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鳳祝:1968年以來的德國記憶 第二章 德國大學中的學生組織與分化

2021-03-01 德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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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鳳祝:1968年以來的德國記憶 

第二章  德國大學中的學生組織與分化

1968年剛好是我進入菲律賓大學的那一年。菲律賓大學生和德國的大學生對中國的印象是美好的。學生中很多人尊敬或崇拜毛的領導,對中國給予無限的寄望。

 

0200  1968年德國大學中的學生組織與分化:

 

1967到1968年的德國學生組織和「議會外的反對派」(APO),分化成很多對立的小組織,有的潛入地下,有的返回到政黨中去。學運期間,在1967年6月2日的示威遊行中,一名學生被警察槍殺,導致學生對於用和平方式來改變社會的努力感到絕望。本來在學生中已存在著的意見分歧,這時更為清楚地表露出來。一部分人主張和平改革現存的制度,他們回到政黨團體裡去活動,或組織成立新的政黨。1968年以後德國成立了許多黨派,絕大多數是以共產黨或工人聯盟為名。一般德國社會稱之為K-組織(因篇幅關係,本書不對K組織的情況作特別介紹,僅介紹其中幾位有代表性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有的親東德、親蘇,有的傾向於中國,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為止)。毛澤東去世以後,親中國的K組織逐漸消沉,有的宣布解散,慢慢融入和平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另一部分則主張使用暴力,用徹底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而且立刻付之於行動。運動的極端分子,從破壞建築物與商店,慢慢地轉向人身攻擊與其他的暴力行動。好鬥分子則開始學習南美的城市遊擊戰,他們想利用暴力與恐怖活動來實現革命。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個組織:(一)紅軍黨團(RAF),由女新聞記者烏爾莉克·邁霍夫(Ulrike Meinhof)與學生巴德爾領導。(二)六二運動組織,之所以選擇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1967年6月2日被警察殺害的學生貝諾·歐訥邵戈.(三)海德堡愛國集體。紅軍黨團和六二運動組織,後來都發展成為力量強大的地下組織。

 

0201  1946年以來柏林各大學的學生情況

 

1946年1月29日,柏林大學(弗裡德裡希-威廉大學Friedrich-Wilhelm-Universitaet)在蘇管區重新開課。柏林英美法三國管轄區的政府對於辦學一事都不感興趣,按照當時的設想,柏林大學將作為一個獨立自治的教學實體。教授和學生們都以為在不久的將來,柏林大學將過渡到一個按照公共法權建構的集體。1945年柏林大學成立學生委員會,但不久就被解散。因此「學生共同工作組織」,這個由學生直接選舉的自治機構,成為大學中唯一的合法組織。1946年柏林大學正式設立「學生議會」,共有75%的學生參加了投票選舉。學生議會的功能在於參與大學的行政管理,最主要是參與大學獎學金的分配和錄取新生。當時能上大學的德國學生,大都來自富有的家庭。「學生議會」的功能,主要是在大學獎學金的分配和新生錄取方面,給予工人、農民和反法斯西主義者的子弟以更多的機會和照顧。不久,柏林大學開始開設社會政治課程作為必修課程。1946年4月21日「德國社會統一黨」(SED東德的原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重組後成立的新黨,後來成為東德的執政黨)成立後,慢慢地控制了大學的管理,只安插忠誠於「德國社會統一黨」的人士在大學中任職,這一做法引起了學生的普遍不滿和抗議浪潮。1948年4月28日,西柏林1000多名學生舉行示威抗議集會,要求在柏林建立一所不為政府控制的自由的大學。(註:戰後柏林成為四國-英法美蘇-共管城市,德國聯邦政府無權直接插手柏林的事務,柏林重要的行政措施都需經由四國管區政府核准。)

 

在柏林建立一所新大學的構想,遭到蘇管區政府的堅決反對。但是在美軍駐柏林司令官克萊的(Lucius D. Clay)支持下,柏林自由大學於1948年11月4日開始招生,並於12月4日正式開學。1948/49冬季學期,柏林自由大學共招收了2140名學生。柏林自由大學的組建,其初衷是作為戰後德國大學的樣板,成為一所民主自治的大學,其主要目的是反對專制主義,明確的說是反對納稅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專制,但是其矛頭最終卻指向共產主義。在柏林自由大學的組織章程中,有如下明確的規定:1.大學管理實行民主制度,學生有參與管理的權利。即由學生派出代表,參與大學管理。2.實現在教學、政治和科學上的自由。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應該體現思想上的自由,讓學生能在學校中享有政治和科學的自由。在學校中,學生、助教、講師和教授應該建立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大學應該是一個教學與學習的共同體。

 

柏林自由大學的成立主要是針對政治「壓制」,反對專制統治,即反對納粹主義,清除戰後希特勒的遺毒。但是東西方冷戰,卻使得柏林自由大學成為反對共產黨和史達林主義的中心。在實行大學民主管理方面,缺乏師資,很多教授都不願意到自由大學任教,因為害怕被西德的其他大學孤立,教學達不到一般大學的水平。在學校管理方面,學生應擁有參與討論與表決的權利。但是這些良好的意願,以及柏林自由大學的諸項改革措施,卻難以付諸實施,最終回復到西德大學的管理方式上。建立新大學的初衷和內涵在宣告失敗。(參看:Bergmann, Dutschke, Lefevre, Rabehl: Rebellion der Studenten oder Die neue Opposition, rowohlt, Hamburg 1968, S.7-12)

 

柏林自由大學在成立之初,雖然極力強調民主,以及學術和政治的自由,但是柏林自由大學是在西德政府和柏林美軍司令官的支持下建立的,難免受到西方的左右。1950年選舉產生的第一屆學生議會,第一次開會即闡明了鮮明的政治態度:1.對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一切政策,不分好壞一律採取反對態度。2.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政策予以認同。在學校管理方面,學生享有參議權,但是在政治上一旦觸及對英美法等國的批評,都會受到校方的禁止。而針對東德和蘇聯的政治活動,校方則大都不予幹涉。記者庫比(Kuby)由於1958年對自由大學提出過批評,從1960年開始,他被校方禁止到大學來進行演講。1965年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20周年的集會上,庫比應邀準備到柏林自由大學發表演說,題目為「復闢還是重新開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20年之後」。本已被校方批准的集會,最後卻被校長取消了,不得不改在柏林科技大學的學生宿舍召開。自由大學校方的這一做法引起了學生們的抗議。這一事件也引起了一個新的爭論:校長管理學校的權限,是否包括對言論自由實行限制。學生認為校方的這種限制,違反「民主自治的原則」。另外一起引發學生抗議浪潮的事件是:1965年5月8日,助教克裡蓬多爾夫(Krippendorf)未經校方許可,邀請著名哲學家卡爾·賈斯帕(Karl Jaspers)來校演說。儘管克裡蓬多爾夫為此事向校長表示道歉,但還是被校方解僱。針對這一事件,學生召開了各系學生代表大會,與校方進行交涉。最後校方只同意發給克裡蓬多爾夫研究獎學金,而不願恢復其教職。學生們終於認識到:學校當局是在竭力制止不同的政治觀點在學生中傳播。

 

