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面,自命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佔有一個相對特殊且重要的位置,他比較超脫於現實的社會功利性,從文化的根本層面上給予「新文化」以正面的建樹,那就是對源於希臘文化的人本主義精神的輸入,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1917年4月1日,一個32歲的紹興中學教師,走進北京大學殿堂,執掌起教鞭。不久,新文化運動中,便出現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周作人。
周作人來到北京這年1月,《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2月又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這是文學革命進軍的號角。周作人積極參加進來,自1918年l月起,他在《新青年》和其他報刊上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評價文章。所譯的歐洲、非洲和日本的小說、詩歌、散文,當時都成為文學青年們的精神食糧和看向外界的窗口。周作人對異域文藝新聲有銳敏的感受,他認為,多讀世界各國各族文學作品,能夠看到人類共同的命運。
1918年5月,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中最先提出了「平民文學」一詞。在該文中周作人感興趣的是日本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而「平民文學」只不過被當作「通俗小說」的代名詞稍稍提及,並沒有展開具體論述。直到1919年1月他在《平民的文學》一文中具體闡述了平民文學的相關問題,並把平民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理想來大加倡導。
《平民的文學》是周作人在《每周評論》上發表的以「人的文學」為代表的一組文章中的一篇,在該文中周作人從內容上對平民文學和貴族文學進行了區分。在他看來,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是正好相反的。但是這兩個名詞也不是絕對對立的,它們的區別不在讀者與作者上,因為它們既不是專門做給貴族或平民看的,也不是貴族或平民自己做的。同樣,文字形式即用古文還是用白話也不能區分二者,因為白話和古文一樣,可以雕章琢句,變成一種「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遊戲的文學」。周作人認為,它們的真正區別在於「精神」,即在內容上普遍與否、真摯與否。
五四作家們最初把「平民」和「人」的概念聯繫在一起。辛亥革命時期,文學作者們沒有發現「人」,只發現了「國民」。而五四時期作家們的思考則突破了「家族」和「國家」,高舉起「人」的旗幟。
當時的很多文學作品中都出現了廣泛的人類意識,「人」在這裡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並沒有階級區分。魯迅的《一件小事》就是典型的例子。新文化運動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人的自覺」的運動,對於「人」的覺醒的呼喚,已成為一種勢不可當的潮流。周作人「人的文學」主張,與魯迅、李大釗等的思想理論推波助瀾,彼此呼應,在思想界、文化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
《人的文學》一文中,周作人指出,人的問題,在歐洲早已被發現,被重視,但在中國,卻「從來未經解決」,所以現在還要從人說起,講人的意義,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而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在「人的文學」中有兩方面內容:一是從正面描寫理想中的人的生活,二是從反面暴露現實中的非人的生活。
周作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他的第一流作家的地位,當時他的聲名甚至超過魯迅。除了文學和思想方面的建樹,周作人在五四時期,還從事了多方面的社會活動。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爆發,接著不斷發展擴大。6月3日,學生重上街頭講演,北洋政府大規模逮捕學生,有一部分就關在北京大學第三院法科那裡。周作人即以北京大學教授身份,與劉半農、陳伯年、王星拱三教授一起前往法科,自稱是北京大學代表,來慰問被捕學生,被守門軍警拒絕,自下午交涉到晚7時半,終於不得進去而回。6月5日,周作人又在街上遇著學生講演,群眾聚聽聲援,軍警馬隊來驅逐,周作人也身受馬隊的衝擊,他回來寫了《前門遇馬隊記》,怒斥反動政府是「無知的畜生」「不知道什麼是共和,什麼是法律」,宣布「我不悔此行,因為這一回所得的教訓與覺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他將此文送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後來,李大釗告訴周作人,警察所曾經到《每周評論》編輯部來查問這篇文章。
1919年末,少年中國學會和新潮社的部分成員受了新村主義和克魯泡特金思想的影響,發起成立北京工讀互助團,得到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胡適、周作人的支持。周作人捐了款,參加了建團的一系列會議,為它發表了文章和講演。1920年2月,周作人公開刊登啟事,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正式成立,由他主持一切,即以他的北京住宅為支部地址,他定期親自接待來訪者,答覆有關詢問。
不過,到了五四時期以後,周作人主要回歸到了小品文寫作,被稱為小品文之王,這個名聲甚至掩蓋了他五四時期理論家、詩人、翻譯家的盛名。他的小品文,極具「陰柔」之美,魯迅的雜文則極具「陽剛」之美,成為中國新文學並峙的兩個高峰。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任志方
（壹點號 人文齊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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