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金磚五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讓世界矚目
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金磚五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讓世界矚目，在擺脫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國際影響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經濟快速增長也帶來了一些不利後果，包括收入不平等的加劇、社會和種族的分化乃至社會衝突的升級。金磚國家都逐漸意識到中產階層的重要作用，事實上伴隨經濟發展，中產階層也已經在金磚國家興起並成長壯大。
首先，中產階層能夠起到緩解貧富分化、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一方面，中產階層通常尋求制度化的渠道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他們作為經濟社會轉型的獲益者也傾向於維護政治穩定。
其次，中產階層對於擴大消費、改善民生保障也具有積極的影響。中產階層擁有較高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是擴大內需、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力量。他們在改善公共服務、提高國民福利方面的訴求和努力也能夠促進社會服務和保障體系的完善。
第三，中產階層的壯大也有利於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和凝聚力的提升。所謂「中產夢」，生活的質量、尊嚴和保障，也是每個國家和人民的夢，是轉型國家和人民凝聚和奮鬥的動力；中產階層視野較開闊、思維也較理性和專業，能夠、也應當成為踐行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力量。
但是，在目前的階段，中產階層遭遇了向上流動、生活質量、社會保障和階層認同等方面的困境，阻礙了其經濟和社會功能的發揮，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產階層的規模和信心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
金磚國家的中產階層處於什麼樣的發展階段？面臨著哪些類似抑或獨特的困境？釐清這些問題，有助於金磚國家之間借鑑發展經驗和教訓，加強溝通與合作，對於進一步發揮中產階層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從經典社會學理論來看，階層是一個強調經濟關係的概念，其定義主要依據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中所處的地位。李春玲根據金磚國家的轉型特徵，使用職業指標定義中產階層並進行比較。
巴西和中國的中產上層指的是「新中產」，包括專業人士和經理階層；中產中層指的是「老中產」，包括小業主和自僱階層；中產下層指的是「邊緣中產階層」（常規非體力僱員）。
俄羅斯的中產上層指的是至少接受特殊中等教育以及收入、消費和自我認同程度超過平均水平的白領；中產中層指的是符合上述大多數條件的白領；中產下層指的是上述條件均不符合的白領。
印度的中產上層指的是企業主、經理和富裕農民，中產中層和下層指的是專業人士、技術工人、中等富裕農民和小業主。
如果將中產上層、中層和下層都納入中產階層的話，圖1可以看到，印度中產階層規模最小，2005年佔全國人口的27.8%；中國的中產階層增長顯著，2008年佔全國勞動力人口的31.9%；巴西的中產階層在2009年佔男性人口的32%；俄羅斯的中產比例相對較高，2010年佔全國人口的56%。
註：俄羅斯的比例指佔總體人口的比例，巴西的比例指26-60歲男性人口的比例，中國的比例指佔18-69歲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印度的比例指佔總體人口的比例。
由於對中產階層的定義並不一致，各國之間的差異比較難以解釋，但是從發展趨勢來看，俄羅斯的中產階層發展更為成熟，反映了國家的富裕程度。Mareeva 在分析俄羅斯的中產階層時，以職業為基礎綜合了教育的指標，核心中產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經理或領導、企業家和專家組成；該人群從2003年全國人口的11%增長到2014年的16%，在2008～2009年的經濟危機中稍微有所減少，從14%下降到11%。
