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某些時刻，會被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每一次提起，都會在記憶中鑿下不同的痕跡。1919年5月4日就是這樣一個時刻。
儘管那天發生的事件，早已成為這個國家的常識。但由於我們對它太過熟悉，以至於這個時刻可以很容易地被簡單壓縮成幾句話：代表北京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名學生，在那天下午走上街頭。他們手持標語，抗議主持巴黎和會的列強違背公理至上的承諾，將山東利權出賣給長久以來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惡鄰日本。當前往外國使館的路被警察阻斷後，學生們滿腔義憤，衝向他們認定是賣國罪魁曹汝霖的私宅。他們破窗而入，搗毀家具，焚燒曹宅，並對恰好在曹家做客的另一名親日派官員章宗祥飽以老拳。警察對學生的抓捕行動非但沒能終止這場運動，反而讓迴響迅速傳遍全國，聲援北京學生的電報如暴雪襲來，各地院校的學生們都扛起愛國大旗，更串聯起工商各界團體同仇敵愾。在國內洶洶示威浪潮的鼓舞與震懾下，最終，6月28日巴黎和會落幕那天，中國代表團選擇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的直接目的勝利達成了。
上面這段話或許足以概括大多數人眼中的五四運動。但就像捲軸畫上的題籤，儘管作者、畫名讓人一目了然，但也不過是歷史倉庫中的一個物品而已，就算它擺放的位置非常顯眼，也時時被取出拂拭，但如果不將它展開，那麼描繪在畫卷上的那些曾經鮮活的過往，便永遠不會呈現在後世的面前。而後世也同樣不會知道，在那些耳熟能詳的常識以外，自己究竟錯過了什麼。
幾乎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參與到這場為國家命運尋求答案的運動中。從公共知識界和學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運動中的每一個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這個國家中的一員，個體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對國家命運的共同關切也將每一個個人聯繫在一起。五四運動賦予了中國人一種全球性的世界。從杜威、羅素，到克魯泡特金、考茨基，再到馬克思和列寧主義。這些當時全球最新的思想觀念已經不再是象牙塔裡的專利，而成為了這個國家中每一個人都可以公開談論、發表見解的公共話題。
在「五四100年」來臨之際，我們特別策劃了「我在，我見，我記得（1919-2019）」專題。當後世回望這場運動時，就會發現，「五四」運動帶給這個國家最重要也是最深遠的遺產，並不僅僅是那一時代的變革，而是一種歷史的自覺：「五四」運動中的中國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識到歷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國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匡互生、梁啓超、李大釗、蔡元培、傅斯年、羅家倫、陳獨秀、胡適、顧維鈞、陶孟和、孟憲彝、那桐、辜鴻銘、梁漱溟......這些名字，有的如雷貫耳，有的寂寂無聞。但他們都為我們一次次還原著歷史的細節。從今天開始，我們將會每日在公號二條推送一位五四人物，敬請關注。
撰文 | 李夏恩
