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先前的文章回答於問答裡以後，沒想到產生了很多爭議。鑑於爭議很多，我們不妨再來看看愛因斯坦問題的具體細節。這裡我先亮明接下來要說的問題，免得一些傢伙光想「簡明扼要」，在我看來，如果真的有什麼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發展，那一定就是「大道至簡」這樣的信仰了。
問題：1，愛因斯坦問題近年來之爭議究竟是誰引發的？2，杜保友的論文引用的「愛因斯坦信件」是否準確？3，到底愛因斯坦是在指中國的科學技術令人驚奇，還是指古希臘人的演繹法、近代以來的歸納法令人驚奇，亦或是愛因斯坦時代的現代科學令人驚奇？這幾個問題是緊密關聯在一起的，下面回答的時候會穿插在一起來說，這裡我們再引用一下還學文女士的文章。
許良英的譯文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
這是七十年代許良英先生的譯文，雖然書裡寫的是「胡文耕譯」，但實際上就是許良英先生翻譯的。這個譯本的意思，明顯是說「愛因斯坦覺得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令人驚奇」。
到了八十年代，許先生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翻轉，將譯文變成如下所述：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這樣一來，譯文就變成了對形式邏輯和文藝復興時期歸納法的極度推崇了。
後來經過何凱文的質疑，許良英在05年再次做出修改，翻譯如下：
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作出這些發現是令人驚奇的。
但實際上，九十年代時許先生的學生胡大年已經在美國找到了愛因斯坦的回信原件，並跟美國科學史家Martin J.Klein進行了深入探討，許良英也非常推崇Klein，但這次討論卻對許良英沒有產生任何影響，他依舊堅持第二次翻譯是準確的。
所以我們不難看到，對愛因斯坦信件的爭議首先來自於語言問題，即「英-漢」翻譯（愛因斯坦的回信寫得是英文，而非德語）。胡大年以為，05年老師的第三次易稿還是有問題，依舊不準確。胡大年和Klein以及F.L.Holmes討論後的意見主要是：
使人驚奇的是，那些發現，【不論在何處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來了(and that's enough!)。
而Klein的意思非常明確，由胡大年進行了轉述：
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Klein說）愛因斯坦不是中國科技史專家，對他來說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作那樣的判斷是不負責任的。
這已經說的很明白了，愛因斯坦對於自己不熟悉的問題不願妄下結論，而只是說，不管中國還是西方，科學研究被做出來了，這很值得驚奇，至於它出現在中國還是古希臘和近代，那無關緊要。
顯然，這跟許良英的第二次譯文意見上完全相左，但許良英並不接受，直到二十世紀初何凱文投稿到《自然辯證法通訊》，許良英才對第二次譯文進行了反思。需要註明的是，此處的何凱文是科學史方向的哲學系人士，而非考研英語的何凱文。許良英當年為何不接受美國科學史的兩位學者以及自己看到了原件的學生的意見，我們很難理解，他的翻譯處理是「虛擬語氣」，又說不這樣處理就會導致「邏輯上的錯誤」，但究竟哪裡錯誤他一點沒說，並在第三次譯文裡修改了「沒有邏輯錯誤」的第二次翻譯。或許，「有過則改」從古到今在世界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僅僅是普通人，學者同樣如此。
還學文女士又舉出美國著名科學史家Nathan Sivin的態度來進行說明，國外科學史家在面對中國古代科學為何沒能產生出現代科學這件事情上都很謹慎，這與Klein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這些嚴謹的科學史工作者沒有嘲諷中國沒能產生出現代科學這個問題，也沒有人否定中國古代科學上的成就。
李約瑟之問
我見到有人在評論裡嘲笑李約瑟提出的「四大發明」說，評論者還說「看到李約瑟就想笑」，這倒是讓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只要翻過李約瑟作品的人，都知道這是科學史上的大部頭著作，信不過漢語翻譯的人通常會直接查閱原本，可以說，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學史的描述和舉證是相當完善且謹慎的，而四大發明不過是其中的九牛一毛，這部作品本身就是科學史著作的典範之一，能讓我們看到西方學者紮實嚴謹的著述態度。但最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國內的「四大發明」說並非始於李約瑟，而是始於卡爾·馬克思，作為向來需要學習政治教材的我們，竟然連這個都不清楚，倒確實讓人想笑。而一個讀過李約瑟作品的人，也不可能會聯想到「四大發明」，因為四大發明只是技術史，李約瑟關注的則更多是科學史。所以我認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在國內很缺乏，主要是鍵盤俠太多，而且成本太低，評論區裡幾乎各個都是愛因斯坦。
李約瑟之所以會來寫這部作品，他表達的意思很清楚，是因為看到了愛因斯坦的信，並且他不認同馮友蘭26歲時在美國杜威門下時發表的論文中的觀點，所以他要來做這方面的工作，但這不是他的根本目標，他的根本目標是「李約瑟之問」，是為什麼中國也有古代科學，但產生不出來現代科學？這個問題現在依舊生機勃勃，而人們也相信，李約瑟並沒有解決自己提出的難題。
