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約1.7萬字，閱讀需40分鐘。附35分鐘演講視頻和論壇相關熱文連結，結合垃圾分類熱點話題，以四大博弈為視角，看垃圾分類輿論觀點，提示風險、發掘機會、尋找路徑，旨在嘗試為行業內人士為當前紛亂的垃圾分類各種衝突的不同意見提供一套理性的分析標尺。本文為薛濤在2019(第十三屆)固廢戰略論壇上的演講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已於上周末發表(相關連結→薛濤年度報告上：大數據盤點固廢環衛行業及十大影響力企業)。
薛濤
12月20日，E20環境平臺執行合伙人、E20研究院執行院長、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薛濤在「2019(第十三屆)固廢戰略論壇」上，以「固廢年度報告(下)：垃圾分類之辯—四大博弈 紅藍交織」為題，以批判性思維詳細探討了近期輿論中常見的一些對垃圾分類的各方觀點，並用四大博弈(一步與多步、商業與公共服務、先進性與就緒度、分散和集中)闡述垃圾分類的難點及未來發展方向。
速覽
1. 以簡單複製擴張為特徵的紅海必然是競爭過度，但蘊含商機的藍海一定具有商業模式尚不完善、技術不就緒(不成熟)、政策不到位等特點。因此才更需要在技術、商業模式等方面相結合進行創新突破才能真正形成自己企業可以獲得的「大有作為」的藍海市場，同時看待技術的先進不能忽略其可能受就緒度的制約。垃圾分類影響下的固廢領域就是如此。
2. 當面對複雜的問題時產生的諸多博人眼球或眾說紛紜的觀點和看法，應保持獨立的、批判性的同時兼收並蓄的思維，進一步對問題進行獨立的深入思考，先判斷發言者自身立場的出發點，再評估其言論的深度和邏輯性，從而豐富自己的論據，在和而不同中逐步完善自己的見解。
3. 我們將垃圾分類分為生態可持續、人時可接受、經濟可承受三個因素，目前來看垃圾分類就是在這三方面因素當中暫時無法找到全部滿足的可能(即三不可能三角)，亦或是沒有足夠的空間使得這三方達到一個平衡狀態，這是面對垃圾分類眾說紛紜的原因之一。
4. 現階段發展的生態成本越來越高。為了所謂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然要將發展所付出的生態成本降低，那麼就無外乎用經濟成本和人力成本兩種成本來分擔，爭議點也出現在如何分擔中。
5. 為了讓老百姓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參與到垃圾分類中，有些政府基層的垃圾分類的宣傳者已經進入了一個重大的宣傳誤區，有可能顛覆原有金字塔的穩定結構。
6. 在相應價格機制到位之前，以及在當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再將垃圾分類全部搭到經濟成本上由財政支付，所帶來的就是垃圾處理財政缺口的不斷擴大，也就是 「經濟不可承受」，那麼仍需要通過一定的「人時成本」進行平衡。
7. 隨著垃圾分類開展的時間發展，居民的生活習慣在發生改變，對垃圾分類的理解也隨之加深，必定會提高人時成本的耐受程度，同時習慣培養也會逐步降低垃圾分類所需要的人時成本。
8. 垃圾分類本身除了是在解決大時空多米諾效應下的生態安全的問題之上，還要對居民的生活理念及方式進行改變，形成了文明的價值溢出，才使得垃圾分類即便在經濟帳和生態帳可能暫時不一定算得過來的情況下，也是值得持續堅持去做的。
9. 垃分工作要儘量避免拉抽屜，也就是避免由於缺乏頂層設計和逐步到位的長期可持續的安排，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10. 在完全競爭的商業領域行政幹預(補貼或者授權壟斷經營)的做法是危險的，同樣，在已經屬於公共服務的領域政府不作為也是無法達到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的，儘早在頂層設計中明確這些界限非常重要。