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拍攝的一幀照片，剛好就是這幅畫卷中的一個片段。五四運動爆發時，這位美國社會學家剛好就在北京，用他那架笨重的老式照相機捕捉到了不少瞬間。其中的一個瞬間是民眾聚集在青年會大樓門前聆聽學生演講。如果從既有常識的角度來看，這幅照片拍攝得並不成功，作為五四主角的學生幾乎被淹沒在人潮中，看不清面貌，佔據照片主體的卻是那些慣常被作為背景的圍觀者們，而且照片上的大多數人都用後腦勺對著鏡頭。但耐人尋味之處，恰恰也在這裡——在照片中心位置的一個後腦勺上，分明垂著一條辮子。考慮到民國肇建已歷八載，而北京又是共和國的政治中心，這條辮子在這裡出現得很不合時宜。況且五四運動最重要的主題就是洗雪國恥，而被文明國家譏為「豬尾巴」的辮子，正是落後愚昧的國恥象徵。但它就這樣堂而皇之地出現在這場運動的中心，而它的主人凝神聆聽的，正是自詡站在時代前沿的青年學生要求他們擺脫落後愚昧，自立自強的激昂宣講。
不能不說，這幅場景充滿了不合常識的矛盾之處。慣常的印象是，被五四運動吸引過來的應該是那些新潮人士，至於拖著辮子的守舊派，即使不會暗聲詛咒，也要避之不及。但照片不會說謊。這條不合時宜的辮子的存在，至少表明了一點，一個在外表上因循守舊的人，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參與到這場標誌著新時代開端的運動之中。在這場運動中，他不是「一類人」，而是一個具體的個體，有著自己的思想、意識和判斷。在這場運動中，他選擇站在人群中，拖著辮子聆聽那名學生宣講這場運動的意義和目標，哪怕他的辮子也是這場運動攻擊的目標之一。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基督教青年會門前宣講的北大學生與聽眾，1919年6月。請注意照片中心靠右位置上那個垂著辮子的背影。事實上，留著辮子的聽眾一共有兩人。西德尼·甘博/攝
運動背景的旁觀者表現出了自己作為獨立自我的個性，那麼這場運動的主角呢？他們的面目似乎更加整齊劃一。提到這些人，立刻浮現在眼前的，當然是揮舞的旗幟和高呼的口號，還有協同一致的義憤表情。從整體來看，這種印象並無差錯。一位叫陳其樵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在他當天的日記中也證實了這一點，「及至趙家樓曹汝霖宅門口，人心愈激昂，大聲罵：『賣國賊曹汝霖該死！』『殺曹汝霖！』各校代表預言：到曹賊門首持賣國賊旗，投擲其宅內以辱之。於是白旗亂飛，且雜以磚石，怒罵之聲直衝雲霄」。
但在慷慨激昂的群像之中，陳其樵卻也有著自己的感受。他那天正在種痘發燒，原本的計劃是聽完國民大會的演說後便返回學校。但「後見演說已完，各校學生人手一旗，將為遊街之舉。自度體力尚可步行十裡」，才向同學要了一面寫著「還我青島」的白旗，同大隊一起遊行。儘管他同樣參與了搗毀曹宅、火燒趙家樓的行動。但在「搗毀正兇」時，他卻和另一位同學繞道去了另一位朋友家，之後回到大學公寓吃飯。他在日記中寫道：
「餘以燒未大好，吃雞子一個」。
發燒這種個人感受，在整場運動中當然無關宏旨。但作為一個具體的人，發燒卻讓陳其樵不得不在回寓休息和參加運動之間進行選擇。可以想像到在高呼口號的人群中，有一個臉燒得緋紅的人正強撐身體跟著大隊一起行進——但並沒有人要求他必須這樣做。儘管許多當事人的記述都指出，這場運動在前一天晚上曾經開會商討組織，發起動員，但陳其樵的發燒體驗卻讓我們意識到，這並非是一場千人一面、整齊劃一的集體行軍，而是由一個個有著自我感受的個人，在自我意識的指引下，自覺參與其中的自發行動。就像另一位參加者王統照回憶當時的自己那樣「我隨同校眾散步般地到達集合地點，在各校白布旗幟下，三五成群，有的曬太陽，有的互談閒話，一眼看去，不像有何重大事件快要發生的景象」。
1919 年5月7 日，五四運動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被釋放返校。
甚至這些參與者的面孔也並非一派青春年少。當時在場的北京《晨報》記者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位老叟，當步軍統領李長泰質疑學生們的示威運動會採取野蠻行動時，這位老叟「厲聲」回答道：「我們赤手空拳，哪裡有野蠻的事？」學生們也齊聲高呼回應這位老叟的說法：「我們舉動是極文明的。」
