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者
Hector Rios-Jara是倫敦大學學院（UCL）的社會科學PhD學生，同時也是一位活動家與公共政策、社會運動和社會變革的研究者。
新冠大流行將英國高等教育市場改革的可恥失敗暴露無遺。但學生們的抵抗仍在繼續。
倫敦學生反對削減補助與學費上漲的示威，攝於2010年11月10日。Photo: Andrew Moss / Flickr
十年前，數以萬計的學生湧向倫敦的大街小巷，抗議學費上漲、補貼削減並要求免費公共教育，引發了英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學生示威。他們佔領了保守黨的總部，並將紅黑旗掛上屋頂、在大樓周圍設置路障。此次示威標誌著英國學生運動的復興，也標誌著在新的十年中，新一代的活動家開始對抗市場化與緊縮政策。儘管學生無力阻止高等教育的進一步商業化，但他們還是成功地構建出一種反對市場的抵抗文化，要求免費公共教育的呼聲深入人心，並促進了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興起。十年後的今天，當數千名學生正組織起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抗租運動時，反思2010年的學生運動並從中獲得經驗與教訓就顯得至關重要了。在2009年，即將離任的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建立了一個委員會，以調查1997年和2006年關於大學學費和助學貸款的政策對大學財政狀況和高等教育的未來收入造成的影響。作為調查結果的布朗報告（ Browne Review）提出，要取消學費上限並提高學費，以此增加大學收入並刺激學科擴張。報告明確提出：「高等教育機構必須說服學生，告訴他們『投入更多』，才能『收穫更多』。學生們花的錢最終會使學生自身受益。」儘管在此前承諾不會提高學費，但新上臺的保守黨-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仍然以這份報告為依據，實行了激進的的緊縮政策。這一政策削減了70%的大學教學撥款，並且使學費上漲了三倍——從3000英鎊上漲最高至9000英鎊。這一由市場力量驅使的大學資金結構的調整，是2010年學生抗議的導火索。這場運動始於11月，是全國學生聯合會（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與大學院校聯合會（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發起的全國性示威的一個部分。這場運動得到了教育活動家網絡（Education Activist Network）與全國反學費上漲和削減高教經費團體（National Campaign Against Fees and Cuts）的支持。兩者是組織並鼓動各地反對削減經費的學生團體的關鍵力量；他們從2009年年底就開始抵制大學經費削減和緊縮政策。許多繼續教育學生和未成年學生也加入了這場示威，反對學費上漲及教育保障津貼（Education Maintenance Allowance, EMA）的廢除（一項發給家境貧寒且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的、每周30英鎊的津貼）。許多初次參加抗議的抗議者住在倫敦的郊區和鄉下，他們往往屬於少數族裔以及生活不安穩的工薪階層。EMA津貼提供了支撐他們的學業和家庭所必要的收入。廢除這一津貼將嚴重影響他們的經濟來源。這些新加入到政治活動中的學生們的積極參與為這場運動壯大了力量，讓它的影響遠傳校園之外。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數以百計的學生代表大會、網絡組織和反削減經費團體共同參與到一場長達八天的全國性行動，以及每周一次的地方性集會和示威。大約50所大學被學生佔領。學生們不斷就免費教育存在的價值展開全國辯論。對倫敦大學學院、格拉斯哥大學和蘇塞克斯大學的佔領是全國範圍內規模最大的佔領行動，也是抗議運動的真正標誌。被學生逼入絕境的政府採用暴力、法律和制裁手段回應抗議運動。12月9日，憑藉僅6名議員的微弱多數優勢，議會通過了提高學費的提案。而與此同時，在議會之外，警方全天都在圍困學生。學生的起義未能阻止英格蘭的學費上漲。但是，抗議運動成功地使政府撤銷大學公共資金來源的計劃徹底擱淺。