11. 低品質的廚餘垃圾普遍採用厭氧工藝，但仍然必須要突破沼渣的還田才能合理，但同時我們面對的是高品質的汙泥和餐廚被直接燒掉，是當前我國有機廢棄物處置現狀不系統不均衡的表現。
12. 分散與集中的博弈不但帶來了一城一策的需求和技術路線的百花齊放，也是創新性企業構建獨特競爭優勢的熱土。
前言
此次論壇是薛濤在E20固廢戰略論壇上的第五次年度報告：
隨著固廢產業的不斷發展以及E20研究院產業研究的不斷深入，薛濤的年度報告內容越來越多，數據量越來越大，時間越來越長。限於論壇現場演講時間有限，無法將全部研究內容整合呈現，故自2017年起，演講詳細內容均以微信文章方式錯後播出，以期為長期支持、關注我們的行業同仁們提供更系統、更詳細的講解。
今年論壇演講後，在朋友圈引起了小小的波瀾，幾位圈內好友對薛濤的演講內容結合自身的理解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我們發現近年來的論壇聽眾質量不斷上升，讀者越來越喜歡思辨。此處連結幾篇，為各位讀者朋友們拋磚引玉。
序：紅藍交織的由來
兩天的論壇下來，最後發言的我壓力感覺很大，我發現在我們的論壇上每一位專家越來越在頂層深入思辨。而企業家們的發言，卻越來越像專家，不僅考慮政府面臨的難題，還包括分析國際形勢，為我們國家的垃圾分類考慮問題。
我們每一位發言人，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專家，現在都像演說家，五年前傅老師提出發言人儘量不要拿稿上臺，五年前還有人念稿，現在沒有了，全部脫稿。
話說回來，E20的固廢戰略論壇堅持13年為什麼?劉晶昊秘書長開玩笑說我們服務top 20%的大中型企業，我認為我們不只是服務有錢的大中型企業，更是努力去服務的是有擔當的(發現痛點，挖掘需求)，有想法的(積極創新)，並在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上有突破的(研發投入，實踐落地)。
十八屆三中全會曾提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這是因為他們勇於做技術創新、商務創新，這樣的企業就應該賺錢，就應該成長，這是市場經濟合理配置資源的核心邏輯，也是對勇於創新者的回報。這些企業在努力中間，應該有錢，因為他有想法，有實施，有技術突破，有技術捆綁，商業模式，有為客戶考慮整體走到前端如何規劃，自然就能夠形成他的市場競爭優勢和商業模式的突破。而從客戶需求出發，從項目規劃和核心痛點出發做出的企業的報告，這也是企業家們的發言越來越像專家的一個原因吧。
我的題目是紅藍交織，為什麼提到紅藍交織?我這一年拜訪了很多企業，大家都說垃圾焚燒沒法幹，競爭太激烈(低價競爭)。大的都搶完了，因為那是紅海(商業模式過於單純)。我們都知道商業模式簡單的，主流技術相對穩定，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的(已經變成了資本和市場角力的競技場)，必然面臨著低價競爭、利潤下降、過度競爭的問題，一定是紅海。但是我不一定同意陳家瓏老師說的建築垃圾市場是藍海(而可以大有作為)，藍海是要死人的(風險很大)(相關連結→陳家瓏：建築垃圾資源化的路徑怎麼走?)。我們在座有些人已經進入建築垃圾了，沒掙錢，為什麼?因為建築垃圾並不像垃圾焚燒那樣商業模式簡單、邊界清晰。我們認為藍海市場一定是具有商業模式尚不完善、技術不就緒(不成熟)、政策不到位等特點。因此才更需要在技術、商業模式等方面有所創新和突破才能真正形成「大有作為」的藍海市場，而並不是以現有模式簡單粗暴的進行複製擴張。