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如今是一個滾燙的話題。2月24日人民網的「部委留言排行榜」顯示，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收到的留言數量高居榜首，是第二位人保部部長尹蔚民的兩倍還多。2月28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徵求意見稿》文本向社會公示，並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徵求意見，必將再掀起一個為教育建言獻策的新高潮。
據袁貴仁部長介紹，去年1月上旬至2月底，第一輪向全社會公開徵求意見，他們即收到各界人士發表的意見建議210多萬條。一年來，各家各派有話語權的人士在媒體上發表關於教改的意見，也已不計其數。
眾聲喧譁，共識難求。作為一個學生家長，對於這些已經發表和即將發表的意見建議，我也有些意見建議想說。我覺得，每個人從自己所處群體的利益出發，或者從自己所持的社會理念出發，發出調整改革的呼籲，並且堅守自己的理念或者立場，當然都是合理應當。但是，一份好的意見和建議，必定是符合實際、符合規律、符合大多數民眾意願的。假如自己的利益或者理念與以上三點不符，而最終不能體現到綱要中，那麼，在繼續堅持不懈表達自己訴求的同時，也請且慢因此就輕易宣布教改「倒退」甚或「失敗」。
總得讓北大校長能考進北大
1965年，17歲的周其鳳同學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他從老家湖南省瀏陽縣龍伏鎮尚埠村到長沙去坐火車，打著赤腳走了兩天兩夜。若按照為許多專家所激賞、並已在北大試行的「推薦信加面試」的最理想招生方式，今天身為北大校長的周其鳳院士，自己肯定就進不了北大。
對於當今大學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人們已發表了無數議論和救弊之策。讀這些文章時，我想到了僻居於大別山區深處的一個貧困縣——湖北蘄春。上個世紀，從這片大山裡走出來的教授多達800餘人，因此而有「教授縣」之美譽。其中包括學問比季羨林還要大許多的國學大師黃侃。如果按照現在很多專家所鼓吹的選拔方式，蘄春這800位教授中的很多人，可能連到大學讀書的機會都沒有。
當我們談到改革「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時，往往會被指責為「封閉」、「保守」。那麼請聽聽一個正在北大讀博士的中文名叫劉澤思的德國留學生是怎麼說吧。他表示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中國人一說到中國的高考改革就言必稱英美，「中國有13億人口，2000多所高校，美國、英國有多少人口？他們有多少所高校？他們的情況可以進行面試，中國可以嗎？」他建議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們，「少跑美國、歐洲，多跑跑西海固。」「無論是群眾還是政治家，在討論怎麼改善高考之前都需要調整自己對改革結果的期望值：單憑高考改革解決考生壓力過大這一問題是不可能的。」
理想與現實總是有距離的。按我個人多年的閱讀習慣，只要一看到誰指點教改江山的文章裡面出現諸如「問題很簡單」之類的字樣，心裡先就對其可信度打了折扣。各種凌空蹈虛、一切不在話下、無視民眾利益的「高論」，即便說得再花團錦簇、氣勢磅礴，也沒多少採用價值。
什麼是純粹從理念、空想出發，卻完全不切合實際的「壞」建議？「春季高考」堪稱典型案例。「一考定終身」簡直罪大惡極，高中苦讀了3年，能連一次「發揮失常」的機會都不給嗎？在學界和媒體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春季高考」的試點方案出臺。結果，招生季節這一錯亂，學生入校時，學校連教室和宿舍都沒法安排；學生畢業找工作時，絕大多數單位還沒有制定出年度用人計劃呢。千呼萬喚出來的「改革」舉措，因為毫無可行性，最後靜悄悄地退了場。
若是尊重實際，就是有些好的改革建議，在其提出之時，也必須考慮好相關的配套措施。譬如，知識界一直、一致地在呼喚「大學自主招生」，大學當局也熱烈附和，但二者呼籲的動機可能完全不同。前者談的是「落實辦學自主權」，而後者想的卻是——如有的高校招辦官員在私下批評教育部「思想不解放」時所言——「憑什麼只準許那幾十所部屬高校自主招生？我們也有一些關係要照顧呀！」如果前者完全不去考慮後者這個實際，只提「自主」而枉顧「監督」的需求，那麼，他們聽起來高雅純潔的呼籲，最終就會變成為招生腐敗喊開大門。
不該計劃的太計劃，不該市場的太市場
