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當下城市與鄉村生活價值的認知重構和認同轉向，吸引了更多青年回到鄉村。相較於經濟利益上的吸引，對鄉村文化與生活價值觀念的重塑，驅使更多的青年主動離城返鄉，投入鄉村新經濟、新產業模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實踐。返鄉青年從「半城半鄉」到「伴城伴鄉」的生活方式的自我建構，又不斷重構和復興鄉村文化及其生活方式。
同時，因身份認同與發展訴求方面仍存在一些「失落空間」，有可能引發返鄉青年的再度離鄉，使鄉村遭遇「二次空心化」危機。需要通過更精準化的政策「賦能」維持並強化這種基於認知重構、文化認同和價值重塑的返鄉驅動機制，有望統籌解決鄉村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所面對的人力資源、意義世界、特色文化等問題。
生活方式是社會學經典議題之一。在現代社會，生活方式不僅構成區分社會階層的重要指徵，也構成吸引人口向生活質量更高地區流動與聚集的重要動因。個體對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和文化再生產，體現了吉登斯筆下高度現代化社會「超越匱乏型經濟」之後具有「生活政治」意義上的微觀建構性。
為抵抗全球化可能導致的地方特色消解和生活節奏的不斷加速，20世紀末，西方社會出現一系列具有反思現代性意義的地方發展與治理模式，「慢城」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社區實踐運動，在發源地義大利及歐美各國獲得認可，並於21世紀初進入韓國、中國等東亞國家。通過保護地方文化可持續性和獨特性，堅守綠色環保發展理念，「慢城」成為與一般意義上的農村或城鎮有著鮮明對比的、具有「替代性」意義的發展模式，並形成有特色的社會生活方式與市場消費偏好。
「慢城」已經從生活方式逐漸擴展為一種新型的生產、生活、生態融合空間及其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鄉村社會有機體。
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推動下，「慢城」發展理念所倡導的鄉村文化復興與旅遊發展切入了中國主流發展語境。慢城在振興本土文化和支持小微經濟方面具有獨特的文化導向與政策主張，在綠色生態發展、村莊環境整治、基層組織激活等目標上與我國鄉村振興戰略高度契合，有著較強的本土實踐意義。
2010年，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落地中國首個「國際慢城」認證社區之後，不斷吸引著外出人口尤其是青年群體的返鄉回流。本文對該慢城核心區域南京市高淳區椏溪鎮大山村進行了駐點研究，在對185戶農戶家庭進行有效問卷調查的基礎上，聚焦其中32名返鄉青年，通過參與觀察法、個案訪談法，重點研究返鄉決策背後的行動邏輯、返鄉之後的生活方式轉變以及返鄉後遇到的新的困境。研究發現，返鄉青年對鄉村文化認知的重構及其生活價值的重塑，需要有持續的「賦能」機制，使其成為鄉村振興的可靠的在地資源。
研究指出，農民工返鄉不僅有其「謀生獲利」的理性動機或經濟動機，也有「自我價值的實現和家庭生計兩種驅動因素相互交織」的情況，在這種「情感與理性的交織」中，親情鄉情、故土情結、社會地位、自我實現等非經濟因素是促使農民工返鄉的原因。
另一方面，打工生活的意義弱化及尊嚴缺失正在成為推動青年農民返鄉的重要行動邏輯，出於對城市流水線、機械化的工作以及對人身控制嚴格的時間安排反感，部分新生代青年對被異化的工作生活進行反思，渴望在精神與身體上獲得自由，選擇主動逃離城市。這些研究提示，青年群體能夠基於對現實生活境況和主觀幸福感進行反思，從「利益驅動」到「文化認同」，他們對鄉村與自我的關係認知發生了重構，並持續獲得了慢城生活方式的價值重塑的內生動力。
一、返鄉青年：鄉村振興的認知重構與文化自覺
「慢城」折射了一種文化現象。文化融合了鄉村性與都市性、傳統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全球性，這無疑為離鄉青年描繪出一種理想的返鄉生活樣態。
