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阿來談退稿丨寫作課

蘇童:大學期間，從不熱心公益的他，主動提出保管信箱鑰匙，為班級服務，從此誰也不知道自己又被退稿了。阿來:當年《塵埃落定》寫出來，用他的話說，「稍微像樣一點的出版社都投過稿」，結果怎樣呢?「有回信算好的，大部分石沉大海。」
1797年，簡·奧斯汀的父親將她名為《第一印象》的書稿投遞至凱德爾公司。傲慢的小凱德爾將書稿原封不動地退回，未拆封而且連一句附言都沒有。當時的他絕對不會想到，16年後經過修改潤色的書稿以《傲慢與偏見》為名成功出版，成為世界文壇不朽的經典。古今中外退稿的事情不勝枚舉。或者現在的網絡寫手已經不存在「退稿」了，但是當今天成名的作家回首當年退稿的經歷，卻將其視為自己一生的寶貴財富。——舒晉瑜

蘇童:1986，一個倒黴蛋文學青年的命運被改變
1980年，蘇童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曾經在中學裡作文最好的蘇童，大學裡不再顯山露水，因為很多人能寫一手漂亮文章。在蘇童的印象中，有位要好的同學讀過很多外國文學，有一次他寫了一首詩，發表在創作園地，詩很短，短到只有一句話：「產房——在太平間的天花板上」。蘇童非常感慨，一句話也成詩，生與死說得那麼透。他暗暗對自己說：「你還不行！」
當時幾乎每個大學生都在寫作。用蘇童的話說，無論農村還是城市，所有的有文化的青年，寫作的百分比很高。80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話，作家王蒙告訴文學青年「不要擠在文學這條羊腸小道上」。在那文學狂熱的年代，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蘇童所在班級的40多個同學，有十幾個人都在或公開或秘密地投稿，同學們發表作品的消息不斷傳來，今天有同學在人民日報副版發表文章，明天有個說文章在《新疆文學》發表，這些消息成為蘇童寫作的動力，他每天都在寫，一天五首詩歌，四處找刊物通訊地址往全國各地發，希望能夠發表。當時，只要寫上「郵資到付」就不必交郵資，唯一的成本是信封和稿紙。但總是被退稿，那時的編輯很負責任，發出二十天左右被退回。每次在食堂吃飯的當口，生活委員大叫：「蘇童，你的信！」拿過來就是一大堆。虛榮心作怪，從不熱心公益的蘇童，主動提出保管信箱鑰匙，為班級服務，從此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失敗了。
「為了寫作而寫作，為發表而發表」。蘇童稱，那時對文學的認識很孩子氣，其間，他狂讀瘋閱，以期寫作的進步再快些。學校圖書館是他常待的地方，姐姐也愛文學，常帶書回家，很雜很亂，他就從這蕪雜中吸取文學營養。有天晚上，一個同學把《麥田裡的守望者》借給蘇童，但第二天必須還，否則就不借。當時很多外國名著被稱為「禁書」，是換了封面才能傳閱的，得本好書不容易。蘇童就在水房裡就著暗淡的燈光，花五六個小時把這本書看完了。「現在人們把塞林格當二流作家，我讀他卻深受啟發——突然發現個人的生活夠寫作，文中寫壞孩子，把一個孩子青春的生活描繪得細緻入微，於是，寫自己心靈裡的，我是夠了，再也不愁無字可寫了。」這次寶貴的閱讀讓蘇童相信，自己就是一座寶礦。
他堅持寫，夢想成為詩人或作家，寫作的密度也很大。「寫了兩三年，兩眼一抹黑。我覺得我快要沒信心，快要崩潰的時候，詩被刊物和小說有了要發表的福音。否則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堅持下去。」蘇童的詩歌處女作發表在《星星》詩刊，經手人是時任《星星》主編的葉延濱。他打趣地說，自己「先打扮成葉延濱的讀者」，然後直接將詩歌投給了葉延濱。葉的回信是以《星星》詩刊的名義，告訴他有幾首詩備用。「這首詩就是後來經常被別人拿出來嘲笑的《松灘草原 離情》。」蘇童說，松灘、草原是完全是自己沒去過的地方，就是覺得很美，便虛構了這麼一處地方。
1983年對蘇童來說是一個幸運的年份。這一年，他有兩組詩歌、兩篇小說先後發表。作為青年刊物「四小花旦」的《青春》和《青年作家》上，分別刊出了蘇童的小說。「每次的目錄登在中國青年報上。在貼中國青年報的牆上看到自己的兩篇，我站著不肯走了，等同學來，我要自豪地告訴他們：我行了！但沒人來，下午吃飯還怕被換掉，我又跑回去看，又想著有誰能看到我發表作品了。發表了，那就等於宣布我『入門』了。」尤其《青春》發表他的小說《第八個是銅像》獲了獎，極大地鼓舞了蘇童繼續寫作的勇氣。
隨後他卻面對更為嚴重的失敗期。「工作了以後，又有兩年的昏天黑天的退稿。」蘇童說，因為對自己的作品非常滿意，投稿時總在文章後寫上「希望你們儘快發表」，可是刊物差不多都不發，全退。可能是自己的寫作風格有改變。那時，他開始寫《桑園留念》、《飛越我的楓楊樹故鄉》，儘管這些作品都是蘇童重要的短篇小說，然而對於當年的文學刊物來說，還是顯得過於前衛、先鋒，很多編輯不太容易接受這類風格的作品。「這個時候，我已經比較清晰了，我自己覺得小說寫得不錯，退稿是他們的失誤。」因為有這個信念，他堅持寫作，而且因為此前也發表過一些作品，「有一碗『酒』墊底，我不可能放棄了。」
