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跨越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
——試論中國的人口轉變、結構轉型與劉易斯轉折點
張永麗 景文超
內容摘要：本文將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經濟體制轉軌與劉易斯轉折點等問題，用人口問題為主線連接起來，指出中國已跨越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正在向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過渡，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結構轉型、人口轉變、體制轉軌等結構性問題相互重疊、相互交織、相互影響。解決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加快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的根本途徑，在於全面推進深層次、綜合配套的體制改革。
關鍵詞：人口轉變；老齡化；工業化；結構轉型
一、人口轉變
（一）西方國家的人口轉變及人口轉變機制
歐洲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各國的人口狀況逐漸發生轉變，普遍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轉變。這種轉變在20世紀初引起了西方人口學家們的高度關注，他們開始結合當時社會經濟變遷的大背景，對歐洲社會人口變化發展的特徵進行規律性總結，從而形成了各種理論思想與模型。在諸多的人口轉變理論中，諾特斯坦（F.W.Notestein）將人口轉變與工業化發展階段結合起來，形成了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四階段模型。
表1 人口轉變模型的4個階 | |||||
階段 | 階段名稱 | 特 徵 | |||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長率(‰) | 總和生育率(%) | ||
第一階段 | 前工業化 階段 | 30~40 | 30~40 | 0~10 | 6.5以上 |
第二階段 | 初步工業化階段 | 30~40 | 40→10 | 10→30 | 4.5～6.5 |
第三階段 | 進一步工業化階段 | 40→10 | 10 | 30→0 | 2.5～4.5 |
第四階段 | 完全工業化階段 | 10 | 10 | 0 | 2.5以下 |
如表1所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西方國家首先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這一過程呈現出3大特點：第一，人口演變過程呈現出漸進、持續和平穩的特點，人口數量和結構的演變平穩有序。第二，人口演變進程和工業化進程相一致，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而演變。第三，人口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相輔相成，整個社會和家庭對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的要求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人口自我控制機制自覺實現。由此可見，人口演變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在每一階段都有著一定的相互適應性，反過來，任何人口問題都可以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去尋找根源。
（二）中國人口變化情況
1.中國人口規模的演變與特點。
中國歷史、文化、經濟等綜合性原因導致中國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這一問題一直持續到中國工業化序幕的拉開與推進，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人口增長開始呈現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特徵。從總體趨勢看，中國人口轉變的基本趨勢和國際社會一致的同時，存在著很大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在趕超壓力下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這一戰略是在國內資本極度短缺、勞動力資源相對富裕、人均收入水平很低背景下確立的。這種背離世界發達國家工業化演變規律的特殊經歷，以及依次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了中國人口的演變。下面就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人口演變趨勢進行簡要分析。
從圖1可以看出，建國後60年的時間裡，我國的人口變化趨勢在總體呈現出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明顯轉變，波動幅度由大起大落逐漸向平穩過渡轉變。從人口變化的主要推動力來看，經歷了以下2個大的階段：
首先，死亡率變動主導型的人口轉變階段（1949—1973年）。如圖1所示。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工業發展迅速，醫療衛生水平大幅度改善，死亡率率先下降，但由於全面推行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工業化進程對人口需求的變化和傳導機制缺乏，社會和家庭對人口的需求沒有做出相應的反應和調整，出生率在傳統慣性的作用下居高不減。同時由於沒有相應的人口控制機制和措施，加上1959-1961年我國經歷了3年自然災害，我國出現了2次大的人口出生高峰期。中國人口轉變過程呈現出典型的斷裂與非漸進性、非平穩性特徵，為後來的人口穩定增長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埋下了隱患。
其次，出生率變動主導型的人口轉變階段（1970年至今）。如圖1所示。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人口數量和規模問題引起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中國從1973年開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隨著這一政策的實施，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經過20世紀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動和90年代的緩慢下降，截止現在逐漸趨向平穩。而從1981年到1997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依然保持在2位數之上，1987年甚至達到16.61‰，主要是前2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的慣性引發的。
經過將近60多年的工業化進程和將近40年的人口控制政策，中國的人口演變在經歷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之後，開始大幅度回落，並且人口自然增長率逐漸開始向平穩過渡，近年來保持在5‰左右，2009年首次下降到4.79‰。這種歷史性轉變的動力來自於2個方面：一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實施，二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對人口需求的變化，形成的人口自我控制機制逐漸開始發揮作用。可見，中國人口的演變是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具有非典型性和非平穩性的特徵。
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和勞動力結構的演變及特點。
