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自然》(Nature)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個圖表提供了類似的視角。
最近有些國際關係學者也開始用一些視覺方案來描繪與理解未來的世界秩序，認為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情況必然會出現劇烈的變化。
大意是說，如果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2050年全世界的經濟板塊比重大致是這個樣子，當然這是以購買力等值作為標準。最左邊的大氣球是中國，再過來是印度，再過來是美國，氣球的面積等於這些國家的經濟規模。今天的七國集團(G7),只有一個國家會進入全世界的前五大。今天七大工業國所主導的一些多邊組織平臺都已經撐不住了，已經沒有辦法扮演一個關鍵性的協調者角色或者是找尋共識的機制，北約、七國集團(G7)、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都是如此。最關鍵的政策協商平臺必然會轉向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都參與的新平臺，比如二十國集團(G20)。
在我看來，今天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知識挑戰比我們還要尖銳，為什麼呢？第一，它很難預見和理解當前的歷史趨勢，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到今天還在蔓延，並沒有真正恢復。日本是第一個進入負利率時代的經濟體，已經二十多年了，現在整個歐洲幾乎要進入負利率時代，這對一個常態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就像一個黑洞一樣，美國現在也正在往這條路走。這對主流經濟學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來說是一個最大的謎，它不知道怎麼去應付這個問題。西方民主體制從三十年前歷史終結的自信變為現在的不自信，這讓政治學者們非常彷惶，因為在他們的意識形態領域裡，沒有什麼新的建設性的東西去應對它現在深層次的衝突和矛盾。戰後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面臨困境，也讓自由派經濟學者非常惶恐，他們很難真正理解或者正面看待中國的整個現代化道路和經驗，特別是過去四十年的道路和經驗，所以他們也很難真正理解中國如何帶動了很多非西方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興起，以及它接下來可能會帶動世界秩序重塑。這些都是橫亙在我們面前的一些重要的知識挑戰，我們需要一個更牢固的科學哲學基礎做支撐，需要一個寬廣歷史視野的社會科學研究來回應這些問題。
我對美國政治學者不抱太大的期待，因為我覺得他們有一種隱而不喻的意識形態預設立場，比如西方中心、個人主義等，只有少數人能夠跳脫這個局限，但他們在美國學術社群裡都被邊緣化了。另外，我覺得主流政治學在過去六七十年所依賴的社會科學哲學基礎是「問道於盲」，不是說那些基礎產生的知識完全沒有用，而是說它只是工具性知識。如果你想解決操作性問題，這種雕蟲小技是有用的，如預測下一季的股市是漲還是跌，又如用什麼樣的廣告詞可以打動選民。但要想回應我說的歷史劇變時代的結構轉移問題等巨型歷史變化問題，它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有這種反思和呼籲的政治學者在美國也是有的，我就很喜歡耶魯大學的學者伊恩·夏皮羅(Ian Shapiro),他前段時間出版了一本很發人深省的書《脫離真實的人文科學》(The Flight from Real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對理性選擇學派進行了非常徹底深刻的批判。
他在這本新書中指出整個美國的社會科學戰後的走向越來越偏離現實，是孤芳自賞、象牙塔式的知識建構。他呼籲我們應該重新建立一個實存主義或實在主義的科學哲學基礎(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他的這個看法與我相同。他非常反對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的解釋方式，即回到以個人作為基礎單元和解釋起點的社會科學解釋模式，他說這完全是誤入歧途，因為學者們至今都不敢放棄戰後美國社會科學信奉的邏輯實證論，即便邏輯實證論在科學哲學領域已經被批判得體無完膚了。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尤其是在庫恩(Thomas Kuhn)之後的科學史研究完全顛覆了邏輯實證論對科學知識活動的一些綱領性理解，但在今天的中國，有很多方法論教科書還在用這些綱領，如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源於邏輯實證論的原子論的本體論這種基本立場。