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俸稅是香港的三大直接稅種之一（其他兩個是企業所得稅和物業稅），香港的中產階層是薪俸稅的主要貢獻者。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定義，每個月收入1萬至4萬港元的住戶列為中產階層住戶，這類住戶佔了整體住戶數目的55%。鑑於中產階層的重要性，本文從中產階層的角度切入，窺視香港稅制的一些特點。
一、香港的薪俸稅香港的財政年度和其他國家類似，從每年4月1日開始至第二年的3月31日止。香港的「財爺」（財政司司長）每年會在2月底向立法會提交下一財政年度的預算報告，交待下一年政府財政預算的計劃。這對香港市民來說是一件大事，因為政府公布的不少財政措施都是民生支出。這些很容易成為媒體和社會關注的重點。
與此同時，另一項重要的工作並沒有收到這麼多的關注：那就是上班一族一般需要在2月份交納薪俸稅。與內地的做法不一樣，香港政府並不會從僱員每月的工資裡面扣除個人所得稅的稅款。港府依靠市民每年填報一次一年內的所有收入，並根據市民自己填報的收入信息計算應交納的薪俸稅。市民在收到港府稅務局的繳稅通知後，就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完成交稅任務。
這裡有幾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首先，
香港的薪俸稅佔年度財政收入的10%-16%左右，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直接稅種。由於稅基較寬，屬於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從國際比較來看，香港的薪俸稅稅率較低，年收入20萬港元以上，可徵稅收入的稅率為17%，而個人所得稅的整體稅率不會超過15%。這比很多國家都要輕。但是由於繳稅方式是每年一次，因此打工仔看到一個年度要交的稅款時，會覺得數值仍然是較大的。尤其對中產階層來說。
根據瑞士信貸研究所（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發布的《2017全球財富報告》（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7），香港有一半以上的打工仔可位列中產一族。在香港，年收入為24萬至60萬港元即可算為中產階層。簡單按照15%的上限稅率計算，這個階層需要交納的稅款為3.6萬至9萬港元（扣除了可寬減稅款之後，實際數值會比這個低）。試想，每年2月都要向政府交這麼一筆錢的話，打工者是否會覺得，政府拿走了自己的不少血汗錢？
其次，
香港民眾的納稅遵從度很高。例如，2010至2014年間進行第六輪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香港地區的調查問卷詢問受調查者「一有機會就逃稅」是否有理？回答範圍從根本沒道理（得分為1）至總是有理（得分為10），總計十個選項。在接受調查的近一千人中，這道題的平均得分為2.05。這說明香港民眾的繳稅意識是非常高的。也說明了為什麼稅務局可以大膽地採用讓市民自己填報年度收入的方式來徵稅。如果沒有較高的納稅遵從度，這種收稅方式顯然是行不通的。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港府的行政效率較高。
第三，
雖然香港市民的納稅遵從度高，但他們對港府的要求不低，尤其是每年需要向港府繳納「看起來很多的」薪俸稅之後。正如財政社會學的一個觀點所論：當打工仔履行了自己繳稅的義務之後，他們自然就有了主人翁的意識，對政府提供的服務就有了較高的要求，也有了較高的政治要求。
也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使用國際組織的評價，港府在眾多參評國家和地區當中的公共和行政服務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民眾對港府的評價有時卻不見得滿意。不同的調查結果都顯示了，民眾對港府的滿意度不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民眾對港府提供的服務要求較高，也很可能與港府收取薪俸稅的方式有很大的關係。
二、香港政府的賣地收入賣地收入是香港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
根據香港立法會秘書處2019年4月發布的一份有關「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的
研究簡報， 2015-2016年度至2019-2020年度，賣地收入佔港府收入平均為21%。我們亦查找了「財爺」向立法會提交的歷年財政預算案中關於賣地收入的修訂數據（更能準確反映賣地實際收入情況）。其中顯示，
2010-2011財政年度至
2016-2017財政年度，香港地價收入介於620億港元至841億港元之間；
2017-2018財政年度，地價收入則高達1636億港元，佔當年財政收入的26.7%。
表面上看，港府的賣地收入越多對香港中產階層就越好。因為賣地收入越高，手中資金越充裕的港府就理當不用再從打工仔那裡收取太多薪俸稅。道理是這樣，但
依賴土地財政收入似乎成了港府的慣性思維。要從賣地中獲得較高的收入，整個私人住宅市場的價格必須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不然開發商不會願意出高價從政府手上獲得土地開發權。近兩年來，港府在拍賣土地時，成交價不斷升高，並且現在香港樓市價格也是屢創新高。2018年5月，一幅位於九龍啟德地塊（原啟德國際機場舊址）的住宅用地以逾251億港元成交，成為
全港新地王。
這樣問題就來了，香港中產階層的年收入是24萬至60萬港元。而香港「上車盤」（性價比高、總價合適年輕人第一次置業的樓盤）的價錢大約為400萬至600萬港元。很多中產人士，尤其是年輕人，如果沒有家人在首付上支持的話，是沒有辦法實現買房的願望的。在香港，是否有房子也成為決定年輕人結婚和成家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很可能，通過賣地獲得的財政收入，讓港府能夠較靈活地應對其他方面稅收的變化，這從政府財政收入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優勢。但這個優勢是有代價的：香港的中產階層因此面臨居高不下的房價。當高房價成為一個政治因素時，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可能就會較低了。而且，土地收入並不像薪俸稅和企業所得稅那樣穩定，政府儲備的土地資源畢竟是有限的。