越南戰爭是學生踴躍參與政治活動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因為反對越南戰爭,學生們開始在大學中舉辦了各種政治集會和學習班,探討研究有關問題。從1964年開始,德國社會主義民主學生聯合會(SDS)組織了多種政治活動和宣傳,如:放映專題電影,舉辦座談會、學習班,播放新聞等。1966年1月28日,在柏林科技大學的學生宿舍舉辦的一個越南討論會中,有人試圖施放炸彈以破壞討論會。柏林的新聞界借這個機會攻擊學生。柏林的報紙不斷地宣傳說:美國在越南捍衛著柏林的自由。由於報紙同情越戰,柏林很多學生都認為,反越戰必須走出校門。1966年2月5日,學生開始有組織地進行遊行,他們高舉著「西德和西柏林的政客們正在支持屠殺越南人民」,以及「這種暴行是符合這個民主制度的」牌子,走上街頭,並向柏林的美國大廈投擲雞蛋。由於害怕學生政治化,自由大學在1966年通過決議:禁止學生在大學中舉行任何政治集會或活動。這一決議違背了學校原有的規定,即學校提供學生有關政治學習和教育的場所。學生會(ASta)為了抗議這一決定,宣布集體辭職,並向「大學議會」(Senate) 承交抗議書。負責政治教育的教授桑特海摩爾(Sontheimer)對「大學議會」提出批評並辭職,他的職位就被吊銷了。

 

為了使學生能專心學習,沒有時間參與反政府的活動,柏林自由大學計劃引進限定學期制度,增加學生的學習壓力。超過規定學期數,而未能畢業的學生將被學校強迫退學。1966年6月22日中午,3000名學生聚集在大學議會廳,抗議學校的有關改革。學校當局和學生經過激烈的爭論,直到晚上22時,學校才同意收回這一決議,並同意學生在自由大學舉辦政治活動。學生代表向大學當局提出、而無法達到的要求,終於在大學成員的集體抗議下獲得通過。學生們在當日發表了一個宣言,宣言稱:我們所爭取的不僅僅是在大學能夠較長時間學習和表達意見的權利。這次所獲得的權利,只是我們一半的成功,我們最重要的要求是:學校當局所有有關學生的決定,必須經過民主的程序,並在學生參與的前提下,才能作出。學生認為:目前大學內與社會上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學習時間的長短或是更多的假期,而是取消少數人的專制,在社會上的任何地方都必須實現民主的自由。(同上S。20)1965到1967年間的學生運動,主要著眼於爭取學生在學校中各種形式上的權益。在反越戰階段,學生更為積極地在大學中展開各種政治活動,同時開始反對「由校方左右和決定學生學習的方向」。在這一階段,學生開始自覺地組織各種政治活動和政治學習班。

 

1966至1967年,學生運動開始轉向與柏林市政府的鬥爭。1966年11月26日,在一次「坐入」(搶佔座位以示抗議)的學生與校長之間進行的對話中,整整兩個小時,校長在回答學生提出的有關問題時,給人的印象只是一個普通的公民而不是一校之長。學生很不滿意校長這種不著邊際的回答,在會上就開始散發一份題為「對此次對話我們無所期待」的傳單,校長最後憤然離去。因為分發傳單的學生都帶有「紅衛兵」的袖章,柏林的報紙都以大塊的新聞報導「毛的孩子破壞了自由大學的討論」。這種宣傳使得人們猜測中國駐東柏林的使館,左右和控制了學生運動。

 

1967年4月5日,學生會在美國副總統漢弗萊(H.H. Humphrey)訪問柏林的前一天, 散發了題為「向權力的象徵,捍衛柏林和其他國家的自由者致敬」的傳單,數名德國社會民主學生聯合會的成員被捕。警方的解釋是,柏林第一公社的社員要用炸彈刺殺漢弗萊,因為第一公社的社員被捕時,正在練習拋擲蔬菜布丁。事實是,柏林第一公社的社員在獲知美國副總統漢弗萊將要訪問柏林後,為了引起德國公眾的注意,製造新的抗議氣氛,計劃製造「蔬菜布丁炸彈」,用以襲擊漢弗萊副總統的車隊,醜化漢弗萊。德國國家安全局與施普林格報業集團獲得這一消息後,對學生的這一行動進行了歪曲報導。此事後來以在法庭上演了一幕鬧劇而告終。

 

1967年6月2日學生本諾奧內佐格(Benno Ohnesorg), 在參加抗議伊朗國王訪問柏林的示威遊行時,被警察打死。槍殺學生的警察最後被宣告無罪釋放,導致更多的學生走出校門,走上街頭,抗議和爭取社會民主自由。年輕人意識到:不單是學生,甚至連市民的命運也完全處於政府各部門官員的掌握之中。

 

二戰後的德國,在經濟上以社會市場經濟作為其立國的基礎;在政治上標榜民主自由。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為了限制「強權」對社會的壟斷。限制社會強權的目的,則是遏制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德國社會重新生根發展,德國人民可以按照其個人的能力發展自己的優勢。但是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在阿登納時代,對學生來說始終只是一種理論。自1946年社會市場經濟建立以來,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SDS)就開始從理論上對這種意識形態進行批評。學生們對社會現實的親歷與認識,總是與父母、學校和大眾傳媒所提供的信息有所不同。事實上,經濟措施的制定,始終是以保障最高利潤的獲得和生產的增長為主導,以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經濟計劃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Rolf Uessler, Die 68er, S.68)

 

1959年德國重新開始建立武裝力量。隨著武裝力量的逐步成長,軍國主義思想在德國重新抬頭。年輕一代感覺到建立不久的德國民主,正在受到威脅。1966年的大聯盟政府,由在納粹時代當過官的基辛格出任總理,這不僅沒有給社會帶來大民主的感覺,反而使人感到納粹主義正在重新興起。很多年輕人認為:德國議會中已沒有反對黨,政府壟斷了國家立法,而議會只是政府為了獲取其統治合法性的一個傀儡機構。

 

在前三屆聯邦議會的立法中,共有1319件立法草案是由聯邦政府提出的,其中1108件獲得通過;而聯邦議會提出的822件立法提案,只有347件被通過。州政府在上議會提出的54個法案,也只有21件獲得通過。在獲得通過的法案中,75%是政府提出的立法提案,23%是聯邦議會的提案,州政府的法案佔2%。(同上,S.68-69)從德國聯邦議會立法的情況看來,聯邦政府事實上掌握著國家基本的生殺大權。1955年3月23日施密特對德國這種情況提出批評說:「我們大家完全處於政府各部門官員的掌握之中,如果這些官員是忠心耿耿的還好,但是……」(同上,69-70)

 

學生出於對納粹主義借反對共產黨的名義進行復闢的擔心,以及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憂慮,終於在1965年走出校門,抗議美國發動越南戰爭和對第三世界進行剝削。到1968年,學生運動達到了最高潮。

 

0202  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SDS)與「議會外的反對派」(APO)

 

五十年代美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大的受益者,以維護民主與自由,反對共產主義赤化世界為名,出兵朝鮮半島,參與韓戰。美軍東亞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曾經計劃在中國沿海投下原子彈,造成原子圈,以防止共產主義擴張。後來蘇聯對美國發出警告,麥克阿瑟被調回美國。韓戰之後,美國又派軍參加越戰。1961年4月15日美國入侵古巴,美國B-26轟炸機於當日偷襲並摧毀了古巴的空軍力量。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特別訓練過的1500名流亡海外的古巴僱傭軍組成特別部隊,全副武裝地,於1962年4月5日在古巴登陸。三天之後,入侵者被古巴人民擊潰。10月14日-18日爆發古巴飛彈危機。美國偵察機構發現蘇聯在古巴設置中程飛彈發射裝置之後,美國總統甘迺迪迅速作出反應,對古巴實行經濟封鎖。赫魯雪夫則對美國發出警告說:「如果你們奪取古巴,我們將會奪取柏林。」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對抗,已迫近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邊緣。為了肯定美國與西方對柏林的佔領權,1963年6月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訪問柏林。甘迺迪訪德之後,在西德第一次出現了聲討美國對越戰爭政策的傳單。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開始由反對在歐洲部署核武器,進而奮起反對越戰。

 