直到1986年，通過認識的好友把作品《清溪與河流》送給《收穫》編輯，編輯說模仿味太濃，總體還算不錯，就用了。「編輯還跟我說不要仿別人，自己寫的才是最好的。感謝《收穫》，感謝這面文學上的旗幟，編輯的話使我從文學愛好到寫好。1986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改變了我以前一個倒黴蛋文學青年的命運。」1987年2月，在全國轉了好幾圈的稿子，一月之內突然先後在《上海文學》、《北京文學》、《解放軍文藝》全部發表，從此以後蘇童沒有遭遇過一次退稿。「我真正脫離父母，獨立了，那時父母工資加起一百塊，稿費很高，我的工資差稿費好幾倍。文學讓我自立，娶老婆也不用家人操心了。」
在蘇童收到的若干退稿信中，一種是鉛退，很多就被「憤憤地」撕掉了；一種是編輯手寫的退稿信，會談到小說裡的問題及修改意見。他第一次面見的文學編輯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馬未都。有一次，時任《青年文學》的編輯馬未都寫信給還是在讀大學生的蘇童去談稿子。當時找到編輯部拜見馬未都的細節，蘇童已經淡忘，只記得作為一個大學生的自己，很恭敬地去見馬未都，覺得馬老師非常和藹可親；而後來見面談到當初的會面時，馬未都對蘇童的印象則是個「帥哥」。1983年發表於《青春》的處女作小說，則是梁晴，後來她和蘇童先後調到《雨花》雜誌，成為同事。時隔多年，蘇童也還記得，當時河南鄭州《百花園》刊物的女編輯郭昕，雖然只幫他發過一篇小說，卻是和蘇童來往信件最多的編輯，她是那麼熱心地幫助青年學生，因而給蘇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所謂退稿在當下的網絡寫作中已經不存在了，退稿成為傳統文學生產流程線上特有的記憶。每每回憶起來，蘇童覺得這段經歷如此美好，在散發著墨香的報刊看到自己的文章變成鉛字，是多麼幸福的一種享受！在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說，「發表」是天大的事情，而退稿，那段青澀的經歷，也是這一代人青春期的必要成長。

阿來:我這內個人心很擰
阿來的身上，有一股擰勁兒。當年《塵埃落定》寫出來，用他的話說，「稍微像樣一點的出版社都投過稿」，結果怎樣呢？「有回信算好的，大部分石沉大海。稍微帶點新意的作品出來，很多人拿不準。」所以阿來覺得，藝術和出版的關係很微妙。大家都在談創新，可是真正有創新的作品拿出來後，又跟閱讀經驗相衝突。退稿理由主要是，圖書出版市場化了，希望阿來的作品處理得「通俗」一些。阿來回憶道：「也有的不是直接退稿。編輯說你改改吧，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見。我那時比現在說話還衝：《塵埃落定》可以改：錯別字。你可以不出，要出就只改錯別字，因為我不能保證我每個字都敲對。」從處女作開始就被「退稿」，阿來在文壇上從一開始就不順利。他倒覺得這是好事，尤其是對年輕人，這樣更接近文學本質，會回過頭來在創作上下更多的功夫。很多人走了捷徑，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薦到圈子裡來，阿來也經常聽到身邊有人說，到北京去了，認識誰了。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文壇作家們於是有了「同學聚會」，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魯迅文學院等等。阿來不報名，也沒有這個要求。他覺得那些內容通過學習就可以達到。「不是理科，必須在某個國家的實驗室才能學到。我就想自己學，剩下的東西就是人際網絡的建設。我覺得我不追求這個。」
他說，選擇寫小說，就覺得這是可以靠個人能力達到的。如果見了誰還要點頭哈腰，早就放棄了。可是，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文壇也不能出其左右。和他一起寫作的都走紅了，他還默默無聞。雖然發表了不少短篇小說，但是因為不在那個「圈子裡」，即便有作品發表大家也不大談論他，會「假裝」他不存在。他不服氣，一定堅持靠自己打拼在文壇有立足之地。只是阿來沒有料到，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網絡支撐的社會，完全憑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確實很難。同時寫作的人20多歲就出名了，阿來卻得到十年以後。
「我覺得沒關係。我從來只問一個根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做文學而沒有做其他，我有很多選擇的機會。選擇文學，不傷害我的自尊。我本來就是為了活得乾淨一點，才幹了這麼一件事。」
屢屢被退稿，阿來多多少少有一些挫折感，但他沒有停留在顧影自憐上。這一遭遇直接導致他後來的行為——做雜誌。「我就想，我可能不像大部分出版界的人，文化產品不應該去迎合讀者。」他認為，這樣的觀點不是建立在切實的市場調查基礎之上，而是揣測讀者要什麼。當他去做《科幻世界》的時候，引導多於迎合。阿來用事實證明，文化產品，應該有這樣一種責任，也應該有這樣一種力量。「如果光是發點書，賺點錢，這樣的寫作對我來說太可怕，還不如當農民去種地。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義。」