三、香港的資本收益香港目前的稅制安排是資本收益不用納稅，這也是為什麼香港對全球投資者來說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的原因。這與打工仔辛苦賺到的個人收入要交納薪俸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香港的稅收結構非常簡單，直接稅種包括企業所得稅、薪俸稅以及物業稅。2006年2月，香港取消了遺產稅。更為重要的是，香港擁有全球最密集的百萬、千萬富翁。總部位於南非約翰尼斯堡的新世界財富諮詢公司（New World Wealth）2014年發布的一份報告
顯示，香港成為全球擁有最多千萬美元富翁的城市，數目達到1.54萬人。相關調查又指，香港港擁有100萬美元資產的百萬富翁人數有21.17萬人，佔人口比例2.9%，是全球第五多百萬富翁城市。這些百萬、千萬富翁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投資收益，不像一般中產打工仔主要靠自己的工資收入。這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財富投資增加所獲得的收益不需要交稅，但是打工仔辛苦賺到的錢卻要交納不少稅款給政府。毫無疑問，這個制度安排有著非常長久的歷史發展，是由香港的制度發展以及其亞洲金融中心的定位等所決定的。但是這個安排確實使得中產階層覺得社會不太公平。要改變這個現狀，似乎更難。
如果要對資本收益徵稅，該如何操作？這個稅制能否給香港帶來一個穩定的稅收收入？香港吸引資本的原因正是因為稅率低，如果增加了資本收益稅，資本家很可能會考慮其他更具有政策優惠的地方。即使香港政府想提出這樣的一個稅收方案，最終能否獲得立法會的批准，也是一個未知數。
四、當下的經濟困境經歷了去年的「反修例風波」，當下又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中產階層面臨的困難可能更大。香港屬於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對外部經濟的依賴性很強。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的環境之下，經濟衰退已經是一個可以預見的情況。
比如說，為切斷疫情的傳播源，香港最近禁止非香港居民通過機場入境。缺少了旅客，香港的旅遊業、酒店已經受到嚴重打擊。現在不少行業和部門已經在考慮對僱員工資減薪或者是凍薪。中產階層在這個特定的經濟環境下，可能受到的影響最大。
首先，
港府今年的財政收入可能會大幅減少。旅遊業一直是香港的經濟支柱之一，今年3月，香港整體訪港旅客約8.2萬人次，相較於去年同期大跌98.6%；今年首季訪港旅客348.9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大跌80.9%，是自2003年第二季以來最大跌幅。香港旅遊發展局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有96%的零售商在疫情期間虧損，計劃5月份採取員工放無薪假措施的零售商，比例升至64%。
其次，
港府的支出壓力在不斷增加。雖然港府在內地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就非常及時地啟動了應對措施，但鑑於香港與內地及國外非常緊密的聯繫，且本身人口密度又非常大，香港面臨的社區暴發風險很大，醫療系統也面臨較大的壓力。這無疑要求香港政府在財政投入上優先考慮這塊投入。另外，港府採取了多種應對社交隔離措施，包括限制飯店、美容院、學校等公共場所的人流或者關閉公共場所，導致相關行業從業者的收入受到沉重打擊。
為緩解困難，港府目前已經推出了兩輪財政紓困措施，但目前仍然有不少行業和階層抱怨措施未能惠及他們，財政支出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
第三，
港府更多把有限的資源花在了那些最需要政府幫助的群體上。比如，對因疫情原因失業的人士和低收入家庭，放寬了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資產上限至現有水平的一倍，為期6個月; 為支援失業人士，暫時放寬了申領綜援計劃下失業援助的資產審查，將健全申請者的資產上限提高了一倍。
在收入緊縮而支出壓力增大的情況下，香港中產階層想從政府的財政政策裡面獲得額外補助，是不太可能的。也即是說，中產階層需要自食其力。
五、結語在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指標體系中，香港的財政健康指數為100分，這說明香港與其他國家或地方相比，在財政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此外，香港還有營商自由、貿易自由及金融自由等方面的經濟優勢，並且以其優良的稅制，促進經濟增長。）
但這個指數並非能夠反映出全貌，因為它是建立在兩個主要的指標體系基礎上的：政府的赤字水平以及債務水平。恰恰這兩項，香港控制得非常好。《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的財政預算原則是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相適應。香港又歷來傾向於使用現有的財政收入來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極少發債。
但是毫無疑問，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樣，香港的財政面臨的壓力更多是隱性的。隨著香港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增長，加上當下疫情所帶來的全球不確定性以及經濟衰退，香港很難避免受到衝擊。面臨困難，或許也是一個進行長久改革的機遇。
當下，或許正是考驗決策者如何長遠規劃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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