中國教育最不符合規律的東西，可能表現在：不該「計劃」的事情它太「計劃」，不該「市場」的事情它又太「市場」。一方面是學校缺少辦學自主權，有的甚至成了比國企更加「小媳婦」的政府附屬物；另一方面，學校的營利衝動之強，在全世界也罕有其匹，如溫總理批評的「一些大學功利化，什麼都和錢掛鈎，這是個要命的問題」。公立學校如此，民辦學校更是「理直氣壯地」如此。
但是，現有的某些呼聲非常高的意見和建議，恰恰是要強化這兩種弊端。
學術不端、學術造假、學術腐敗在校園泛濫，許多人都呼籲教育行政部門要重視、要狠抓、要嚴處。但我們認真想一想，這不就是在呼喚我們所深惡痛絕的行政幹預麼？對於學術不端行為的指控，如果屬於職業道德問題，完全可以在學術委員會職權範圍內進行查處；如果涉嫌詐騙經費或者國家獎勵，則移交司法機關進行查處。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最該呼籲的是強化學術委員會的獨立性，當然同時也要強化對其不作為的監督。若在這事上批評教育部失職，反而是在替教育部要權。
近10多年來，以「美國眾多的一流大學為私立」為根據，學界、商界呼籲放寬投資政策、鼓勵民辦高校，甚至「先把北大、清華私有化」的聲音，不絕於耳。但他們都忽視了或者有意混淆了「私立」與「營利」的區別。世界上（不僅美國）私立的一流大學有很多，但營利性的私立大學辦成一流的，卻從未有過。事實上，美國現在被社會廣泛認可的私立大學，絕大多數（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是由教會創辦的，少部分（如芝加哥大學、史丹福大學、霍普金斯大學等）是由私人捐資創辦的。這兩部分私立大學，雖然收費較高，但主要都是靠社會捐助維持運轉，學費收入在整個培養成本中不佔主要部分。人家是富了以後去辦學，而從沒有誰因為辦學富起來。
實際上，這種私立的非營利性組織，很多方面比「國有」還要更加「公有」：對於國立大學，國家還擁有終極產權，這些所謂的私立大學卻根本沒有終極所有人；一筆國家投資如果經營失敗，國家還可以把剩下的部分收回來，而一筆錢如果給了私立非營利性組織，則一經投出，就永久不能收回；國企被管理層控制，上邊還有個國資委算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東家」，這些大學卻是完全徹底地脫離捐款人掌控，實際控制著大學的董事會（或理事會）成員與最初的捐資者無關，且他們自行選舉決定空缺繼承人選。
這樣的私立非營利性學校，除了與政府沒有隸屬關係之外，和公立學校本質上沒有任何不同。所以，政府當然應該給予他們與公立學校完全同等的待遇，並且儘可能提供經費撥款方面的支持。日本的這類私立大學，政府撥款就一直是其一項非常重要的經費來源。
中國過去成功的私立大學，除教會學校外，有教育家牽頭四處化緣創辦並維持者，如張伯苓辦南開；有實業家牽頭以自己一人之力創辦並維持者，如陳嘉庚辦廈大。當企業遇到經營危機時，陳嘉庚堅定地表示：「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他真把自己3座大廈賣了，作為維持廈大的經費。當今，如果真有哪個私企老闆想學習陳嘉庚，欲捐建並出資維持一所一流大學而竟然不被允許，那麼，教育部長就該千刀萬剮！但如果你只是想通過辦學來掙錢，就不要再打著辦「中國的哈佛」之類旗號，譴責「教育部思想不解放」了。
和中國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人士想像的完全不同，美國的私立營利性大學發展的高潮，倒是晚到了幾乎跟中國同期。如南方一民辦教育家信力建先生所言：「美國營利性大學發展最蓬勃的時期，是20世紀90年代之後。」目前全美最成功的營利性大學，是我們很少有人聽說過的、從事遠程教育的菲尼克斯大學，它的成功堪與我們的「新東方」媲美，而已。
下面這些話也都是信力建先生說的，不是我發明的——「美國政府把營利性高等教育看做公司或者企業，沒有直接的稅收減免和土地優惠等政策。」「營利性大學不僅要繳稅而且不接受基金、私人和聯邦、州和當地政府的捐贈，其收入來源主要是學費。」請問中國的民辦高校投資者和鼓吹者們，你們很期待中國政府也像美國政府這樣管理私立營利性大學嗎？
捐資興學助學，本是中國傳統商業倫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秀才出去考舉人，舉人赴京考進士，本地富商應該資助一筆盤纏，還可以去社會形象不佳的壟斷企業經營者——鹽商們那裡「敲」一筆，甚至成為定例。可惜這個傳統現在有些中斷了。
當然，賺錢不是罪惡。恰恰相反，如同辦食品廠牟利的同時也在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一樣，辦學校掙錢的同時也能幫很多孩子成才，都是善事。當公立的和社會捐建的學校不敷需求的時候，私人投資辦學即使只為營利，也應該受到政府稅收、土地等等方面的政策鼓勵。這方面我們應該比美國做得更多。
