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克，原載於2013年10月2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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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塔爾斯基是上世紀出生的哥德爾之外最偉大的邏輯學家」，應該不會有太大爭議，但他本人大概認為自己可以同哥德爾比肩。所羅門·費佛曼（Solomon Feferman）是塔爾斯基最傑出的學生之一，是史丹福大學數學和哲學雙料教授，一度還出任數學系主任。費佛曼的太太安妮塔是作家，曾經寫過一本託派革命家兼邏輯學家海恩諾特（Heijenoort）的傳記。2004年，費佛曼夫婦為塔爾斯基寫的傳記《塔爾斯基：生活與邏輯》（Alfred Tarski: Life and Logic）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品。
本書結構有獨特之處，例如，每隔幾章，會有一篇插曲（Interlude），講述塔爾斯基的學術背景。估計「生活」那部分由安妮塔撰寫，而「邏輯」的插曲則出自所羅門之手。除了師生這層關係，費佛曼夫婦還是塔爾斯基一家多年的朋友，同塔爾斯基的老婆孩子相熟。費佛曼任教的斯坦福和塔爾斯基的基地伯克利相隔不遠，車程一小時，兩家來往頻繁。費佛曼夫婦手裡都是近距離的一手素材。
這書出版時，塔爾斯基已死二十年，又不是特別公眾的人物，沒什麼禁忌。塔爾斯基本人酒色俱沾，料多且猛，而作者安妮塔是第二次為朋友寫傳記，經驗豐富，再加上所羅門淺入淺出、穿針引線地介紹些塔爾斯基的學問，使這書怎麼看怎麼有意思，是學人傳記中少見的佳作。和略顯乾澀的蒙克傳記風格比，這本塔爾斯基傳卻鮮活有趣，材料搭配也是軟硬兼施，無論圈裡人還是外行，讀後都會覺得又受益又好玩。
阿爾弗萊德·塔爾斯基（Alfred Tarski）生於1901年，逝於1983年，是波蘭猶太人。他成長在1920年代初百花齊放的華沙學術環境，二十二歲就拿到華沙大學博士，是華沙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博士，老師是華沙學派的大師盧卡西維茨和萊斯涅夫斯基。塔爾斯基博士畢業，給老師盧卡西維茨當過一段助教。那時的華沙，猶太人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多，是紐約之後最大的猶太人聚集地。塔爾斯基本人是無神論者，但那時的中產階級波蘭猶太人為了融入主流，紛紛改信天主教，有的還被迫改名，塔爾斯基家也不能免俗。
塔爾斯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完成了幾項重要工作，但波蘭之外知道的人並不多。1935年，他拿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贊助，在維也納訪問了幾個月，結識了「維也納小組」 （Vienna Circle）裡的核心人物，包括卡爾納普和紐拉特，以及外圍的哥德爾。卡爾納普賞識他的工作，並介紹他到巴黎的「科學哲學大會」（Scientific Philosophy）講演，塔爾斯基由此聲名漸起。三十年代末期波蘭已有嚴重的反猶傾向，而德國的戰爭威脅也迫在眉睫，猶太人開始紛紛離開波蘭。
以蒯因（Quine）為首的幾位美國朋友一直勸說塔爾斯基離開波蘭前往美國，但塔爾斯基生怕在陌生國度找不到合適的學術位置而遲疑不決。蒯因和幾位朋友趁1939年9月在哈佛開「哲學和科學統一大會」（Congress of Unity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的機會為塔爾斯基買了機票並負責吃住，將塔爾斯基連蒙帶騙地整到美國。
