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寶：筆者相信，在未來的太空時代，中美一定能夠跳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實現價值對接和價值互補。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四十年周年，有關紀念文章可謂汗牛充棟，本文想探討的主題是，中美之間能否實現價值觀的對接。
一、引子：加州大火與嫦娥奔月
2018年的加州大火肆虐好幾周，天空一片地獄末日的景象，消防隊束手無策，「天堂鎮」付之一炬，死傷慘重。現代科技在加州大火中幾乎一點作用都沒有了。一場及時雨到來，大火頃刻被撲滅。筆者所處的伯克利小鎮的人，不管認識或不認識，在雨中遇見都會相視而笑，彼此祝賀，頗有劫後餘生的慶幸和欣慰。
這種人在天災之後的情感流露彌足珍貴，似曾相識。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天災不斷，從三千六百多年前的商湯在桑林中祈禱老天下雨，到兩千五百多年前的《魯邦大旱》中記載的，孔子勸諫魯哀公修諸刑與德以求雨救民，可謂史不絕書。中國人對天的敬畏感也逐步形成，並且深入人心，形成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價值觀。敬天、畏天的價值觀已經潛移默化為「文化中國」的心靈積習，祭天的傳統也同祭祀祖先一樣成為一種人文宗教。這種敬天的價值觀與歐美信仰人格神上帝的價值觀之間頗有差別，然而亦有息息相通之處。這次加州大火或許讓美國人與中國人心有戚戚焉：科學並不是萬能的，天的力量很大。
2019年1月3號，中國代表人類首次將飛行器成功地送上了月球暗面。在宏大的登月工程中，「嫦娥」探測器，「玉兔」月球車，還有「鵲橋」中繼星，這些美好的名字給中國人帶來無窮的對於未來的遐想和深遠的歷史的回音！但是，一旦把「玉兔」翻譯成英文「Jade Rabbit」,就會成為一場災難，因為「Jade Rabbit」在美國或另有所指，比如性用品。同理，把「龍」翻譯成「Dragon」的後果更加嚴重。茲不贅述。
加州大火讓人看到了中美價值觀對接的潛力很大，因為全球氣候變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借用中國的老話就是天命不可違。嫦娥奔月之「玉兔」的翻譯使人看到了中美價值觀對接的挑戰很大，當代發生的任何事情乃至每一句話都可能在中美的朝野之中產生巨大的分歧甚至是徹底的誤解，好的方面是郢書燕說，壞的方面是以訛傳訛，豕亥格義。一言以蔽之，中美之間價值觀的對接是一件非常緊迫的任務，事關人類的福祉和未來。那麼，中美價值觀能否對接？
二、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四重奏」
首先，有人說中國代表了東方價值觀，美國是西方價值觀的帶頭大哥。
事實卻遠非如此簡單。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封建」「迷信」這些西方社會專有的名詞不僅僅成了中國百姓的日常用語，就算是大知識分子也是深陷其中。1978年杜維明先生回國時，與張政烺先生見面討論過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文物情況。張先生自豪地說，我們挖出來很多寶貝，說明我們古代就有科學知識，比如五行旗等等。但是張先生又很為難地說，當然，也挖出來一些封建迷信的東西。杜先生問是什麼。張先生說，比如導引圖、房中術等等。杜先生微笑著說，這些給我們研究吧，我們不怕封建迷信。當時，李學勤作為中青年學者陪侍在側。
其次，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國家，美國是一個現代的國家。
實際情況也許剛好相反。美國是沒有歷史但是背著沉重歷史包袱的老國家，中國是有歷史的但是沒有任何歷史包袱的新國家。這種弔詭（Paradox）或許是理解中美關係的一把金鑰匙。
美國立國不到三百年，時間上少於中國歷史上夏商周漢、唐宋明清的任何一個朝代，但是各種歷史建築、人文檔案保存完整，超過百年的期刊雜誌、俱樂部或者聯盟遍布全國，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職業棒球大聯盟（MLB）等等組織更是勢力強大，在野則化民成俗，在朝則與聞國是。總之，美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但是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老國家。
