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們講到，《大宋宣和遺事》在招安情節上，把宋江寫成是個忠君報國的赤膽忠臣。
那麼，除了《大宋宣和遺事》，宋末元初還有哪些作品寫到了宋江的招安故事呢？
宋末元初童甕天的《甕天脞語》，就記載了一首宋江為謀求招安，在李師師家裡所作的表露心跡的詞。
詞曰：「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
在這首詞裡，宋江不但講到了自己對招安的期盼，「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也直抒了自己「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可是「四海無人識」的一腔熱誠。
從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詞裡對宋江受招安情節的描寫，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詞裡的宋江，早已洗脫了《大宋宣和遺事》裡被張叔夜「招誘」時的那份無奈，而變成了一個主動謀求招安，冀盼報效朝廷的忠義之士。
宋江在李師師家裡題詞這個故事，在當時的民間應該是廣為流傳的，這也就是明人楊慎在《詞品·拾遺·李師師》裡所說的「小辭盛於宋」的意思。所以，童甕天才會將它收錄在自己的書裡。
而宋江受招安情節的這一重大變化，至少有這樣兩個意義：
一是極大地增強了宋江身上的「忠義」元素，在這首詞裡，主動謀求招安的宋江身上，那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思想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二是從一個側面充分證明，至少早在宋末元初的水滸故事裡，宋江的忠義形象已經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
元人陸友在《杞菊軒稿·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這首詩裡，也寫到了宋江受招安的事情。
詩曰：「睦州盜起隳連城，誰挽長江洗兵馬。京東宋江三十六，白日橫行大河北。官軍追捕不敢前，懸賞招之使擒賊。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
從陸友的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晰讀出這樣兩個不爭的事實：一是「誰挽長江洗兵馬」「懸賞招之使擒賊」等詩句，寫出了宋江他們受招安擒方臘的忠君之舉；二是「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等詩句，則寫出了宋江他們「統豺虎，御邊幅」「平虜保民安國」的報國之心。而那徵遼報國的故事，簡直就要呼之欲出了。
於是，到了元明間無名氏《梁山七虎鬧銅臺》雜劇裡，吳用就唱道：「有一日聖明主招安去，掃蠻夷，輔聖朝，麒麟閣都把名標。」而宋江則說得更加具體：「安邦護國稱保義，替天行道顯忠良，一朝聖主招安去，記保華夷萬載昌。」
而元明間無名氏《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雜劇，甚至就直接寫宋江他們抗擊遼國的故事了。
綜上所述，招安是歷代水滸故事的固有情節，是塑造宋江形象的重要環節。
隨著宋元明三朝社會風雲的急劇變幻，社會思潮的不斷融入，水滸故事中對招安情節的描寫也在不斷深化，不斷豐富。宋江那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忠義形象，也就隨著招安情節的深化，而日益豐滿，逐漸成型了。
（三）小說對招安故事作了獨創性的改造，從而極大地深化了小說的主旨。
通過對歷代水滸故事中招安情節變化的梳理，我們就可以清晰發現，《水滸》小說對招安情節，作了獨創性的改造。
這個獨創性的改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讓宋江在梁山事業最為輝煌的時候，委曲求全，主動謀求朝廷的招安。
《水滸》小說裡的招安，既不是《宋史·張叔夜傳》裡的因兵敗被困，而被迫接受的招安，也不是《大宋宣和遺事》裡的朝廷出榜招諭，張叔夜招誘歸順的招安，而是宋江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大好形勢下，主動謀求的招安。
這就與走投無路時的被迫招安或招誘歸順的招安，有了質的區別。
張錦池先生在《水滸傳考論》中指出：宋江前後五次「鑽刺關節」，謀求朝廷招安，「顯然是要說明：宋江雖歷經種種磨難，但忠於宋室之心始終不二，可以委曲求全，可以忍辱負重，真是『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此論甚是。
《水滸》小說編寫者對招安背景這一別具匠心的改造，就是為了寫出宋江那熾若烈焰的忠君報國之心。