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本是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屬下的一個學生組織。1946年9月初在漢堡召開了成立代表大會。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的年輕人中,有84位是男代表。他們都是從戰場上歸來的。女代表只有15位。1947年(Helmut Schmidt,在七十年代初被選為得意志聯邦總理)在(Bielefeld)以42票(8票反對)被選為英佔領區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的主席。1959年夏天(Monika und Juergen Seifert, Dieter Wunder, Michael Schumann, Oskar Negt)等因反對忠於社會民主黨新黨綱(Godesberger綱領)而獲得大多數的代表支持。在這一年起,他們開始踏出「反權威長徵」的第一步。使這個組織在六十年代初成為學潮的主要推動力量。

 

1963年一個名為「破壞行動」(Subversiven Aktion) 的組織宣告成立。該組織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其創始人為:學生領袖杜切克,迪特·昆採爾曼(Dieter Kunzelmann),貝恩特·拉貝爾(Bernd Rabehl)。1964年他們都加入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並獲得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領導權。自此以後,杜切克與「破壞行動組織」的成員成為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的領導核心。但當時這個組織並沒有因為杜切克和拉貝爾這些「破壞行動組織」成員的加入,而走入極端。

 

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SDS: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的德文簡稱與美國學生組織「學生支援民主社會協會」( SDS: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的英文簡稱相同,但只是一種巧合,這兩個學生組織在50年代沒有特殊關係。唯一相似的背景是學生支援民主社會協會也是政黨--支持工業民主聯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rcacy-LID)屬下的一個學生組織。這兩個政黨一個是美國,另一個是德國工人運動的產物。五十年代末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由於與其母體在理念上發生差異,開始脫離母體而獨立運作。學生支援民主社會協會也因為相同的因素,於同年開始獨立發展。這兩個學生組織第一次接觸是在1962年。岡特·阿門特(Guenter Amendt)和卡爾-迪特裡希·沃爾夫(Karl-Dietrich Wolff)在美國留學時,開始與學生支援民主社會協會有所接觸。1962年米歇爾·韋斯特爾(Michael Vester)參加在休倫港(Port Huron)舉行的會議,標誌兩個學生組織開始正式來往。(參看:Michael A. Schmidtke: Reform,Revolte oder Revolution?,  In 1968 , Vom Ereignis zum Gegenstand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191)

 

這兩個學生組織的意識形態,主要受到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W. Mills)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這兩個社會學學派在基本理論上都受到馬克思思想的影響。但在革命的主體這一問題上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有所不同。戰後左派知識分子基於對西方工人階級的失望,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體已不再是工人階級,而是左派的知識分子--即新左派。米爾斯認為美國的統治階級並非大多數的資產階級,而是工業界、政界和軍界的高層經理、政客和軍人組成的集團,是一些少數人的統治。所以,這兩個學生組織的主要行動目標是要求精簡社會機構,實現真正的民主,反對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壓迫,要求解放全人類。

 

1958年1月3-4日在西柏林召開的學生反對核武器裝備大會上,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SDS)分化成兩派:一派代表社會民主黨的正統觀點,另一派支持『具體報』的觀點。烏爾裡克·邁霍夫是後者的主要代表。烏爾裡克當時在反核武器的學生總委員會中擔任重要的角色。

 

在『具體報』成員的努力下,「德國原子軍備和重新統一工作組」起草了一份有關德國和世界的決議草案,並得到大會通過。這個決議要求波恩政府與東德政府進行談判,這一決議使得聯邦德國的新聞界大為震動。當時SDS中社會民主黨派的主張,只限於要求東西德放棄使用核武器和限制針對東德的軍事演習,而這一決議則向阿登納的反共政策和意識形態提出了公開挑戰。社會民主黨就這一決議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將所有『具體報』的工作人員從SDS掃地出門。該黨認為具體報的政治觀點與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相牴觸。在社會民主黨作出這一決定後,SDS內部開始了政治路線的鬥爭。

 

1959年11月,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舉行(GODESBURGER-PARTEITAG)的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綱:從工人的政黨轉變為全民的政黨。同時宣布SDS的會員,與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互不相容,該黨黨員不可同時繼續作為SDS的會員。社會民主黨重新組建了一個學生組織:社會民主高校學聯(SHB)。該組織成立後,取代了SDS原來在社會民主黨所承擔的政治功能。

 

1964年7月28日SDS通過決議,承認戰後德國(東德)和波蘭的奧德-尼斯河邊界和兩個德國政府這一現實。該決議違反了西德政府對外政策中的「哈爾斯坦」原則。哈爾斯坦主義,反對赫魯雪夫主張兩個德國的理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自認為德意志民族唯一合法的繼承者。把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列位「不友好的國家」。

 

1964年12月SDS柏林和慕尼黑分部的成員針對尚貝訪問柏林,聯合起草了一份傳單。1964年7月10日,尚貝開始擔任剛果的部長聯席會議主席,之後統治薩伊。在1961年2月12日LUMUMBA被刺殺後,尚貝作為美國人的傀儡建立了獨裁政府。在尚貝訪問柏林之際,學生與警方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柏林興起了反對獨裁政治的學生和青年運動。

 

1966年6月22日柏林自由大學引進「強制退學條例」,學生在採取抗議示威行動時,SDS學習美國的學生,組織了第一次sit-in抗議行動。此後,德國學生多次用sit-in 和teach-in 的形式組織抗議行動與學習討論,並走出校門,到社會上從事政治活動。

 

1965年越戰不斷升級,美國向北越有目標地發動了1000次空襲。這種瘋狂的對越戰爭,在戰後年輕一代的意識形態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些人開始對西方的價值觀產生懷疑,一些人對生活感到頹喪。反戰情緒、吸食大麻和搖滾音樂同時崛起,並在六十年代步入全盛時期。1965年9月14日在柏林森林劇場舉行的滾石音樂會上,發生騷亂事件,造成40萬馬克的財產損失。中國的紅衛兵運動,也開始在歐洲產生影響。1966年5月25日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炮轟司令部」、「與傳統決裂」等言論給聯邦德國的左派學生帶來許多新的啟示。新左派的力量不斷壯大。西德聯邦政府為防止蘇聯與東德借學生運動蔓延之機,乘機滲透,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緊急狀態法』。1966年10月底聯邦議會以「國家的民主處於緊張狀態」這一口號,正式提出實施『緊急狀態法』。儘管社會民主黨、工會和新左派的反對黨人士發動了廣泛的運動,試圖通過遊行示威和其他抗議形式阻止緊急狀態法的出臺,但是該法案還是在1968年獲得通過。聯邦政府把它視為一項工具,以應對預期出現的國內政治大辯論。『緊急狀態法』使政府得以在規避議會的前提下,使用警察和聯邦邊防部隊(BGS)力量,同時可以在「緊張狀態下」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近而運用行政手段設置秘密警察,並通過秘密警察的形勢報告,宣布進入緊張狀態。隨後在1968年11月21日頒布的『執行條例』中又進一步作出明確闡述,秘密警察和執法機關的配合協調工作,投入波恩警衛部隊作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調查機構,等同於國家秘書委員會對國家安全問題所作的指導與提示。

 

囿於德國經濟危機,1966年秋天基督教民主聯盟被迫宣布重組政府。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會民主黨(CDU/CSU、SPD)共同組成「大聯盟」政府以共渡危機。社會民主黨人威利·勃蘭特出任德國外交部長。企業、工會、政府採取「共同行動」,致力於德國的經濟發展,其中包括制定「工資標準」。但是這種大聯盟只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時間。社會民主黨和保守黨的聯盟進一步壯大了反政府的力量,新左派認為德國已經沒有反對黨了,因而開始著手組織「議會外的反對派」。為了促使德國左派各種力量再次實現一體化,他們要求社會民主黨必須從基民盟和基社盟(CDU/CSU)的大聯盟中脫離出來。德國從1969年開始進入勃蘭特時代,

