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名人手札看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以細節見真情,以人物見趨勢

5月25日晚，在北京舉辦了一場「觸摸歷史，進入五四」——五四名人信札展覽及文化沙龍活動。

該展覽主要展出以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為核心、輻射幾十年間的主要歷史人物，如吳宓、錢玄同、梁思成、周作人、于右任、康有為、嚴復、梁啓超、章士釗等近百件手札。並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鬱，人民大學教授楊念群、楊慶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共同探討新的時代語境下對於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解讀，理解五四那代人所處的歷史語境、政治立場、文化趣味及學術思路。

「細節見真情，人物見趨勢，物質見精神」

「觸摸歷史，進入五四」這個題名來自於陳平原出版的學術書籍《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陳平原談到，他寫作這本書時，對他影響比較大的一份資料就是北大圖書館藏的胡適《嘗試集》的第四版裡面夾雜的幾封信，是魯迅寫的信，信中談他自己應胡適的要求替胡適刪改《嘗試集》的經過。

陳平原說，書札這種瑣碎的邊角料在學術研究中，是可以作為一個入手的地方，在「細節中見真情，以人物見趨勢，以物質來見精神」。「如果沒有大歷史，只靠邊角料是不解決問題的；但是有了大歷史的方向以後，再看邊角料，你會覺得特別有意思，他們可以調整、修整，甚至重寫我們的文化史、思想史。」

孫鬱說：「看一個人寫的字是能看到其豐富性的。比如你看魯迅性格很迅疾、文章金剛怒目，但是他的文字很柔，很美，內心暖意的東西在文字裡面可以感受出來，這是人的豐富性。中國人的文章很散淡、很沉潛，很克制自己，很老道，但是字卻非常方正見骨，這個和散文裡面所抒發出來的意味又不一樣。」

此次展出的就有魯迅的手札：

此《唐宋傳奇集》（上冊）初版本為魯迅編篡、校錄，陶元慶封面設計，北新書局1927年12月付梓印行。《魯迅日記》示，1927年8月魯迅開始編篡《唐宋傳奇集》，其時，他剛剛辭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一職。10月初，魯迅抵達上海，寓景雲裡23號，始與許廣平同居。

魯迅在扉頁上寫：「奉贈春苔兄，魯迅，上海。」 籤名處加蓋著名的朱文長條名章：魯迅（此印章現存上海魯迅紀念館）。

春苔即孫福熙，他不如其兄孫伏園名聲大，但在魯迅日記中，「春苔」出現的頻率與「伏園」相比，並不遜色，甚至大有居上之勢。搜檢《魯迅日記》獲知，自1927年下半年起，孫氏兄弟與魯迅的關係開始淡漠，「春苔」這個名字在日記中日漸減少，據說，這主要源於兄弟二人去辦國民黨的刊物《貢獻》。待到1929年3月以後，「春苔」便從魯迅日記中徹底消失了。3月20日的魯迅日記寫有：「夜，伏園、春苔來」，這便是魯迅有關「春苔」的最後文字記載。

孫鬱也談起，日本有一個學者專門研究魯迅的信紙，他也通過魯迅手稿的修改的文字，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話題。比如魯迅寫藤野先生的文章，最開始題目是寫的「吾師」，後來改成「藤野老師」，在手稿中體現的這種改動，我們在印刷的書中是看不到的，這對研究者和讀者都是有啟發的。

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不止於那幾十年

楊念群說：「新文化運動是五四無法涵蓋的一個很廣泛的概念。我們需要把新文化運動理解為一個更長的時段、一個歷史時期。不一定只是延長到五六十年代這麼近的時期。」

「五四時期萌發了一大批影響到我們當代學術文化和意識的人才，這批人的觀念一直影響到我們後來對政治、文化、社會，乃至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楊念群說，「我們原來用不同的角度理解五四運動時，對它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它是一場政治運動的一個最重要的階段；在三大工人罷工運動的歷史框架裡，五四是一個現代史的開端和近代史的終點；現在我們理解五四，應該更多地從文化角度和它產生了一大批民國精英的角度來理解。」

