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天前，記者和半吊子神棍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拜登的外交政策團隊裡滿是不斷害死人的理想主義者」的文章。文章中大肆宣揚了他在2006年提出的「進步現實主義」，以取代美國外交建制派中不斷掌權的「進步理想主義者」和「新保守派理想主義者」。據他說，後兩種意識形態及其政策產物既損害美國利益也損害其它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我不反對這一點。然而，由賴特列出的四大原則——戰略謙遜，認知共情，反摩尼主義和尊重國際法——組成的「進步現實主義」，卻是一個充滿了謊言的悲劇。我認為，進步現實主義既不是進步的，也不是現實主義的，更無法成為美國和其他任何大國的對外政策解藥。
圖1：神棍賴特之前的「大手筆」
謊言：非進步，非現實
在「戰略謙遜」一節，賴特提出的「對意想不到的後果的敬畏」和「好意圖的幹預導致災難」乍一看頗有傑維斯和沃爾特等當代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大師的風範，然而緊接著他卻談起了人道主義軍事幹預的倫理學。就布林肯和蘇利文在2013年支持援助敘利亞反政府武裝一事，賴特評論道：「然而，事實仍然是，幹預在各方造成的死亡和痛苦遠遠超過（阿薩德政權）無情的鎮壓。這不是一個道德上優越的結果。」很明顯， 賴特先生在這裡應用了道德結果主義（moral consequentialism）。
現實主義範式中的古典現實主義學派曾深入討論過國際政治的倫理學。然而，漢斯-摩根索在《科學人與權力政治》中專門批判了道德結果主義。摩根索認為，道德結果主義犯了「目標為手段辯護」的謬誤。他寫道：「如果道德目標可以為不道德手段辯護，所有人類活動作為手段希冀實現的目標——最終，絕對善就可以為一切人類行動辯護」（Morgenthau, 1946, 181-186）。而在進步主義一面，康德和馬克思等進步主義者也都認為，人應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Kloppenberg, 1986）。在敘利亞的例子裡，美國可以武力介入以終止阿薩德轟炸平民抑或坐視不管。從手段來看，前者是更道德的，賴特支持的後者是更不道德的，然而後者的目標預期卻是更清晰和道德的。由此可知，「進步現實主義」的戰略倫理與現實主義和進步主義完全相反。
在「認知共情」一節，賴特倒也引用了摩根索：「現實主義的首席建築師漢斯-摩根索在20世紀中期寫道，一個有效的戰略家必須對所有相關行為者有『尊重的理解』，因此「必須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以他人的視角看待世界，並做出判斷。」乍一看他的觀點沒毛病，有效戰略需要知己知彼，而知己知彼也許確實需要將心比心。
然而賴特後面的舉例和解釋不僅跟現實主義大相逕庭，更讓人懷疑他的常識之欠缺。當這位「進步現實主義者」談到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制裁的時候，他說：「把苦難強加給一個遙遠的小國，希望奇蹟最終會發生，這符合美國的什麼重要利益？」委內瑞拉在哪？委內瑞拉從來不是什麼遙遠國家，它毗鄰「美國的後院」加勒比海，加拉加斯離邁阿密僅有2200千米，比邁阿密和波士頓之間的距離都近。當代著名的現實主義者羅伯特-卡普蘭指出，加勒比海地區曾是美國大國地位與全球權力的第一步，阻止加勒比海地區的敵對行動之於美國就相當於阻止南海地區的敵對行動之於中國，都是牽涉核心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目標（Kaplan, 2015, 60-66）。
在「反摩尼主義道德觀」這一節中，賴特正確指出了「現實主義者抵制將世界各國劃分為善惡集團的誘惑。」那麼按他所說，在烏克蘭革命中「配合普京而不是支持亞努科維奇的反對派」是進步的嗎？這種替代選擇對於美國納稅人選民來說，及對於需要美俄大國合作的裁軍、環保等議題來說，當然是有利的。按照道德相對主義來看，它似乎未必是不進步的。然而需要在這裡指出的是，道德相對主義也是相對的。美國和美俄合作確實不會成為這種替代選擇的犧牲品，但如果我們認為亞努科維奇是用暴力及其壓迫烏克蘭人的反動政府，那麼烏克蘭人就會成為犧牲品。這對於冷酷的現實主義者當然沒事，但是「進步派」不得不面對進步沒有發生的現實——惡並沒有減少，而僅僅是轉移了。