反觀中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幾乎一切都是嶄新的。全國沒有一家百年以上的期刊雜誌，也沒有任何叫得上的俱樂部或者協會擁有百年歷史。大學超過百年的屈指可數，歷史檔案更是不知所終。很多歷史建築都毀於戰火或者毀於大躍進時代。文化大革命更是有組織地毀滅歷史。這一切造成了奇異的後果，中國成為一個有歷史但是沒有了任何歷史包袱的新國家。可以想像一下，在歐洲發生這樣的運動，神父和修女被逼還俗，強迫結婚，所有的大學停課鬧革命，羅浮宮和梵蒂岡的古籍手稿被焚燒，聖彼得的墳墓被炸開，在教堂裡要麼養豬，要麼辦工廠等等，試想這將是一個什麼瘋狂的場景。然而這一切在中國就曾經發生過，幾乎人人參與，而且持續了十年以上。如此劫後餘生的中國，將是最沒有歷史包袱的國家。悲劇雖然慘烈，但是這樣的國家居然活過來了，而且有一陽來復之勢，不能不認為是人間奇蹟。中國今後的問題不是擔心太傳統、太保守了，而是對太現代、太激進之憂懼，無論是「造反有理」的「紅衛兵」還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編輯人類基因的「科學家」，實則一丘之貉。美國今後的問題不是現代化的問題，而是對保守孤立之警惕，無論是門羅主義還是川普的貿易戰，實乃蕭規曹隨。
第三，不存在「沒有傳統價值的現代化」，也不存在「沒有地方尊嚴的全球化」。
中國應該成為一個會通中西、熔鑄古今的新的偉大國家。但實際上尚處在古今斷裂、中西對比的「青春期」。比如總有人追問中國古代為何沒有科學，這個問題就像質問一個男人為什麼不能生孩子一樣荒誕。然而大部分中國人每天都生活在如此荒誕甚至幻滅的語境中渾渾噩噩而不知。著名的軸心時代理論告訴我們，古希臘人通過追求真理，求得靈魂的絕對自由；古希伯來人通過信仰上帝，求得靈魂的徹底救贖；古印度人在「空」中冥想，求得人生的最終解脫或者佛說的究竟涅槃；中國人，生活在唯一一個有古有今的文化共同體中，一直在道德的艱苦實踐中，求得聖賢人格。這四種追求，或者學術地說，四種超越的突破，各有利弊得失，很難說誰好誰壞。就拿科學來講，如果沒有古希臘追求真理的基因在基督教的子宮中孕育，就不可能誕生現代科學這個胚胎。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既沒有古希臘的科學基因，也沒有基督教的子宮，何來現代科學？科學實乃一種特殊的、偉大的精神傳統。
科學是如此重要，五四熱血青年尊其為「賽先生」。然而，吳國盛教授說，很多東西是要拒絕解釋、拒絕檢驗的，比如上帝的存在和天命的降臨。有的東西是被迫檢驗的，比如號稱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大師兄們被子彈活活打死，怪力亂神在現代暴力面前土崩瓦解。這種由幾代人鮮血凝成的慘痛的教訓，讓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都對現代科學頂禮膜拜。說某事科學幾乎成了信仰。說經不起科學檢驗，基本上就意味著荒謬。但是，就像用天平稱善的重量一樣，很多事情是不能被檢驗的，比如用儀器來檢測人的經絡，用試驗來證明上帝的存在，這樣做如果不是絕對科學主義在作怪，就是對信仰的背叛。其實，政治上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和技術上進行人類基因編輯的「科學家」，其背後的心態都是如出一轍，就是沒有了任何敬畏和掣肘，前者是無法無天，後者是沒有倫常底線。中國既缺乏真正的科學精神，更喪失了對天道的信仰。如此一來，中國人就無法講好中國故事，也不能夠闡明自己的價值觀，更談不上實現價值觀的中外對接。
從美國這邊來講，既有以西方為中心乃至醜化東方的傲慢的「東方主義」，也有認為東方一切都是美好的、古典的、田園牧歌式的「逆向東方主義」，著名的例子是賈伯斯與禪宗的淵源，影響更大的是一批WASBs，這些有錢有勢的白種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清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 WASPs）一轉成為白種的盎格魯-撒克遜的佛教徒（White Anglo-Saxon Buddhists WASBs），恍若隔世。