同船到達的還有另一位猶太裔數學家斯坦尼斯拉夫·烏拉姆（Ulam）以及他的弟弟亞當·烏拉姆，小烏拉姆後來成為哈佛著名的政治學教授。烏拉姆和塔爾斯基同船並非約好，屬巧遇，烏拉姆的老師是邏輯學家庫拉託夫斯基，庫對塔爾斯基評價很高。船到紐約，來接烏拉姆的是馮·諾依曼，來接塔爾斯基的是卡爾納普名義上的助手卡爾·亨普爾。塔爾斯基到美國沒幾天，德國就入侵波蘭，塔爾斯基的父母以及一堆親戚是死在納粹屠刀之下的最早一批波蘭猶太人，蒯因救了塔爾斯基的命。
到美國後，塔爾斯基在找工作時確實也碰到了麻煩。1939年10月，蒯因給當時正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的羅素寫了封信，請他幫塔爾斯基想想辦法，解決就業問題。羅老看起來也真為這位波蘭人努了力，但未果，於是羅老給小蒯回信說：「我甚至暗示（給校方）如果我退休能給他（指塔爾斯基）騰出位置，那我真會考慮退休；但這麼做貌似也不能達到目標。」「我完全同意你對塔爾斯基的評價，在他那一代邏輯學家中（你除外），沒人能同他比肩。」羅老誇人真有技巧，一句話誇倆，直接間接全誇到，而且不留餘地。
1939年塔爾斯基被紐約市立學院聘為訪問教授，任期一年，而羅素的推薦信起了作用，1939年11月21日的《紐約時報》還登了段塔爾斯基被聘用的小廣告，並誤引了羅素的一段話。1940年2月羅素也接到紐約市立學院的聘請，擔任哲學教授，但隨後即發生了羅素和紐約市立學院的法律糾紛，此事逐步演變成公共事件，而塔爾斯基在整個過程中選擇了沉默。費佛曼夫婦認為塔爾斯基內心傾向羅素，但作為猶太人，又是臨時教職，不想惹麻煩，倒也無可厚非。
羅素於1940年秋季學期受哈佛邀請開講威廉·詹姆士講座，而此時的哈佛哲學系，還有擔任臨時工的塔爾斯基和訪問教授卡爾納普。卡爾納普、塔爾斯基和蒯因三人臭氣相投，經常泡在一起。前幾年，有位澳大利亞的哲學博士生搞了幾年研究，寫了篇博士論文，專說這哥仨那一年天天聊了些啥。
1941年，塔爾斯基在美國出版《邏輯和演繹科學方法論導論》，這書原本是他在波蘭教書的講義，這次是英文版首發。出版社在腰封和封底的小廣告上引用了羅素的話稱「塔爾斯基是我們這一代最牛的邏輯學家和語義學家（the ablest man of our generation in logic and semantics）」，羅素發現後很不爽（distressed），給相關朋友寫信聲明這不是他原話，這個廣告言過其實了（exaggerated）。
羅素在信中說：「塔爾斯基博士和我絕不是一代人……我的原話是塔爾斯基是『他那一代最牛的邏輯學家和語義學家』。這不包括那些比塔爾斯基年老或年輕的人，事實上原文本不意公開，而是作為私密的紐約市立學院的教授職位推薦信。」這還不算完，羅素又給出版社和塔爾斯基本人寫信說：「如果說這讓你受窘，那也沒轍……把我的原信公開就好像讓我在我的孩子們中間流露偏心眼一樣。」事實上，羅素那段被誤引的話在1939年11月《紐約時報》上就出現過，為何羅素選擇此時反駁，是否羅素不滿塔爾斯基對他和紐約市立學院之間矛盾的曖昧態度，還真不好說。羅素是蒯因最敬仰的人，但感情上蒯因是站在塔爾斯基這一邊的，於是三人間鬧了點不愉快。
這一段糾結在費佛曼夫婦的書中沒有記錄，倒是在2008年出版的《蒯因對話錄》（Quine in Dialog）中被蒯因爆料。蒯因拿出羅素的信指出，在那句著名的「他那一代」的後面還有一句「你在任何場合都可引用我的話作為你對塔爾斯基能力的認同」，蒯因認為這就是說信的內容可以公開。但羅老畢竟還是說的「他那一代」而不是「咱那一代」啊，至少塔爾斯基有點套近乎之嫌，類似「我的朋友胡適之」。