2010年後的抵抗和其他抗爭儘管吞下了2010年抗議失敗的苦果，學生的抗議還是催生了新的反抗文化。在2010年，草根學生運動主要採取扁平化的組織管理，與線上和線下行動相結合的模式，讓佔領運動的實踐和去中心化的、相互配合的行動模式得到推廣。這些手段大多成為了2011年第一波反對緊縮政策的抗議和佔領運動中的標誌。這些激進學生運動的新形式在2010年的運動中留存下來，並且塑造了此後數年大學校園中的政治文化。無論如何，反對削減經費團體、反對臨時工、撤銷補助和免費教育運動、抗租運動以及課程大綱去殖民化的訴求開始反覆出現，從未間斷。所有這些運動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對大學的市場化。在這一傳統中，最著名的範例是爭取免費教育的運動和抗租運動。免費教育運動由 全國反學費上漲和高教經費削減團體領導，並且一直活躍至2017年。每年，免費教育示威都能夠動員當地團體參與到反對緊縮政策的行動中來。從2015年開始，學生又將新的策略運用於抗租運動中。這些策略被學生用於反對日益上漲的大學住宿費用，它們是對2010年運動中出現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組織網絡與直接行動等傳統的發展。在2016年，倫敦大學學院的學生們贏得了兩年零漲租。在新冠大流行中，抗租運動成為了學生運動的普遍策略，數千名學生在全國十餘所高校中參與運動。最近，曼徹斯特的學生在組織進行了一場抗租運動並佔領一處學校建築數周后，贏得了30%的減租。從那時起，抗租運動不斷擴展到全英國的各個校園中。抵制市場的文化傳統同樣在 大學院校聯合會 領導的2018年與2019年的爭取養老金的罷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場罷工震驚了整個教育行業，是校長與員工之間就大學為員工支付的養老金份額問題爭執不下的多年積怨的意外爆發。然而，是大多有先前反對市場化鬥爭經驗的年輕工會成員，他們有力支持了這場運動的動員，並贏得了支持罷工的投票。在這場罷工中，學生運動者組織了佔領校園的行動，並且在罷工開始後的前14天還加入到了罷工人牆中。工會與當地學生團體的這一聯盟，是大學學生與教職員工十年來共同鬥爭和彼此團結所留下的重要遺產。
免費教育與民主社會主義的興起 學生反抗還促進了民主社會主義在英國的民望的日益增長。2010年，傑裡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約翰·麥克唐納（John McDonnell）訪問了倫敦大學學院的佔領區。在那裡，大約一百名學生在協調並保持抗議運動的活躍。科爾賓和麥克唐納是僅有的支持學生抗議的議員，也是唯二在抗議中心收到歡迎的政治家。這一訪問建立了學生運動者和工黨議員中的社會主義老衛兵之間的信任。這一新聯盟的建立，為2015年工黨領導人選舉中青年活動者對科爾賓的廣泛支持，以及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日益肥沃的政治文化土壤奠定了基礎。科爾賓的崛起與民主社會主義民望的飆升可能是2010年抗議示威與科爾賓派政治、政策影響力的直接結果。在2017年與2019年大選中工黨的競選宣言裡，科爾賓將免費教育視為一項重要政策；這標誌著與新工黨1997年到2015年間的高等教育政策——保持對適度學費和更加健全的獎助學金與貸款體系支持的徹底決裂。與此前的政策不同，科爾賓對免費大學教育的提案包括重新規劃公共財政撥款，以及免除本科新生的學費。這一提案代表了學生運動者們遲來的勝利，也標誌著對免費教育的討論熱潮的復興。
