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載悠長學府，雙甲子薪火相傳。5月2日，在五四青年節和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校慶日即將來臨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北京大學，「國家一流，學術才能一流」、「廣大青年既擁有廣闊發展空間，也承載著偉大時代使命。要知行合一、做實幹家，面向實際、深入實踐，嚴謹務實、苦幹實幹，在新時代幹出一番事業。」美麗的燕園不斷迴響著總書記的殷殷囑託。從昨晚的報導中，講堂互動群中的聽友們欣喜地發現了習近平同講堂嘉賓杜維明、安樂哲、顧海良等人親切交流的畫面，紛紛在微信群中分享照片及電視截圖。而在講堂歷次嘉賓中，至少有7位來自北大：饒毅（54期）、杜維明（58期、113-1期）、潘維（61期）、張旭東（63期）、謝宇（97期）、安樂哲（113-4期）、顧海良（121期）。
文匯講堂第121期嘉賓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北大博雅講席教授顧海良（左一）
文匯講堂第113-4期嘉賓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博古睿學者安樂哲（右一）（聽友柳定毅央視截圖）
文匯講堂第58期、113-1期嘉賓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杜維明（左二）
北大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發源地，近年來成立了全國第一家馬克思主義學院。5月4日，北大120歲生日之際，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五四運動源於北大，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始終激勵著北大師生同人民一起開拓、同祖國一起奮進。北大博雅講席教授陳平原（文匯講堂第120期嘉賓）今授權講堂刊發其為北大120周年校慶新編書作《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中的一文，講述北大人如何與「五四」對話。
你問我為何一直關注和研究「五四」，道理很簡單，對我來說，這既是專業，也是人生。我1978年春上大學，趕上思想解放運動，那時候，我們模仿五四時代的「新青年」，談啟蒙，辦雜誌、思考中國的命運。後來念研究生，學的是中國現代文學，那就更得跟「五四」對話了。其次，我在北大讀博士，畢業後長期在這所大學教書，而對於北大人來說，「五四」是個值得永遠追懷的關鍵時刻。無論學術、思想還是文章趣味，我自覺跟五四新文化血脈相通。第三，這也與我近年關注現代中國大學命運有關。最近十幾年，在文學史、學術史之外，大學史成了我另一個論述的焦點。
在我看來，大學不僅僅是生產知識，培養學生，出科研結果，出各種「大師」，大學還有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那就是通過知識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裡。在我心目中，這是「好大學」的一個重要標誌。五四時期的北大，就是這樣的典型——它抓住了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折這麼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將其「才華」發揮到淋漓盡致。別看世界上那麼多一流大學，真有北大那樣的機遇、那樣的貢獻的，還真不多。在一個關鍵性的歷史時刻，深度介入、有效引領，乃至促成某種社會變革，五四時期的北大，讓後人歆羨不已。
我所學的專業，促使我無論如何繞不過「五四」這個巨大的存在；作為一個北大教授，我當然樂意談論「光輝的五四」；而作為對現代大學充滿關懷、對中國大學往哪裡走心存疑慮的人文學者，我必須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見與偏見。在這個意義上，不斷跟「五四」對話，那是我的宿命。
3月25日，陳平原做客第120期文匯講堂《致敬與分享：青春·奮鬥·責任》
1993年，在北大中文系「紀念五四學術研討會」上,我發表了《走出「五四」》。在當時的我看來，就像所有光輝的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一樣，五四當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學術研究為例，「五四」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學術範式，可簡要概括為：西化的思想背景；專才的教育體制；泛政治化的學術追求；「進化」、「疑古」、「平民」為代表的研究思路。這一範式，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文化建設，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也產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學家討論激進主義的利弊，歷史學家重評儒家文化的功過，文學史家反省平民文學崇拜，所有這些，都是力圖在學術層面上「走出五四」。
當然，這種提問題的方式，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學術轉型，應該說是有關係的。受歷史情境制約，有些問題你一時難以公開討論，無法像魯迅那樣「直面慘澹的人生」。但是，這一學術轉折有其內在理路。八十年代流行宏大敘事，有理想，有激情，想像力豐富，但論述上稍嫌空泛。我們滿腔熱情做的，就是用西學來剪裁中國文化；那些對於傳統中國痛心疾首的批評，有真知，也有偏見。最大的貢獻是，我們用濃縮的辦法，重新接納洶湧澎湃的西學大潮。之所以提「走出五四」，是想清理自己的思路。八十年代的口號是「撥亂反正」，哪裡是「正」，如何返回？一開始想恢復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後來發現，那是建立在「五四」論述的基礎上。於是，我開始清理從晚清到「五四」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思想及學術範式。
「晚清」和「五四」兩代人合力完成中國文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