他似乎從來沒有對自己產生過懷疑。理由是，寫作者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讀者，讀了那麼多書，他對自己的作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很多不出名的人，為了能夠出書或者出名，不惜一切代價，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
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來到成都，聽說阿來手裡有部長篇，提出帶回去看看。這部作品轉到了編輯腳印手裡。腳印當即判斷是部好作品，社裡也準許出版，首印1萬冊，這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已經是個非常大的數字。而腳印堅持認為可以印到5萬冊，就找到當時的發行部副主任兼策劃部主任張福海(現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外交流與合作司司長)，極力推薦這本書。張福海將《塵埃落定》帶回家，一口氣看到凌晨4點，看得淚流滿面。第二天他去找社長要求印5萬冊。社長問：「賠了怎麼辦？」張福海說：「賠了扣我獎金！」社長追問：「獎金也不夠呢？」他堅定地回答：「那就扣工資！」首印5萬冊的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結果面世第一年，就創下了銷售20萬冊的奇蹟。
《塵埃落定》參加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時，阿來不認識任何評委，更不知道那次評選，終評委是以全票推選的。《科幻世界》剛創辦了一個子刊，他參加了南京書展，主要精力放在新雜誌在訂貨會上首次亮相的推廣上，想趕緊拿個幾萬份的訂數。接到獲得茅獎的電話通知，他當時都沒反應過來，等忙完以後，一想，咦，得獎了。
如今，《塵埃落定》已悄然走過15年，並創下了100餘萬冊的銷售紀錄和單本圖書海外版權量之最，並被認為是歷屆茅盾文學獎中最好的作品之一。當時評委會給出的評價是，「小說視角獨特，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輕淡的一層魔幻色彩增強了藝術表現開合的力度」，語言「輕巧而富有魅力」、「充滿靈動的詩意」，「顯示了作者出色的藝術才華」。《塵埃落定》的出版，在當年甚至被視為一個事件。而當時很多評論家自發地寫評論文章，那時的阿來，一個評論家都不認識。在《塵埃落定》出版暢銷15年後，他依然深深地懷念多年前純粹而濃鬱的文學氛圍。
「我經常說我不是一個作家，我上中學的時候都不曾知道作家這個詞，甚至也不知道文學。」阿來說，有一次他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張報紙，那上面關於京劇《沙家浜》的報導，是自己接觸到的「首部文學作品」。「它跟我在學校念的毛主席語錄很不一樣，文字可以有組合，放得好了，就很舒服。」阿來被方方正正的漢字所牽引，認為組合文字是高級智力遊戲，而他，對文字、語言有遊戲心理。
阿來30歲之前已出版兩部作品，這在當時已算功成名就。然而他對自己並不滿意，隨後就停頓了下來，進行地方史研究。一停就是4年，直到突然一天有了在286電腦上寫作的衝動，於是沒有任何計劃地寫了起來。「我中間還停頓了兩個月，是為了看世界盃足球賽，直到義大利隊的巴喬罰點球罰飛的那天，才又開了工。」而這部偶然之作正是後來的《塵埃落定》。
對於這部作品的得獎，他卻認為，得獎不能解決自己怎麼才能把小說寫得更好的問題。有一年，他去參加另一個文學獎的頒獎。記者採訪另一位作家，說著說著扯到諾獎了。那位作家說：這就是我寫作的動力。回過頭來記者又來問阿來，阿來說：「我也得了小獎，很高興。自己主動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文學史長還是文學獎長？文學獎是和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一起來的，李白為什麼寫，寫《詩經》的人為什麼寫，寫漢代樂府詩的人為什麼寫？」他說，自己是文學「原教旨主義」，一直在堅持文學根本。
阿來有自己的擰，但是也明白什麼時候不該「擰」。他不會跟自己的內心擰，也不會和命運擰。「我有點聽天由命——聽起來會讓人感覺有點消極，但是人的命運有一個大的定數，再擰也別跟那個較勁。人都是有命運感的，有自然神性的東西支配它。」他說，《空山》裡有宗教感、有宿命感，生命裡有光和神性的東西。但是很多人沒有，所以不斷地去滿足自己的物質要求。當然，他也坦率地承認，自己還是有點「享樂主義」，「我不用非法犧牲文學的方式謀取財富，但是賺到一點的時候，還是願意享受生活。」
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本期微信編輯：mxs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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