可是後實證論的科學哲學理論早就說過，真正能夠正確反映自然科學家基本立場的，絕對是非原子論的本體論。在自然世界也是一樣，會有更高層次的結構不斷聚現(emergence)出來，它的屬性和因果作用不能被化約成它的組成部分，更不能被化約成它自己最小的基本構成單元，面對自然世界的科學家也並不接受這一套簡單的機械式原子論的本體論。這種錯誤的理解對自然科學沒有什麼影響，因為自然科學家的知識活動本來就不受科學哲學家的學說影響，只有社會科學家才會在乎，因為社會科學家很擔憂別人認為自己的學問不科學，他們急需尋找一種方法和程序的綱領來引導自己從事科學知識的建構，所以他們容易被科學哲學理論所引導甚至誤導。
還有經驗主義認識論，它把科學知識的範疇完全局限在經驗世界。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講，這也是不符合自然科學知識活動的基本知識論的。對於這一點，從科學史的證據來看會顯得非常清楚。經驗世界只是科學家研究對象中的一個非常小的範疇，只是表層的，經驗世界後面的真實世界才是他們探索的真正對象。因此，經驗主義認識論的立場完全不能說明科學家知識活動的最核心主張。另外，過去，在邏輯實證論的引導下，我們都認為科學就應該追求法則式的解釋，依賴一種所謂的經驗性規律為解釋起點。比如，要研究羅馬帝國為什麼衰落，就要先找出帝國衰落的普遍適用規律，讓它來解釋個案。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這太荒謬了，荒謬到可笑。除非把它抽象到已經沒有太多內涵的東西，否則不可能實現這樣一種折騰。但是，這居然成了引領兩個世代、三個世代的學者的指導性原則。後實證主義哲學理論早就告訴過我們，科學真正追求的不是這個，它認為好的解釋或者有效的解釋都是一種所謂的結構性的解釋，回溯到現象後面的結構前提或者它的產生機制，而不是用表面上可以看到的經驗規律去解釋特定事件的發生和循環。
此外，否證主義也是極為天真的，因為它的前提是事實命題與理論命題可以明確做區分，這樣的話，事實就可以作為獨立支柱來驗證理論的真偽了，但其實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可能性。所以，後庫恩時代，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理論都認識到，所有的觀察（以及記錄觀察的敘述）都是受理論框架引導的，在對經驗現象的任何一種描述或測量背後都夾帶或蘊含著理論。在某個階段的某個學術社群裡，的確可以暫時做這樣一種區分，但這完全只是一種共識，這個共識是可以不斷演進和修改的。當然，也正是因為邏輯實證論的引導，很多學者認為研究自然世界和研究社會世界可以用完全一模一樣的本體論、認識論和研究程序，這個綱領不需要做任何調整，可以完全照搬，這就叫作無條件自然主義。其實，後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前沿理論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在面對社會世界的時候，應該做一種有條件的而非全盤的移植。這個有條件的自然主義立場也反對把社會研究完全等同於人文學的做法，如只做詮釋、解構或者文本分析。它認為，社會科學可以是一種科學知識的建構，但並非機械照搬自然科學的指導原則。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第一，人類社會所建構的這些結構、制度，各種不同的機制，都有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性。比如趙老師寫的《儒法國家：中國歷史的理論》，這個結構只有在中國才出現過，但其中的某些性質或某些機理跟一些其他政治文明之間有些可比較性，即使儒法國家這個結構有其獨特性，但仍可以作為一個科學研究的客體，因為它延續了很長時間，相當穩定，也有一些演進，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真實存在的結構。第二，所有社會結構對社會現象的支配和影響，必須通過行動者的意識才能實現。意識是物理世界裡沒有的東西，有意識就意味著人會學習，知識可以對行動者產生引導與啟蒙作用，人與人之間可以溝通與相互影響。第三，不同的行動者的歷練與稟賦差別也很大，如何利用結構賦予自身的各種行動可能性和社會力，有巧有拙，差別非常大。所以，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也是在研究歷史現象時要處理的，這兩個起點都不能偏廢，其中，結構的作用更關鍵。
如果我們要認真地開展歷史政治學，那麼，重新建構科學哲學基礎也是值得做的一項工作。雖然很多人的知識活動有時也不見得一定需要這些形上學的指導，很多人憑直覺也能做類似的知識工作，但我覺得有了它也很好，它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理解和判斷知識建構是否符合科學方法論所要求的嚴謹性。