甘博照片中不合時宜垂著辮子的聽眾、發燒未退仍勉力參加遊行的陳其樵、散步般抵達集會現場的王統照，以及厲聲反駁步軍統領阻攔學生運動的無名老叟。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樣，他們只是五四運動洪流中四滴微不足道的水滴而已，有的人甚至連姓名都無從知曉。但一如汪洋由無數的水滴組成，他們也是「五四」這幅長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之所以走上臺來，加入其中，是因為他們對國家命運的共同憂慮。每個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這個國家中的一員，個體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正是這一共同點將他們共同描繪在這幅畫卷上，賦予了這場運動以豐富的生命力和意義。
這些充滿自我經歷體驗鮮活的面容吸引著人們去展開這幅長卷，從封面枯燥的題籤骨架之下發現一個血肉豐滿的時代，那裡的每一個人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淹沒在人山人海中一個可有可無的面孔。這些人以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鮮活的面貌（也可能是後腦勺）表達了一個理固宜然，卻又被常常忽視的觀點：在這場運動之中，在這裡經歷和見證一切的人，是我自己。
「天安門的傑閣巍峨，朱垣飛甍代表著祖國的莊嚴氣象，在春光明麗的廣場前，聚集著這個祖國的大群慍怒的兒女，闔城數千個各大中學校青年學子，發出震天的吼聲！」
對五四運動的參與者來說，能身在北京，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一如北高師的學生於力充滿激情的描述一樣，北京既是北洋政府所在地，也聚集了代表國際勢力的各國使館，同時也坐落著舉國聞名的高等學府。政治與文化之間的碰撞勢必會激發出戲劇性的高潮。廣場前的怒吼由此成為了引爆這場運動的導火索。北京是體現五四運動中「我見」的最佳處所。就像甘博照片中的那些圍攏在學生四周的聽眾一樣，只要身在這座城市，基本上就不會缺席目擊這一歷史時刻。
孟憲彝是一名國會參議員，他的身份自然不允許其加入到這場學生針對政府的抗議活動中。但就在那天午後，他路過前門大街前往大柵欄的時候，「見學生數千人橫路，不能行，以赴各使館，聲說日人不交還青島，各手執一小旗，書『索還青島，討賣國賊』字樣」。當天晚上，他就聽聞了學生痛毆章宗祥，火燒曹宅的消息。對前清末代內閣協理大臣那桐來說，民國「新朝」發生的任何事件，本來與這位前朝遺老早已毫無瓜葛。但他還是在自己每日流水帳一般記錄宴遊訪友的日記中，罕見地寫下了自己對這場運動的觀感：「昨日午後各學堂學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潤田寓滋鬧，曹避而未見，將其房間焚毀，遇章仲和，群毆之，次日斃於醫院，此誠不了大案也」。
當學生們攻入曹宅時，21歲的鄭振鐸正在睡午覺。他就讀的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並不是參與五四運動的院校之一。但他也成為了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擊者。午睡剛醒，他就聽見有人在喊外面失火了，「我起來，跑到一個空場上去看。空場的一角是個『巡警格子』，濃黑的煙中，夾著血紅的火焰，突突地向上冒」。他也看到了「一個巡警頭上受了傷，裹著白紗布，由兩個同伴扶著，進了那個『巡警格子』。過了一會兒，看見一個學生模樣的人，穿著藍布大褂，飛奔地逃過來。幾個巡警在後追著，追到空場上，把他捉住了」。次日，他從報紙上得知，昨天看到的，正是五四運動中最具戲劇性的「火燒趙家樓」的一幕。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的一座《順天時報》的報刊亭，人們正在看報。五四運動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這些貼在木牌子上的新鮮出爐的報紙。
有如此極富戲劇性且具有象徵性意義的一幕，也就不必驚訝留存至今的絕大多數私人記述，在講述這段經歷時，或多或少都會以北京作為開端。親歷者們也不吝文墨，將最詳盡的記述投向這座五四運動的中心聖地。但五四運動並非是局限於北京一地的孤立事件。它更像是投入池塘中的一塊石頭，激起的圈圈漣漪擴散到全國各地。即使是那些不在場的人，也可以用自己的視角去親眼見證這場運動。