這種為傳統進行現代性的解讀、批判或者辯護，為東方進行西方式的詮釋、藐視或者讚美，都會陷入古今中西的陷阱中。在中國，要麼回到傳統抱殘守缺，要麼擁抱現代而崇洋媚外；在美國，要麼成為「白左」那種抽象的包容主義，要麼成為「白右」那種封閉的特殊主義。無論中美，古今中西糾結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刺耳怪誕的「四重奏」。現代性的話語體系與傳統的心靈結構之間形成了巨大張力，產生了可怕的扭曲。表現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經濟活動中，就是一種匪夷所思的不正常的正常。其極端的例子就是美國的三K黨和在中國發生的所謂「破四舊」等等。「破四舊」是一種極端反傳統的行為。但是反傳統的本身經過百年滄桑其自身也形成了「傳統」，正如希爾斯教授說的，三代以上就成了傳統，由此，當下語境中的傳統居然也必然詭異地包含了「反傳統」這個新的傳統。在美國，不斷有人在為三K黨招魂，在中國，並不是沒有人懷念「文化大革命」。2015年是中國新文化運動100周年，看起來卻是舊文化運動的復古更化。無論中美，回歸傳統或者更準確地說，反「反傳統」成為新的時代潮流。無論中美乃至全球，每一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其呈現的機會，並且發揚光大。這就是多元現代性，也是全球在地方化。大家總算回過神來，總算認識到不存在「沒有傳統價值的現代化」，也不存在「沒有地方尊嚴的全球化」。
如此一來，尊重差異甚至慶幸差異成為文明對話的根本，成為實現價值觀對接的基礎。正如非洲諺語所說的，我的存在是由於你的存在。這是實現中美價值觀或者更廣泛地說全球各種價值觀對接的理論基礎。
三、在恢弘的「交響樂」中，中美之間有差異嗎？
古今之爭、中西之辨為過去幾百年的人類帶來了巨大衝擊，其中有所謂的科技進步，更多的是殺戮和災難。中國人幾乎亡國滅種，北美印第安人絕大多數滅亡，南亞和非洲慘遭殖民，兩次世界大戰更是將全球推入了戰火，無問西東，都經歷了人間慘劇。正如學界經常說到的，一個案例就可以證偽「現代化完全代表進步」，那就是納粹的集中營，裡面殺人的手段全部是當時的高科技。
然而，不和諧的「四重奏」也可能會被萬邦協和的「交響樂」所替代，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更是欣賞者。在這個恢弘的「交響樂」中，中美價值觀的對接不僅順理成章，而且相得益彰。
首先，中美都是革命的國家。
美國的獨立戰爭是一場偉大的革命，中國近代追求獨立解放的過程更是一場偉大的革命。甚至可以說，美國革命是中國革命的遠親。因為美國革命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後者又影響了沙俄的「十月革命」。不管怎麼說，「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之深廣乃是不刊之論。
其次，無論中美，各自的傳統價值觀都深入人心。
中美都是一個人民勤奮工作的國家。在美國，清教徒文化畢竟還是主流，以工作為天職深入人心，沒有歐洲流行的各種法定假期。在中國，儒家自強不息的精神生生不息。即便是佛教，在中國化以後，也形成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禪林傳統。
在美國，教堂遍地，宗教信仰深入人心。在中國，祠堂、財神爺、土地廟、寺廟、道觀遍布各個角落。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具有濃厚的宗教意識，乃至在美元貨幣上都印著「In God We Trust」（主啊，吾輩信之！）這樣的口號。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擁有多元的、包容的宗教信仰，而且彼此相安無事。關公和觀音、媽祖和財神彼此之間都是親戚朋友，與列祖列宗還有孔孟聖賢一起享受冷豬肉的祭祀。在明朝末年，儒釋道「三教合一」就成了全民共識。在不久的將來，信仰上帝與敬天法祖帶來的精神價值在中美人民心中或可等量齊觀。
第三，無論中美，邊緣才是中心。
中美都是地大物博的國家。去過歐洲的人都知道現代民族國家幅員之小。加拿大、澳洲雖然幅員遼闊，但是人口稀少。俄羅斯的主要人口也是集中在歐洲大陸。只有在中國或者在美國，才能感受到山河壯麗，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由此導致了由邊緣到中心的弔詭。
在中國，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只是這個大國展示給外人的一面櫥窗而已。只有廣袤的內陸才是中國的中心，雖然在日常的媒體報導和政治經濟活動中這是一個徹底的邊緣地帶。13億人口沒有進過大學門，但是幾乎人人都能寫會算，文盲率幾乎為零，這形成了塑造中國、改變世界的主力軍。