其實1929年，塔爾斯基就試圖申請過位處波蘭和烏克蘭邊界的利沃夫大學（烏拉姆就是那兒畢業的）哲學和邏輯教授職位，但最後那職位給了另一位波蘭人奇維斯泰克（Chwistek），他比塔爾斯基大了十七歲。他贏得這個職位有兩個原因，隱性原因是塔爾斯基是猶太人而奇維斯泰克不是，顯性原因是羅素給奇維斯泰克寫了封很硬的推薦信。而很多同行都認為塔爾斯基更有資格擔任那個職位。敢情這梁子1929年就結下了。
1942年，塔爾斯基離開普林斯頓，短暫在波士頓停留，但此時卻收到了徵兵體檢通知，把他嚇得夠嗆，最後在普林斯頓幾位有權有勢的朋友幫助下，才得以脫身。普林斯頓之後，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找到一個一年的位置。他剛去時，一肚子怨氣，並不時寫信給哥德爾夫婦抱怨伯克利的不好，但一年後，伯克利給了塔爾斯基終身教職，他頓時心花怒放，還寫信給哥德爾把伯克利誇成天堂，並邀請哥德爾夫婦來訪伯克利，但哥德爾的身體哪能經得起這個折騰，哥德爾太太婉拒了。
作為教授，塔爾斯基有兩點很像某些中國同行：剝削研究生，同女學生和女秘書亂搞。塔爾斯基的這些行為為同事不齒，但他太牛了，大家用「也許這是歐洲範兒」作為藉口對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時的美國沒什麼自信，啥都是歐洲的好。無論是說相聲的還是當教授的，中國人講究「師徒如父子」，但徒弟若是女的，那估計就是「乾女兒」了。歐洲學術圈，學生畢業再陪教授幾年，是普遍現象，這些在「兔子不吃窩邊草」的美國絕對屬政治不正確。
首先，塔爾斯基同學生的關係錯綜複雜。他對學生要求嚴，很多學生回憶說這使他們受益終生，但他的要求有時是相當自私的。達納·斯考特（Dana Scott）曾是塔爾斯基的博士生，塔爾斯基給他派的私活卻是把塔爾斯基自己早年的文集《邏輯，語義學與元數學》翻譯成英文。最早這是塔爾斯基派給另一學生蒙太古（對，就是蒙太古語法的Montague）的，但蒙太古畢業後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這事就轉包給斯考特了。斯考特看不慣這種行為，不到一年，就退學了（另一說法是塔爾斯基炒了他），他後來轉往普林斯頓成為阿倫佐·丘奇的學生，之前，丘奇不算長的學生名單中包括克裡尼、圖靈、馬丁·戴維斯等。
斯考特和邁克·拉賓在有限自動機上的合作使他們獲得1976年圖靈獎，但斯考特後來的更重要的貢獻在語義學，他在牛津和斯特拉切合作幾年後，回到美國成為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數學和哲學的三科教授。斯考特後來和塔爾斯基恢復了友誼，並請塔爾斯基做自己女兒的教父，而塔爾斯基也為失去斯考特這樣的學生後悔不已。確實還真有學生為給塔爾斯基幹私活畢不了業的，但沒有為此和他鬧翻的。
吉爾曼（Gillman）本不是塔爾斯基的學生，但他寫了篇集合論的文章，同時寄給《數學年刊》（最重要的數學刊物，張益唐的那篇論文也是在此發表）和塔爾斯基，他幾乎同時收到回信，《數學年刊》同意發表，而塔爾斯基卻建議聯名發表吉爾曼的結果。塔爾斯基這種搶地盤爭榮譽的做法，很多同行一開始也不以為然，但時間長了就習慣了。最後吉爾曼也成為塔爾斯基的朋友，而塔爾斯基則不無誇張地到處散布流言說吉爾曼是他「通過信件指導的博士」（PhD by Mail）。
塔爾斯基在男學生中的強勢，使得他的所有學生幾乎無法對他說不。張晨鐘（C.C.Chang）晚年回憶塔爾斯基時只提到一次例外。那是在年輕的波蘭邏輯學家卡利茨基（Kalicki）死於車禍之後。卡利茨基駕車從伯克利去洛杉磯開學術會議，車上有塔爾斯基夫婦和張晨鐘。卡利茨基是近視眼，那次沒戴眼鏡，開車時還在同塔爾斯基大聲討論學術問題，車子時速到了七十英裡，在彎道時翻車，卡利茨基斃命，塔爾斯基和張晨鐘受重傷。
