和為人處事上進行理論輔導。
其次,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師氏將當時國政中符合禮和不符合禮的實例、掌故,講解給皇室子弟以及諸侯子弟聽,讓他們學會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提高執政辦事能力。第三,當時規定「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太子、諸侯王子以及諸侯、卿大夫中未出仕的子弟都要跟師氏學習。
可見,我國古代統治者深知教育後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並且有一套較完善的體系。
清朝的皇室子弟,接受滿漢雙語教學,整體來看,公認是中國歷史上素養最好的。
皇太極曾要求所有8歲以上15歲以下的皇室子弟都要接受皇家的「義務教育」,到了雍正,劃出清宮中的上書房(道光之前稱尚書房),作為皇子皇孫和近支宗室子弟讀書的地方。
清宮對皇子皇孫的讀書有嚴格規定,年齡到了六歲,比須進入上書房讀書,而且無論冬夏,每天卯刻也即清早五點就進入書房,一直到申時也就是下午的三點多才放學。一年四季,除了過年(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皇帝及皇太后生日的當日及前一日,以及皇子皇孫自己的生日外,即使除夕也要到上書房讀書,只是除夕這一天讀到早上八點即可放學。
教授皇子皇孫的老師有兩種,漢文老師稱為師傅,由翰林出身而且有資望的大臣充任。師傅之上還有總師傅,「或一人,或二三人,無定製,有事則至,非日日入直也」。教滿文、蒙古文及騎射的老師稱為諳達,由八旗中精通弓馬、嫻熟滿語、蒙語的人充任,諳達之上也有總諳達。總諳達和總師傅都由皇帝派滿漢重臣充任。
皇室子弟讀的書一般是:《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愆義》、《古文灃鑑》等書。雍正八年曾任上書房行走的顧成天在為《樂善堂全集》作的序中說:「竊見自《孝經》、四子、《易》、《書》、《詩》、《春秋》、《戴禮》、以及《左》、《國》、《史》、《漢》、唐宋諸家之文。」
讀書的方法為:「師傅讀一句,皇子照讀一句,如此反覆上口後,再讀百遍,又與前四日生書共讀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謂之熟書。約隔五日一復,周而復始,不有間斷。」這種師傅講一句,皇子跟一句,以及講書之後還要背書的方法,一直到清末也未曾改變。
在科技掛帥的今日,「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的時代,已漸行漸遠。但是,毓老師曾說過「微言絕、大義乖」,經典中的哲學,其實就是生活智慧。
毓老師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的皇室伴讀,曾師事陳寶琛、王國維、葉玉麟、康有為等望眾士林學者,堪稱為跨世紀最後的通經大儒。
十三歲以前,毓老師熟背十三經,奠定其良好的經學根基。此後,隨著歲月的增長,閱歷的積累,他在學習上漸擴及先秦諸子百家之學,乃至於佛教、基督教諸經典。更難能可貴者,復將上述經典融而為內聖外王的智慧。
十三歲(1918年)之後,毓老師留學日本、德國。眼界為之遼闊,益增其經國大志。1970年開始,毓老在臺北創設了「天德黌舍」(後改為「奉元書院」)從事私人講學的事業。大概是口耳相傳吧!洋人一個接一個,來跟毓老來學漢學,學春秋公羊家哲學。
奉元書院從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都有開課,周一上《易經》,周二上「四書」,周三上《春秋繁露》,周四上「詩、書、禮」,周五上「子書」,包含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孫子、管子等先秦諸子,並涉及《資治通鑑》及《人物誌》等。
毓老師 「志在春秋」,重視《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四書教學,像《管子》和兵書,也特別重視,認為中國人的智慧,都包含在其中。讀懂經典,懂得智慧運用到生活,每個人都能過好自己的一生。
好消息!好消息!《毓老師說春秋繁露》、《毓老師說公羊》《毓老師說管子》《毓老師說吳起太公兵法》四本新書預售啦!