由圖1也看到，巴西的中產階層迅速壯大，反映了社會結構的調整。巴西的「新中產階層」概念起源於2003年的收入再分配和現金轉移支付項目，經濟學家認為這個概念能夠構建一種新的增長制度和發展模型；2010年，巴西的「新中產階層」佔到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因而《經濟學人》雜誌認為巴西已經是一個「中產國家」。基於2014年巴西的全國家庭抽樣調查，月收入在569美元（中位值）至2450美元（90%收入分位值）之間的家庭被定義為中產階層（Class C），從2002年不足40%的人口比例上升到了2014年的52% 。
巴西中產階層的壯大主要歸功於就業和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兩個方面。首先是失業率的降低，2005～2015年各個階層的失業率顯著下降，新中產階層的失業率則從6.1%下降到4.6%。其次是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基尼係數從2001年的近0.6下降到2012年的0.53，主要原因在於個人收入中的養老金和現金轉移支付的增加，尤其是工資收入的提高。
但是也有學者提出「新中產階層」並非理論意義上的中產階層，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體現出的文化和消費模式也並非「中產」；他們更類似一個新型工人階層，由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調整，他們享受到了更好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巴西的學者也反思中產階層發展中的一些不利因素，包括工業發展停滯、通貨膨脹、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也有學者提到了中產階層在住房和階層認同方面的焦慮，這些也是金磚國家中產階層共同面臨的挑戰。
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基於財富標準，將中產階層定義為擁有價值5萬至50萬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財富的人群。2015年，中產階層佔巴西人口的8.1%，俄羅斯人口的4.1%，印度人口的3%，中國人口的10.7%；而發達國家的中產比例顯著較高，美國的中產佔37.7%，法國的中產佔49.2%。
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特點以及金融和房地產市場情況的不同，這種定義容易高估或者低估中產階層的比例；但是使用多年連續數據，卻能夠動態地比較各國中產階層的發展趨勢。
2000～2007年，金磚各國的中產階層規模均有所增加，中國的漲幅最為顯著；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了金磚國家中產階層的驟減，之後到2015年，除了俄羅斯外，金磚各國的中產階層又呈增長趨勢。俄羅斯學者Julien Vercueil認為，這種趨勢一定程度驗證了「分歧假設」——金融危機之後，由於金磚各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改變，因此宏觀經濟發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就中產階層的發展路徑而言，俄羅斯和中國區別於巴西和印度。中產階層在中俄兩國的發展都曾受到限制；轉型期間，俄羅斯的中產階層在劇變中發展，部分來自原來的官員階層，而中國的中產階層在相對緩慢的社會轉型中發展，其成長伴隨著機關幹部群體的延續；轉型期之後，中國的中產階層在體制中發展，俄羅斯的中產階層則繼續快速成長。
南非中產階層發展過程中最大的障礙是收入不平等和種族分化。1996～2006年間，南非的收入差距整體有所上升，基尼係數從0.60增加到0.64。其中，黑人族裔的收入不平等最為顯著，基尼係數從0.53增長至0.64；有色族裔的基尼係數從0.48增長至0.56，印度族裔的基尼係數從0.47增長至0.50；在這個後種族隔離時代，基尼係數唯一下降的是白人族裔，從0.45下降至0.44。
南非國家統計局使用一套生活水平的指標來定義中產階層，包括居住在正式的住房、屋內有水龍頭、屋內有衝水式廁所、主要烹飪能源為電或者天然氣、有固定電話或者家庭成員之一擁有行動電話。依據這個定義，中產階層家庭在南非所佔比例從1998～2000年的23%緩慢增長至2004～2006年的26%。1998～2006年間，85%的白人族裔家庭和75%的印度族裔家庭能夠達到中產階層的生活水平，但是有色族裔家庭能達到中產生活水平的比例顯著較低，只是從1998～2000年佔41%增長到2004～2006年的48%。南非的城鄉分化比較嚴重，農村幾乎沒有能夠達到中產生活水平的家庭。
金磚國家的中產階層仍處於成長時期，面臨著一些相似的問題。本文將從社會流動、物質生活、社會保障以及階層認同四個方面，重點討論金磚國家中產階層的困境並分析影響因素。