李約瑟涉及到愛因斯坦問題時的優勢是什麼？優勢就是他對中國古代科學史作了謹慎的梳理（他作出了行動），所以Klein明確說了，愛因斯坦清楚自己並非科學史方面的專家，因此保持了謹慎的態度，不去評判中國為何沒有從古代科學產生現代科學這個問題。但李約瑟的問題在於，他誤讀了愛因斯坦的意思。
芮沃壽的回應
我們知道，斯威策是芮沃壽的學生，而斯威策上課後產生好奇的地方在於「中國古代科學為什麼沒有產生出現代科學」，而非「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科學」。朱元晦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自然科學成就在古代是一個巔峰，如對於月亮如何生成（批判《禮記》），測量北極星的仰角度數，通過山體海洋化石推測陸地的形成原因，探討雪花的構造，反對古代觀點進而提出日、月同向而非反向移動（涉及到參照物和速度），認同沈括的說法提出「月無盈闕」（這點放在今天也是對的），認同月亮是反射太陽的光而發光（今天也是對的），改進了水渾儀的弊端，設想人若能縮小進入渾天儀進行觀察就可以改正前人的天文知識上的錯誤等等，所以李約瑟對他大加筆墨進行探討，更重要的是，明末東學西漸時，西方人依據的文本就是朱元晦的文本，啟蒙運動的中國依據也是朱元晦的註疏和思想，萊布尼茨等人也引元晦為同道。南宋這個時期，元晦的許多自然科學思想是遠早於西方的——李約瑟的問題恰在這裡，為什麼後來中國的自然科學突然就陷入了停滯？而西方人懷特海也指出（跟羅素進行過合著），朱熹之後的中國再無天才，反而是把天才都用在了對古人的註疏上面（可能指清朝）。
懷特海這句話我保留意見，因為明末西學東漸，中國的科學史是有很大發展的，而且很快就能逐漸趕上西方，所以當時出了不少科學家，儒家當時對利瑪竇以及《幾何原本》的極度尊重很能說明當時的學者根本不存在清朝的那種「奇技淫巧」的鄙夷態度。但是，很快滿洲人入關了。
十多年前看過一個紀錄片，講的是清初其實也比較留意自然科學——我以前一直以為滿洲人從來不重視科學。西方科學到了清朝，在康熙皇帝的時代他個人是很喜歡這些東西，但問題是他只允許皇室成員進行學習，民間和大臣則禁止學習科學。有人說清朝不需要背鍋，我倒是覺得清朝從來都是坐在鍋裡的，明朝再差勁也沒禁止過學習科學，即使民間有人一開始反對近代西洋曆法，但彼此一印證，民間這邊錯了，人就去改正，開始去積極學習。後來到了乾隆時代，他收藏了許多西洋科技成果，卻也是禁止民間學習科學。原因無他，主要是怕漢人掌握了這些知識來造反——所以哪怕大臣和民間製造商要改進火炮時，皇帝們都要再三勒令阻止。阻止的結果是什麼呢？是防住了漢卻防不住西洋人，最後連漢也防不住了。
我們再回到芮沃壽的問題上來看看胡大年和Klein他們的觀點準不準確，因為人們在討論愛因斯坦的回信時，始終忽略了斯威策和芮沃壽兩個當事人。從芮沃壽的態度看，他與Klein這些科學史家觀點比較一致，所以他是反對「李約瑟之問」的。他的理由在於，現代科學不是因為古希臘人或更早些的古巴比倫、古埃及人預先設定了一個現代科學的目標，進而邁出了第一步。實際上，科學的發現和發展並不像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那樣，自己走了一圈豐富了自身後回到起點，黑格爾所言只是哲學的發展歷程（即便是哲學史，這種觀點也很值得商榷），而絕不是科學的。
從前面胡大年和兩位美國哲學史家的觀點已經得出，愛因斯坦作為一個嚴肅的科學家，不可能對自己不熟悉的問題唐突應答，所以他避而不談「中國的古代科學為何沒有產生出現代科學」這個問題，而是說「演繹法和因果思想」被人類所發現，這就足夠令人驚奇了，即要求斯威策不用糾結於西方還是中國這樣的問題——其實代表了科學具備普遍性的特點。但我對此還是非常懷疑，因為在近代以來，數學終於成為科學知識，又一直到萊布尼茨以後，邏輯學才真正成為一門科學且普遍的語言，這已經完全不是古希臘人的演繹邏輯了（迷糊的，買一本邏輯學作品讀一讀，覺得國人寫的不好，可以買本西方的）。愛因斯坦作為一個現代科學家，他怎麼可能不清楚這個事實呢？而「因果關係」的問題，愛因斯坦則明確表達過跟它相反的意見。
芮沃壽指出，愛因斯坦和自己的觀點一致。郝炘以為，這已經可以證明所謂的「令人驚奇的發現」是指「現代科學」，而非「演繹法」跟「因果關係」。因為芮沃壽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那就是即便西方科學，也不意味著古代科學與現代科學之間有某種先天預定好的必然聯繫。我覺得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非科盲。
郝炘舉出的另一個證據，是愛因斯坦說過「最令人驚訝的是被認為不可理解的這個世界竟然可以理解」，科盲們對此肯定是一臉懵逼，不知道這句話是指什麼的。但只要稍微具備點科普素養，就知道這恰恰是針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思想而提出的。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雖然相信精確化的學問才是知識，但又認為人類普遍無法跨越計數和度量的不精確性，所以世界在根本上無法理解，進而導致了人們繼續追求形上學。那麼，「可以理解」顯然超越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不可理解」。因此，我們可以下結論了：愛因斯坦對斯威策的回信不僅僅是出於禮貌和嚴謹，還有勸誡斯威策「重視現代科學」這個「令人驚奇」的成果的意思，而不需要糾結於中國古代科學為何沒有產生出現代科學，以及古希臘演繹法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歸納法這些古代的科學。
杜保友的詭異引用
杜保友引用的文獻資料很奇怪，因為《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發行於1976年，杜在註裡面卻標為1977年，更奇怪的是他所引用的內容跟第一版裡的翻譯完全不同，而是八十年代第二版裡的翻譯。這是什麼原因呢？恐怕只有作者自己心知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