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全世界的記者都在找她時，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屠呦呦正躺在沙發上打電話。這個世界矚目的老太太卷著褲腿、穿著一件松松垮垮的綠色對襟汗衫。
「我得跟你吐吐苦水。」這個看起來遠比實際年齡年輕的諾獎得主眯起眼、抿著嘴笑起來，「現在弄得滿世界都是屠呦呦了。」而對於獲得諾貝爾獎，老人只用「國外尊重中國的原創發明」一語帶過。
從電視上得知獲獎消息時，屠呦呦正在洗澡，以為還是哈佛大學醫學院頒發的華倫·阿爾波特獎。老人皺著眉頭：「這個剛鬧完，又出來個諾貝爾獎。」
儘管站在小區裡一抬頭就能看到人民日報社亮著金色燈光的大樓，這個躲藏在胡同裡的小區卻似乎從未離媒體如此近過，從早上開始，停滿了車，保安知道小區裡有個科學家得了個獎，是「什麼第一」，但對這個叫屠呦呦的老人沒有什麼印象。
「就這點兒事，到現在都幾十年了。」老太太有點嚴肅地大聲說，仿佛說起一件陳年糾紛。寬敞的大廳裡燈火通明，茶几前擺了一排花籃，陽臺上是另一排。晚上6點多，忙了一天「接待」的老兩口晚飯還沒吃。
饒有意味的是，屠呦呦參加的研發抗瘧疾藥物的「523項目」，正是在戰爭背景下開展的。1964年，美國出兵越南後，越美雙方都因瘧疾造成嚴重減員。「這個事比打仗死傷還要高」，屠呦呦回憶，雙方都開始尋求治療瘧疾的全新藥物。越方向中國求助，屠呦呦加入了科研項目。
「交給你任務，對我們來說，就努力工作，把國家任務完成。只要有任務，孩子一扔，就走了。」85歲的老人倚在沙發上，平靜地說起上世紀60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島，在蘇聯學過冶金的老伴兒李廷釗被派去雲南的五七幹校。
沒有人比李廷釗更了解這個粗線條的科學家。她不太會做家務，買菜做飯都要丈夫幫忙。有一次坐火車外出開會，她想在中途停靠的時候下車走走，竟然忘了按時上車，被落在了站臺上。
「別人還以為我有生活秘書，他就是我的秘書。」屠呦呦眯眼笑著看著老伴兒。自從獲諾獎消息傳來，李廷釗還要小跑著幫耳朵不好的屠呦呦接電話，從早到晚，老兩口輪流對著一通又一通電話道謝。
時針指向7點整，一直在房間裡忙活的李廷釗終於坐了下來，調大了電視音量。新聞聯播第二條就是屠呦呦獲獎的消息，滿頭白髮的李廷釗重複著播音員的話：「『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全面提升』，聽到沒有，全面提升。」
電視畫面上出現讀著獲獎感言的自己時，屠呦呦從沙發上站起來，看都沒看一眼電視，去裡屋找兩本關於青蒿素研究的書。「我給你找書，你先看這個！」李廷釗急了。「書在哪兒？」屠呦呦在裡屋問，「你先看嘛，我給你找！」老伴兒離開電視，小跑著去找書。
「你看，這是個分子結構，一加熱就破壞掉了。」接過老伴兒遞過來的書，屠老太太自顧自地指著封面上的分子結構對記者說。
近半個世紀前，屠呦呦從我國古人將青蒿泡水絞汁的記載中獲取靈感，意識到高溫煮沸可能會破壞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將原來用作溶液的水替換為沸點較低的乙醚後，獲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李廷釗說，研究青蒿素的時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滿身酒精味，後來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
沒有回答記者關於獲獎感受的提問，耳朵不好的屠呦呦卻聽清了新聞聯播中的句子。「200多種中藥，提取方法加起來380多種。」老人認真地對記者重複道。
老兩口的普通話依然保持著濃濃的江南口音。「一會兒冷一會兒熱」，老兩口說自己小時候都染上過這種俗稱為「冷熱病」的傳染病。青蒿素的發現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消滅瘧疾的「首要療法」。幾十年裡，已經在100多個國家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為了確定藥物對人類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組的成員甚至充當了第一批志願者，以身試藥。提及此事，老伴兒李廷釗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還志願犧牲呢，吃藥算什麼？」
「當時動物試驗過了，藥走不出去，發病季節就過了，那就耽誤一年。」85歲的屠呦呦平靜地說，「所以那時候也不考慮榮譽不榮譽，我覺得榮譽本身就是一個責任。榮譽越多，你的責任就更多一點。」
在1979年發表的關於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報導中，包括屠呦呦在內的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員都隱去了自己的名字。即便在屠呦呦這個名字進入公眾視野後，也時常被稱為「三無教授」——沒有博士學位、沒有海外留學背景、不是兩院院士。
新聞聯播中的屠呦呦對著鏡頭讀著諾獎的獲獎感言，電視機前的屠呦呦坐回沙發裡：「領獎的事還沒考慮呢，走一步看一步。」
雖然因為身體原因缺席華倫·阿爾波特獎，屠呦呦還是決定這次能去儘量去，「因為到底還是代表咱們中國」。但眼下，她只知道領獎時間「好像12月什麼的」。
直到現在，屠呦呦有時還會去工作單位，「藥來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應用可以擴充到更多的領域。
她也擔心，用藥不規範會導致對青蒿素的耐藥性，「這是個問題，現在也很難控制。我只好呼籲大家重視」。
這個戰勝了瘧疾的老人說自己已經老化了，是否得獎已經無所謂，「我是搞醫藥衛生的，就為了人類健康服務，最後藥做出來了，是一件挺欣慰的事」。
本報北京10月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