技能提升和政治參與是中產階層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兩個重要途徑，前者藉助知識提高自身在勞動力體系中的競爭力，後者藉助權力提高自身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但是就目前的狀況看，金磚國家中產階層在這兩方面的表現並不理想，一定程度制約了向上流動的機會。
當今知識經濟和創新經濟的背景下，生產者的知識、技能和創新能力是影響一國經濟競爭力和產業升級的重要因素；生產者個人在職業生涯中參與技能培訓或者繼續教育，也是增加收入、實現職業晉升的重要途徑。但是，在金磚國家的中產階層中，低層次白領職業（從事常規腦力或半體力勞動）的構成比例較高，參加技能培訓的比例也顯著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
根據李春玲的測算，中國的中產階層中所佔比例最高的是辦事人員群體，接近四成，他們是低層次白領從業者；其次是專業人員和小業主，分別佔27.1%和18.4%；兩個高層次白領群體——企業主和管理人員，在中產階層中的比例最低，分別為4.4%和10.4%。低層次白領的核心部分是接受過中高等教育、從事簡單腦力或半體力勞動的年輕人，他們工作的福利待遇較低、穩定性也較差，在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向上流動的欲望與自身資源的局限、對中產生活方式的嚮往與經濟文化資本的不足之間的矛盾。
在歐洲發達國家，大約50%的人口參加過職業技能提升方面的培訓；但是金磚國家的中產階層參加此類培訓的比例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根據2012年的俄羅斯縱貫監測調查（RLMS-HSE），在過去12個月中，經理人員接受過正式培訓的佔11.7%，專業人士接受過正式培訓的佔14.4%，半專業人士接受過正式培訓的佔9.7%，辦事人員接受過正式培訓的僅佔6.2%。
來自中產家庭的大學生更可能成為未來的中產階層，他們的政治參與傾向很大程度上顯示了年輕中產階層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一項針對巴西和中國大學生的調查顯示，大多數來自中產家庭的學生認為他們政治參與的機會很小。無論來自中高階層家庭還是中低階層家庭，中國學生持此觀點的比例都高於巴西的學生。來自中低階層家庭的中國學生和巴西學生認同政治參與機會小的比例分別為88%和58%，而來自中高階層家庭的兩國學生認同此觀點的比例分別為84.7%和53.1%。相比之下，來自中低階層家庭的學生的這種無力感更強。研究建議，應當接納更多的中低階層出身的子女進入政治體系、加強他們的政治參與，從而提高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以及避免未來可能的社會衝突。
中產階層對制度化的政治選舉參與度不高，但是對於關係自身利益的非制度化選舉參與度相對較高。根據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GSS），專業人士對於正規的、制度化的政治選舉的參與度不高，32.19%的專業人士參與過居委會選舉，但是對業主委員會選舉的參與度較高，38.93%的專業人士參加過這種選舉。
很多案例證明，中產階層通過業主委員會的選舉和運作，有效地維護了自身權益、增強了自身的影響力。中產階層視野廣闊、思維理性，在職業、教育等方面擁有資源和條件，應當藉助這些優勢、努力突破制度的局限，加強政治參與，為社會中堅群體的成長和社會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發達國家中產階層的界定往往比較清晰，主要原因是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多重指標之間的一致性。簡單來講，一個人如果是大學教授，那麼他的收入水平、社會地位、生活質量都會比較高。但是，在處於轉型期經濟快速增長的金磚國家，很多中產階層成員擁有的資本形式往往比較單一，要麼經濟資本較高而文化資本較低，比如所謂「暴發戶」，要麼文化資本較高而經濟資本較低，比如很多剛畢業的博士和青年教師買不起房、結不起婚。
當然，隨著工作經驗和財富的積累，這種單一的資本會不斷豐富，「暴發戶」會努力提高文化品位而「青椒」（青年教師）也會通過各種途徑買房買車，這是轉型國家中產階層的另外一個特徵——資本積累的漸進過程。
資本分布的單一化和資本積累的漸進過程不僅帶來中產階層的諸多焦慮，也影響著中產階層的認同。相對於中低階層，他們的確職業地位和收入較高，常常被認為是「有錢人」，但具體到日常生活，他們面臨一個尷尬的問題：我真的是有錢人嗎？
資本單一化對於大多數中產階層來講，更多的是經濟資本較低的問題。如果將中產階層典型化，那麼處於社會結構的中間、生活比較優越但並非社會精英的那部分群體即為最普通的中產階層，類似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依據此定義，2013年，我國城鎮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區間大約在家庭人均年收入29000元至100000元。