 

在基督教民主聯盟和社會民主黨共同組成的「大聯盟」政府中,德國左派認為民主政治事實上已被架空。因為,德國聯邦議會中已不存在反對黨。SDS開始著手組織反對黨。1966年12月在SDS的一次集會上,魯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宣布成立議會外反對派(APO)。魯迪·杜切克自議會外反對派成立以來一直擔任該組織的領導職務。

 

1967年6月2日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組織了反對波斯國王沙阿的遊行示威,在遊行示威中,學生本諾·奧內佐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開槍打死。事後,全德各大學學生都組織了抗議示威遊行,學生運動由此步入高潮。

 

1968年2月17到18日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在柏林技術大學(TU)組織了國際越南代表大會,反越戰運動達至高潮,數個外國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在市議會撤銷了有關遊行示威的禁令後,約有12000人參加了會後的反越戰遊行示威。

 

1968年4月爆發了復活節大遊行。1968年4月11日魯迪·杜切克在西柏林遭到親極右翼勢力分子約瑟夫·巴赫曼的襲擊,頭部受到重傷。這次政治性刺殺之後,在聯邦德國和西柏林爆發了當時最大的一次頗具火藥味的示威遊行「復活節騷亂」(Osterunruhe)。示威者打出了「圖片報(BILD)參與了謀殺」的口號,阻止施普林格報業集團的出版發行,封鎖施普林格出版社 。他們在街頭與警察進行了一天的巷戰,之後爆發了剝奪施普林格財產的運動。(1979年12月24日生活在丹麥的魯迪·杜切克,死於政治刺殺受傷留下的後遺症。)

 

1968年5月1日柏林,紅色勞動節。在德國總工會(DGB)舉辦的五一節活動之外,議會外反對派(APO:一個由學生和非學生組成的新左翼組織),獨立組織了一次紅色勞動節示威遊行。

 

1968年9月在法蘭克福舉行的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SDS)第二十三次代表會議上,提出『關於婦女解放的柏林行動綱領』。該組織的女發言人黑爾克·贊德爾斯指責反對專制的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本身的專橫,事實上在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中婦女和她們在社會上的處境相同,同樣會受到壓制。接下來的演講人漢斯·于爾根 ·克拉爾,因為沒有繼續這個話題,婦女們向他投擲了西紅柿。「私人事務也是政治!」這一創新理念成為新婦女運動的導火索之一。在聯邦德國各地都成立了婦女委員會。

 

同年11月4日爆發了柏林特格勒街(Tegeler Weg〕的戰鬥。在發生刺殺魯迪·杜切克的政治事件之後,律師霍斯特·馬勒爾(Maler)參加了反對施普林格報業集團的遊行示威。在次日出版的『圖片報』上,他被指控領導了這次示威行動。「泛國家律師協會」提出禁止霍斯特·馬勒爾開業的建議。這項提案在位於特格勒街的柏林地方法院被駁回。在協商進行過程中,大約一千名示威者集結在法院後面的一條橫街上,試圖衝進特格勒街。示威者包括學生,青年工人和搖滾青年,『圖片報』在第二天出版的報紙上作出了如下評論:「三百餘人被逮捕--令人震驚:每三人中就有一名是學生。」示威者對警備部隊採取了武裝行動,這一行動的組織者迄今為止仍不為人知。這是警方還帶著老式軍帽期間所發生的最後一次示威行動。這之後,柏林開始啟用頭戴鋼盔的新式特遣部隊。在特格勒街戰鬥之後,首先在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內部進行了關於權力和社會變革的激烈爭論。在接踵而至的大辯論中,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發生了分裂。

 

1969/70年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開始解體,伴隨著SDS的解體,在聯邦德國成立了各色各樣的共產黨,即所謂的K集團。與眾多學生黨團紛紛創建相回應, 在柏林的動物園區成立了漫無目的的大麻反叛者中央委員會(Somke-Ins)。1970年6月24日這個會員所剩無幾的團體因與警方發生衝突而被禁止。而學生議會外反對派(APO)成為當時學生運動的中心。魯迪·杜切克則一直是議會外反對派中最重要的學生領袖。議會外反對派(APO)試圖通過合法途徑推動政府的改革,是學運中的溫和派。

 

0203  反美運動與六八學運

 

德國的學生運動在六十年代初對暴力行為還是相當陌生的。嬉皮士運動充其量也只是個和平避世的運動。越南戰爭中,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使用暴力。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遇刺,則是某些集團對個人運用暴力。毛澤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在這充溢了暴力的年代給西方的年輕人帶來了許多啟示。艾爾耐斯脫·車·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和他領導的拉美遊擊戰成為六十年代西方青年崇尚的英雄人物和行動。對於國家暴力壟斷這一問題,在年輕人心目中產生了疑問。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解決問題的一種答案。革命需要暴力,暴力是助產婦,是新社會誕生的陣痛。城市遊擊戰就是一些人所要尋求的答案。理論形成了,接踵而來的是實踐。

 

反對美國對越政策與美國對第三世界的幹預是德國學生運動的導火線。1967年5月初,柏林2000名學生舉行示威,聲討美國的對越政策,其它大學的學生也奮起響應,反對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大聯合政府(1966-1969),並對西德當時的大學制度提出批評,示威矛頭同時指向柏林的美國大廈。政府最後出動警察鎮壓,學生認為警察是掌權者的暴力工具,是「可恨的國家機器」,憤怒地群起而對抗之。

 

1967年6月2日,伊朗沙阿(國王)熱雜·帕勒維(Reza Pahlevi)訪問柏林。柏林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反對美國和伊朗沙阿勾結,壓迫伊朗人民。在示威遊行時發生了騷亂,學生與警察之間發生了衝突。柏林警方出動警員進行鎮壓,其間,探長卡爾-海茵茨·庫拉斯(Karl-Heinz Kurras)強迫學生本諾·奧內佐格(Benno Ohnesorg)跪在地上,然後將其開槍打死。本諾·奧內佐格頭部中彈,當場死亡。約有一萬五千人參加了奧內佐格的葬禮。各大學的學生相繼舉行抗議集會,在全德各地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遊行浪潮,德國學生運動步入高潮。

 

本諾·奧內佐格之死加深了學生與國家的對抗心理。學生對政府的暴力工具形成了新的感性認識,從理論逐步走入現實。1967年6月25日凱休斯·克萊(Cassius Clay),別名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美國黑人,六十年代的世界拳王,因為反對越戰,拒服兵役被判處五年監禁,並被禁賽。10月9日學生的偶像艾爾耐司脫·車·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在波利維亞遇刺身亡。車·格瓦拉之死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手策劃的。這些都是促使學生開始使用暴力的催化劑,暴力事件開始在各處蔓延。

 

一些大商場被學生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消費暴政中心」,因而被縱火焚燒。與此同時,學生們佔領了大學的教室,甚至整所大學。學生們還佔領了街道與廣場,「坐地示威」阻塞交通,與政府進行對抗。『圖片報』是西德當時發行量最大的一分報紙,發行量在當時的西德達到四百萬份,讀者約有一千萬人。編輯部成員都是高層知識分子,可是它所爭取的讀者都是一般的小市民。這張報紙極端反共,對六十年代的學生也持敵視態度,經常歪曲報導和醜化學生運動,煽動市民仇視「進步分子」,以操縱西德的輿論導向。位於柏林的斯普林格集團出版大廈(Verlagshausdes Springer-Konzerns),被視為支持現行制度的主要勢力。

 