同樣，在美國，當加州的知識分子為川普的當選而如喪考妣的時候，廣大「紅脖子們」卻載歌載舞。那些在東海岸和西海岸之間只能從飛機上被俯瞰的「飛躍之州」一直默默無聞，相比於西部的洛杉磯和舊金山，東部的紐約，東中部的華盛頓和芝加哥，這些美國人被徹底地邊緣化了，但是他們恰恰是美國的「中心」。他們選擇了老實忠厚的小布希而不是伶牙俐齒的戈爾，選擇了口無遮攔的唐納德川普而不是滴水不漏的希拉蕊柯林頓。或許是他們鑄造了美利堅深厚的國魂。
第四，雙方都在不斷進行社會創新，摸索有效的社會治理模式。
大家都喜歡說美中政治制度不一樣，一個是兩黨輪流執政的典型的民主制，一個是一黨執政的典型的共產黨國家。其實，美國國父們在設計美國政治體制的時候，對民主是非常警惕的，在國父們心目中，民主並不意味著褒義，因此，嚴格地講，美國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美國總統的權力很大，川普一條「推特」就可以解僱國務卿或者國防部長這樣的國之楨榦。美國的政治世家也部分說明權力分配並不是很「民主」，耳熟能詳的有羅斯福家族、甘迺迪家族和布希家族等。美國的社會階層流動性也許遠小於中國。當然讀者可以舉出柯林頓、賈伯斯的例子。然而筆者也可以舉出更多的反例。很多美國家庭世世代代掙扎在社會底層，比如有的人的外婆是未婚媽媽，她母親是未婚媽媽，她自己還是未婚媽媽。每天為了吃飽肚子而奔走無計的美國人數以千萬計。反觀中國，看起來沒有民主選舉，然而政治世家幾乎沒有。父子都是政治局委員的只有習氏父子一個孤例。每一屆政治局成員幾乎都是從基層一步步做起來的。雖然沒有經過直接選舉，但是如果一個領導人能夠從管理幾百萬人口的地級市到幾千萬乃至上億人口的省的眾多的官員中脫穎而出，其選擇的結果應該不是很差。此中利弊得失有待方家繼續研究。
民主是如此的重要，五四熱血青年尊稱為「德先生」。其實，如果沒有歐洲封建制度的支離破碎，神聖羅馬帝國的分崩離析，就不可能將小國寡民的希臘式的直接民主轉化為現代以代議制為基礎的間接民主。間接民主是在直接民主的墳墓上長出來的一棵「歪脖樹」，雖然得到了直接民主的精神滋養，但又是封建王公諸侯與資本財富的艱難妥協，成為一個「最不壞的制度」。對於如何實現民主，每一個民族走的道路更是各具特色：大英帝國的民主肇端於粗糙的《大憲章》，中間歷經幾百年的革命與反革命才逐漸成形；法國的民主是大革命時期的滾滾人頭堆砌出來的；德國的民主是在「鐵與血」的統一戰爭中打出來的；印度的民主是殖民者移植過去的；日本現代的民主是麥克阿瑟將軍「恩賜」的；美國的制度無論稱其為民主制還是共和制，是國父們在一張白紙上揮灑出來的宏偉藍圖，美輪美奐。如此一來，中國如何實現民主，如何讓「德先生」登堂入室，正如同如何讓「賽先生」深入人心一樣，長路漫漫，艱苦卓絕，雖然篳路藍縷，但所得已觳。不管如何，以資本控制人為目的的市場經濟本身就將人異化了，為了保護資本而不是為了保護人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在經過幾百年西方現代社會的發展之後，正在解構甚至顛覆其本身的體系。人成為資本的主人之新時代的曙光出現了。哈耶克教授認為財產的公有必然導致政府對思想的控制以及對個人的奴役，同理，財產的私有和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也會導致人的物化和社會的異化。無論是在紐約佔領華爾街的憤怒人群，還是在巴黎街頭鬧事的「黃馬甲」們，更不必說活躍在中東的極端分子，這些現實都在提醒所有的人，「山雨欲來風滿樓」。 有鑑於此，為了實現新時代的社會正義和全球和平，為了由「小康」而致「大同」，中美都在不懈努力，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
第五，中美都是與時俱進的國家，都沒有太多的禁忌去嘗試新鮮事物。
美國不用說，所謂的現代化幾乎就是「美國化」。百餘年來，舉凡飛機、汽車、電腦、網際網路以及教育、文化，美國一直引領著世界潮流。中國雖然在最近百餘年落後挨打，但是儒家思想中與時俱進的思想卻幫助中國人打破了一切條條框框，嘗試了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孔子在回答學生顏淵問為邦的時候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這些教導清楚地表明儒家傳統絕不因循守舊，而是該保留的就保留，比如舜帝的樂舞、夏朝的日曆、商朝的馬車，該放棄的就放棄，比如夏朝的衣冠和商朝的日曆，孟子更是盛讚孔子「聖之時也」。然而在歐風美雨的吹打中，在現代化的浪潮中，在革命的洪流中，我們不是太保守了而是過於激進了。以科技創新為例，我們不是跟得不緊，而是跟得太緊了。前文所提的2018年的人類基因的編輯就是一大體現，遑論持續幾十年的破壞環境、戕害地球的行為。