這便是我們說的藍海市場中「先驅」和「先烈」的區別。真正掙錢的地方就在紅藍交織的那一瞬間。但是需要一個一個項目去研究(商業模式)，一個一個地方去均衡(各項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同時需要構建技術的突破和商業模式創新之間的打捆關係。近期的「無廢城市」、以及垃圾分類所帶來的博弈，同時也帶來了把「紅」和「藍」攪混的機會，就是我們這些企業家們繼續發掘的機會。在挖掘的過程中如何避免由「先驅」變為「先烈」，實際上依賴於在「紅」與「藍」的臨界時刻的率先實現技術和商業模式突破，並謹慎而勇敢的實踐。只要做好了上述的準備，即使面對近年來經濟下行，固廢處理的主戰場垃圾焚燒也逐漸進入紅海，在「無廢城市」與「垃圾分類」攪動下的「紅藍交織」之間，固廢產業仍然有極大的開發空間。機會永遠存在，但從來機會都是給有韌性、有準備的在座企業家們的，相信行業同仁們都能夠深刻感覺到。
「三叉戟」定位坐標：兼收並蓄的批判性思維看垃圾分類
徐海雲老師昨天發完言(相關連結→徐海云：垃圾分類大潮下，垃圾焚燒市場會萎縮嗎?)，各大 「無焚派」都紛紛發表了相對針尖對麥芒的反對的文章。我們在環保圈，從來沒有像近期垃圾分類這樣，那麼激烈的在民眾輿論中間產生大量的爭議。當年的水十條再怎麼談也是我們專業領域談，從沒有大範圍的引發民眾討論。只有垃圾分類，所以談垃圾分類是很危險的。談黑臭水體失敗都沒關係，老百姓不會有太多情緒，但是談垃圾如果不當，老百姓就敢堵你家門去。垃圾這個主題一直太熱，幾年前的「著名環保人士」黃小山就是談垃圾一舉成名。
那麼我們在這當中關注的是幾年來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近些年進入全面的移動互聯時代後，去中心化的傳播方式，使手機端的輿論傳播速度快、成本低、範圍廣，但也帶來了輿論的極端化。這一點即便美國等發達國家也是如此。越是熱點的事件，便會引來越多的「評論者」，製造出博人眼球眾說紛紜的觀點和看法。在面對這些觀點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獨立的、批判性的同時兼收並蓄的思維，進一步對問題進行獨立的深入思考，判斷發言者自身立場的出發點，並評估問題的深度和邏輯性，從而豐富自己的論據以逐步建立自己的見解，而不是輕易接受或拒絕文章中的既有結論。批判性思維對於信息的接收和甄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目的是建立一種質疑和求證的理性能力，而不陷入輕信盲從和極端情緒。
比如在近期網絡上的一些公共話題，包括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話題的討論中間，都可以看到建立這個習慣的必要性。比如對於香港問題、貿易戰問題、華為問題(包括[x1] 「251天」的問題)、996問題等，儘量任何看文章的同時保持批判性思維，留有自己的判斷空間。我們首先看到寫文章的人或者分享這篇文章的人一般都會有自己的傾向，比如移民的人會偏右，體制內既得利益者會偏左，這都很正常，因為所有的人都是屁股決定腦袋。我對PPP能夠保持獨立的研究(相關連結→薛濤自序：在PPP落潮後下找到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也是因為我在E20。所有人都受你生存所在的地方的影響，所以對於我們讀者而言更需要有自己獨立的判斷。而左上圖那個坐標尺就是我避免在朋友圈中迷失的坐標，左右離開中點的位置一方面代表了觀點本身的立場和觀點的極端程度，而上下則代表這個觀點的邏輯性的高低。