「為青島交涉，學界風潮極烈，有死事者。上海演說會集至十餘萬人。蔡孑民校長前因北京學生風潮，辭職遠去。報界攻訐政府。」
在日記中寫下這段話的胡景翼，不可能親眼目睹發端於北京的五四運動，甚者，他連大門都無法邁出一步。這位曾在辛亥革命中率眾起義的革命黨人，如今已是陝西督軍陳樹藩的囚徒，被軟禁在距離北京千裡之外的西安八家巷督軍公署的樓上。但他仍能見證這場運動的進展過程，儘管此時距離五四運動爆發已經過去了足足25天。
胡景翼能夠成為五四運動的「見證者」，靠的正是他手中獲得的一份《益世報》。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可以說是一場報紙掀起的宣傳革命。北京的學生們正是看到5月2日《晨報》上林長民的評論文章，在篇末「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無亡日，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的呼號聳動之下，才踏上了示威抗議之路的。而將北京五月四日發生的事件傳遍全國，也端賴報章之力。
五四運動爆發的次日，天津的《益世報》，上海的《申報》和《民國日報》就已經刊出了整場運動的全過程。其他各省的報紙，也紛紛刊載轉登關於北京五四運動的消息。5月6日，長春的《盛京時報》就以「國民憤恨外交失敗」為題，報導了北京五四運動的消息。四川影響力最大的《國民公報》，在5月8日以「外交界最近之大黑幕」報導了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次日，又刊載了北京學生焚毀曹宅的事件。5月10日，河南的《河聲日報》也刊發了北京學生示威被捕的消息，號召各校學生「以為北京學生後援」。
五四運動當天學生遊行路線示意圖。（地圖來源為1914年天津中東石印局《北京地圖》）
湖南的媒體儘管在湖南督軍張敬堯的脅迫下禁止刊登挑動學生激進情緒的報導，但湖南《大公報》仍然在5月9日以「北京學生界與山東問題」為題，報導了五四運動的消息。一名叫周世釗的青年教師對消息傳來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記得是5月9日上午第二堂課後，我從課堂出來走到辦公室，剛進門，就聽見有人在高聲念當天報紙上的專電和快信：『4日下午1時，北京學生五千多人，在天安門集會，舉行學界的大示威』」。在湖北一座偏遠的縣城浠水，正在舊制中學讀書的徐又俊從一位前來宣傳的學生躲躲閃閃的行囊裡，看到了刊載五四運動的雜誌《學生潮》。
到1919年6月，除了那些風氣極端閉塞的偏遠山村之外，要想在任何一座有報紙刊行的小城裡，找到一位對正在發生的五四運動一無所知的人，可以說難上加難。而在這些地方，五四運動也以當地的形式上演。儘管示威、遊行、抗議和抵制日貨這些運動標配，讓各地湧動的五四運動潮流，看起來更像是北京學生運動的微縮版。但無法否認，比起北京這樣在政治和文化上得風氣之先的都會來說，遍布全國各地的縣城裡想要掀起一場這樣的運動，需要付出的勇氣更多，面臨的壓力和威脅也更大。
與北京和上海相比，浙江溫州在當時只是一座港口小城，但王中權和她的同學們像京滬的運動前輩一樣走上街頭時，面對的卻並非易於用話語和激情打動的文明警察，而是「全身武裝的兵士，三步一哨，五步一崗，槍口對準我們作欲放的模樣」。而在廣州，槍桿子可絕非恫嚇威脅的擺設。走在遊行隊列中，向販賣日貨的先施公司進發的慕黎英文專科學校學生鄭彥範，剛到樓下，就聽到「樓上響起向我們的槍聲」。緊接著，從長堤東西兩端來了「許多荷槍實彈、上起刺刀的警察，聲勢洶洶，如臨大敵，團團圍住我們」。當遊行大隊試圖用理論說服這些警察時，警察們上起了子彈，指向學生。一場暴力衝突開始了：
「我們不甘示弱，除執旗幟的均赤手空拳與他們搏鬥，奪了他們一支長槍（聞系工專學生，姓名不詳），但我們則被刺傷多人，血濺衣衫的有數人。我們為了急救受傷者，就把流血的同學抬進先施公司的玻璃式柜上敷藥，並填了傷格。」
接下來事態變得更加兇險，先施公司外面的鐵閘突然被關閉，將傷員和學生們三百餘人都困在裡面。鄭彥範和同學們在傷痛和飢餓中熬過漫長黑夜，靠高呼口號和唱歌來維持士氣。但黎明到來時，他們等來的卻是大隊武裝警察，他們「從正中的樓梯衝下來，先行奪回他們的長槍，然後搜集該公司所有的掃把和木棍，各執一件，分頭向我們衝擊」，對這些煎熬一夜、疲憊不堪的學生們一頓踢打。