你問我為什麼把「晚清」和「五四」捆綁在一起討論？1990年代以前，學者普遍關注「五四」；1990年代以後，很多人轉而關注晚清。這是近二十年中國學術發展的大趨勢。我的立場有點特別，談論「五四」時，格外關注「『五四』中的『晚清』」；反過來，研究「晚清」時，則努力開掘「『晚清』中的『五四』」。因為，在我看來，正是這兩代人的合謀與合力，完成了中國文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這種兼及「五四」與「晚清」的學術思路，使得我必須左右開弓——此前主要為思想史及文學史上的「晚清」爭地位；最近十年，隨著「晚清」的迅速崛起，學者頗有將「五四」漫畫化的，我的工作重點於是轉為著力闡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複雜性。
我可能是最早有意識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綁在一起，加以認真辨析的學人。因為，我始終認為，就年齡而言，「晚清」和「五四」是兩代人；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折關頭，這兩代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其知識結構與思想方式大同小異，可以放在一起討論。這還不算他們之間有很多人是「誼兼師友」。大家不要以為，「五四」的時候，梁啓超他們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不再發揮作用了。
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和夏曉虹主編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既談論「為人師表」的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也涉及「橫空出世」的傅斯年、羅家倫、鄧中夏、楊振聲；還有就是梁啓超、康有為、章太炎、嚴復等人，同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作用。兩代人之間，有區隔，但更有聯繫；尤其是放長視野，這一點看得更清晰。他們的工作目標大體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話文、接納域外文學等，很多想法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共同完成了這個社會轉型。因此，我更願意把這兩代人放在一起論述——既不獨尊「五四」，也不偏愛「晚清」。
陳平原和夏曉虹主編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
當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間，總是會有縫隙，有矛盾，甚至互相爭奪生存空間和歷史舞臺。問題在於，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思想、學術、文化、文學的轉型，是在他們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談晚清的時候，我會強調晚清的意義；大家都來關注晚清，我就轉而強調「五四」的意義。在我看來，「晚清」與「五四」，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不但「晚清」,連「五四」也是越來越遙遠了。人們對「五四」的真實面貌以及歷史場景，知道的越來越少，我們只記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學、自由、平等。正因為越來越符號化了，曾經生機勃勃的「五四」，就變得不怎麼可愛了。
在我看來，「五四」複雜得很，不僅僅是革命與復闢、激進與保守、進步與倒退、國故與西學這樣的二元對立。若「回到現場」，你會發現，「五四」其實是個「眾聲喧譁」的時代。只不過經由幾十年的闡釋，某些場景凸顯，某些記憶湮沒，今人所知的「五四」，變成某種力量的「一枝獨秀」，那很大程度緣於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宣傳以及歷史學家的誤導。
學生抗議運動還在餘波蕩漾，命名就已經開始了。具體說來，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第23期上，羅家倫用「毅」的筆名，發表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也就是說，「五四運動」這個詞，最早是由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提出來的。事情還沒完全過去，運動中人就已經給自己進行「歷史定位」了，而且，這一定位還被後人接納，這是很罕見的。此後，五四運動的當事人，不斷地借周年紀念，追憶、講述、闡釋這一「偉大的愛國運動」。經由一次次的言說，關於五四的印象，逐漸被修正、被簡化、被凝固起來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不斷跟它對話，並非「浪得虛名」，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必須承認，一代代讀者都跟它對話，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可只有當事件本身具備某種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無限豐富性，才可能召喚一代代的讀者。九十年間，「五四」從未被真正冷落過，更不要說遺忘了。我們不斷地賦予它各種意義，那些汗牛充棟的言說，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調重彈，也有些是過度闡釋。
記得十年前（註：指1999年），我曾帶著自己的學生，依據檔案、日記、報導和回憶錄，重構當年北大學生遊行的全過程。拿著自己畫的遊行路線圖，從沙灘北大紅樓出發，以尋訪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點點、尋尋覓覓，順帶講述各種有趣的故事。到了天安門廣場，因正值「兩會」期間，警察很敬業，深怕我們圖謀不軌。解釋了大半天，才放行；不過，催著快走，別停留。穿過東交民巷，轉往東單，再折向趙家樓。還敲了門，走進去跟老住戶聊天。那次「重走五四路」，北京電視臺還派攝影追隨，做成了專題片，可惜播出時沒錄下來。