「慢」首先意味著對時間的「可操控」而不是「被操控」，即通過對自我生命時間和生活節奏的可控性來尋求「自我的意義」。另一方面，「慢」也意味著對時間的更優質利用，代表了一種更精緻的、更有人文品味的、更高質量的生活訴求。同時，「慢」還意味著一個人有能力尊重自我個性發展、實現差異化的人生、過上「與眾不同」的生活所帶來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那麼，究竟是哪些具體的因素促使青年群體能夠基於文化自覺而主動返鄉?總體來看，較好的文化教育與專業技術水平、較強的自我發展個性以及特定的家庭階段發展需求，這三方面的共性特質，構成了返鄉青年對「慢城生活方式」產生認同的內在驅動力，使他們呈現出不同於父輩及其他同齡人的文化差異性，並對慢城蘊含的生活價值理念有著較高的感受力與認可度。
1. 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專業技能水平
回鄉青年是鄉村與鄉村振興的文化連結。在訪談對象的既往工作經歷中，有科班出身的室內設計師，有大酒店的前臺服務人員，還有曾供職於臺資體育用品公司的職員等。學生時代的受教育經歷以及工作中的職業技能培訓，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慢城青年的人力資本存量，城市生活中掌握的市場精神、商業意識、現代觀念、經營技巧和人脈資源等，有助於他們在返鄉創業和就業過程中形成一定的文化優勢。
相比於中年返鄉的農民工群體，新生代的高素質返鄉青年更具有「現代性使者」的意義，他們能更準確地領悟到「慢城」和「慢生活」與鄉居生活的契合，增強他們對於返鄉創業的熱情和認同。同時，學歷教育和職業教育不僅意味著更優質的技術水平，也意味著更高效的信息交換渠道，更伴隨著較高層次的參照群體及社會期望壓力，這些對他們追求個性化的生活方式、反思生活價值的回歸都會在無形中產生影響。
2. 較強的創業衝動與自我實現訴求
返鄉青年的創業動機嵌入「慢城」發展邏輯。返鄉青年群體具有典型的自我實現與發展訴求，如：不滿足現狀、追求個性與挑戰、嚮往有錢又有閒、熱心公共事務、渴望獲得社會認可、對階層向上流動的欲望等。相比於父輩，他們轉變身份的希望更加強烈，以經營農家樂、網上銷售農產品、小微創業等方式，深度參與慢城特色文化經濟和旅遊產業，實踐著返鄉青年的「創業夢」。
在訪談對象中，有人辭去每月4000元的工廠工作，專門到南京的廚師學校學習烹飪，之後返鄉開農家樂飯店，積累到一定資金後，又與朋友合夥經營旅遊大巴公司，扣除各項運營成本和分紅，個人年收入達20萬以上，實現了「老闆夢」；有人主動陪同客人餐後到周邊景點遊覽，免費講解，並通過直播展示農家生活和田園風景，獲得了許多鼓勵和讚許，成為小有名氣的網絡紅人；還有人通過成立合作社，擴大個人影響力，成功競聘村委委員，事跡被央視《焦點訪談》節目專題報導。
「慢城」不僅為鄉村能人帶來更多創業致富的機遇，更建構出村落與外部世界溝通的全新話語體系，對內激活了鄉村基層社會組織方式，擴充了村莊公共領域的參與空間，營造出強烈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基礎，並與返鄉青年群體較強的創業衝動和自我實現訴求相吻合。
3. 特定的家庭時期與代際分工合作
青年回鄉滿足了他們對家庭生產生活的訴求。大山自然村是一個具有600年以上建村史的單姓氏宗族村落，全村人同姓芮，按《大山芮氏族譜》至今已繁衍至第29代。相對完整的宗族記憶和相對封閉的宗族村落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村莊的家本位思想。
返鄉青年大多已步入或即將步入結婚、生子等重要人生階段，返鄉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陪伴年邁父母，另一方面旅遊業平日清閒、周末繁忙的特定工作節奏，也有助於平日裡有更多時間用於照料年幼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在特定的家庭生命周期階段，家庭天然的內聚力、向心力、凝聚力，發揮著維持家庭結構完整的作用，並影響著返鄉青年對生活價值的文化自覺與認同回歸。
此外，「農家樂」的經營方式，提供了一種父代與子代合作經營、共享收益的家庭依賴關係—父代的宅基地、房產與庭院空間、製作美食的經驗，與子代的營銷能力、信息捕獲能力、裝修審美的時尚感等進行了較好的結合，代際分工合作也促使家庭成員間的良性互動。由於子代在經營活動中佔據更符合市場需求的人力資源優勢，農家樂家庭的文化傳遞模式表現出反哺性，部分農家樂經營戶的經營主體和家庭權威也逐漸從父代向子代過渡，並給返鄉青年帶來更多的自信感和滿足感。