也就是說，越是在梁山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宋江越是要主動謀求招安，以實現自己全忠仗義、忠君報國的人生目標，這樣也就越是寫出了宋江的忠義之烈，報國之切。
其次，讓宋江在招安後「平虜保民安國」，「竭力捐軀，盡忠報國」，但最後卻難逃「奸佞之臣」的毒手，只得飲鴆而亡。
《水滸》小說對宋江招安後的結局，作了這樣三個別具匠心的安排：
一是，梁山受招安之後，朝廷只授宋江為破遼都先鋒，盧俊義為副先鋒，其餘眾頭領均為白身，說是留待以後建了功，再加官受爵。這樣就與李若水的《捕盜偶成》和《大宋宣和遺事》裡所寫的，梁山三十六人一招安，就全夥拜爵封官的情況，完全不同了。
二是，梁山受招安後即徵遼，但是徵遼開篇所寫的，卻是因濫官專權，在陳橋驛任意剋扣朝廷賞賜，致使梁山軍校怒殺濫官，而宋江不得不滴淚斬軍校的故事。這樣就與《宋史·徽宗本紀》、《宋史·張叔夜傳》裡所記的宋江招安後不知所終的情況完全不同了。而陳橋驛特殊的地名，宋江的滴淚斬軍校，又會讓人產生無窮的聯想。
三是，梁山受招安後，先後徵遼國、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平虜保民安國」，為朝廷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是，宋江最後卻難逃「奸佞之臣」的毒手，只得飲鴆而亡。這樣就與《大宋宣和遺事》裡所寫的梁山招安後三十六人俱皆授官，宋江後因平方臘有功而封節度使的煊赫結局，完全不同了。
《水滸》小說編寫者對招安結局這一別具匠心的改造，既寫出了宋江「死於九泉，忠心不改」，「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的忠之烈，又寫出了奸佞之臣「屈害忠良」，「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的惡之深。從而就在客觀上對那個「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大賢處下，不肖處上」的「冠屨倒施」（李卓吾語）的社會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本質上揭示了那個社會的殘酷和血腥。
《水滸》小說對宋江招安結局的這一獨創性改造，極大地深化了小說的主旨，從而將小說推上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並在世界文學的歷史長廊中永久地煜煜生輝。具體可參閱《水滸主旨之謎》一文，在此不贅。
那麼，《水滸》小說為什麼要對招安情節作這樣的改造呢？
我們覺得，《水滸》小說對招安情節作如此處理，既遵循了水滸故事在流傳過程中「忠義」元素日漸增強的內在邏輯，也密合了對明初屠戮功臣深表「不平」的社會思潮。
據記載，明初朱元璋大規模地殺戮功臣主要有兩次：一次是在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反案，株連三萬餘人；一次是在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謀反案，株連一萬五千餘人。
在這些被殺戮的人員中，不乏參與徵伐蒙古貴族以恢復漢族統治地位和徵伐地方割據勢力以實現國家統一的功臣名將。於是，這些被殺功臣名將的悲慘遭遇，引起民間對他們的同情、不平和懷念，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對此，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有深刻的論述：「至於宋江服毒的一層，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統一天下之後，疑忌功臣，橫行殺戮，善終的很不多，人民為對於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見，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
「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依然」，這既是對宋江這些忠臣已逝的感嘆，也是對高俅這些奸佞當道的憤慨。但是，儘管日月欲懸忠烈膽，可是風塵難障奸邪目。在這樣一個「大賢處下，不肖處上」的時代，宋江們又有什麼辦法呢？進而言之，《水滸》小說的編寫者又有什麼辦法呢？「千古蓼窪埋玉地，落花啼鳥總關愁」，這就是宋江們的最好歸宿了。
所以，宋江們招安的悲劇，就深刻揭示了忠義之士「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最終卻難逃奸佞毒手的現實。從而既寄託了對宋江這些忠義之士的深深哀悼，又反思了「宋何以亡」的根源所在，那就是宋室之所以會亡於異族，並不是無人可用，而只是「滿朝文武，多是奸邪」。
這，就是《水滸》小說如此寫招安的意義所在。
圖片取自網絡，作者連海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