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俊
「尹雪豔總也不老」，世界著名華文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小說《永遠的尹雪豔》中起首便這樣把尹雪豔推到眾人的面前，這句令人驚豔的開場白，一下子就使得上海百樂門的紅舞女尹雪豔成了「永遠的尹雪豔」——不管她是在上海還是到了臺北，也不管她是在1949年之前還是在1949年之後。
時空在迷人的尹雪豔那裡似乎已經停滯，她的這種超越時空的「神性」和迷倒眾生的「魔性」，使得人們在解讀白先勇筆下的尹雪豔的時候，賦予了她「死亡之神」、「欲望之神」和「命運之神」的特性。說她是「死亡之神」，是因為「死神，一如尹雪豔，耐心地，笑吟吟地，居高臨下，俯視芸芸眾生，看著他們互相廝殺，互相宰割。然後，不偏不袒，鐵面無私，將他們一個一個納入她冰冷的懷抱」（歐陽子）；說她是「欲望之神」和「命運之神」，是因為「尹雪豔的出現，膨脹起人們不可遏制的欲望，她就如同一塊欲望的試金石，一次又一次地向人們施展自己引發凡人慾望的神力……她就仿佛是一個巨大的黑洞，欲望的吸力使一個又一個王貴生（洪處長、徐壯圖）被她無情地吸沒，看上去人們似乎是在被尹雪豔所吸引，可實際上人們是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驅使，所焚煉」（劉俊），而人們有什麼樣的欲望，也就有什麼樣的命運——在尹雪豔這個「欲望之神」和「命運之神」面前，王貴生、洪處長和徐壯圖，分別演繹了他們各具特色卻又殊途同歸的悲劇命運。
風情萬種又冷豔逼人的尹雪豔，當她在白先勇筆下被賦予神性象徵的時候，《永遠的尹雪豔》這篇小說，就具有了深刻的哲學蘊含。當然，深刻的哲學蘊含是這篇小說的最高追求，為要表現這種哲學蘊含，小說還要藉助具體的人物塑造和細節描寫——於是，寫實描寫和客觀敘事，就成為《永遠的尹雪豔》這篇小說外在的「呈現形態」，而既有寫實特徵，也有象徵意味，就使得對《永遠的尹雪豔》這篇小說的解讀，具有了多種可能性。
當徐俊導演經過六年的打磨，將白先勇的這篇小說用滬語搬上話劇舞臺的時候，話劇的舞臺呈現方式，使得導演和編劇對小說《永遠的尹雪豔》中的寫實層面，以「二度創作」的方式，進行了強化和豐富。
這種強化首先體現為突出「上海」和突出「愛情故事」——話劇對上海的聚焦除了百樂門舞廳這個人物活動的場景之外，最為突出的是用上海話來強調上海的特性。在小說中，上海無疑是個重要的「元素」，小說中的人物對話就是上海話，而且，可以說沒有上海的十裡洋場，沒有上海的百樂門，也就不會有尹雪豔這樣的人物，以及她那「總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風情」，然而，當小說中的敘述語言轉化成舞臺上的人物對話，原先典雅精緻的現代白話漢語變成了具有海上情致的上海話（方言）的時候，那種以話劇的方式呈現的「海派」神韻，也就得以在舞臺上活潑潑地呈現出來。
在白先勇的小說《永遠的尹雪豔》中，「愛情故事」其實是不存在的——尹雪豔如果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情」故事，那尹雪豔也就不成其為尹雪豔了。話劇《永遠的尹雪豔》為了舞臺呈現的需要，在尹雪豔的「愛情故事」上增加了「戲份」，將尹雪豔和徐壯圖塑造成了一對情侶，這樣的改編是在白先勇小說寫實層面上的引申和發揮，自有其二度創作的價值。
應當說，滬語話劇《永遠的尹雪豔》是對小說《永遠的尹雪豔》的徐俊式理解和強化，用「愛情故事」強化尹雪豔寫實層面的人間性一面，用滬語強化上海的地方性一面——由於上海最能代表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城市文明的特色，因此上海的地方性其意義也就不限於上海一地——構成了滬語話劇《永遠的尹雪豔》的基本特徵。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滬語話劇《永遠的尹雪豔》更多地聚焦於小說中寫實層面的部分，但對於哲學蘊含的思考卻並不缺失，只不過，話劇《永遠的尹雪豔》對形而上意義的追求，沒有著力在尹雪豔所具有的「死亡之神」、「欲望之神」和「命運之神」的神性象徵表現上，而是以「時間」（從1949到1979年）來表現尹雪豔所代表的那種海派文化的超時空性，就此而言，話劇中上世紀60年代末的紅都劇場和70年代末的元旦新年這兩場戲（這些內容是小說中所沒有的），就顯得相當重要和有新意了，因為，有了它們，尹雪豔和上海（文化），才成了超越「時」（從上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空」（從上海到臺北再到上海）「總也不老」和「永遠的」體現，也才具有了形而上的象徵意義。
幼年時代的白先勇曾在上海生活過三年，上海經驗和上海記憶，成了白先勇日後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他的《金大奶奶》、《永遠的尹雪豔》、《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謫仙記》等眾多小說，都是寫上海或以上海為背景的，對於上海和上海文化，白先勇有一份揮之不去的迷戀和欣賞、沉醉和偏愛。如今，他以自己的小說《永遠的尹雪豔》為上海和上海話劇，提供了一份「永遠的」貢獻，也使他和上海結下了「永遠的」緣，倘使說白先勇的文學成就已使他成為永遠的白先勇的話，那麼他的小說《永遠的尹雪豔》，以及根據他的小說改編而成的滬語話劇《永遠的尹雪豔》，也將使尹雪豔成為上海以及上海文化中永遠的文化符號，與上海以及上海文化一樣，永遠存在。
（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