事後塔爾斯基拉著張晨鐘起訴卡利茨基的保險公司，但在保險公司調查此事件時發現卡利茨基隱瞞了曾出過車禍的事實，於是不予賠償。塔爾斯基又想拉著張晨鐘起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理由是他們去參加學術會議是為了伯克利出差，這次張晨鐘拒絕參加塔爾斯基的訴訟。塔爾斯基敗訴，而卡利茨基的太太此後同塔爾斯基斷絕了關係，她認為是塔爾斯基自私和魯莽的舉動導致保險公司發現了卡利茨基的前科從而喪失了獲賠的機會。
塔爾斯基在女生中的名聲真不好說。他晚年曾和一位女同行安妮·普萊勒討論誰是最偉大的女數學家，普萊勒說那應該是「愛米·諾特」（Emmy Noether），塔爾斯基大笑，說「她壓根就不是女人」。塔爾斯基自己的品味是才貌雙全，他的頭七個博士生中有四個女生，個個都漂亮。那是在保守的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女生比例之高令人髮指，如果不算他早年在波蘭時指導的第一個學生莫斯託夫斯基，塔爾斯基帶的基本就是娘子軍。
他幾乎和他的所有女學生都要打情罵俏。他的第一個女學生Louise Hoy Chin Lim是中國人，她畢業後前往亞利桑那大學數學系任教，塔爾斯基經常吩咐她跨過邊界到墨西哥走私他喜歡的龍舌蘭酒。他的第二個女學生就是後來曾擔任美國數學會會長的朱莉婭·羅賓森。朱莉婭美麗端莊，但名花有主，她丈夫拉斐爾·羅賓森也是伯克利的數學教授，朱莉婭早就知道塔爾斯基「卡薩諾瓦」的名聲，對塔爾斯基很冷淡。
塔爾斯基的第一段師生戀發生在他和第三個女博士生萬達·史蜜娃（Wanda Szmielew）之間。這段戀情跌宕起伏，故事情節早超越了流行小說家的想像。萬達在來伯克利之前，已在華沙大學取得數學碩士，並擔任華沙大學數學系主任的助手，1949年，她三十一歲時受塔爾斯基之邀來到伯克利跟隨他讀博士，那年塔爾斯基四十九歲。其實，塔爾斯基1939年離開波蘭到美國前，就和年輕但已婚的萬達有染，十年後在伯克利重逢算是「死灰復燃」或「保持再發生」吧。
萬達的美是豔麗加神秘、大方且有範。她絕不是中國的理工大學校花身上那種敷衍、有上限的美，她是真美。把萬達和赫本、夢露、範冰冰排一塊，你仍然覺得萬達更突出。她在來伯克利之前就已經證明了一個關於阿貝爾群可判定性的重要結果，準備以此為基礎在伯克利一年之內完成博士論文。萬達一到美國，就住進了塔爾斯基家裡。她和塔爾斯基的工作和生活習慣也接近，都是晚起晚睡，深夜是最有效率的時間。各種證據表明塔爾斯基很快就和萬達同居，過起了妻妾同房的日子。塔爾斯基的老婆瑪麗亞為此傷心不已，他們夫妻在戰時分離，塔爾斯基為了把她和孩子弄到美國，歷經艱辛。但面對美麗的萬達·史蜜娃，患難之情一觸即潰。塔爾斯基為了萬達能在一年內完成博士論文的目標，又命令兩位男學生幫萬達改論文。萬達1950年順利拿到博士，即返回波蘭，後擔任華沙大學教授。萬達後來多次訪問美國和歐洲，總和塔爾斯基搞在一起。
安妮·戴維斯是塔爾斯基的第四位女學生，她的第一任丈夫阿蘭·戴維斯也是一位數學家。安妮和阿蘭的感情不和，她在阿蘭和塔爾斯基之間搖擺。從塔爾斯基檔案看，安妮此間給塔爾斯基的信中對他的稱謂從「塔爾斯基博士」，到「親愛的阿爾弗萊德」和「親愛的老闆」。安妮和阿蘭離婚後，塔爾斯基向她求過婚，但遭拒。安妮大概是唯一被塔爾斯基正式求過婚的女生。安妮幾經周折最後成為華盛頓大學的第一位女教授，她在後來得知塔爾斯基和其他女生的混亂關係後，改變了對塔爾斯基的看法。她認為塔爾斯基一直在利用他的權力勾引女生，屬道德敗壞。勾引別人的男人，和自己的男人被勾引，真不是一回事。
1957年塔爾斯基在李昂·漢金（Leon Henkin）和帕崔克·薩皮斯（Suppes）的幫助下，組織了「幾何學和物理學中的公理化方法國際會議」，除了保羅·博奈斯、海丁等邏輯學家外，還有布裡奇曼等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塔爾斯基收穫了名望，外加又一段戀情，這次是和會議的秘書，美麗的哲學系學生多蘿西·沃爾芙（Dorothy Wolfe）。會議結束後，多蘿西就搬到塔爾斯基家，儼然以女主人自居。塔爾斯基的老妻瑪麗亞逐漸萌生退意。她和多蘿西維持了友好關係，並交代她怎麼持家，而自己則上夜校學英語，兼職做護士和老師，後來在自家附近又買了棟房子，和塔爾斯基分居。瑪麗亞為了節省開銷，又把新房中空閒的房間租給數學系的學生和訪問學者，這些人多是塔爾斯基的學生和波蘭朋友，於是又免不了和塔爾斯基打交道，雙方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一直到老。