學生們反對2017年的市場化改革學生運動與科爾賓主義緊密結合的新形勢——學生和政黨政治相聯繫，對運動的自主性造成了一定影響。但在2016至2017年期間，兩股政治力量仍然聯合起來，對抗新一波的市場化改革。2016年，保守黨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新的高等教育改革。這次改革的目標是放鬆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管制，並推動盈利性大學規模的擴張。改革中，一些在2010年因受到學生運動壓力而擱淺的政策再一次被推行，例如撤銷大學的公共財政撥款，代之以一個新的監管機構與評估教學質量的新體系。儘管地方運動的合力與工黨在議會中的施壓讓一些既定的撤銷管制政策軟化了，但由於缺乏像2010年運動那樣的大規模動員，阻止這第二次改革的嘗試並不成功。結果，議會在2017年通過了新的高等教育與研究法案（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最終完成了始於2010年的市場化進程。這項法案使英國高等教育體系變成了一個半開放的市場；由於政府財政支持少得可憐，這個體系高度依賴於學生的學費與助學貸款，而大學教育質量卻幾乎無人監管。與2010年的情況不同，市場化的第二次勝利並沒有帶來政黨與民意之間的共識。針對學生學費和貸款的議會質詢表明，2010年和2017年的改革對一些學校的教育質量帶來了負面效果。學費提升得過高，卻沒有提升學生的待遇。學生們背負了更多貸款——大約4萬英鎊，其中包括學費與生活費。他們就業艱難，其中許多人的收入無力償還貸款。學費與生活開支的上漲對工薪階層與少數族裔背景的學生的影響更為深重。這兩個群體的高校入學數量遠不及改革所承諾的那般——大學錄取率僅為30%與24%。最初「投入更多，收穫更多」的保證僅僅對部分大學以及擁有特權階級背景的學生有效。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的專業機構的情況尤為嚴峻。改革廢除了公共財政撥款，使他們失去了最穩定的收入來源。這些機構不得不放棄傳統的「為教育而教育」的初衷，轉而採取更傾向於利潤導向的做法來進行教學與研究，以維持最基本的運營。市場化改革的負面影響、來自學生與工黨提案的共同壓力成功改變了社會輿論的風向，讓要求免費教育的呼聲越來越高。2018年，在政府的要求下，一個新的大學委員會組建起來。委員會建議降低學費（削減程度從人均9,250英鎊至7,5000英鎊不等）並重新發放教學撥款。這是十年來政府下屬的委員會第一次建議降低學費並增加教育的公共支出。
2010年運動長存的遺產在過去的十年裡，英國學生在對抗市場化改革的兩次關鍵鬥爭中均遭遇了失敗。在此期間，民主社會主義也未能在選舉鬥爭中勝利。然而，學生抵抗運動催生了關於教育的全國性討論，並預示了自2010年和2017年改革後不斷醞釀的高等教育危機。現今，新冠大流行已經充分暴露了市場化的高等教育體系的諸多脆弱性。而早在十年前，學生們就已譴責過其中的大多數：諸如大學管理人員民主責任的缺乏；將經濟增長凌駕於教育質量和社區關懷之上；在難以為繼的經濟基礎之上進行大學的發展；以及，學生們不得不去貸款以支付過高的學費。在大流行期間，大學行業看似持續的經濟增長，以及永無止境的擴張的投機泡沫破滅了。大學面臨的嚴重經濟赤字，以及該行業的發展前景愈發具有不確定性，是市場化改革的直接後果。新冠大流行中，最糟糕的大學行業管理和營銷手段也得到了採用。英國大學管理人員不顧所有的科學建議，堅持重新開放校園，並呼籲大學生們返校繼續學業——其目的顯然不是提供教育；相反，管理者將疫情封鎖的結束和學年的開始僅僅視作是一個可以平衡帳目的機會。現在，整整一代的本科生都被困在大學學業中，不斷承受著高昂的學費、年復一年的租金合同、遞增的債務所帶來的壓力，並且得不到他們所需的關懷和資助。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抗租運動，反臨時工制度鬥爭，罷工，學生佔校以及所有在2010年前後得到發展的、反市場化的抗爭文化的各種形式，像野火一樣在英國大學蔓延開來。那麼，2010年運動的遺產和十年來學生的組織團結的影響是什麼呢？2010年的學生反抗標誌著一種新的反市場化抗爭文化的起點，以及徹底替代市場化政策的構想。這種文化在今天仍然存在，且切合時宜。在佔校、抗議、抗租中，在罷工警戒線前，大學活動家們繼續反對著市場化改革，並提出以民主、平等和公共投入為優先事項的新大學的願景。這種抗爭文化和人民對重建一個公立和免費的高等教育體系的願望，是2010年學生反抗留下的長存的、鮮活的遺產。爭取一個政府資助、民主管理的大學體系的鬥爭仍在繼續——在英國是如此，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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