儘管在洶洶輿情下，警察廳長魏邦平最終同意將這些傷痕累累的學生全部釋放，但廣州事件已經成為五四運動中最酷烈血腥的一頁。這起事件幾乎沒有吸引到歷史學家的注意，關於它的記述也寥寥無幾，不足北京「火燒趙家樓」記述的一個零頭。但鄭彥範還是將她親眼目睹的一切詳盡地記錄下來。她甚至還參與了一個未能踐行的秘密計劃：「我記得曾參加過少數同學的秘密會議，商量製造炸彈來行刺魏邦平。」——經歷過如此戲劇性的衝突事件，不僅會銘印在親歷者的瞳孔裡，更會深深刻進腦髓中，隨著自己在20世紀紛至沓來的一波波時代洪流中穿行，這些親眼見證的經歷，也會被塗上記憶的顏色。
如果記憶是有色彩的，那麼對今天的人來說，五四運動的記憶應該是紅色，是焚燒仇貨的烈焰的火紅和胸中澎湃熱血的殷紅。但經歷了如此長時間，究竟哪種顏色才是它真實的本色。卻值得思忖。時間並不是一針吐真劑，它未必會讓記述者將沉澱在記憶中的真相吐露出來。很多時候，在時間長河裡攪起沉澱的記憶，反而會讓真相變得更加模糊。
不妨就從烈焰的火紅談起。「火燒趙家樓」是五四運動中最具戲劇性的一幕，也是最令人熱血激蕩的沸點。從這起事件成為歷史的那一刻開始，就在不同人的記述中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親歷其事的陳其樵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眾人正肆力搗毀之際，忽見宅內火起。巡警大呼：『火起，請學生速整隊歸去！』」另一位叫馮克書的學生，在寫給家人的書信中，也提到「方群打章宗祥時，忽然屋中火起，少息，而步兵、馬隊、警察、消防隊星羅齊集，學生遂各散去」。《晨報》在次日刊登的報導中，也稱「時正下午四鍾，且見火焰騰騰，從曹宅屋頂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難確悉，惟聞房屋僅毀一部分」。最初的親歷者和新聞報導，都認為這是一場難以判定的火災事故。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作者：陳平原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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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2018年最新修訂版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在這本書的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天》中，非常詳盡地考證了「火燒趙家樓」不同版本的記述與原委。
但6月出版的一本名為《章宗祥》的小冊子，卻開列了三種起火原因：「一、謂學生放火；二、曹氏家人自行放火，希圖搶掠財物；三、打破電燈因而起火」。這本小冊子儘管對被學生視為賣國賊加以痛毆的章宗祥極盡醜詆，但也傾向於「打破電燈因而起火」的說法「庶乎近理」。也就是說，這是一場意外。而由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運動的引領者所創辦的《每周評論》，則將縱火的嫌疑指向曹汝霖的家人，「先是一進曹家就有火起——據說是曹宅家人放的」。另一本支持學生運動的小冊子《青島潮》則言之鑿鑿地將火災指為曹汝霖授意下的一場陰謀：「時正酉正，電燈已燃。未幾，火起，眾大憤，始知曹將燒死學子，以為洩憤計」。但無論是意外失火，還是曹汝霖的詭計，親歷者和同情學生的一方都在洗脫學生放火的嫌疑——這至少說明，在事件發生時，參與者們仍然希望將痛毆賣國賊的正義之舉和縱火燒毀私人住宅這樣的非理性行為進行切割。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親歷者的個人記憶卻走上歧途岔徑。