我特別要強調的一點是，今天的主流社會科學哲學理論的主張，與美國主流社會科學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分野，即過去美國主流社會科學的解釋往往會引導你往個體層次找到解釋源頭，其中，經濟學是最典型的，所有理論都要有個體基礎。但如果從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尤其是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本末倒置。他們認為，沒有與生俱來具有社會行動能力的個體，只有社會結構才能賦予它這種可能性。每個人都由於隸屬於、參與了一層一層的結構關係，他才可能扮演各種角色，才具備了社會行動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很多社會現象的解釋都應該用總體層次的回歸作為解釋的源頭，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新起點，而且我認為歷史研究也是一樣的。歷史研究不應該只是帝王將相，這並不是說個人不起作用，而是說他的作用其實是很局限的，當然，他能成就的事情有時也會具有偶然性或運氣。所以，馬克思提醒我們：人創造歷史，但不是在他自己選擇的條件下。事實上，不是他自己選擇的條件往往佔了80%-90%。因此，所謂的「英雄造時勢」的「英雄」的獨立作用，可能只有10%甚至是個位數。人所處的社會大環境是非常複雜的，做研究時要把不同層級的行動者和結構條件都考慮進去。不要覺得這樣的理論不夠漂亮、不夠精簡，這並不重要，簡潔而漂亮的理論雖然有感染力，可它是唬人的，因為太容易有例外，太容易被推翻。社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要想了解任何一件事情是如何發生的，有太多的結構前提要確立。一個好的研究應該是深度研究(intensive research),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剝開。而且要先做好一個非常深刻的個案研究，再去做比較研究，才能有很高的起點。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會知道很多可能性可能出現在什麼地方，在哪裡可能會找到答案，你會有這樣一個引導性的知識地圖。如果我們要重建歷史政治學的科學哲學基礎，我覺得這會是非常重要的起點。
所有的政治學研究或者社會科學研究都應該以深度研究(intensive research)為基礎。而今天的主流社會科學或者政治學都傾向做廣泛性研究(extensive research),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個案多、樣本大，而且它通常是某一個時點的橫切面研究。並不是說那些研究沒有用，而是說這樣是本末倒置，主從之間的關係沒搞清楚。我們做結構分析，也不能完全陷入結構決定論的偏差，這是另外一種矯枉過正。另外，對社會世界的研究，對歷史的研究，或者對政治現象的研究，要想實現完全解釋，那必然要將唯心論和唯物論相結合，不可能有別的選擇。比如生產關係既涉及技術、生產要素，也涉及產權安排和階層組織；國家結構既涉及物質條件，例如地理空間、強制力，但也有心理層次的，例如認同與合法性，一定要結合在一起才能理解。當然，在特定的研究裡你可以有偏重，你會有你想切入的角度。
雖然歷史政治學這個提法過去很少，但是已經有一些跟它類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徑，比如歷史社會學、歷史結構分析、歷史制度論，它們在社會學和政治學裡都有一定的地位，這些都是歷史政治學的先驅和重要基礎，我認為是比較值得我們借鑑的。我們現在不是另起爐灶或者重新設計車輪，上述這些研究途徑都是一樣的，都排斥絕對唯物論和絕對唯心論，而且都力圖實現結構和行動者分析之間比較好的結合。
我沒有把政治學放在一個很固定的框框裡說它一定是什麼，政治學是非常多樣的，在不同時期它的特徵(identity)也不一樣。但我認為批判實存論可以作為指導社會科學或者未來歷史政治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新哲學理論和綱領，它與過去很多的歷史社會學及歷史結構分析的先驅學者（包括馬克思）以及他們的知識活動實踐存在一種很強的親近性。即使這些先驅學者可能沒有讀過批判實存論的任何著作，但是他們所進行的知識工作完全可以在批判實存論裡找到註腳。在批判實存論的學術圈子裡有一句名言：「在批判實在論誕生之前，卡爾·馬克思就是一位批判實在論者(Karl Marx was a critical realist before critical realism was even bo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