無論從人口比重還是從收入所佔份額來講，中等收入群體都比較弱勢。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主持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顯示，2006～2013年中等收入群體所佔收入份額（該群體收入總和/總體收入總和）呈下降的趨勢，從2006年的48%、2008年的46%，2011年的43%降至2013年的42%，而高收入者所佔收入份額呈現上升趨勢，從2006年的18%、2008年的19%增長至2011年和2013年的20%。
在高收入家庭中，高回報的收入來源明顯較豐富，經營利潤分紅佔家庭收入比例最高，為61%，此外，金融投資收入佔3%，出租房屋和土地收入佔2%，而工資收入只佔家庭收入的31%。但是中等收入家庭中金融投資和出租房屋土地的收入所佔比例不足3%，工資收入比例達67%。然而，我國的勞動報酬總額佔GDP的比重增長緩慢，該比重低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強化了中等收入家庭與高收入家庭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收入來源主要是勞動所得、缺乏多樣化的收入渠道是中等收入家庭收入較低、增長幅度較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買不起房」是金磚國家很多中產階層成員的普遍問題。
俄羅斯中等收入群體受到經濟資本的局限，物質生活水平也並不如意。根據2015年俄羅斯縱貫監測調查（RLMS-HSE），中等收入群體的月平均收入為27291盧布，比低收入群體高9000多盧布，但是遠遠低於高收入群體的81520盧布。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積為29平米，而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積為32平米。
從恩格爾係數來看，中等收入的富裕程度遠低於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食品支出佔總支出的41%，與低收入家庭和貧困家庭非常接近，大大高出高收入家庭僅30%的食品支出比例。但是，高收入家庭的食品支出為每月7442盧布，高於中等收入家庭的每月5804盧布。而中等收入與高收入家庭在物質生活方面的更顯著差異則在於儲蓄和電子產品及耐用品支出，前者反映了家庭的富裕程度和抗風險能力，後者反映了生活質量。如圖2所示，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儲蓄大約在每月4000多盧布，但是高收入家庭的平均儲蓄為每月13427盧布；中等收入家庭的電子產品和其他耐用品支出略高於低收入家庭和貧困家庭，而高收入家庭的該支出顯著較高，平均每月8110盧布。
數據來源：2015年俄羅斯縱貫監測調查（RLMS-HSE）
「買不起房」是金磚國家很多中產階層成員的普遍問題。巴西聯邦政府於2009年開始實施一個名為「我的房子我的生活」的項目，旨在解決住房短缺和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針對的主要人群之一就是新中產階層。
對於新中產階層中的富裕群體，他們可以選擇距離市中心較近的住宅區，從而減少通勤時間；但是對於新中產的下層群體，他們只能居住在郊區，通勤時間很長。由於工作和商業區離住處較遠，不得不頻繁使用私家車，造成了空氣汙染、交通堵塞等問題，影響了這部分新中產的生活質量和健康。
專業人士和經理人員是中產階層中的兩個精英群體，但是他們所擁有資本的分化也比較顯著。根據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70%的教育專業人士接受過高等教育，而只有36%的企業經理人員接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專業人士比經理人員的收入低37.2% 。
在中國社會，政治資本是超越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另一個維度。企業主群體雖然在中產階層中所佔比例較小、受教育水平低於專業人士，但是經濟資本較高，與地方政府保持緊密聯繫，可以部分地影響政策制定。企業主群體由於其與社會精英和政治群體的某種微妙聯繫，又似乎遠離普通中產階層的意識形態，但是超越中產、未及精英，與政治緊密聯繫、影響力卻有限，未嘗不是一部分企業主群體的困境。
經濟資本較低、向上流動的機會較少，不僅制約很多中產階層、尤其中產中下層的生活質量，也影響著他們的階層認同、生活滿意度以及對未來生活的預期。
社會保障未能與經濟發展同步，這是金磚國家發展中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結果就是，中產階層生活壓力較大、抗風險能力較低，影響了他們對生活和未來的規劃。