楊晦是當年攻入曹宅的參與者之一，在四十年後的回憶中，他堅持是曹家自己放火，「這些無恥政客，國都可以賣，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一放火，造成學生的刑事犯罪，豈不就可以逮捕法辦了嗎？」但他是多年後唯一一名聲稱自己記得是曹汝霖陰謀放火的人。有些人則表現出對「火燒趙家樓」的憂慮。身在遊行行列中的毛子水，在聽說「有人放火，又聽說曾用手杖打過躺在地上的人」，便「心裡覺得不十分愉快，亦便獨自離開」。運動的發起者之一傅斯年，也將火燒曹宅視為一種不理性的行為，而在事件後主動卸下了這場運動的領導者責任。但其他的人則一反事發後的態度，大都坦承火是學生自己放的。而放火的動機、方式和縱火者，卻言人人殊。
參與遊行的北京財政商業學校學生。
歷史學者周策縱和陳平原都分別在各自的論著中臚列了不同親歷者對放火的回憶並且加以考證，但仍有必要在這裡蕞舉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個人記憶。被後世認為第一個闖入曹宅的匡互生，在六年後的回憶中表示，同學放火，是「因為他們到處搜不出那確實被大家證明在內開會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只得燒了他們藉以從容商量作惡的巢穴，以洩一時的憤怒」。另一名學生朱一鶚則聲稱學生們縱火的原因是出於仇富的心理：「見曹宅陳設富麗，燦爛奪目，無非由賣國來的金錢置備，遂把他燒掉，以洩公憤」。陳友生則將闖入曹宅的學生們稱為「預備犧牲的激烈分子」，這些人「遍尋不見賣國之賊」，於是便「在西院放火以毀惡巢」。
至於縱火的方式，汪崇屛的記憶中，是一群人「進入屋內，將保險柜打開，裡面有許多股票，都拿出來燒了」，由此引發大火。範雲則回憶道，「群眾找不著曹汝霖更加氣憤，有人在汽車房裡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燒掉這個賊窩』。汽油潑在小火爐上，當時火就燒起來了」。自詡為「五四運動之正規軍」的景學鑄，則從兵法「攻其不備」的角度，將焚燒曹宅稱之為「意外之收穫」。他雖然與範雲在縱火方式上所記相同，但評價卻頗多遺憾「學生們打人放火，究屬外行，故所毀曹宅僅有數間」，言下對這名學生們指認的賣國賊所遭受的損失意猶未盡。另外兩個人的回憶，則暗示縱火並非臨時起興，而是早有預謀。蕭勞對親眼目睹的縱火預謀的記憶栩栩如生，猶如一部跟隨鏡頭徐徐放映的諜戰片：
「我行至曹家門外，看見穿著長衫的兩個學生，在身邊取出一隻洋鐵偏壺，內裝煤油，低聲說：『放火』。然後進入四合院內北房，將地毯揭起，摺疊在方桌上面，澆上煤油，便用火柴燃著，霎時濃煙冒起。」
俞勁的回憶則指出，縱火的想法早在前往曹宅的路上就已經計劃妥當。走在他旁邊的「某君」，要他「快跑去買盒火柴」：
「我知道他不吸菸，幹麼要火柴？但立刻體會他要買火柴的意圖，便迅速地離開隊伍買了一盒給他，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的情形。」
在之後，另一位參與者在回憶中指出，這位早在抵達曹宅前就已做好縱火準備的「某君」，就是在六年後的回憶中聲稱學生是因為遍尋不見曹、陸、章三名賣國賊，才縱火洩一時之忿的匡互生。
《五四運動史》
作者：（美）周策縱
譯者：陳永明 張靜
版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後浪 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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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縱的皇皇巨著《五四運動史》儘管撰寫於半個多世紀前，但仍然是研究五四運動的經典之作。周策縱在談到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時指出：「 『五四』時期，人們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尤其是政治黨派的立場和人生觀，變動得特別快速和突兀，連他們自己也非初料所及。