『』
賴特在這一節接著寫道：「布林肯將世界視為『技術民主國家和像某國這樣的techno-autocracies』之間的一場戰爭。因此，他希望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聯盟』，以推進『共同的戰略、經濟和政治願景』，並加強『軍事安全』。」問題來了：現實主義者真的不認為包括民主、威權、和半民主等在內的政體元素是能夠影響國際關係的自變量嗎？答案是否定的。
早期古典現實主義者喬治-凱南在著名的《長電報》裡寫到：「這意味著蘇聯黨的路線並非基於對俄羅斯外部局勢的客觀分析；這意味著蘇聯黨的路線的制定與俄羅斯以外的條件無任何關聯；這還意味著蘇聯黨的路線的產生只是出於在俄羅斯戰前就存在的、今天仍然存在的內部的本質上的需要……蘇聯領導人迫於歷史和現狀的實際需要，就提出一種教條，把外部世界描繪成為一個罪惡的、敵視的、威脅著蘇聯的世界……最後難逃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致命一擊，從而讓位給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這種論點為蘇聯擴充國家警察與軍事力量提供了依據，為將俄羅斯人民與外部世界隔離提供了理由，為完全體現俄羅斯統治者本能和特性的不斷擴大警察權限的壓力提供了正當性」（Kennan, 1946）。近期著名的防禦性現實主義學者傑克-斯奈德也提出，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選民監督和公開輿論可以限制政治精英的卡特爾化互助和戰略迷思的傳播，從而減輕過度擴張（Snyder, 1990）。賴特那些直接和無情地怒斥本國外交建制派的文章自然是不可能在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報》和朝鮮的《勞動新聞》上刊發的。
圖2：凱南的《長電報》
賴特的「進步現實主義」的第四個內涵，即「尊重國際法」同樣既非現實主義也非進步主義。現實主義強調權力與國家利益而不是賴特的「國際法與國際治理」。當代最有名的現實主義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對這一點就直白而明確。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講座中，他對一個向他強調21世紀陸軍「改變人文、社會環境的『人的作用』（human agency）」的優勢的中校說道：「陸軍是為贏得戰爭和保護國家利益而設計的殺人機器，把這件事幹好就行了」（Mearsheimer, 2013）。
當賴特寫道「當代的左翼和右翼現實主義者都傾向於不介入他國內政，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尊重國家主權」時，他的無知就暴露得更明顯了。新現實主義代表人之一史蒂芬-克拉斯納代表作《主權》的副標題——有組織的偽善（organized hyprocrisy）就表明了「尊重國家主權」在現實主義範式中根本就不存在（Krasner, 2007）。為了政治利益或者權宜之計，保守現實主義政治家梅特涅對於義大利民族統一運動的鎮壓，和左派現實主義外交官E.H-卡爾對慕尼黑協定和希特勒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權的嚴重侵犯的支持，就是諸多經驗證據中的幾個名例。
進步主義者追求的則是秩序變革而不是秩序現狀。強調國際法的英國學派格老秀斯傳統尋求秩序的穩定性和變革的例外性和妥協性（Bull, 1973）。進步主義的後現代國際政治學派創始人理察-阿什利則強調新現實主義的「功利主義，缺乏主體性和靜態歷史決定論」缺乏價值、觀念和歷史背景的影響、發展與變革（Ashley, 1984）。新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考克斯也將「批判理論」置於「解決問題的理論（problem-solving theory）」之前（Cox, 1981）。對比來看，進步現實主義並不是進步主義的、布爾總結的「康德傳統」。
圖3：18世紀進步自由主義哲學家康德