除了學生和秘書，塔爾斯基的花邊還會延展到朋友的圈子。物理學家弗裡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迷人妻子芙麗娜（Verena）在生了兩個孩子之後（其中一個是科學史家喬治·戴森），和邏輯學家喬治·克雷澤爾（Kreisel）私奔，克雷澤爾其實還是戴森邀請到普林斯頓的，這兩位又都是塔爾斯基的朋友。那段時間，塔爾斯基也不斷向芙麗娜獻殷勤，並朗誦歌德的情詩。芙麗娜和克雷澤爾散夥後，到伯克利數學系接著讀博士，那時塔爾斯基已移情別處，但一有機會，還是會給她背歌德情詩。
戴森父子都給《紐約書評》寫稿，兒子喬治晚年寫過幾本關於普林斯頓研究院的書，其中最出名的當是2012年出的《圖靈大教堂》（Turing's Cathedral），書裡八卦多，但絕口不提克雷澤爾和塔爾斯基。瑪麗亞晚年對塔爾斯基已無恨，塔死後，有朋友造訪，瑪麗亞還會拿出塔爾斯基的照片和朋友分享舊時光，並面無表情地一一指出照片中塔爾斯基的昔日女友：「這是一個，這是另一個。」人老了真好，老情敵（而不是老情人）的數目變成了炫耀的資本。
塔爾斯基的最後一位學生也是女性，又是華人，裘蒂絲·吳（Kan Ching Judith Ng）。裘蒂絲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是塔爾斯基的學生，後來成為他的助手兼乾女兒，她在塔爾斯基死後的1984年才在塔爾斯基學生的學生拉爾夫·麥肯齊的指導下得到博士學位。和大家猜的相反，美麗的裘蒂絲和塔爾斯基關係親近，但絕無超出友誼，她和瑪麗亞的關係也很好，瑪麗亞直誇她「和那些小騷娘們不同」。她後來到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教書，那並不是一所研究性大學，她在那裡主要是教本科生微積分，從網上學生的評語看，她也許在那裡並不愉快。
1975年，塔爾斯基的朋友、學生莫斯託夫斯基在溫哥華死於心臟病，不久，萬達死於癌症。這對塔爾斯基打擊很大，之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塔爾斯基死於1983年10月27日，臨死時神志不清，但嘴裡還念念有詞，據說是在背海涅的詩。塔爾斯基死後，他的母校華沙大學在新建的圖書館門口立了兩個塑像，一位是塔爾斯基的老師、波蘭學派的創始人、華沙大學的前校長盧卡西維茨；另一位是塔爾斯基。
塔爾斯基在哲學上的貢獻是利用元語言定義真值（Truth）。他在邏輯學上的貢獻集中在證明論和模型論。他在數學上的貢獻是證明了實數的一階理論是可判定的，1942年他剛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時出版了英文小冊子《初等代數和幾何的判定方法》，而主要結果在1930年代初就已獲得，差不多同時哥德爾和丘奇證明了整數的一階理論是不可判定的。這是一個有趣的對比，在實數域可判定的理論，在整數域卻不可判定。相比之下，不可判定更讓人吃驚，從這個意義上說，哥德爾的結果更美、更偉大。
難怪馮·諾依曼開玩笑說，如果哥德爾晚幾天證明出不完全性定理，他本人幾乎就可證明與之相反的「完全性定理」了。塔爾斯基給出的算法是超指數的，隨後的幾代數學家、計算機科學家不斷改進他的結果，中國數學家吳文俊在幾何機器定理證明的突破可以看成是塔爾斯基結果的某種發展和改進，使得幾何定理的判定問題可在計算機上實現。這有點像張益唐，他證明了有上限，並給出了一個很大的上限值，後來人不斷把那個值縮小。