加上『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和後來各黨派的不同解釋，更使親身參與者、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前後的回憶往往自相矛盾；或加油加醋，畸輕畸重；或無中生有；或抹煞事實；或誇張減料，抹黑抹紅，幾乎無所不有。有鑑於此，我決定大量採用當事人的談話記錄，透過這些原始資料，讓當時的人和事自己替自己說話。我深惡當代史實多在逢迎上意，為黨派之爭而去歪曲歷史，對『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運動史》時，立下兩條原則：一是臨文不諱，秉筆直書；二是不求得寵於當時，而期待於將來」。
記憶仿佛成了一條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它以自己真實的經歷為食，但卻並不能將原原本本的所見所聞消化吸收，由此生發的記憶，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成為非是非非的傳奇。以至於從中復原出細節的真相，幾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面對這些紛繁複雜的記憶，原本的模樣真的如此重要嗎？記憶雖然脫胎於親身經歷的真實，但當它從母體中誕生，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會隨著記憶者本身的經歷和觀念的變化而一次次地加以重塑。記憶本身也會成長，直到它變得讓記憶者本人也深信不疑。
當記憶的潮水湧來，沉澱的過往碎片在時間長河裡被打撈出來，需要拼成一個個故事時，那些因各式各樣的原因而遺忘（或刻意失落）的部分，自然會被記憶者用日後的經驗和觀念替代，重新黏合起來。就像匡互生和楊晦，在日後愈行激切，走上了革命之路，五四運動對他們來說，是未來革命事業的預演，其中蘊藏的巨大力量將會在未來的歲月中釋放爆發，從而徹底改變整個社會的根基。所以，「火燒趙家樓」的記憶，才會讓他們甘之如飴；而對傅斯年和毛子水這樣思想史中的踐行者和思考者來說，他們之所以對「火燒趙家樓」感到質疑和不安。是因為他們將五四視為一次對中國整體社會文化的內省與反思——傳統與現代的斷裂與衝突，國家與個人的疏離與融合，20世紀最重要的主題都在這次運動中酣暢淋漓地釋放出來，如何因應這股註定到來的時代潮流，都取決於對這場運動如何理解。而理解的前提，就是記憶。
因此，不能輕易地將某個人的記憶奉為獨一無二的真相，而其他人與之不同的記憶就是謊言。因為每個人的記憶內部都仍然會保存著那份最初經歷時的基因。這一基因，正是每一個親歷者，見證者在那場運動中所表現出的自我。那些紛繁多樣的記憶，恰恰是因為這場改變這個國家命運的歷史事件已經融入到每個個體的生命當中。
這一切之所以從可能成為必然，都是從一百年前的那個漫長的午後開始的——我在那裡；我見證了發生的一切；我也記得，這場運動是如何改變了我和這個國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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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互生、梁啓超、李大釗、蔡元培、傅斯年、羅家倫、陳獨秀、胡適、顧維鈞、陶孟和、孟憲彝、那桐、辜鴻銘、梁漱溟......這些名字，有的如雷貫耳，有的寂寂無聞。但他們都為我們一次次還原著歷史的細節。從今天開始，我們將會每日在公號二條推送一位五四人物，敬請關注。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李夏恩；編輯：走走；小鹽； 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五四運動從未被遺忘，但也容易變成口號
在今天，依然要對公民理性懷有信仰 | 杜威來華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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