中國在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政策雙重控制下用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在一個世紀才完成的人口轉變，成功實現了人口規模的控制。伴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轉換，人口自我控制機制開始發揮作用，但也留下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這種特殊的人口轉變引發的人口年齡結構斷層。
第一，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據統計，我國在2000年已經基本進入老齡化階段，現階段中國老齡人口佔世界首位。200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7.0%，201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目前中國有1.19億65歲及以上老人，約佔全國總人口的8.9%。根據聯合國2010年估計和預測的數據，202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為13.6%，2030年將提高到18.7%，2040年是26.8%，2050年則高達30.8%。
第二，中國的勞動力年齡結構問題。如果說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先上升隨後下降形成一個倒U字形曲線，以大約一代人的時差，勞動年齡人口也呈現類似的變化軌跡。勞動年齡人口構成勞動力供給的主要來源，在1973年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之前，經歷過2次極高的人口出生率高峰，在這個時間段內出生的大批人口，經過一代人的時間長大成人，便成為勞動年齡人口（16～64歲）。據此推算，在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增長率達到高峰。再經過一代人成長的時間，勞動力供給慣性與代際傳遞的高峰將徹底釋放完畢，從2005年到2015年間，中國勞動力總量將達到高峰，然後出現下降。我國學術界也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後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人口紅利功不可沒。
第三，中國勞動力城鄉結構的變化。改革開放前，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嚴格限制了人口轉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逐步深化，勞動力資源計劃配置體制逐漸被勞動力資源市場配置體制所取代，我國農村勞動力逐漸向城市轉移，如圖2所示。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中國農村人口、農村的勞動力數量和結構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調查顯示，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能夠外出的基本已全部外出，農業勞動者的平均年齡為48.45歲，並且 75.24%為女性。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外出流動，極大地加速了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和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齡化、婦女化，使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在農村顯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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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中國在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政策雙重控制下用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在一個世紀才完成的人口轉變，成功實現了人口規模的控制。但中國人口的非平穩性、非漸進性演變過程，又導致了人口年齡結構和勞動力年齡結構的斷層，中國提前進入了老齡化階段。更值得關注的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中國人口自我發展、自我控制機制正在形成，這種人口演變動力將進一步促進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並對推進中國人口結構的平穩演變和健康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二、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轉型與人口轉變
（一）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轉型
1.中國工業化進程推進與工業化階段的提升。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帶來的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經濟規模迅速擴張。201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總量為18.8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78萬億美元，佔據全球工業總量的最高份額。其次，改革開放後，在市場經濟的引導下，中國的產業結構不斷提升，第一產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產值穩中有增，第三產業增加值不斷提高，2010年三次產業結構比值為10.1∶46.8∶43.1，產業結構正在朝著合理化的方向演進。
錢納裡等人藉助多國模型回歸出「標準的工業化結構轉化模式」，依據PGDP將整個經濟增長和結構轉換分為3個大的階段、6個時期，見表2。
表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各個階 | |||
經濟發展階段 | 錢納裡標準（PGDP，2000年） | 中國工業化水平 （PGDP，2000年） | |
初級產品生產階段 | 550-1240 | 684.45-1202.01 （1978 -1985年） | |
工業化階段 | 初級階段 | 1240-2480 | 1288.47-2225.61 （1986 -1993年） |
中級階段 | 2480-4960 | 2488.87-4589.13 （1994-2002） | |
高級階段 | 4960-9300 | 5016.70以上 （2003年至今） | |
發達經濟階段 | 初級階段 | 9300-17200 | —— |
高級階段 | 17200-25900 | —— | |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世界主要40國45年來主要經濟數據》。 | |||
結合錢納裡模型，考察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規模與工業化水平的演變歷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978-1985年，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時期，類似於錢納裡標準的初級產品生產階段；1986-1993年，是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時期；1994-2002年，我國重工業再次快速發展，人均GDP達到3473.47美元，按錢納裡標準估算我國進入工業化中級階段；2003年至今，我國製造業發展迅速，2010年霍夫曼係數達到0.40，2003年人均GDP為5016.70美元。按照錢納裡標準核算，我國開始全面進入工業化的高級階段，即工業化中後期階段。