1968年4月11日學生領袖魯迪·杜切克在西柏林遭到親極右翼勢力分子約瑟夫·巴赫曼的襲擊,頭部受到重傷。學生將暗殺杜切克的原因歸罪於斯普林格集團對學生運動的歪曲報導,學生組織與斯普林格集團展開對抗,封鎖其在各地的發行渠道,有的甚至縱火焚燒斯普林格集團的辦公大樓。在西柏林和西德各大城市爆發了當時最大的一次頗具火藥味的示威遊行-「復活節騷亂」(Osterunruhe)。示威者打出了「圖片報(BILD)參與了謀殺」的標語,阻止斯普林格報業集團的出版發行,封鎖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Blockade)。他們在街頭與警察進行了一天的巷戰,之後爆發了剝奪斯普林格財產的運動。

 

聯邦政府為了取締學生中的「不法分子」,加緊了立法工作。1968年5月德國聯邦議會通過『緊張狀態法』,再次激起了警察與學生對抗的高潮。學生首先在波恩組織示威,隨後全國各地也都爆發了示威行動。參加波恩反「緊張狀態法」示威的不僅有學生,還有許多知識分子,示威者共有7萬人。各界人士在波恩大學校園發表演說。學生運動一直延續到1969年,但因為缺乏統一的、具有約束力的綱領,學生組織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始出現分化、重組,一些人因失望而離散。

 

0204  越戰的啟發與暴力的產生

 

從1945年到1990年,漫長的印度支那戰爭共造成700萬人死亡。這些數字來自:1.1945年到1954年越南、柬埔寨和寮國反對法國殖民者的戰爭。2.1961年到1973年美國介入印度支那戰爭。3.1978年到1990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戰爭。印度支那戰爭延續了差不多45年。而越南反對法國和美國的殖民戰爭,直到1975年4月30日西貢南越政府倒臺,南北越統一為止。在長達30年的越南戰爭中,北越和南越的共產黨軍隊死亡230萬人,南越政府軍死亡60萬人,居民死亡150萬人,美軍投入兵力為160萬人,戰死5.6萬人。死亡人數共計為445.6萬人,使用炮彈和炸彈1900萬噸,這一數字相當於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量的2倍,其暴行令人震驚。美國在越南的殘暴行徑雖然引起了本國和世界各國學生的抗議,但美國政府並未因此罷手。直到七十年代初期,美國經濟因戰爭拖延過久,開始走下坡路,美國政府才迫不得已從越南撤軍,但其暴力行為卻引起了共價效應。年輕的學生對於暴力和政府的看法,在越戰中獲得新的啟示,與其前輩安分守己,甘作納粹順民的人生態度已大為不同。德國的恐怖分子可以說是美國對越戰爭教育的成果。下文將例舉一些越戰的情況,以及德國學生對政府暴力的反應。

 

1968年1月30日南越民族解放陣線(FNL,Vietkong 越共)在越南新年之際發起進攻。越共向南越軍人政權發動攻勢,並獲得全勝。越南的大部分領土處於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控制之下。美國不甘於對越政策失敗,加強其在越南的軍事部署。1968年3月16日美軍在南越米來(My-Lai)製造大屠殺,共有五百名村民被美軍殺害。

 

1968年2月17日和18日,世界反越南戰爭代表大會召開。柏林技術大學(TU)組織了國際越南代表大會,反越戰運動達至高潮,數個外國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柏林市議會撤銷了有關遊行示威的禁令後,約有12000餘人參加了會後的反越戰示威遊行。

 

1968年2月21日柏林政府、德國總工會(DGB)和斯普林格集團(Springer Konzern)在柏林組織了一個反學生運動集會,作為三天前學生示威行動的回應。在公共機構供職的官員和僱員被邀請「可自願參加」這次行動。共有8萬柏林市民參加了反對學生運動的示威遊行,其打出的標語是:柏林不可以變成胡志明市。在斯普林格報業集團煽動的大屠殺聲浪中,發生了多起針對學生、留長髮者、青年和知識分子的不法行為。幾個自願參加遊行但抗議實施暴力行動的教師也同樣受到了襲擊。

 

針對南越米來(My-Lai)大屠殺,1968年4月3日,安德列亞斯·巴德爾(Andreas Baader)、古德龍·恩斯林(Gudrun Ensslin)、託瓦爾德·普羅爾(Thorwald Proll)和霍斯特·澤恩蘭(Horst Soehnlein)在法蘭克福採爾(Zeil)的一家商場縱火,以「抗議社會對越南血案的冷漠態度」。幾天之後他們四人均被警方逮捕。作為第一次自發性的、類似遊擊戰的行動,他們被判處三年監禁。

 

暴力在世界各地不斷發生。魯迪·杜切克在西柏林遭到襲擊,頭部受到重傷(1979年12月24日,杜切克因此次襲擊留下的後遺症而死亡)。在此之間一個星期,即1968年4月4日,美國黑人人權主義者馬丁·路德·金在美國遇刺身亡。

 

196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除德國總工會(DGB)組織的五一節示威活動之外,議會外反對派(APO)這個由學生和非學生組成的新左翼組織,也獨立組織了一次紅色勞動節示威遊行。兩天之後,巴黎爆發五月騷亂。

 

五月騷亂始於5月3日,巴黎大學內院有250個學生學生為抗議學校當局要關閉大學哲學系,佔領了巴黎大學,當天巴黎政府出動大批的警察,對大學進行清洗,這直接導致了在拉丁區發生的一起巷戰。在大學發生戰鬥之後,近百萬名工人配合學生行動發動了集體罷工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1968年6月雷諾工廠被Flins佔領,6月11日在Peugeot-Montbeliard發生了暴動。黎明時分CRS聯邦安全中隊襲擊了Peugeot-Monbeliard的工廠。一名工人被警察打死,四人重傷。這起事件引發了更為激烈的衝突,在這一過程中CRS的11名警察被打死。在被佔領的巴黎奧德昂劇院中,學生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展開了長時間的討論。

 

1968年5月30日法國總統戴高樂對巴黎五月運動作出反應,宣布解散議會,把新一輪的大選提前到6月10日進行。但是幾天之後,他卻躲進薩爾州的坦克部隊,向巴黎進發。在這種形勢下,法國共產黨(KPF)開始脫離暴動,並安排工人復工。

 

巴黎五月運動成為聯邦德國左翼組織堅實的基準。左翼學生開始探討進入企業的渠道和企業組織的構成。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正如以後所顯示的那樣,他們自己已經選擇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與之相反的是,無產階級青年運動和嬉皮士把拒絕工作置於鬥爭的第一位。同期出現的學徒和青年工人運動,把改善工作和受教育的條件作為鬥爭的出發點。作為直接脫胎於五月運動的一個獨立組織,「布穀鳥無產者」於1968年9月在法國成立。

 

1968年9月在法蘭克福舉行的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DS)第二十三次代表會議上,提出『關於婦女解放的柏林行動綱領』。該組織的女發言人黑爾克·贊德爾斯指責反對專制的社會主義學生聯盟本身的專橫,事實上在社會主義學生聯盟中婦女和她們在社會上的處境並沒有什麼不同,同樣會受到壓制。接下來的演講人漢斯·于爾根·克拉爾,因為沒有繼續這個話題,婦女們向他投擲了西紅柿。「私人事務也是政治!」這一創新理念成為新婦女運動的導火索之一,在聯邦德國各地都成立了婦女委員會。

 