北大與「五四」的淵源
我之所以試圖重建歷史現場，目的是恢復某種真切、生動、具體的歷史感覺，避免因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歷史事件早就遠去，但有些東西我們必須記憶。沒有大的歷史視野，只記得若干瑣碎的細節；或者反過來，沉迷在一些宏大敘事中，完全沒有生活實感，二者都不理想。我們需要有大視野，同時也需要具體的歷史細節。
看待歷史事件，每代人都會帶上自己的有色眼鏡，或者說「前理解」。這是所有歷史學家都必須面對的困境與宿命。「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於此，很容易變得自負、專橫。歷史學家所面對的，只是一堆五彩斑斕的「文明的碎片」；我們憑藉專業知識，力圖用這些有限的「碎片」來拼接、還原、重構歷史，這本來就有很大的危險性。你要是心高氣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裡，肆意揮灑自己的才情與想像力，不扭曲那才怪呢。我們確實無法完全呈現早就失落的歷史場景，但那就應該徹底捨棄嗎？作為訓練有素的觀察者，我們有義務努力穿越各種迷霧，走近/走進那個事件的內核，跟歷史對話。某種意義上，我們之「重返現場」，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藉助這一尋尋覓覓的過程，跟五四新文化人進行直接的心靈對話。這樣的「五四紀念」，既五彩繽紛，也充滿動感，還跟每個尋覓者的心路歷程聯繫在一起。這樣的「五四」，方才「可信」，而且「可愛」。基於這一信念，進入新世紀以後，我改變論述策略，努力「走進五四」。
記得魯迅對國人不了解《儒林外史》的價值，曾發出這樣的感嘆：「偉大也要有人懂。」再偉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沒有人真正跟它對話，沒有讓它回到人世間，就無法發揮真正的功力。人類歷史上，有很多關鍵時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跟它對話。事件已經過去了，但是它會轉化成一種思想資料，不斷地介入到當下改革中。「五四」就是這樣的關鍵時刻。你可以從各種立場來談，從各個角度去看，但是你不能漠視它的存在。
為什麼需要不斷地跟「五四」對話？「五四」對我們來說，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麼立場，是保守還是激進，面對著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視而不見。其實，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也都是在這種不斷的對話中產生意義的。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這個過程，可以訓練思想，積聚力量，培養歷史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益紛紜複雜的世界。
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起，我們不斷舉行此類活動。應該認真考量的是，哪些話說對了，哪些路走偏了，哪個地方應該固守傳統，什麼時候不妨「與時俱進」。北大因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名揚天下，對此更是不容迴避。正因此，2009年4月下旬，北大中文系主辦題為「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名參加的國內外學者有一百多位。平時我們開國際會議，都是三十人左右，那樣討論比較深入；這回破例，開這麼大規模的學術會，也是別有幽懷——希望回應學界對於「五四」的各種質疑與批評。
2009年，北大中文系主辦題為「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有多種聲音是很正常的。第一，容忍並認真傾聽別人的批評；第二，有自己的堅持，不因外界壓力而改變。所謂「多元」，不是說沒有自己的主張；我是百家中的一家，必須把我的立場、觀點明確無誤地表達出來。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或者不屑於跟別人討論，都不對。「五四」當然不僅僅屬於北大，但北大無疑最為「沾光」。作為長期得益於「五四光環」的北大學者，我們必須認真面對「五四」這個巨大的精神遺產。當它被世人嚴重誤解的時候，你有責任站出來澄清、修正、拓展。
我們的任務是，讓「五四」這一話題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關注；在這個同樣關鍵的歷史時刻，重新審視「五四」。至於怎麼關注，從哪個角度進去，得出什麼結論，取決於個人的立場、視野、趣味，強求不得。有些東西，在特定時代會被有意無意遮蔽，你的眼光穿不過去。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問題，也許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僅跟「五四」先賢對話，也跟同時代學者對話，甚至跟我的學生輩對話。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思想／文學運動，在不斷的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和原動力。