金磚國家的醫療體系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但是仍存在一些挑戰，比如慢性病的管理疏忽，醫療體系的投入不足，不同社會經濟群體的醫療資源以及在醫療體系中的地位差距較大等。
巴西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甚完善並且碎片化，新中產階層並未得到有效覆蓋。由於1980～1990年的危機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巴西的公共服務實行了私有化，包括教育、醫療、交通和醫療基礎設施。新中產階層難以負擔這些公共服務，再加上通貨膨脹，公共服務和生活無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南非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也是國家和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國家發展計劃2030年列出的相關挑戰包括，黑人的學校教育質量較差，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不當，公共醫療體系無法滿足需求或者維持質量，以及公共服務不均等、質量不高。
就養老體系來講，中國的政策設計與服務供給都發展比較緩慢。從上世紀90年代一直到21世紀初，政策對象仍是原來的極少數缺乏家庭贍養能力的極端貧困人口，社會化的養老服務仍只有機構養老，且公立機構佔據主導地位，服務量和服務能力都提高有限；21世紀初以來，政府提出了「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支撐」的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原則，並鼓勵民營部門進入養老服務領域，形成多元提供養老服務的格局。但是從十幾年的發展來看，服務需求的釋放仍然不足，社會化的養老服務發展水平不高，存在著社區服務機構的覆蓋率較低、護理人員專業化程度較低的問題。
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也影響了中產階層的生育意願。中國的中產階層隨著年齡的增長，生育意願呈總體下降趨勢（如圖3所示）。在16～19歲年齡組，中產階層的生育意願均值為1.8，而在25～29歲年齡組下降至1.5， 在30～34歲年齡組下降至1.4，40～44歲年齡組的生育意願最低，均值為1.3。中產階層的生育意願從25～29歲年齡組開始低於非中產階層的生育意願。
至於中產階層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研究者分析社會保障是重要的因素。由於中產階層在住房、教育、養老和醫療方面的支出難以得到社會保障體系的有力支撐，從而生活壓力較大。研究建議通過提高和保障生育福利、降低生活負擔以及為子女提供免費的教育和醫療，來提升生育水平。
不同於社會結構成熟穩定的發達國家，金磚國家的中產階層通常對於自己的定位和認同比較模糊，常常有「被中產」、「誰是中產」的抱怨和疑問。2013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顯示，處於社會結構中間的普通中產階層傾向認同「中層」，佔到近一半的比例，但是高收入者傾向認同「中上層」和「中層」，分別佔26%和48%；而認同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屬於「中層」的居民只佔城鎮居民的39%，其中高收入者和普通中產階層的比例較高，也包括了一定比例的中低收入者。
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居民在目前發展階段存在著主觀階層普遍偏下的現象。不僅城鎮居民中認同「中層」的比例較低，城鄉全部居民中認為自己屬於「中層」的比例也僅為41%，大大低於國際上大多數國家一般近60%的常規比例。這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人群對生活現狀不甚滿意及其對改變現狀的期冀。巴西的中產階層認同也比較模糊，以下是對於新中產階層的訪談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態度：
訪談者：就社會經濟水平來講，你認為你更接近上層、底層，或者是更加中間？
被訪者：更接近中間吧……
訪談者：你會說你是中產階層的一員嗎？
被訪者：我不認為我是中產階層。不知道是不是（中產階層）越來越普遍。我不知道怎樣才算中產階層……（就我的情況來講）只是比窮人稍微好一點……
訪談者：你認為什麼樣的才算中產階層？
被訪者：需要有房，有很好的受教育水平，還有機會旅行。這是我的看法。
雖然巴西中產階層的擴大歸功於過去幾十年的大幅度減貧以及正式的工作和收入的增長，而且人們對於福利提高的感受與信用和消費的擴大有關，但是在中產階層看來，是否屬於該階層的衡量標準並非收入、信用和消費擴大，而是大學教育、有房以及有閒暇活動，擁有這些特徵的群體才被認為是「真正的」中產階層。