辦事業與辦企業，遵循的不是同一個規律。世界私立高等教育成功的基本規律，是「捐資」為主而不是「投資」為主。經濟學家們在教育問題上發表的許多「專業意見」，都是雞跟鴨講。其極端者，甚至有堅決反對免費義務教育的，因為「免費」不符合市場規律！武訓行乞興學當然就更不符合市場規律了。
這些年民眾普遍對「教育市場化」怨氣很大，但一些經濟學者卻總在批評「教育市場化」的程度遠遠不夠。有哪個國家教育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夠了，請專家們舉例！
只差一分就落榜，有誰上訪了？
鄧小平1977年復出後的第一個大動作，是恢復高考—「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此一舉，就奠定了此後整個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牢不可破的民意基礎。「國家有正事兒了！」連我們村祖祖輩輩全是文盲的一位老農都為之拍手叫好，「怎麼能讓交白卷的人上大學呢？」
鄧小平當年「高考新政」所獲得的萬民擁戴般的成功，永遠值得有司在制定、調整教育政策時借鑑和深思。考試是可以改革的，但決不可以被取消。你如果覺得對學生「素質」重視不夠，那麼就多考「素質」好了。但不能像個別信口開河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曾多次說到「兩會」上去的那樣，乾脆廢除高考，把「察舉制」、推薦保送制再請回來。
近日在就綱要召開的座談會上，溫總理說道：「教育公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會公平。」這其實是我們討論一切與教育有關的問題的認識前提。無論如何，你不能不承認，教育機會的競爭，實質上就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對進入社會的起跑線的競爭。教育機會的分配規則，必須是公正無偏的，其設置的標準必須是所有常人通過自身努力皆能達到的。
我們的專家們老是批判「只差一分就沒有學上」對學生是多麼不公，但你聽說過有一個人因為差一分沒被大學錄取去上訪的麼？在規則下的失敗，人們認栽。反過來，若是被山東最近暴露的那批假馬拉松選手們這樣的「特長生加分」擠下來，你試試看！
去年年底本報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6.6％的受訪者將「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敗的政策，讓考試重歸『裸考』」選為推進「教育公平」的首選改革措施。這個結果遭到了個別專家學者的嘲諷，指責民眾自相矛盾，「一邊呼喚素質教育，一邊要求『裸考』回歸」。專家擔憂：「一旦推進這種版本的『教育公平』，實現『素質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環境將永無來日。」
這是站在主流民意對立面上的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市場的一種「主流專家意見」。但他們忽略了，民眾痛恨的並非「加分」本身，而是弄虛作假謀求「加分」的愈演愈烈的腐敗。各種學科競賽優勝者、具有真正的特長者獲得加分，甚至免試保送，老百姓從來都沒意見。那些體育明星免試進各大名校，老百姓也沒幾個人反對。對於真正的少數民族學生加分，大家也少有異議。民意要求「裸考」回歸，實質上只是在呼喚杜絕「加分」環節上的腐敗而已。
另外，有些人總是不假思索地把「考試」和「素質」這兩個本來不同範疇的概念對立起來，似乎「素質」都是不可測量的，只能靠「察舉」；重視分數一分，素質教育就會被弱化一分。本來，對這種概念的混淆，清華大學秦暉教授10多年前早就已經給辨析得非常清楚明白了，但直到如今卻仍有大批學者夾纏不清，不停地發動「素質」來鬥「應試」。教育行政部門則長期被夾在「專家意見」和「民眾意見」之間左推右搡，兩邊挨罵。
真正自相矛盾的正是這樣的學者們。他們一方面高聲呼籲教育要尊重學生的個性、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一方面又在懷念那個最不準許有個性、不準許獨立思考的「文革時代」的推薦保送制度；他們一方面高調反對教育行政化，另一方面卻又在呼籲行政機關不要顧忌多數民意，強行推動符合自己理念或利益的所謂「教育改革」。這才是最讓人擔憂的。
說了這麼多對「意見」的意見，還沒有直接說我自己對於綱要本身的意見。我的意見無他，就是從上面引申出來的三句話：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讓人民滿意。有此三條，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