1968年11月4日柏林的特格勒街(Tegeler Weg〕發生戰鬥。在發生刺殺魯迪·杜切克的政治事件之後,律師霍斯特·馬勒爾(Maler) 參加了反對斯普林格報業集團的遊行示威。在次日出版的『圖片報』上,他被指控領導了這次示威行動。「泛國家律師協會」提出禁止霍斯特·馬勒爾開業的建議。這項提案在位於特格勒街的柏林地方法院被駁回。在協商過程中,大約有一千名示威者集結在法院後面的一條橫街上,試圖衝進特格勒街。示威者包括學生,青年工人和ROCKERN,『圖片報』在第二天出版的報紙上作出了如下評論:「三百餘人被逮捕--令人震驚:每三人中就有一名是學生。」示威者對警備部隊採取了武裝行動,這一行動的組織者迄今仍不為人所知。這是警方還帶著老式軍帽期間所發生的最後一次示威行動。這之後,柏林開始啟用頭戴鋼盔的新式特遣部隊。在特格勒街戰鬥之後,首先在社會主義學生聯盟內部進行了關於權力和社會變革的激烈爭論。在接踵而至的大辯論中,社會主義學生聯盟發生了分裂。

 

在基督民主聯盟的黨代表大會會議期間,1968年11月8日貝亞特·克拉斯費爾德(Beate Klarsfeld)借用了她丈夫的記者證,混進會議廳,來到主席臺,伸手打了當時的聯邦總理基辛格(Kiesinger)兼社會民主黨主席一記耳光,並大喊一聲:「法西斯」。呂布克(Luebke當時的聯邦總統)和基辛格都曾參與過當年的納粹事務。基辛格當年在納粹宣傳部工作。當1967年基辛格被選為西德總理時,亞特·克拉斯費爾德覺得這是納粹復闢的危險信號,她開始參加反納粹活動。亞特·克拉斯費爾德的丈夫是法籍記者,他的父親是在納粹集中(Auschwitz)被殺害。為了讓德國民眾知道基辛格的種種行為,貝亞特。克拉斯費爾才有這個行動。事後她被控告,她的辯護律師是馬勒爾(Maler)。在法庭她指出:納粹思潮正重新在德國高層官員中蔓延。這都成為當時德國社會議論的話題。貝亞特·克拉斯費爾德在事件發生七天之後,在一次草草進行的法庭審訊中,被判處一年監禁緩行。貝亞特。克拉斯費爾的這種「暴力行為」,對學運是一種有力的啟示:用正當的渠道抗議,人們是不能引起社會的注意。對政府官員輕微的身體傷害,卻能廣泛地引起社會公眾的議論。女新聞記者烏爾莉克·邁霍夫的社論,在她還沒與馬勒爾等參予營救巴德爾時,是否會引起社會公眾的注目呢?

 

1969年伴隨著社會主義學生聯盟的解體,在聯邦德國成立了各色各樣的共產黨,即所謂的K集團。與眾多學生黨團紛紛創建相呼應,在柏林的動物園區成立了「漫無目的的大麻反叛者中央委員會」。大麻反叛者和新左派組織了各式各樣的學習活動和交流講座,談論和交流「革命經驗」,大家稱之為「Somke-Ins」和「Teach-Ins」,是當時時髦的名詞。

0205  附錄:德國學生運動文件摘譯

 

柏林的商場何時才會被點燃?

註:Wenn brennen die Berliner Kaufhaeuser? Kommune I, 見Schulenburg, Lutz: 1968 Dokumente und Berichte, Edition Nautilus, Hamburg 1998, S.42-43. 1967年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一家商場被人縱火後,5月24日柏林第一公社為此事印發了傳單,鼓動人們學習布魯塞爾商場的縱火事件,作為抵制越戰的模式。傳單全文如下:

 

直到今天,美軍轟炸越南好象是為了表演給我們柏林人看。我們並不喜歡,這些可憐的豬狗將可口可樂的血灑在越南的森林裡,因此我們舉起了牌子到空蕩蕩的大街上去漫遊。偶爾我們也會對著「美國大廈」扔個雞蛋。最後我們想看到來訪的美國副總統HHH被「蔬菜布丁炸彈」炸死(註:柏林第一公社的社員,獲知美國副總統HHH將要訪問柏林時,為了引起德國公眾的注意,創造新的抗議氣氛,他們計劃製造「蔬菜布丁炸彈」,用以襲擊HHH副總統的車隊,醜化HHH。國家安全局與施普林格報業集團獲得這一消息後,進行歪曲報導說:柏林第一公社的社員要用炸彈刺殺HHH。在HHH訪問的前一天,柏林第一公社的社員在練習拋擲蔬菜布丁時被警方逮捕。此事後來以在法庭上演了一幕鬧劇而告終。為柏林第一公社社員出庭辯護的律師為馬勒爾(Maler)〕。當伊朗國王到來時,如果我們能夠衝進希爾頓飯店,也許我們會用尿來劈射他,讓他知道宮刑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如果還有東西掛著的話……那裡有很多惡意的流言。

 

給空洞漂亮的(房子或人)外表抹黑,使那些代表們(議員)變得更可笑些--民眾表示他們的立場時,所面對的只是報紙精彩的新聞報導。我們比利時的朋友們終於搞出了一個竅門,讓大眾親身體驗和參與正在越南進行的有趣的遊戲,他們在一個商場裡點燃了火星,300個心滿意足的市民終於從刺激的生活裡又平靜過來了,而布魯塞爾被變成了河內。我們不必再對著早餐桌上的報紙為那些可憐的越南人流眼淚了,從今天開始他可以走進大商場的服裝部,然後在試衣間裡點燃一支香菸。當然,人們不必考慮這個商場是否正在為美國的商品做廣告,因為誰還會相信「德國製造」這幾個字呢?

如果最近在什麼地方有商場被燒,在什麼地方有軍營被炸,或是在什麼地方有運動場的觀禮臺塌陷,請大家千萬不要大驚小怪。一切就如美軍越過德馬爾卡防線(Demarkationslinie),轟炸河內,或派遣潛艇進入中國那麼簡單。

布魯塞爾給我們提供了唯一的答案:

燒,商品-大廈,燒!

 

 

1967年11月28日託伊費爾(Teufel)與朗漢斯(Langhans)在柏林地方法庭受審時的答辯

「註:Moabiter Seifenoper II; 見:Schulenburg, Lutz: 1968 Dokumente und Berichte, Edition Nautilus,  Hamburg 1998;  Aus dem 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 vor dem Berliner Landgericht von 28.11.67 gegen die Kommunarden wegen der 「Kaufhausbrand-Flugblaetter,  Edition Nautilus, Hamburg 1998, S.59; 1967年5月24日柏林第一公社印發傳單,鼓動人們學習發生在布魯塞爾的商場縱火事件,作為反越戰的模式。託伊費爾(Teufel)與朗漢斯(Langhans)作為第一公社的負責人,被柏林檢察院提出起訴。以下是1967年11月28日,他們在法庭上對答的部分供詞。馬勒爾(Maler)應邀出庭,擔任託伊費爾(Teufel)與朗漢斯(Langhans)的辯護律師。

 

施韋爾忒納(Schwerdtner): 您在5月24日散發了傳單,是嗎?

託伊費爾:是的,在大學食堂前面。

施韋爾忒納:為什麼要印這些傳單?

託伊費爾:最好您能來看看我們……我們有討論,是否要印傳單,如果印,應該印什麼內容。然後我們設計了一個,並且把一部分公諸於眾。

施韋爾忒納:為什么正好把這份傳單公諸於眾,這份關於布魯塞爾商場縱火事件的傳單?

託伊費爾:我們的目的是,要激發人們的道德感,使他們憤怒。人們是不慣於憤慨的,即使他們在早報上讀到了關於越南或者諸如此類的其他惡劣的事情!

施韋爾忒納:啊,您反對越南戰爭?

託伊費爾:不僅僅是這樣,我們也抗議這種滿足和自我滿足感。……

施韋爾忒納:誰自我滿足?

託伊費爾:我也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表達。德意志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能幹的小民族,他們雖然殺死了大量的猶太人,但是現在很多阿拉伯人被德國生產的武器殺戮,這是一種平衡與補償--是這樣的,黑色人種和黃色人種慘死的人越多,對於我們來說就越好。

施韋爾忒納(很吃驚的樣子):這不是您的本意吧?