2.中國就業結構的提升與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就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中國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是70.5∶17.3∶12.2，2000年為50.5∶22.5∶27.5，2010年為36.7∶28.7∶34.6，非農就業人口比重逐年上升。隨著非農產業的大力發展，中國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正在向著一元化方向演進，城市化水平也不斷提升。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17.92%，2000年為36.22%，2010年為51.3%，並且這種演變保持了穩定上升的態勢。
（二）體制轉軌、結構轉型與中國人口轉換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在趕超的壓力下確立的，曾對社會主義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同時造成2個方面的重大影響。一是導致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17%左右，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受到限制，農業發展受阻。二是市場制度不存在，價格扭曲導致行為扭曲。條塊分割的計劃體制導致社會各個系統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傳導機制不暢，工業化進程中人口與資源、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相互適應機制缺乏，人口、資源和環境等之間的壓力與矛盾，通過計劃調配被人為壓制，政府感覺到壓力，但由於價格機制扭曲，社會公眾並不能很靈敏地感受到這種壓力，並調整自身的行為。最終在人口過快增長的壓力下，中國政府選擇了計劃生育政策，將過快增長的人口強制性控制下來。
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有限，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受到資源的嚴峻挑戰，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人口規模與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通過市場釋放出來；產業結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壓力越來越大；勞動力素質和技能不能滿足社會需求的問題也逐漸彰顯出來；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壓力大背景下，「民工荒」問題的不斷出現與蔓延也將中國人口結構問題和勞動力結構顯現出來。這一系列的變化通過勞動力市場價格傳遞給每個家庭，影響家庭的生育決策與教育投資，中國的人口自我控制機制正在形成之中，其主要推動力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
可見，體制轉軌、結構轉型與中國人口轉換之間的邏輯關係在於，中國的體制改革打破了城鄉分割的局面，促進了勞動力轉移與流動，勞動力轉移與流動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轉換，社會經濟結構轉換又促進了人口轉換。
三、結構轉型、人口轉換與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
1954年劉易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第一次建立人口流動模型，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拉尼斯和費景漢擴展了劉易斯模型，將二元經濟發展分為2個轉折點、3個發展階段。
本研究認為，根據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勞動力年齡結構、社會經濟結構轉換特點，可以判斷中國已跨越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正在向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過渡。這一點的基本特徵是：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至4000美元的水平、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工資上升、傳統部分的條件有所改善、兩部門的收入差距開始縮小，這些特點在中國經濟運行中都已經出現。課題組分別在2007年、2008年和2010年組織西北師範大學「三農」問題研究社的成員和部分研究生在甘肅、寧夏、四川和陝西等地進行的3次社會調查中都發現，勞動力比較富裕的中西部地區，能夠外出的青壯年勞動力已經全部外出，勞動短缺與工資上漲趨勢越來越明顯，標誌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更高的階段。但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受到中國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慣性等問題的影響，這些結構性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劉易斯轉折點的來臨問題，這也是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爭論不止的原因之一。
四、政策建議
1.進一步推進社會經濟結構轉換，形成穩定的人口自我發展與人口自我控制的微觀基礎。繼續深化改革，制定適合中國要素稟賦結構的一系列綜合性政策，推進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將解決人的發展放在首位。
2.全面轉換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工業化質量和水平。隨著中國人口轉換、要素稟賦結構變化和國際國內市場結構的變化，中國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的巨大壓力，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轉換到從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為主，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上來，將經濟增長建立在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基礎上。
3.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劉易斯轉折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系統中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非農產業與農業三者之間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構建公平高效、和諧共進的城鄉一體化社會。
總之，中國已進入全面的結構轉型期，所有結構性問題背後都是體制性問題。現階段體制改革的最大特點是全局性、整體性和協同性，體制改革必須進入深層次、綜合配套和全面推進時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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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永麗，女，1966年生，甘肅會寧人，浙江大學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博士後，現為西北師範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學、現代產業經濟理論與政策。
景文超，女，1986年生，山東萊蕪人，現為西北師範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學、人口資源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