二、青年返鄉：鄉村生活的價值重塑與目標重建
慢城的本土化植入，是鄉村文化汲取外部多元文化元素、促進自身文化創新與時代性發展的一次實踐過程，實現了對鄉居生活方式「慢城化」的文化賦意。對這種生活方式和價值內涵的認同，構成驅動青年群體主動返鄉投入鄉村振興實踐的重要內生動因之一。同時，在這種文化賦意的感召下，返鄉後的慢城青年經歷了從「離城返鄉」到「半城半鄉」再到「伴城伴鄉」的生活價值與目標重建過程，體現出返鄉青年具有較高的反思性和能動性。
1. 離城返鄉：慢城生活的感召與想像
「鄉愁」是新時期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湧入城市的鄉民對傳統生活模式的依戀和對當下城市生活的失重感相互交織融合而形成的一種困頓體驗。「慢城」理念的逐步廣泛傳播，使當地年輕人重新審視城市打工生活現狀並產生對比心態：一方面，在城市謀生令他們或多或少感到疲憊和麻木；另一方面，鄉村環境的日益改觀、百廢待興的創富機遇等，也令他們感嘆「農村已不再是過去的一窮二白」。
地方政府在建設慢城的過程中，積極運用地方營銷策略，尤其重視地方空間美學呈現，將慢城區域打造成為一處「極具風格的地方文化場域」，展現出與眾不同的鄉村形象和獨特的慢生活吸引力。這種更具文化想像、空間美感、生活品質和悠閒環境的鄉村魅力，被那些暫時離鄉打工的年輕人迅速捕獲，他們心中對慢城的認同、理解與想像也更加具象化、近景化、可及化，構成他們「重新發現鄉村美」的文化自覺過程，進一步加固了基於「鄉愁」文化認同的返鄉動機。
在大山村，返鄉青年經營的農家餐廳和農家客棧，多設計成實木裝飾和田園風格家具。最貴的一家新建成客棧，有著巨大面積的落地窗，窗外可直接欣賞到成片的稻田、花田與山景，院子裡還搭建了中式涼亭、走廊、水池等。在返鄉的經濟利益驅動因素尚不明朗，甚至不足以替代原有的打工收入的情況下，慢城返鄉青年拿出多年積蓄甚至借款投資經營農家樂，這種看似經濟上「不理性」的行為，背後的邏輯並不難理解。對慢城的文化認同與生活想像作為一種返鄉動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經濟層面的不確定性，感召甚至主導青年個體的返鄉行為，從而構成相對於「工具理性」的、更具有「價值理性」傾向的動機內涵。
2. 半城半鄉：生活品質的追求與調適
「慢城」理念逐漸改變了鄉村風貌及其生活空間。進城打工和求學的農村青年，在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上已經幾乎完全脫離了傳統的農民身份。他們既不熟悉農活，也不願從事傳統農業，言談舉止和消費偏好已經非常「都市化」。
然而，包括大山村在內的慢城區域內，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休閒消費等方面仍與城市存在一定差距。在生活風格想像與生活質量的客觀落差之間，慢城青年返鄉之後的生活面臨著重新安排和調適。隨著家庭財富的快速積累，大多數年輕人都在高淳縣城購買了商品房，有的還落了戶口，以便於子女享受城裡的公辦教育資源。
與此相隨的是，「白天在村上，晚上回城裡」的「反候鳥式」通勤模式在大山村非常常見，「平日在城裡，周末回村裡」的「5+2」工作模式也使部分返鄉青年可以兼顧縣城朝九晚五的工作和周末、節假日在村裡的農家樂經營等創業活動。
除了通勤模式的變化之外，返鄉青年的消費觀念也在發生悄然無息的變遷。由於經營農家樂多是現金收入，每日進帳，家庭現金流完全不同於以往務農和務工情況下的收入模式，受訪者普遍感到「手頭上寬裕了」，同時也感慨「花錢的速度更快了」，滿足個體消費需求與滿足家庭積累需求之間開始出現緊張關係，主要是日常個人化的商品消費的增長，以及家庭大額支出方面的意見不統一，最典型的衝突集中在返鄉青年對私家車的需求。
私家車對返鄉青年來說，首先解決家庭交通代步需求，提高生活質量；其次可以輔助創業活動，提升經營效率；另外也代表著一定的財富與身份象徵，寄託著返鄉青年的個人成就感。此外，慢城返鄉青年也逐漸開始為自己購置一些中高檔的服飾用品甚至奢侈品牌，包括最新款的電子產品等，這一點往往會讓前來慢城遊覽的消費者也感到驚訝和意外。