楊念群提到，當年梁啓超先生寫過一篇文章《50年中國進化概論》，他認為中國經歷了大致三個時期：第一個是器技之道，我們被洋人打了之後從軍事的角度進行抵抗；然後進入桎梏階段，有了器技之道，但甲午戰爭還是打敗了；第三階段實際上就是五四，就是所謂人的最終覺醒。所有的制度和器技都是由人來完成的，人在倫理的層面沒有覺醒，整個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無法得到改變，這是梁任公在那個時代的理解。

「通過看一些信札和交流，我們要對五四進行理解，要把其看成代人交替。第一代人的政治關懷非常強烈，像陳獨秀、蔡元培。比如蔡元培是《新青年》的作者，但他本身又是一個反政府、反清的抵抗的標誌，他後來又轉成了一個中國現代學術的奠基人，同時又是中國現代藝術的奠基人。這幾種角色在他身上是以五四這樣一個節點來凸現出來的。」楊念群說，「第二代人是胡適為代表的海歸，他們改變了整個《新青年》的敘述結構，文化的關註明顯提高，討論的都是中國未來的文化問題。相比於對政治問題的討論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大的拓展。通過他們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詮釋，從他們的群體本身的身份認同和身份的多元角色的轉換中，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的新的特質，而不是僅僅以五四運動為主的單一政治的含義。」楊念群說。

上圖為李大釗致李辛白書札，共三頁，所談所述關於《每周評論》。《每周評論》創刊於1918年11月底。此前，陳獨秀召集《每周評論》創刊會議，參加者有李大釗、高一涵、張申府、周作人等人。會議公推陳獨秀為書記及編輯，其他人皆為撰述。《每周評論》共有四個版面，設十二個欄目，主要分為：國外內大事述評、社論、文藝時評、隨感錄、通信、報刊選論等。

此李大釗致李辛白書札，雖未具寫信日期，然依據信中所言「自二十一號起寄《每周評論》二十份至山西大學李泰棻先生處」推斷，此札當寫於1919年5月11日前後不久，因《每周評論》為周刊，每星期日印行。鑑於第23號為5月26日出刊，第21號出刊日期當為5月12日（實為5月11日）。這個日子，實屬非常時期，正處於激情澎湃的「五四」過後，如火如荼的「六三運動」到來之前那屈指可數的二十天之內。李大釗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李辛白則任北大庶務主任兼出版部主任。

此李大釗致李辛白書札，雖未在《李大釗文集》中注錄，但也談論了《每周評論》。此札計三頁，使用國立北京大學用箋，毛筆書寫，所談所述為三件事，一是請李辛白寄《每周評論》二十份給山西大學李泰棻（字革痴），託李代賣；二是寄嶺南雜誌社及湖南通俗教育報社，三是寄益世報館潘智遠（字蘊巢）。

新文化運動不是一味的新

孫鬱談及：「搞新文化運動的人不像後來我們在教科書裡面看到的，他們好像是一味的新，其實有很多舊的遺風在裡面。」

「其實在五四初期，新文化運動初期最激進的章門弟子，他們的舊學基礎都非常好，比如錢玄同對音樂有很深的造詣，他的師兄弟，黃侃、吳承仕、沈兼士對中國字體變遷的理解都很深刻，包括後來簡化漢字，錢玄同都介入了。」孫鬱說，「章太炎的弟子還有一個叫朱希祖，他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寫過一篇文章，挺新文化運動，因為他在研究明史的過程中發現中國文化發展有一個內在的邏輯。」

孫鬱曾在他們的後輩的藏品和自己的家裡的一些藏書裡發現，新文化運動初期很多參與運動的都是搞國學、搞歷史、搞傳統文化研究的一些人。

「按照呂思勉的觀點，中國近代以來有兩個思潮對中國影響特別大，一個是進化論，一個是馬克思主義。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這些人認為我們傳統的儒道的東西不能適應現代社會，所以必須得改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傳統文化裡沒有個人，沒有自我，沒有人的價值，人的概念。所以看他們這些人寫的東西會感覺到他們其實是從舊的牢籠、舊的文化裡面走出來。」孫鬱說。