在文末，賴特露出了更大的馬腳。他寫道：「進步現實主義者認為，隨著技術的進步，各國之間的關係不再是零和博弈——更多的是雙輸的威脅，更多的是雙贏的承諾——開明的美國自身利益要求更大程度的制度化國際合作。」這正犯下了E.H-卡爾所尖銳指出的「利益和諧的謬誤（fallacy of harmony of interest)」。卡爾認為，利益從來都不是和諧的，總會有得此失彼，對於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都一樣（Carr, 1939）。合作的相對收益問題也正是第三次大辯論中新現實主義者和制度自由主義者之間的辨析焦點：現實主義學派認為體系中的國家是難以合作的「防禦性的位置主義者（defensive positionalist）」，而自由主義學派則認為體系中的國家是較易合作的「理性的利己主義者（rational egoist）」。（Grieco, 1988; Keohane, 1984）。賴特的「雙贏/雙輸主導」設想印證的不是現實主義而正是自由主義範式。綜上所述，在概念化上，賴特從頭到尾都沒有停止愚蠢的撒謊。
悲劇：為什麼會出現進步現實主義？
在解釋進步現實主義的悲劇源頭時，必須從手段和目的（means and ends）上先解構和重構這種國際政治思想。手段可以分為進攻性與防禦性。大國的進攻性手段包括擴張、內部制衡、升級、脅迫性外交、鼓動國際矛盾、坐山觀虎鬥等，防禦性手段包括戰略收縮與調整、結盟制衡、降級、威懾、衝突調解與斡旋等。目的可分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現實主義的目的是安全、地位、財富與實在的各種國家利益，而理想主義的目的則是特定的理念、原則和對超越現狀的尋求。因此，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思想大體可以分為四種：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進攻性理想主義和防禦性理想主義。
19世紀以來，共同體內的進步主要來源於國家機關功能的增強和對社會的介入與幹預。相反，無政府的國際政治中，「主導的共同進步」無疑是一種非現狀的理念。而賴特所描繪的高度克制與調和的國家行為設想則對應了「防禦性」手段特徵。因此，「進步現實主義」實際上是一種「防禦性理想主義」的國際政治思想。
賴特將現實主義稱作一種意識形態，損害了現實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尤其是）作為一種國家安身立命的工具的實用性。意識形態是用來吸引大眾認同的。具有思想悲劇性的是，他之所以需要將現實主義意識形態化，打出（偽）進步主義旗號，並將現實主義的太子換成理想主義的狸貓，正基於現實主義的阿喀琉斯之踵——沒有道德訴求，不具備吸引自由民主國家大眾認同的能力（Gilpin, 1996; Schweller, 2006, Chapter 5）。現實主義唯一吸引人之處在於對國家利益的關注。賴特在文中提及了6次「利益」一詞，但從來沒有解釋利益的內涵和實指。悲劇的另一面則在於賴特借用現實主義的名號安慰自己和受眾對國家利益的「關注」：畢竟，執行防禦性理想主義的政策在未來的進步期望方面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在不用進攻性的鬥爭就能達成的情況下。
如果讀者簡單搜索一下賴特這位新聞工作者的履歷，就能發現，他唯一的學術背景是非專業出身的進化心理學家，之前從未涉獵外交事務領域。這樣來看，他可能還不如臭名昭著的專業進化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和職業中東事務報刊撰稿人託馬斯-弗裡德曼呢。
拋開賴特的個人荒謬，近來其他更「正式」的知識分子也寫過類似的著作，例如史蒂芬-沃爾塞姆教授今年的新書《明天的世界》（Wertheim, 2020）。我或許可以簡單推測一下「進步性現實主義」悲劇的社會來源。俾斯麥曾經說過：上帝對傻瓜、酒鬼和美利堅合眾國有特殊的眷顧。這種「防禦性理想主義」得以出現正是因為民族歷史上美國發展的太順利，美國人活的太好了，忘記了世界歷史中一直潛伏著和周期性爆發的殘酷而悲劇性的權力鬥爭，到了霸權日薄西山的抉擇十字路口對現實無所適從，卻開始思懷過去，指點未來。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好在，原文下的評論顯示，這種「進步現實主義」學術造假並沒有多少受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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