這些對生活品質的追求，體現出慢城返鄉青年在「半城半鄉」的生活調適階段，渴望弱化乃至完全抹去鄉村印跡，通過不亞於城裡人的消費方式和生活質量體驗，來獲得外界的認同和自我內心的平衡。
3. 伴城伴鄉：後現代生活的美學意義
「慢城」的生活美學價值逐漸彰顯。隨著大城市消費市場的不斷細分，鄉野、土特產、民宿等概念成為特定的消費標籤。城裡人羨慕農村「有天有地」的生活，近年來也愈加關注食品安全問題。這種對田園風光和農家美食的嚮往和追求，令諸如農耕、制茶、養蟹、蒸米糕、手工活、木匠活等傳統的鄉村工作種類被升華為一種充滿美學意義和文化格調的行為方式。在支持鄉村更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政策關照和城市消費文化導向的雙重影響下，返鄉青年對慢城文化自信的不斷成長，開始用一種更積極、更自信的心態認識鄉村的魅力和價值，重新看待農業的生產力和農村的生活方式，並以多元化的方式建構屬於自己的「慢城生活風格」。
大山村農家樂專業合作社的青年創業團隊引入多款適合親子體驗的手工體驗項目，還原創開發了一款以手工釀造和藍印花布包裝為特色的「桂花酒」產品。隨著網絡直播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閒不住」的返鄉青年更積極在周邊農村農戶和種植基地尋找可以銷售的土特產，如螃蟹、老母雞、土雞蛋、早園竹等當地土特產和當地種植的草莓、藍莓、葡萄等時令水果，不斷拓展生意合作的關係網。
不同於「半城半鄉」階段的城鄉兩頭搖擺心態，「工作在鄉村，生活也在鄉村」的「二次紮根」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返鄉青年的選擇。隨著現代化生活與休閒方式不斷建設完善，鄉村社區進一步朝向後現代社區發展，一種糅合了鄉村性與都市性的更加彈性化的「後現代村居生活方式」正在慢城返鄉青年群體中成為主流價值。
總體來看，慢城的到來，將大山村人置於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全球化的社會價值觀體系中，全球性、都市性、現代性與本地生活之間不斷架構起意義的「連結」，差異化、格調化、參與感、認同感、地方感、幸福感、心理減速、選擇自由等一系列積極狀態與日常情緒，正是構成慢城抗衡全球「速度社會」、帶來個體「文化自覺」的集體心理基礎，充實著慢城返鄉青年對於「伴城伴鄉」生活風格的個性化演繹。
三、新的困境：返鄉青年角色定位與精神歸屬
慢城是一種依託於本地居民廣泛參與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從本質上來說，慢城自身的發展動力是來源於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對於慢生活方式的認同與實踐。
基於鄉村社區而打造的慢城模式，如果不能突破鄉村社會生活所長期形成的職業、身份、創業、創新、休閒和文化生活的困境，對慢生活方式或特色化的慢城生活價值體系無法形成持續有效的支撐系統，則仍有可能引發返鄉青年的文化迷失和精神背叛，並驅使他們再度離鄉返城。
1. 個體戶之外：職業身份如何規劃?
慢城的返鄉青年的職業身份和職業心理需要有一個轉變和調適機制。在大山村，農家樂的運轉為依靠家庭內部勞動力簡單分工的「粗放式經營」，對家庭內部勞動力資源重度依賴，存在家庭生計模式的單一化和旅遊淡旺季收入不穩定等問題，農家樂集群並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企業模式或適度規模的合作模式。
而除了農家樂這種個體經營方式之外，整個大山村乃至慢城區域內也沒有其他可以精準吸納返鄉青年職業化發展的正規社會組織和市場單位，返鄉青年面臨現代職場核心競爭力缺失的問題，也難以用市場化的工資方式客觀估算出自己的勞動力價值。
世界各地慢城模式的成功案例，均離不開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地區居民等多個參與主體的參與協作，將「慢的哲學」融入到本地化的日常生活中，實現對地方社會和本土傳統、文化、歷史、社會、自然資源的總體性保護與開發利用。
如果長期缺乏相匹配的職業生活、文化氛圍和社會系統，一旦返鄉創業的經濟驅動力有所減弱，移居城市的引力相對加大，慢城返鄉青年對慢城生活的文化認同和參與熱情會很快耗盡，出現再次離鄉，引發鄉村社區的「二次空心化」。
2. 宅基地之外：創業空間如何獲取?