第六，中美都是有「天下觀」的國家。
中國的天下觀古已有之，盡人皆知。一個北京的計程車司機都明白有些天下的事情比中國的事情重要。但是歷屆美國總統卻很難都達到這種認知水準。從開國之初的門羅主義到現任總統川普堅持的「美國第一」的立場，孤立主義在美國土壤深厚。但是全球擔當的道義觀在美國也是深入人心，很多出力不討好的「世界警察」的角色都是由美國來完成。全球擔當的正義感是中美兩國人民共同的情感。當然，共同的民族主義也是兩國政府面臨的共同的挑戰。
四、從大航海時代到太空探險時代
總之，中美都遇到了不少挑戰，而且中美之間還在互相挑戰，但是絕大部分挑戰都來自人類面臨的共同的問題，雖然往往被中美之間彼此相似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所蒙蔽。申言之，中美之間的價值觀不僅能夠對接，而且能夠互補：自由的價值需要社會的正義，個人的權利需要社群的責任，法治的精神需要禮樂的感化，理性的精神需要同情、惻隱與慈悲，民主的實現需要權威的平衡，傳統需要和現代融合而不僅僅是共生，更不能是彼此否定，東方與西方必然是走一條會通而不是對立的康莊大道，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中美之間有一萬條理由做朋友，但是沒有一條理由成為敵人。1949年，當人民解放軍（PLA）百萬雄師過大江的時候，在南京的駐外使節包括史達林的大使都隨著國民政府南逃至廣州，只有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在南京迎接解放。後來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美國國策的整體右轉，司徒雷登大使沒有能夠北上見毛澤東，導致後者「選邊站」，斯有《別了，司徒雷登》這篇奇文。隨後，中美兩國歷經劫波，韓戰和越南戰爭既是中美人民的悲劇也是全人類的悲劇。美國曾經瘋狂反共，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如果不在課堂上大罵蘇聯和共產主義就會被解僱，辛辛那提紅色棒球隊被迫更改了名稱；中國曾經堅決反美，山中三尺小兒、城內鮐背老翁皆能口誦反美口號。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史華慈教授是西方學界第一個用「毛主義」（Maoism）的學者，美國精英逐漸開始意識到「此共非彼共」，中國和前蘇聯完全是兩回事；在中國，國門重新打開以後，美國的形象幾乎是有口皆碑，不脛而走。正如北宋哲學家張載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美兩強相對屹立於太平洋兩岸，尼克森跨越太平洋伸出了友誼之手，習近平認為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個國家。鬥則兩敗、和則兩利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
今天，人類的飛行器首次登陸神秘的月球背面，人類在太空探險中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在大航海時代，人類創造了美國這個新生三百年不到的孩子，砥礪了中國這個以天下自居了三千年的孩子，兩個孩子彼此之間好像天然地有一種好感。無論是是一戰還是二戰，為了自身安全和人類和平，中美都是袍澤同盟。建交四十年以來，中美共同創造了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和平、最繁榮的時期。筆者相信，在未來的太空時代，中美一定能夠跳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王義桅教授認為這種「陷阱說」本身就是一種「陷阱」，因為只會出現在古希臘小國寡民的城邦制），中美一定能夠實現價值對接和價值互補，在浩瀚的宇宙太空中保護並建設地球這個蔚藍色的「諾亞方舟」，攜手將人類帶入美好的未來。這必是人類共同的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