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 何謂「先生」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
範仲淹
一千多年前，北宋士人範仲淹在散文《嚴先生祠堂記》中借筆抒情，暢想了理想士人應具備的高潔品德。
他說，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不侍奉王侯，行事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這就是先生立身的依據。
宋代另一位士人曾鞏也這樣說道，「為人明識強記，博覽圖籍，子孫受學，皆自為先生。」
按照這樣的評價，傅斯年一定是一位合格的先生。
傅斯年（左）與胡適（右）
不止傅斯年，董作賓、李濟、劉淵臨、屈萬裡這幾個學術界的名士，都可讓人發自內心地稱一聲「先生」。
而這幾人大名同時出現在一通信札中，並不多見。
一封來自1933年2月7日的信箋，用稀鬆平常的語氣，串聯起了民國時期歷史與考古學界的先生們，吉光片羽足以使我們一窺他們的日常。
「今日拍品」
傅斯年書、董作賓跋
致董作賓有關李濟等中研院工作的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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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傅斯年其人
「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
胡適評傅斯年
傅斯年，民國時期不可繞過的人物。
他是轟動全國、改變歷史進程的「五四運動」總指揮。在胡適的支持下開辦了《新潮》雜誌，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國難當頭時，他是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校聯合為「西南聯大」方案的提倡者.
《新潮》創刊第一卷
雖說祖上是清朝入關後第一次開科取士的狀元，自己出生在相府大院，但傅斯年卻不願沾哪怕一點點光。
畢竟本人是5歲進私塾、11歲讀完十三經的神童，憑著自己的天賦與靈光便可在近代學術史冊中佔據一席之地。
從創刊《新潮》的北大中文系學生，到西南聯大的教授，之後輾轉各地，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教授，史語研究、文獻整理、考古、教育，他一項不落，樣樣做得好。
山東聊城傅斯年故居
毛澤東題贈傅斯年詩一首
在傅斯年的學術生涯中，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他代表性的成就。
1928年，當時的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任命了傅斯年等三人負責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於廣州成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36年遷至南京雞籠山東麓
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時，傅斯年提出了「歷史、語言的研究要運用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採取新方法。」
傅斯年認為，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應當用自然科學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來整理現存的所有史料。唯有發現和擴充史料，直接研究史料的工作才具有學術意義。
因此該所成立後，工作重點放在：①安陽殷墟發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②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習俗的調查；③西北考古。
叄 / 中研院與殷墟發掘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
傅斯年論考古學原則
為什麼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甲骨文整理是首當其衝的工作重點？
回溯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國尚未擁有完善的考古體系。傅斯年組建第一支中國考古隊前，一直都是外國學者在國內進行挖掘和研究。
當時的中研院，匯聚了陳寅恪、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一大批著名學者。
傅斯年在考古工地
一方面，他們繼承了乾嘉學派治學精神；另一方面則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在內的研究方法，在歷史、語言等許多領域都有卓著貢獻。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年間組織殷墟發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矚目的重大成果。各位學者均依據考古資料展開了自己的工作與研究。
在剛剛圓滿收官的2018西泠秋拍中，於12月16日舉槌的《雪堂雅集——羅振玉、王國維的學術世界》專場為我們開一扇「羅王之學」的大門。
「 點擊圖片見詳情 」
王國維先生曾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就職，而羅振玉則因轉賣部份「八千麻袋」自藏史料與中研院結緣。
肆 / 魚傳尺素
「堂堂堂堂，郭董羅王」是史學界對甲骨文四大家的合稱。除「羅王」之外，另外二人即為郭沫若與董作賓。
左：于右任（1879～1964） 親筆題辭及董作賓手稿
右：董作賓（1895～1963） 摹繪並題跋殷墟出土殘陶盤之龜魚紋飾
今日拍品為傅斯年致董作賓信札，提及他與李濟商議後，請董作賓安排劉淵臨協助屈萬裡工作。
「頃與李濟之先生商定，請劉淵臨君每日分半日助屈萬裡先生工作（即為之剪貼編號等）。乞轉知彥堂先生。傅斯年。33/2/7。」
董作賓，字彥堂，傅斯年稱「彥堂先生」，尊重中帶著一絲同僚間的親暱。
與傅斯年商議的「李濟之」，則是現代考古學家李濟，被尊為「中國考古學之父」。著有《西陰村史前遺存》、《李濟考古學論文集》等著作。
協助屈萬裡工作的「劉淵臨君」為現代考古學者，著有《卜用甲骨上攻治技術的痕跡之研究》等書。
「屈萬裡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古代經典文獻和甲骨文研究工作，著有《漢魏石經殘字校錄》等書。
董作賓於同一信札上的回覆，題跋內容為：
「業已遵辦，轉飭劉君於八日到屈君處每日上午辦公半日矣。」
短短數言，可瞻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先生們學術往來之事。
如今先生們均已作古，而高山仍當仰。魚傳尺素，吾輩可揖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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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是每日一拍 十二月二十日拍品
傅斯年（1896～1950）書、董作賓（1895～1963）跋 致董作賓有關李濟等中研院工作的信札
信箋 一張一頁
1944年作
識文：頃與李濟之先生商定，請劉淵臨君每日分半日助屈萬裡先生工作（即為之剪貼編號等）。乞轉知彥堂先生。傅斯年。33/2/7。
題跋：業已遵辦，轉飭劉君於八日到屈君處每日上午辦公半日矣。
說明：今日為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傅斯年逝世68周年。
董作賓上款並題跋。
此為傅斯年致董作賓信札，據信內容所示，傅氏經與李濟商定後，並請董作賓安排劉淵臨協助屈萬裡工作，信中提及之人皆為中國近現代文史考古研究領域重要人物，是當時學界眾人學術往來的重要史料。
此信應是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時期所作，研究所自1928年成立，集結了陳寅恪、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當時一批著名學者，在繼承乾嘉學派嚴格考據的基礎上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在內的研究方法，在歷史、語言等許多領域都有卓著貢獻。
作者簡介：傅斯年（1896～1950），初字夢簪，改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91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年底公費赴英國留學，後又赴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和歷史。曾任中山大學教授、中文及歷史系主任、代理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代理北京大學校長、臺灣大學校長等。
董作賓：董作賓（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彥堂，又字雁堂，號平廬，河南南陽人。1923年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歷任協和大學、中州大學、中山大學副教授，在中山大學與傅斯年結為知交。1928年後，專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曾主持殷墟發掘工作，對甲骨文全面系統研究。與羅振玉、郭沫若、王國維並稱「甲骨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