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大道榮升 原載:榮升社科 今天
（一）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很多人知道這句話，它是出自《孟子》的《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祭品）既成，粢（zī，古代供祭祀的穀物）盛既潔，祭祖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指土神，「稷」指穀神，後「社稷」演化為即國家）。
用現代話翻譯出來是：
孟子說：「百姓最為重要，國家其次，國君為輕。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應允的做國君，得到國君應允的做大夫。國君危害到土神穀神（指國家），就改立國君。祭品豐盛，祭品潔淨，祭掃按時舉行，但仍然遭受旱災水災，那就改立土神穀神。」
「民貴君輕」，成為後世廣泛流傳的名言，被很多文人寫文章時引用，津津樂道。在網絡時代還有網友戲稱為：民眾最重要，國家次之，君王是個P（意為太輕了，跟屁一樣）。
春秋戰國時代，言論相對寬鬆自由。即便如此，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也需要一定膽量。所以孟子被人稱為是個「敢於說話的人」。說孟子膽大敢說話，不止是因為上面這段話，而且還有更大膽的話。因為這段話沒有針對具體對象，說得冠冕堂皇很在理，誰也無法反駁，即使那些君主們看到了雖心裡不舒服也沒辦法治他個「非議朝政」之罪。
下面的這段話，則是有具體對象的，而且是直接說給一國之君的。
（二）
鄒國（一般指邾國）是個蕞爾小國，常被鄰居大國魯國欺負。
一次魯國又攻打鄒國，鄒穆公親自領軍抗拒。然而鄒軍毫無戰鬥力，一觸即潰。軍士戰敗還在其次，且鄒國的老百姓們非但不同情，還幸災樂禍地看熱鬧「起鬨」直噓噓。
割地議和後，鄒穆公一肚子怒氣轉到百姓身上，他對孟子說：這些刁民實在可恨，國家危難之時，他們不願幫忙還坐山觀虎鬥。看來我要殺他一批，以示懲戒了！
孟子趕緊制止他：這也怨不得老百姓們。你想想，在糧食豐收時，你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到了災年，你卻守著滿倉糧食，滿庫金銀，讓百姓忍飢挨餓，流離失所，使其餓殍遍地。而你不但不救濟百姓，相反還要求他們唱歌讚美你；百姓心裡會舒服嗎？既然這個國家是你一個人的，又對百姓只是搜括，毫無益處，百姓怎麼會對它的生死存亡關心呢? 如果你以後實行「仁政」，百姓就會親近你，也會為你效命了。
這個典故說的就是成語「出爾反爾」，形容鄒穆公失道寡助。
出爾反爾，原指你怎樣對付人家，人家就會怎樣對待你。現在的意思有所變化，多指自己說了或做了的事情，稍後又反悔。比喻言行自相矛盾，反覆無常，說話不算數。
（三）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距孔丘之死大約百年左右），姬姓孟氏，名軻，鄒國（今山東鄒城）人，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
孟孫氏衰微後，有一支從魯遷居到鄒，即是孟子的祖先。孟軻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僅次於孔子，與孔子並稱「孔孟」。孟軻身後留下《孟子》一書，是其言論彙編，由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主題倡導「以仁為本」。
書中有些名篇如《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和《富貴不能淫》等為後人稱道，還被編入教科書中。
孟軻的主要言論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即「人之初，性本善」；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
在政治觀點方面，他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還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 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於不仁而失天下。還強調要發展農業，體恤民眾，關注民生。
這些思想，得罪了後來的很多統治者，傳說明朝朱元璋當上皇帝後，就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命人刪去《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所以，在歷史上他的地位始終處於孔丘之下，被稱為「亞聖」，次聖，第二聖人。現代人在對孟軻的評價中，將他「民貴君輕」的論述，稱為體現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有人還引申說，兩千年之前的孟子，其觀念與現代民主觀念不謀而合，是中華文明的精華。
孟軻的思想雖然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其主要特點只是停留在對君或民的說教上，跟其他華人思想家一樣，沒有找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和途徑。而且，也談不上與現代社會治理理念中的社會契約論、自然法學等觀點相結合，引入社會治理系統，實現憲法政制與珉主政治。
一個非常「嚴酷」的現實是，你說得再有道理，再好聽，如果沒辦法實施、落實，使之成為現實，都是沒有用的；即使有點用，也只是「心靈按摩，心靈撫慰」的作用。
說直接點都是「耍花拳繡腿，沒有實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