「陳獨秀辦青年雜誌，後來改名為《新青年》，其實有一個深意在裡面。他認為進化論影響了晚清中國，認為年輕的一定要比老的人要好。他們認為老一代已經被專制的語言汙染了，年輕人還是潔白的，像白紙。魯迅參加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是30多歲，年齡是比較大的，當時冰心才19歲。」孫鬱說，「包括周樹人他們介紹古希臘文化等，也是認為人類初期有希伯來和古希臘文明這種珍貴的東西，沒有被後來那種複雜的政治糾葛汙染，有純然的東西在裡面、有心靈上交流的韻致在裡面。」

「所以恰恰是新文化運動的這些人激活被壓制的東西，五四那代人是最好地保持了中國傳統文化本質的人。在當時那樣一個自由環境中，人們內心的力量爆發出來，那是一個讓人神往的時代。很多人說五四把中國傳統文化斷送了，這個判斷我認為是有問題的，我覺得正是那些人把我們民族的想像力、創造精神釋放出來了。」孫鬱說。

此楊守仁致章士釗明信片，為楊氏1910年中秋節寄贈同在英倫留學的章士釗（字行嚴、行年），信中告知俞慎修已送還英鎊，並言明「暫為代收，我兄需用，當即寄上不誤」。在信尾，他不忘問及章妻吳弱男。在信中，我們不難看出，此刻的楊守仁心緒已壞，其大限之日，時距近焉。寄函之時，楊守仁正兼任上海《民立報》編輯，章氏則兼任該報特派員。

楊守仁（1871-1911），即楊篤生，後改名守仁，著名革命黨人。1911年4月，耳聞廣州起義失敗，眾多同志犧牲尤其摯友趙聲（字伯先）病亡，他一度夜不能寐。一日，從報紙上聞知列強有再次瓜分中國之說，他萬分悲憤，猶如雪上加霜，腦病復發，遂於8月5日，果敢地赴利物浦大西洋海灣，蹈海自沉。

此手稿是周作人在1939年4月28日為紀念老友錢玄同而作，發表於同年5月26日《實報》上，後由作者收入《藥味集》洋洋六紙，尾頁上蓋了方朱文「知慚愧」的小印。

錢玄同化名舊派文人「王敬軒」，與好友劉半農在《新青年》共同上演了一出「雙簧戲」，以新舊文學的各自立場展開論戰，最終讓新派取勝，為新文化運動留下一抹重彩，從此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猛士，然而這個猛土恰恰是個病夫，神經衰弱、心腦血管病變、視網膜炎等疾病纏身，但此君最大的毛病，竟是說話非常偏激，宣稱中年以上的人趨於固執與專制，就會退化為思想革新、社會進化的絆腳石，主張「人過四十便該死，不死也該槍斃」，他年屆40，朋友們也打算在《語絲》周刊發一期「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還特意準備了十分滑稽的輓聯、輓詩、祭文，不料尚未刊出，消息己經擴散流傳，大家信以為真，以致相互轉告，友人、學生紛紛致電弔唁，成了一出轟動全國的鬧劇。

1939年1月17日，錢玄同突發腦溢血，不幸去世，年僅52歲。《最後的十七日》一文中有記敘：

「……十七日晩得錢太太電話，雲玄同於下午六時得病，現在徳國醫院。九時頃我往醫院去看，在門內廊下遇見稻孫、少鏗、令楊、炳華諸君，知道情形已是絕望，再看病人形勢刻刻危迫，看護婦之倉皇與醫師之緊張，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時的情景，乃於九點三刻左右出院徑歸，至次晨打電話問少鏗，則玄同於十時半頃已長逝矣。我因行動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殮以及二十三日出殯時均不克參與，只於二十一日同內人到錢宅一致弔奠，並送去輓聯一副，系我自己所寫，其詞曰：

戲語竟成真，何日得見道山記。

同遊今散盡，無人共話小川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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