返鄉青年終究是在經濟上尋求發展機會並建立與家庭生活的平衡感。因此，返鄉更是一種創業或重新創業的生產過程。
受慢城區域土地管理政策限制，返鄉青年創業大多是依託宅基地和自住房空間，以農家樂餐廳為例，擴大生產規模和進行生產再投資的渠道十分稀缺，大多數農家樂只能在有限的宅基地空間內通過翻新裝修、加蓋涼亭等方式進行內捲化的「精耕細作」，無法擺脫小規模、分散化的「小農式」生產屬性，大量集聚的同質化經營業態也必將導致一部分農家樂在市場競爭中走向邊緣化。
此外，由於整村土地流轉政策的實施，返鄉青年難以直接從村民或村集體直接租下相對整片的可利用空間，反租政府手中的土地，成本又過於昂貴，即使有一些好的創業創新項目資源，起步階段也面臨巨大的資金壓力，使得部分原本懷揣農業創業夢的慢城返鄉青年，在較高的創業成本和試錯成本面前容易產生退縮心理。
總體來看，依託農家樂的收入增長存在「天花板」，而個體不斷追求事業成就的衝動仍然存在，慢城返鄉青年身上這種「無處安放的闖勁」極有可能驅使他們再度離開鄉村。
3. 八小時之外：閒暇生活如何回歸?
「慢城」是一種休閒導向的生活方式轉型在空間上的投影。在發源地義大利，起源於「慢食運動」的慢城運動，尤其強調反對食物、商品和日常消費的「標準化」，而更多地致力於保護本地獨有的食物、商品和日常生活。
除了致力於忠實於慢食哲學的生態美食、保護農業多樣性原則外，大部分國外的慢城還在城市管治和日常生活實踐層面進行了豐富的設計，例如設計專供行人和非機動車使用的慢行系統，禁止一切車輛進入歷史街區，每天全鎮統一午休，等等，各種奇思妙想能夠變成當地居民的共識，成為慢城居民的共同行為準則，也構成慢城生活風格的文化內核與不可替代的趣味之所在。
而我國的慢城在集體共識、公共生活與文化儀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具有後現代生活方式建構能力的返鄉青年群體，在慢城當地仍然只是一個相對小眾的人群。儘管他們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影響力和組織力，但慢城不可能只是返鄉青年的慢城，更多生活在其中的人和更多的利益相關主體，包括外來資本正在不斷爭奪和「解構」慢城的文化經濟價值。
就返鄉青年自身來說，隨著最初的想像和激情逐漸褪去，諸多未曾想到的困難和局限展露在眼前，鄉村地區的治安衛生、公共服務、醫療教育、休閒方式等與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加之較遠的城鄉往返距離，都在逐步動搖返鄉青年對鄉野慢城生活的日常守望與堅持。
尤其是在城市購房的年輕人，除了旅遊旺季來村裡經營農家樂之外，業餘時間更傾向於在城裡度過，高檔消費和文化娛樂體驗類消費則更傾向於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隨著農家樂經營的逐步穩定和模式化，更多的年輕經營者開始僱傭年長的親戚和周邊村民來幫忙打理生意，自己只通過手機與客人遠程溝通預訂事宜。
可以想像，慢城社區若缺少了生活在其中的主人魅力，僅僅淪為遊客餐飲接待點的「農家樂村」，不僅對於返鄉者來說正在失去最基本的個性、趣味和風格特質，而且對於慕名而來的遊客來說也恐怕將失去最本真的吸引力。
四、紮根鄉村：對返鄉青年的多元賦能與政策嵌入
返鄉青年既有「慢城情結」，也需要政策激勵。基於政府對「慢城」發展規劃與建設的新理念和文化旅遊產業導入，青年返鄉有了最初的「慢城情結」。青年群體基於對慢城價值文化的認同，形成了初始的返鄉驅動力，返鄉實踐行動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文化自覺與自我意識，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身份轉換、財富增長、認同重塑和自我實現。
青年返鄉能夠直接充實鄉村振興的本土人才隊伍，並在打通城鄉生產要素流通、激活基層行動能力、傳播時代精神和文明等方面發揮積極的帶動效應。返鄉青年對鄉村的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有助於他們在鄉村振興中持續發揮重要的中堅力量。相較於父輩的返鄉農民工群體而言，返鄉青年群體中蘊含著更多的發展後勁，構成促進鄉村振興和社會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