笑聲(來自於旁聽席)。

託伊費爾:是我的本意!

施韋爾忒納:但為什麼您又散發傳單呢?

託伊費爾:我們想給人們一個機會,去觀察那些瘋子和激進分子,並且把他們送上法庭。

檢察官孔策(Kuntze):但是,假如真有人像你們在傳單上所寫的那樣,在一個商場的試衣間裡,用紙菸點燃這家商店怎麼辦?

託伊費爾:我必須說明,除了檢查官先生,至今還沒有人想到要這樣做。您雖然想到了,但您也沒有這樣做,而是起草了一份控告書,起訴我們。

 

 

有些中學學生,他們現在不願再這樣生活下去了!

獨立的活動中心和社會主義中學學生

 

註:Es gibt Schueler, die machen nicht mehr mit. Flugblatt, Druckvorlage: Provokationen. 見:Schulenburg, Lutz: 1968 Dokumente und Berichte, Edition Nautilus,  Hamburg 1998, S. 60-61;  傳單,沒有日期,大約是在1967年5月至7月間散發的。

 

 

德國的學生可以說是一個沒有權力的、受到壓制的群體,他們依賴於民主無法制約的有關當局,即:

-在學校中,不合時宜的權威機構依然存在

-在家庭中,家長擁有一切所謂教育「手段」

德國的學校,就其實質來說,與德國社會中其他普通機構相比,更加沒有民主。

在學校裡依然沿用著許多以前非民主時期的規章制度。我們學生首先被要求學習的是:一些形式上看來是多元性的,但實質上是不民主和不人道的社會制度的東西。

我們要求:建立一個民主社會中的民主的學校。

目前的SMV和校刊,是在形式上民主的社會中不民主的學校裡的一份「民主」懦弱的刊物。它至今還是掩飾學校權威機構的工具。所有嘗試使之成為有效的民主監督的努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我們要求:在學校裡引進民主監督機制!

一再提及的學校制度改革和制定有效的教學計劃的討論,很明顯地又一次被無限期地擱置下來。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教育正在迅速地朝著不利於教師和學生的方向發展。正在各州實行的糟糕透頂的財政計劃,以及聯邦政府的財政危機,必須從教師和學生的肩頭搬走。應該推行的學校制度改革和有效的教學計劃,卻被一味加重教師個人的負擔,以及對學生採用權威式的教學規章制度所代替。

具體原因和情況必須讓學生們了解,而對具體情況的判斷必須由學生自己來做出。讓沒有權力的文化部長悠哉悠哉地談論這些事情,讓社會學的機構分析它,讓SMV的機關討論和編寫在中學生出版園地的校刊裡,這些都是遠遠不夠的。對於具體情況的具體判斷必須讓學生自己來做!

因此我們要求:賦予學生在學校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的權利。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已經組建了名為「獨立的活動中心和社會主義中學學生」的組織(AUSS). 目前已在20多個城市中發展了這一組織。

1967年6月18日在法蘭克福舉行的第一次「獨立的活動中心和社會主義中學學生」組織的大會上,我們將提出我們的批判和要求,並加以解釋。

 

 

慕尼黑藝術學院的社會主義藝術大學生

註:這傳單大約在1967年7月散發。Sozialistische Kunststudenten an der Akademie der Bildenden Kuenste Muechen,見:Schulenburg, Lutz: 1968 Dokumente und Berichte, Edition Nautilus,  Hamburg 1998; S. 62.

 

我們的中心工作是努力創建一個具有進步形式的藝術高等學校。

我們所要實現的目標是:

1. 消除教授之於學生的權威地位。

2. 在解決校方問題方面,學生應有參與表決的權利,特別是在招聘教授和講師時。在制定教學範圍與教學計劃方面,學生也應有參與表決的權利。

3. 在加強理論教學的同時,也應注重加強實踐。當前在我們看來最為重要的是,從不同的角度、在科學的基礎上進行(通過講座和研討會)分析,解決在我們這個高度工業化的消費社會中,具有藝術特徵的問題。

4. 我們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為師範學生設置一套新的培訓課程。以上談到的幾點問題,應予以特別注意。

5. 加強與其它高校和科學院的交流與溝通。

6. 在大學裡,學生應有充分的信息自由,以及對政治發表公開見解的權利!

 

另外,我們支持德國民主學生協會(VDS)的工作,他們正致力於在大學裡進行堅定的民主政體的改革。

我們的出發點是:大學所特有的問題,與社會現實有著深刻的聯繫,應作為社會和政治的問題來進行反思,並尋求解決的辦法。所以我們將對重要的政治問題,發表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德意志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的社會目標和政治實踐,是德國大學生組織的傑出代表。我們在工作中,應該與德意志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相互配合,發揮積極的作用和影響。

 

 

批判的大學

註:(Kritische Universitaet, Anonym, 見:Schulenburg, Lutz: 1968 Dokumente und Berichte, Edition Nautilus, Hamburg 1998; S. 103-104,在柏林建立批判的大學,這一構想是在1967年6月2日學生示威中,柏林學生本諾·奧內佐格被警察槍殺後開始醞釀的。1967年11月柏林批判的大學正式成立,約有2000名學生出席了成立大會。

 

七月初,柏林批判的大學將其「臨時教學計劃目錄」公諸於眾。

批判的大學是西柏林的大學生和助教們,在高等學校和專業學校內建立的自由組織。這所大學開設的課程面向所有有興趣參與的學生、工人、職員和教師。

其目標是:促進其成員與社會人士獲得政治上的組合和認同,即利用科學知識來塑造民主和法制國家的關係,正如早已寫在柏林自由大學校規上的成文規定那樣。

批判的大學將通過對教育改革進行不斷地批判與實踐,使所學的課程更具有意義。

批判的大學將避免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即專業學習與個人興趣間的斷裂與疏離現象。

批判的大學將在科學和政治方面,為學生們將來就業和步入生活作準備。

批判的大學將以柏林批判大學的模式在漢堡建立分校。

 

 

倫敦反大學的宣言

註:這傳單大約在1967年年底散發。Manifest der Antiuniversitaet von London ,見:Schulenburg, Lutz: 1968 Dokumente und Berichte, Edition Nautilus,  Hamburg 1998; S. 104.

 

我們必須摧毀學生、教師和課程這些被篡改的概念,重新賦予這些詞彙以本來的意義:教師是把傳統傳授下去的人;學生是研究學習這些學問的人;課程則是在某個地方進行傳授和學習這兩項活動的場所!在反大學裡,不僅有倫敦人,還有來自歐洲、美洲與第三世界的活躍、激進的藝術家們、積極分子和知識分子,他們將在這裡相會,探討交流他們的思想與工作。反大學的教學重心著眼於實踐的多樣性,我們將嘗試在這方面進行努力工作,把眾多不同的實踐方法統一起來。首先我們必須戰勝存在於學科與藝術形式、理論與行動之間,那些人工的斷層和分界線。

 

對於參加反大學學習的人,基於探求和繼續傳授正在發生什麼的需要,反大學不設置某些先驗性的障礙。我們優先錄取那些沒有在(國家教育制度下)受過教育的人。

 