本書是根據毓老師1993-1999年在奉元書院講授內容整理而成。《春秋繁露》是漢代大儒董仲舒的哲學著作,是解釋《春秋》最重要的一部書。毓老師認為董子治事之道,超過先秦諸子,並強調要懂《春秋》必讀《繁露》,由此可知公羊學思想,可啟發人的智慧,過理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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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有用之書,求有用之學——董仲舒乃西漢今文學大家,尤宗公羊。《春秋繁露》是其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的重要政治哲學著作。董子治世之道,高於先秦諸子,為歷代仕子所重視。毓老師早年遍涉理學、今古文之學,得出「今文學家有儒家精神存在,古文學乃維護家天下,孔氏之學今文家所得的多」的結論。又因生逢亂世,乃上接熊十力先生,傾畢生精力研究公羊學說,講學六十載,闡釋發揚《春秋》「撥亂反正」智慧。從孔子《春秋》到董子《繁露》,中國學問無不強調治世、實踐。毓老師認為真有用的才是學問,知識分子必要有社會擔當,接受成熟的智慧,讀有用之書,求有用之學,以文會友,道濟天下。
本書是根據毓老師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臺北天德黌舍、奉元書院講授內容整理而成。《春秋》旨在「撥亂反正」,是毓老師講學的兩部主要經典之一,毓老師認為不懂《大易》與《春秋》就不懂中國文化。《春秋公羊傳》著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毓老師非常重視公羊學,是他畢生追求的學問,著重其思想智慧對今人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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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國文化真面目——毓老師常說不懂《大易》與《春秋》,就不懂中國文化,《大易》與《春秋》絕不能僅通過看書進行學習,必有師承,這兩部經典是毓老師授課的核心文本,也是體現奉元書院精神的兩部主經。孔子志在《春秋》,繼孔子之志,必治《春秋》,治《春秋》當本董仲舒、何休。毓老師強調《大易》與《春秋》互為表裡,要以《春秋》為用,以《大易》為歸,貫徹群經,讀懂中國傳統文化。公羊學在漢代及晚清時期有兩次復興,深刻影響中國學術發展和進程。但公羊學難懂,學人多不得其門而入,不懂公羊學,不能了解中國文化的真面目、真精神。學習公羊絕學,「為往聖繼絕學」,為中國文化保存「根本」。
本書是根據毓老師2000年在臺北奉元書院講授整理而成。《管子》雖非管子所著,但可體現管仲的主要思想。管子歷代備受質疑,但孔子特別讚賞管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子之德不同於匹夫匹婦的小誠小信,包含治國安邦的大智慧,對中國政治思想和實踐有重要影響。毓老師認為《管子》,道約言要,曉合經義。毓老師講《管子》,非講管子學,而是要我們學習管子,著重在於學會怎麼做事,像管子一樣可以一步步糾合諸侯,而不以兵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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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千年以來對管子的誤讀——數千年來崇拜管子者不在少數,但攻訐詆毀者更甚於前者數倍之多。毓老師帶我們解開數千年來對管子的誤解,要我們對其建立客觀公允的認知,知其乃非常之人,所建立之事業乃對中國數千年政治思想與實踐有重要影響。本書主要發揮說明管子的政術思想,其他不備載。毓老師特別要我們注意孔子對管子的評價。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子》雖非管子親著,但欲了解管子真面目,必於《管子》。毓老師認為《管子》一書,道約言要,曉合經義,必以今人之眼光閱讀《管子》,方能。
本書系根據毓老師1992年在臺北奉元書院講授內容整理而成。《吳起兵法》《太公兵法》為古代重要兵法著作,是歷代兵家必讀書目,均在「武經七書」之列。
《吳起兵法》,又稱《吳子》《吳子兵法》。相傳是戰國名將吳起所著,與《孫子》齊名,並稱為「孫吳兵法」。毓老師認為《吳子》六篇,皆兵家機權法制之說,但和《孫子》純用奇不同,《吳子》強調圖國以「和」,教民以「禮」,治兵以「信」。學習《吳子》,了解古代以儒家論兵主要觀點。
《太公兵法》,又稱《太公六韜》《六韜》,相傳為姜子牙所著,後人多認為是偽書,但書中所反映的確是商周時期的軍事特色,及太公用兵、陰權之術。太公其人,可謂「韜略鼻祖、兵家之祖」。但毓老師特重「同天下之利」之旨,深入講解《文韜》《武韜》兩部分內容,其餘部分與《孫子兵法》相參閱。讀《太公兵法》,了解太公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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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之世人,尤需自兵法中汲取致世智慧——古人向來重視兵法,兵家智慧不僅包含用兵機權之術,更有治國安邦大智慧。兵家特重解決現實問題,於今日之世界仍有重要意義和價值。毓老師特重子學,尤重兵法,治國安邦,安頓人心,需有謀略,有智慧,需自兵學中找尋。《吳起兵法》與《太公兵法》是古代兵法著作中的翹楚,為歷代兵家所重視,在宋代即被列入「武經七書」。聽毓老師講解兵法經典,了解古人用兵之謀略,治國之智慧,亦裨益於自己於世間行為處事之大發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