塔爾斯基除了自己學問好之外，還對學科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是領袖型學者。他1943年起正式出任伯克利的數學和邏輯學教授，迅速把伯克利變成了邏輯學的聖地。1956年，伯克利數學系中的幾位統計學家在奈曼（Neyman）帶領下，從數學系中獨立出來，成立了伯克利統計系。這對塔爾斯基影響很大。在前一年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塔爾斯基和奈曼都是演講嘉賓，這是數學家的至高榮譽之一，全美國那年一共就五個演講嘉賓，伯克利獨佔兩位。
塔爾斯基知道邏輯是不可能單獨立系的，但他組織了數學系和哲學系的幾位邏輯學家，創辦了「邏輯和科學方法計劃」，計劃報請校長批准時，還得到東亞系教授趙元任的力挺。這個計劃今天仍然在活躍地培養邏輯學博士，教授來自伯克利數學、哲學和計算機系。那時美國邏輯學有幾個重鎮：以哲學係為基地的有蒯因在哈佛、卡爾納普先在芝加哥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而以數學為基地的有丘奇在普林斯頓、克裡尼和羅瑟在威斯康星。
塔爾斯基在伯克利以數學係為基地，同時也強烈影響了哲學系，他對邏輯的數學化起了很大作用，他曾提出邏輯學教授人數在整個數學系的比例要達到百分之十。塔爾斯基培養了一批幹才，包括朱莉婭·羅賓森、張晨鐘、費佛曼等，其中朱莉婭·羅賓森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數學家院士，美國數學會第一位女會長，並對解決希爾伯特第十問題做出重要貢獻。塔爾斯基還曾擔任過符號邏輯學會的會長及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學會會長，為邏輯事業的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如果我們比較塔爾斯基和維根斯坦的私生活，可看出他們處在兩個極端，維特的私生活和他的哲學高度一致，而塔爾斯基私生活的泛濫和他學問的嚴謹是割裂的。邏輯學家科克蘭（Corcoran）稱塔爾斯基是「神」（God），是希臘意義的、有能耐的神，而不是猶太教或基督教意義的、不犯錯的神。
塔爾斯基在十二歲時，翻譯過一篇德國小說《最後一小時》，作為給父母結婚十三年紀念日的禮物。故事是這樣的：死刑號子裡，獄警問第二天就要被行刑的死刑犯要不要找個牧師來懺悔一下，死刑犯說，我才不要呢，我最後的時光要快樂，我想吃豬排喝啤酒，然後再打一圈牌。獄警滿足了死刑犯的食慾。晚上，獄警又帶著牌桌和劊子手來到號子。死刑犯的手氣出奇的好，贏了一把又一把，弄得獄警和劊子手直擔心他們沒機會贏回來了。這時，死刑犯跟倆對手說：「我小時候父親要搬家到柏林，搬家前一天，我把村裡的小孩都臭揍了一頓，小孩們紛紛說饒不了我，第二天要他們的哥哥們來報仇，但第二天我已經在柏林街頭散步了。」他們再接著打牌，死刑犯指控劊子手耍賴，劊子手不承認，於是倆人打起來，獄警只好把劊子手拖出號子。半小時後，獄警回到號子，死刑犯已在窗戶上吊死了，他利用牌桌懸空。遺書列了三條：第一，我真不想讓那混蛋把錢贏回去；第二，讓耍賴的人對我行刑太不對；第三，沒人能對我報仇，我太高興了。
這故事作為給父母的結婚紀念日禮物，看上去不合時宜。但設身處地，波蘭猶太人家的孩子，在惡劣的外部環境中，內心仍不得不懷希望。伯克利就是塔爾斯基的柏林。從這個角度看，也許他的人生和學問並沒有那麼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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