不求認同「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場，但必須直面他們提出的諸多困境與難題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資源。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資源，無外乎兩大部分：第一，直接從西學引進的，從柏拉圖到馬克思到尼採到哈貝馬斯，等等，等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資源。第二，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學說。對所謂的「中國文化」，必須做一個分析。今天一說「傳統」，很容易就從孔夫子說起，甚至還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對此，我很不以為然。什麼叫「傳統」，就是那些直接間接地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思維習慣、表達方式、審美趣味的東西。所謂「傳統中國」，就是儒釋道，就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而且，這東西辛亥革命後就沒了，到此為止。想像「國學」跟「西學」截然對立，主張純粹的「中國性」，我以為都是不可取的。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純粹，域外的思想學說，兩漢進來，隋唐進來，明清更是進來，早就滲透到我們的血液裡。除非你徹底封閉，否則的話，一種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保持「純粹」狀態。就像人類的基因不斷稀釋、變異，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鮮活力的需要。
2017年9-12月，文匯講堂舉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接著講」系列五講
即使不說這個問題，你也必須理解，晚清以降，我們不斷跟西學對話，所創造、所積澱起來的「新傳統」，同樣值得我們關注。我承認，「五四」新文化人對於傳統中國的批判，有些過於偏激，但我們必須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場，以及為什麼採取這樣的論述策略。
假如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算起，一百多年來，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無論主動還是被迫，都在跟西方接觸；而從政治家的毛澤東，到文學家的魯迅，各種各樣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學對話。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說轉就轉，說停就能停的；可以讚賞，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過身去，假裝看不見。在我看來，這一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遺產，相當龐雜，也極為豐富，值得我們認真清理。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這一塊。我並不要求你認同「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場，但你必須面對他們提出的諸多困境與難題。請記住，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國人很長時間裡處於相當屈辱的境地。剛過上幾天比較舒坦的日子，就翹起二郎腿，嘲笑「五四」新文化人沒有風度，不夠從容，過於偏激，我以為是不明智的。不必專治近代史，但直面這一百多年的風雲激蕩，理解歷史的沉重與詭異，可以磨礪自己的思想。切斷這段跌宕起伏的歷史，動輒從先秦講起，詩云子曰，然後直接跳到當下的「和諧社會」，這樣談論當代中國問題，其實很蒼白。
歷史久遠，很多粗糙乃至讓人噁心的東西，很可能早就被過濾掉了。因此，你所看到的「場景」，很優雅，具有合理性。文學也一樣，唐詩歷經千年淘洗，就剩這麼多，當然每首都精彩，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詩就不一樣了，每天都在生產，量那麼大，魚龍混雜是很自然的事。我沒說哪位新詩人比李白杜甫更偉大，我只是強調時間對於人物、文章、思想、學說的淘洗作用。「五四」離我們那麼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論述的暴力傾向，還有思想的陰暗或偏激等。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當然值得我們珍惜；但我本人更為迷戀複雜、喧囂但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
陳平原《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你問我怎麼看待這場運動對今天中國的影響，對我們來說，「五四」已經是長期研究的積澱了，不能用三五句話來打發。因為，那樣做很暴力,且容易概念化。「五四」本來就是眾聲喧譁，很難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經用「尼羅河泛濫」來比喻「五四新文學」，我覺得很有道理。尼羅河泛濫，自然是泥沙俱下，當時很不好看，但給下遊送去了廣袤的沃土，是日后豐收的根本保證。
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想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採。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譁」，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談論「五四」，對我來說，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思想學說，還不如說是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讓我怦然心動，歆羨不已。經過一系列的對話與競爭，有些東西被淘汰了，有些東西逐漸佔據主流地位，成為主導社會前進的力量。承認這一現實，同時理解那個風雲變幻的過程，而不要急於撰寫「成王敗寇」的教科書。
說到底，歷史研究有其邊界,也有其局限性。我極為心儀「五四」，但從不指望它解決現實問題。關於「五四」的談論，即便十分精彩，對於今人來說，也只是多了一個參照系，幫助我們理解現代中國的豐富與複雜。如此而已，豈有他哉。不經由一系列錯綜複雜的思想轉化與制度創新，想用紀念/闡述某一歷史人物/事件來解決現實中國的諸多困境，那都是異想天開。
（初刊2009年4月15日《中華讀書報》，原文標題為【走不出的「五四」？略有刪節，刊發所用大小標題經講堂編輯改編 ）
圖片來源|文匯講堂及網絡
微信編輯|袁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