然而，青年返鄉後依舊面臨生活價值的持續重建問題，還需要有可持續的政策投入，從社區建設、創業支持、社會生活的創新空間以及持續的營銷推廣等方面，為青年回鄉之後營造一種全新的社會生活場景，並以鄉村振興和社區重塑的過程，建設更能夠讓返鄉青年長期留下來的「磁力效應」。
因此，從這個層面而言，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不應只關注地方政績層面和旅遊產業層面的利益驅動力，還應加大對返鄉青年的多元「賦能」，予以返鄉青年更多政策支持。
1. 賦能在地文化的品牌張力
慢城是一種全新的文化與社會生活形態。因此需要特別重視「慢城」的文化認同對固化返鄉青年留駐鄉村的凝聚作用，重視對鄉土社會的價值觀照與「文化賦能」，讓這些基於慢城品牌而形成的「文化回波」，持續發揮在地品牌的張力。
尤其需要重視「回歸經濟」中返鄉青年群體對鄉村特色文化建設以及生活風格塑造等方面的敏銳度。可以通過引入社會力量和專業組織進一步挖掘並豐富「慢城」文化本土內核，積極引導返鄉青年在鄉野景致、休閒健康、農家風味、文藝戲曲等方面主動開展文化傳播、文化創新與文化再生產，並給予一定的補貼和獎勵機制，提升他們對本土特色文化的認同感、歸屬感和代代傳承的使命感，將這種「慢城文化品牌」能夠持續彰顯其當下及未來的價值，從而不斷獲取更多的外部效應。
當然，在獲取文化旅遊品牌的經濟效應時，也要注意避免將「慢」的價值過度商業化，從而導致慢城品牌的負面效用。
2. 賦能返鄉青年的創新創業
慢城也是一種鄉村旅遊經濟現象。慢城作為一種基於農村慢生活的文化肌理，通過慢城開發與建設，重塑了鄉村的產業結構。返鄉青年回鄉從事農業休閒、農業旅遊、農家樂、鄉村民宿、農業產品生產銷售等工作，也會遭遇各種經濟衝擊。
所以應重視返鄉青年群體在創業創新和職業化發展方面的訴求，為返鄉青年做好職業化再教育和各項政策服務配套，開展體系化的青年創業扶持工作，提供包括土地空間、啟動資金、市場對接、融資對接、政策諮詢、財稅支撐、技能培訓、創業導師幫扶等服務，支持各類基層非正式組織進一步專業化、協同化、企業化運轉，引導農、工、商「三產融合」，形成「第六產業化」的產業鏈延長和特色產業集群，培育返鄉青年成為符合「第六產業化」趨勢的「行家裡手」新農人。
3. 賦能返鄉青年的在地社會生活
慢城作為鄉村振興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模式，需要持續培育全新的社會生活的結構與體系。慢城畢竟是一個鄉村生活聚落空間，還遠未實現城鎮化的生活場景。對於返鄉青年而言，過度偏離大城市的社會生活，會存在潛在的「乏味感」。
因此，需要著重去發掘和提煉「慢」的文化價值及其對健康社會的再建構能力，以此消融「慢城」與大城市的社會生活的落差感。持續聚焦鄉村振興戰略，圍繞「共建共治共享」鄉村社區善治邏輯對鄉村振興的正向作用，積極鼓勵返鄉青年對社區事務的參與熱情，從大的政治制度環境方面予以優秀返鄉青年更多的話語權，培育和健全返鄉青年群體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的能力。進一步激發青年群體在城鄉交流、涉外交流、公益環保與教育事業等方面的身份優勢，順應青年群體的風格偏好。
與此同時，還要以鄉村精神文明實踐所、公益組織、鄉村書院、文旅融合空間等各種載體，把慢城鄉村社會發展為具有城市社會生活形態的多元共享空間和公共文化空間，從而激活「慢城」裡回鄉青年群體對內、對外更多的社會交往和交流場景。
椏溪國際慢城是一個鄉村振興與回鄉青年增長的「典型樣本」。青年返鄉的創業、生產、生活需要有更多的「鄉村拉力」，這種拉力需要加快培育並重構青年對鄉村生活的認知方式，成為整個社會重塑鄉村振興所帶來的鄉村生活價值觀念體系。持續夯實當代中國鄉村社會對青年群體的「拉力」，需要有宏觀政策、商業模式更新、消費轉型、鄉村治理、社會參與、村落復興等等全面要素的賦能機制。中國需要有更多的「慢城」生活樣本。因此，圍繞「慢城」的返鄉青年的相關議題，還需要持續深入地跟蹤研究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