如圖4所示，中產階層被訪者認為成為中產階層一員最重要的條件是穩定的生活水平，選擇此項的被訪者佔到了將近95%；其次是擁有自己的住房，也有超過90%的被訪者認為此項為必要條件；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條件分別是大學教育和有聲望的職業，分別有88%和85%的被訪者認為這兩個條件很重要；然後是閒暇活動和高收入，約80%的被訪者認為這些條件非常重要。
研究者分析，雖然巴西的很大一部分人群被歸入中產階層，但是社會不平等仍很顯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仍是稀缺資源，因此，是否能夠擁有高質量的教育、醫療、城市服務、住房和社會保障被看作是重要的社會分層指標。對於閒暇活動的強調則反映了巴西人普遍嚮往的生活方式。
這種階層認同的困惑一定程度與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轉型有關，但更主要與對生活福利的評估有關。這種評估不僅參照個人和家庭當下的社會經濟地位，還參照周圍社會和同輩群體以及對未來的預期。
201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詢問了被訪者「感覺在未來的5年中，您的生活水平將會怎樣變化」。分析顯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只有高收入者對未來生活水平的預期顯著樂觀（「上升很多或略有上升」），相比之下，其他收入群體的樂觀情緒則不那麼明顯。中產階層對於生活的評估和信心並不明顯高於中低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生活質量的提高也受到局限，由此可以理解他們對於階層和地位認同的困惑所在。
俄羅斯的情況非常類似，中等收入者表示對於物質生活滿意的比例為25.1%，比低收入者高出10個百分點，但是遠低於高收入者，高收入者表示對於物質生活滿意的比例高達40.8%。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俄羅斯的中產階層認為物質生活水平有所下降。2014年有41%的中產階層認為生活福利有所提高，而到了2016年僅有9%的中產階層認為生活福利有所提高；並且中產階層對未來的期待也趨於保守，2014年有45%的中產階層認為下一年的生活福利將有所提高，而到了2016年僅有17%的中產階層持此樂觀態度。
比較2014年和2015年，中產階層在生活福利、營養狀況、穿著狀況、閒暇機會和度假機會方面自我評估為「好」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對於生活福利和度假機會的評估下降最明顯，評估為「好」的比例從2014年的36%和42%分別下降至24%和29%。
以上分析顯示，金磚國家中產階層在社會流動、生活質量、民生保障以及階層認同方面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困境。我們需要看到，這些困境並不僅僅是某個階層的獨特問題，其實質反映了金磚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癥結。因此，這些問題的解決並不能僅僅依賴中產階層自身，也需要進一步的制度改革、經濟結構的優化以及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中產階層困境的突破，也意味著金磚國家對於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收入鴻溝」等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挑戰的徵服。
鑑於相似的轉型階段、中產階層所面臨的相似處境，金磚國家應當加強溝通與合作，既借鑑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與教訓，也互相借鑑、共同協作，來應對新時期產生的新問題。一方面，儘量避免國際環境和全球經濟危機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抓住知識經濟、共享經濟等機遇，促進產業創新升級，發展和壯大中產階層。金磚國家應當在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真誠合作，共同致力於加速經濟轉型、解決貧富分化等問題，促進社會結構的合理和民生福利的提高，共同分享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紅利，探索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
作者：朱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