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永康
朋友,您千萬可別想歪了,今天我要說的是關於筆的那些事兒。
臨放暑假的時候整理教室,發現前面那張空課的桌肚裡還放著不少鉛筆,有孩子們值日時在地上撿的,有上課的時候小朋友忍不住拿在手上玩結果被老師收來事後又忘了還給學生的,一學期下來竟然積累了有三四十支之多。
它們長長短短、形狀不一,或圓或方或三角形,且顏色繽紛,花花綠綠,看上去頗有些趣味。只是如何處理這些鉛筆有些難度,因為時間長了也不知道誰是誰的,只好先擱在那了。
看著眼前這些花花綠綠的鉛筆,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小時候的那些事兒。上小學的時候,一開始我們也用鉛筆,但絕大多數時候我們的文具盒裡只能有一支鉛筆,與現在小朋友們子彈裝夾一般把一排削好的鉛筆插在文具盒中的情景不能相提並論。
鉛筆的的樣子也比較樸素,形狀要麼是圓的,要麼是六邊形的,顏色要麼是「中華」牌那種墨綠色,要麼是紅色。每支鉛筆的價格大約是二三分左右吧,記不太清楚了。偶爾也會出現一支兩支頂端帶橡皮的那種,絕對會讓小夥伴們豔羨不已。
筆的小主人一般也捨不得用那上面的橡皮,因為太小用不了幾次就沒了,何況還有更加簡捷的方法——指頭上蘸點唾沫,一樣好使,不足之處是容易把紙擦黑、擦穿。
儘管文具盒裡的鉛筆數量不多,但是我們消耗鉛筆的速度並不太慢。大量的消耗主要產生在削筆的過程中,因為沒有鉛筆刨刀,只好使用小刀,技術又都不太嫻熟。
一般來說,鉛筆的外套是由兩片半圓形的木頭粘合而成,一半木質細膩,削起來不太費力,而且容易削得光滑;另一半木質粗糙,削起來就沒那麼方便了,力氣小了削不動,力氣大了一下削掉一大塊,甚至把裡面的鉛芯都削斷了。
於是,就在這樣「啃骨頭」的工程中,時間被白白消磨了,鉛筆也被大量白白消耗掉了。我至今也沒弄明白,鉛筆這樣的構造是不是工藝的要求本就該如此。
後來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出現了自動鉛筆,於是立刻流行起來。先是那種原子筆般的塑料外殼,裡面有一根管子,管子的頂端剖成三等分。鉛芯就裝在塑料管子裡面,管子擰得越緊鉛芯卡得就越牢,很好使,不足之處是仍然要用小刀把鉛芯削尖。
再晚一些就有了現在小朋友用得比較多的那種自動鉛筆,摁一下冒出一截兒,不用削,使用起來很方便,就是鉛芯太細容易斷,而且也不太好買。
稍大一些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使用鋼筆。說到鋼筆就不得不提一下我的伯父,因為我平生第一支鋼筆就是他送給我的。在我父親那輩兒中,伯父上過幾年私塾,毛筆字、鋼筆字寫得都不錯,是頗能舞文弄墨的,曾著有28頁家書一封,以老太爺一口染缸起家到一口鴉片敗家的家族興衰史力勸我那堂哥戒賭,可見功力非同一般。
伯父十幾歲時就參加了新四軍遊擊隊,先打日本鬼子後打國民黨,因為小有才氣,加上人也生得頗帥,曾經風光了一陣。及至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地化為「四類分子」之後,伯父開始意志消沉,也不再動筆,後來就將他用過的一支舊鋼筆送給了我。
那是一支烏漆麻黑的筆,筆桿粗得我的小手幾乎拿捏不住。筆尖很大,有時還漏水,稍不留神就會滴下一大滴墨水,在紙上留下一大塊汙漬。當時我日思夜想的是什麼時候能夠擁有一支真正屬我自己的那種小筆尖的鋼筆。直到五年級的時候,我終於得償所願。
那是一支嶄新的淺黃色的鋼筆,寶貝兒似地用了沒幾天,出事了:一天上課我不小心將筆套掉在了地上,因為膽小沒敢立刻撿起來。這時候老師一面講課一面踱著步子走過來,一腳就踩在了我的筆套上。
眼瞅著我的鋼筆套就這樣粉身碎骨了,那真是心如刀割、肝腸寸斷哪!之後便是滿世界的尋找修鋼筆的師傅。最終配是配上了,不過終究是「半路夫妻」,看上去總感覺有些彆扭,我對它的珍愛之情自然也遠不如初了。
工作以後,我喜歡在外衣左側裡面的口袋裡插三支筆:一支鋼筆,一直原子筆,一支紅色筆,很享受一種文化人的感覺。可是後來發現,每當我有意無意掏出那支紅色筆時,立刻就有人會問我是不是老師,無奈悄悄地把三支筆減為了兩支。再後來,籤字筆逐漸流行起來,我的口袋裡就不怎麼能找到筆了。
我曾經還喜歡拿一支筆芯,隨手再撕一張紙把它捲成一支筆,隨用隨卷,用完就扔。當然現在是沒那個閒心了,直接捏一根筆芯,或寫字或批改作業,倒也省事。麻煩的就是,我要用筆的時候往往連一根筆芯也找不到,頗叫人頭疼。
找不到就找不到吧,電腦、印表機都普及了,連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領工資都不用籤名了,還要這些勞什子筆幹嘛呀?就算偶爾要籤個名什麼的,學學咱們的老祖宗摁個手印兒多好,既簡單方便又低碳環保,最重要的還能全世界獨一無二。
世間萬物有盛就有衰,有生必有滅,基於此,就讓這筆那筆什麼的都去死吧!
作者簡介:丁永康,1970年出生於江都宜陵,1990年畢業於揚州教育學院歷史系,現任職江都區實驗小學,語文高級教師。業餘愛好文學,曾在《江都日報》《揚州晚報》發表《心靈的距離》《母親的泡菜罈子》《一雙新鞋好過年》等散文隨筆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