垃圾分類也是如此，我這裡也做了個垃圾分類的三叉戟坐標系，把將近期比較火熱的並已經進入媒體視野的各種爭議論點羅列出來(見上圖)。每個都有自己的出發點，他們自己都有一些想法。左邊是懷疑派，右邊是分類派。比如徐海雲老師就是愛焚燒，我帶著徐老(dà)師(pào)去看合續的安徽省宣城市郎溪縣經濟開發區分散式生活垃圾處理示範項目，就有了下面的對話(哈哈，全場笑)
每個人都有立場，企業家們都有立場。我們都可以理解，立場背後也有邏輯性的高低(在前面圖中的位置高低體現了觀點的邏輯性)，因此不能簡單因為觀點不同而拒絕聽取對方的意見，還是要深入他的推理過程來理解一個複雜事務的全面性，邏輯高的觀點和看法更值得關注。綜合來看，在前面圖中越有邏輯(高)且越靠中間的觀點，是我們越應該認真看待的。上述圖中的所有觀點，我們都有認同的角度以及保留意見的角度，在後面的內容當中會有詳細的辨析。
雖然在垃圾分類問題上我們看到了很多立場不同但是邏輯性強的觀點，以及各個城市從不同角度出發的嘗試做法，但是關於垃圾分類的爭議卻沒有絲毫減弱，始終沒有統一的意見出現。比如像左健老師剛剛演講中提到的日本這種模式在國內就很難實施(相關連結→左健：中日比較後對中國大城市全面推進垃圾乾濕分類的再思考)。日本人自己買垃圾袋，我們在寧波的垃圾收費機制中討論了各種方案，買袋子花的不僅是袋子錢，還包含著垃圾處理費，所以導致日本人為了儘量少花錢買袋子而少產生垃圾。這一點在中國國情差異較大，我國目前很多地方的垃圾分類過程中獎勵送垃圾袋部分居民都不屑於拿，一方面是由於可以獲得塑膠袋的途徑太多，另一方面居民也可將垃圾扔到馬路邊的垃圾桶中，且違法成本較低。上海自從垃圾分類強制實施以來，環衛部門發現馬路邊上的垃圾桶中垃圾多了很多，就是一個印證。而杭州則採取了路邊撤桶的做法，減少馬路上的垃圾桶(相關連結→今後垃圾只能拿回家扔?何時撤桶?杭州城管回應垃圾分類熱點)。
可以看到我國部分城市在垃圾分類方面做出的不同實踐和各個角度的言論都引起了各種不同的爭議。這也引發了我們對於我國垃圾分類發展未來走向的更深入思考。
「不可能三角」之垃圾分類
博弈是什麼?博弈就是權衡，是承擔最小風險獲得最大收益，是不同主體如何面對不同的外部條件和自身特質在各個矛盾之間如何通過權衡取得最大公約數的問題。生態學中的博弈最經典的問題到底是生多點還是生少點?有的物種屬於生多點(R策略)，生一堆小蝌蚪，總有一個能活下來。而有的則屬於少生點(K策略)，像大象，就會活的更加精緻，對下一代的照顧也會更加的周全一些。K策略和R策略沒有絕對的高低貴賤之分。環境安穩適合K策略，優生優育，強大種群。相反環境暴亂則適合R策略，到處生，到處播撒，總能活下一兩個。K還是R策略的選擇不是唯一的。在垃圾分類當中也是如此，要有不同選擇，一定不是一刀切，也一定不是全國一盤棋來做，而是一城一策、一時一策，就需要博弈和權衡。我們在後面的內容中對此將有詳細展開。
事發異常必有妖，三不可能走起來。我們發現事情只要難做，一定是處在一個「不可能三角」之中，最直接的例子比如買房的問題，又想便宜，又想面積大，又想位置好，不可能，導致我們很痛苦。實際上垃圾分類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我們將其歸納為生態可持續、人時可接受、經濟可承受三個方面，目前來看垃圾分類就是在這三方面因素當中暫時無法找到全部滿足的可能，亦或是沒有足夠的空間使得這三方達到一個平衡狀態。比如如果不考慮生態持續問題，所有垃圾一燒了之，挺好，省力省錢，但是未來可能面臨一個生態系統崩潰的局面(代際公平問題)。或者比如政府不花錢，居民多出力精細分，像日本那樣分出18分來，人家居民也不一定願意，累死了。再或者讓政府多花錢，像杭州餘杭那樣政府補貼企業去上門收，這樣居民不那麼辛苦，但是一戶一年近400元，太貴也無法持續。因此這三個因素的權衡中間一定有很多東西讓我們思考。在這些不同意見的辯論裡我自己並不沒有特別堅持的方向，論科學，我不一定說得過左老師，我也說不過徐老(dà)師(pào)，我更說不過王凱軍老師，這裡我想盡力做的是為行業同仁們提供一些權衡思考的標尺。