倫敦的反大學不是(人們所熟悉的一般意義的)大學和學校。它不授予任何(學生)頭銜與稱號,不頒發畢業證書。那些在這所大學的一個系或幾個系進行研究與學習的學生,可以得到一份證明,證明其在某一方面擁有足夠的知識,具備參加更高一級的結業考試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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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中,德國大學為學生提供經濟支持 編譯 賈曉靜   青年參考  ( 2020年11月13日   05 版)
  • 歐風詩意 | 千裡之外有大雪在友人的後院留白【十二月精選】(一)詩人法國Kailey/靜月,法國粱源法,德國黃鳳祝
    2018年5月,將這三部作品合集出版,全書共45 萬字,書名為《歲月的記憶》(巴黎華人三部曲),在華人社會引起強烈反響。2013年7月,為表彰其在中法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貢獻,法國總統奧朗德授予其「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勳章」。梁源法主席表示,文學觀照人生與歷史。華文作家具有跨文化的優勢,親身經歷多元文化的衝突與融合,文明的對抗和互鑑,更容易體認人類命運的豐富與多舛,不同民族的獨特氣質和文化魅力。
  • 2020年德國大學選拔即將開始
    小編從浙江大學外語學院國際課程中心小語種部副主任姚老師處了解到,考慮留學國家,既要結合學生本人的興趣、成績,以及家庭經濟狀況,也要考量留學目的國的人文、經濟情況和教育質量等等。  在海外留學中,「德國留學」因其日益攀升的世界認可度,備受學生和家長關注。世界範圍的僱主都看重德國大學的文憑。德國大學的課程設置非常廣泛:在德國有400多所高校,有19 000多門專業。
  • 德國留學第二站:德國特裡爾應用技術大學預科
    一、德國大學介紹德國共有16個聯邦州,分布著約有390多所的高等院校,註冊學生總人數達到260萬.其中綜合性大學111所;應用技術大學224所;藝術,音樂院校58所.各類高校共設有專業近17000多個。
  • 德國特裡爾應用科學大學招收高考學生
    其前身可追溯至1830年的建築學校和工業藝術學校。經過世界大戰的摧殘和洗禮,該校在1971年-1996年期間名為「萊茵普法爾茨應用技術大學」,1996年9月1日正式更名為「特裡爾應用科學大學」,大學現分為特裡爾、比肯菲爾德、伊達爾-奧伯施泰因三個校區。
  • 德國大學排名
    慕尼黑工業大學是「柴油機之父」狄塞爾,「制冷機之父」林德,「流體力學之父」普朗特,文豪託馬斯·曼等世界著名科學家及社會名人的母校。近現代以來,慕尼黑工業大學被認為是德國大學在當今世界上的標誌。在世界著名機構以及雜誌的各類排名中,慕尼黑工業大學常年排名德國理工類大學榜首。迄今為止,慕尼黑工業大學已培養出17位諾貝爾獎得主。
  •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組織編寫的《德國發展報告(2020)》發布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組織編寫的《德國發展報告(2020)》發布 來源: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時間:2020-09-23
  • 中央財經大學&德國埃森經濟管理應用技術大學碩士項目
    FOM大學經中國教育部批准,於2002年開始與中國高校合作辦學聯合培養學士、碩士,頒發的學位文憑得到中國承認,同時也被全世界所認可。在華舉辦中德合作辦學以來,已有4000餘名學員順利畢業並取得學位,他們就業遍及中德各行業的知名企業,如大眾汽車、西門子、國航、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德國FOM大學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承認德國院校名單第95位。)
  • 模仿與失真:德國六八脈絡下的2018漢堡大學佔領運動
    1968年,遙相呼應的國際環境,包括美國,法國,墨西哥等地的68運動以及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解放運動讓德國學生越發感到勇氣倍增,從而也激化了德國六八。報紙報導杜什克遇刺引發施普林格出版社事件。一方面,1967年以來的運動繼續擴大,開始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自67以來的運動形勢也開始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極端情況:1968年4月2日,稍後組建了「紅軍派」的安德雷亞斯·巴德和古德倫·恩斯林縱火點燃了一家代表「資本主義」的百貨公司,從而為日後長達十來年的恐怖主義活動揭開了序幕。
  • 德國TU9大學聯盟 |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是各邦聯州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誕生以來,第一個自主辦學的公立大學。自己實行財政預算和不動產管理,並獨立自由的聘請教授。德國九所卓越理工大學聯盟TU9成員之一,兩次入選德國大學卓越計劃(Exzellenzinitiative)。世界第一個電子工程繫於1882年在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成立。
  • 德國留學,畢業不愁找工作,就來這些德國大學
    科隆大學最早可追溯到1388年,是現今德國第二古老的大學。科隆大學文理並蓄,不設工科,最著名的專業是經濟學和法學。科隆大學位於德國精英大學之列,加之處於大城市的優勢,歷來申請者眾多。科隆大學現設有經濟管理與社會科學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哲學院、數學自然科學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等六個學院,各學院內專業設置十分詳細完備。
  • 德國偉人最多的大學,建校以來55個諾貝爾獎碾壓群雄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來到了傳說中的文化殿堂,柏林洪堡大學。先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所大學的歷史和背景。洪堡大學是德國首都柏林目前四所公立大學中最古老的大學,在城中區中央,於1809年由普魯士王國文教部長威廉·馮·洪保特、哲學家費希特及神學家施萊爾馬赫以「柏林大學」之名所創立,擁有十分輝煌的歷史,是世界著名的頂尖學府,也是歐洲頂尖大學之一。
  • 探秘德國中學漢語課堂:德國學生為啥熱衷學中文
    探秘德國中學漢語課堂:德國學生為啥熱衷學中文 原標題:   參考消息網1月15日報導德媒關注到,越來越多的德國學校開設漢語課,課程如何設置、學生們樂於學習的原因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對此,記者走訪了波恩的海爾姆霍爾茨中學。
  •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編譯:《德國民法典》(最新版)
    1965年,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集結當時民法學界精英,翻譯整部《德國民法典》,內容完整、質量優良。2015年,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集結臺灣地區諸位民法學者,賡續絕學,一展德國民法五十年來不同之風貌。惟少許的羅馬法條文,改變不了德國固有法的特色,由此可知,日耳曼部族法在當時社會採納羅馬法,已成為可能的事實。薩克森法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地方性的法律規範(Landrecht);第二部分為封土法(Lehnrecht)。前者又分三編,第一編有71章,第二編有72章,第三編有91章。後者沒有分編,而有80章。
  • 德國精選大學——科隆大學
    :1388年,德國第二所大學所在地區:北萊茵-威斯伐倫所在城市:科隆在校人數:48000中國教育部是否認證:獲得認證作為德國最大的大學之一,科隆大學歷史悠久,文理並蓄,不設工科。作為科隆大學最知名的學院,擁有超過10,000名學生,下轄的三個科系常年排行在全德國的前三位,其中經濟系是全德國最大的。學院旨在培養新一代商務人士、經濟學家、社會分析家和政治學家,通過研究和教學的統一性,拓寬學生的創新之路,從而塑造更有價值的學生。
  • 德國名校 | 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德國最傑出的研究型大學之一
    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歷史悠久,是巴伐利亞州第二大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一直被公認為的德國最傑出的研究型大學之一,且該校坐落於「聯邦醫藥之都」的大學醫院是德國最著名的醫學院之一。建校270多年來,該校憑著高質量、多領域的研究得到了國內外的認可,培養了4位諾貝爾獎得主和眾多優秀的科學家、工程師、哲學家和醫學家。
  • 德國大學簡介 | 科隆大學Köln
    University of Cologne建校時間:1388年,德國第二所大學所在地區:北萊茵-威斯伐倫州現任校長:Axel Freimuth校訓:Gute Ideen, seit 1388 (靈惠之思,始於1388)主要院系:法律系,醫學院,經濟與社會科學學院,哲學系,人文科學學院,                  數學與自然科學學院
  • 德國大學常識介紹
    03德國沒有本科學位,不好畢業自1999年以來,95%的德國大學已經改制為本科3年、碩士2年制。而且學分制的教學體制為學生提供了廣闊的學習機會和空間,甚至為優秀的學生提前畢業提供了可能。因此對於外國留學生不會再因學製造成獲得學位時間過長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