三大成本，權衡博弈
昨天劉晶昊秘書長的報告說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在談環衛行業發展的歷史，其主要目標是從清潔衛生到環保再到垃圾分類，跟我們右側圖中的理念又一次吻合了。這幾年來我每次跟劉晶昊發言都是會在某個重要的角度保持了不約而同的默契。
環衛業務發展的初期，在城市剛剛發展的時候其目標僅需要達到小時空的無害，也就是衛生保潔，也就是只要把垃圾運到城外(看不到的地方堆棄/簡易填埋)即可，是我們所說的固廢行業的1.0時代。到了90年代以後，進入了環保的年代，焚燒興起，追求的是無害化、穩定化和減量化，這是更大時空上的安全，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固廢行業的2.0時代。我們現在考慮的是什麼呢?化石能源會枯竭、碳循環被打破了，何品晶老師說的更可怕了，微塑料問題，燒也不行，埋也不行，總之只要用塑料就完蛋(相關連結→同濟大學何品晶：熱話題與冷思考 垃圾分類影響下的固廢大格局)。所以我們在追求的是有多米諾效應的長時空下的安全，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固廢行業的3.0時代所帶來的生態要求。提出了要源頭減量、減少使用、加強循環等，行業發展的目標進入生態級別。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在這些要求提升的過程中，每提升一級都是要花錢的。伴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所帶來生活的奢侈化，現階段發展的生態成本越來越高。為了我們所謂的可持續發展(其實就是代際公平問題)，我們必然要把這個生態成本拉下來。那麼就無外乎兩種形式，要麼經濟成本，要麼人力成本，來化解我們高速發展過程中帶來的高企的生態成本。這個選擇的過程中間自然會產生很多博弈，博弈就會帶來很多的痛苦。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很多地方都在開展垃圾分類的宣傳普及工作，而為了說服百姓垃圾分類所採用的觀點，也與許多多年存在但被壓制的「反燒派」形成了合力。前段時間，我在深圳的一次環衛協會的會議上也說到這個問題，就是現在為了讓老百姓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參與到垃圾分類中(接受更高的人時成本)以及接受政府花更多的錢來治理垃圾問題(接受更高的經濟成本)，有些政府基層的宣傳者進入了一個重大的宣傳誤區。我們都看到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微信文章，包括在昨天徐老師發言後對其提出質疑的反燒的微信公眾號們。主旨就是「三部曲」，第一，垃圾圍城了，通過拍攝的衛星照片，顯示城市周圍被垃圾堆滿了，沒法看了(如下圖)。
第二，海洋魚類都被塑料垃圾搞死了。第三，垃圾焚燒二惡英危害極其嚴重。通過這三個理由推導的結論是老百姓要垃圾分類，相信大家都見過類似這樣的標準的宣傳方式，我覺得這派意見是在三叉戟坐標的右下角。這種宣傳本身的邏輯是有問題的：垃圾圍城和塑料垃圾進入海洋這些問題的最直接消滅者就是垃圾焚燒，通過垃圾分類並不能直接解決這些問題。在現階段，僅僅通過垃圾分類來實現減量，正如劉建國老師提醒的，在垃圾分類不可能完全精分等原因導致後端處置無法匹配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導致一堆垃圾可以分出十堆垃圾，而這十堆垃圾都變成堆積，或者跑到海洋裡去了，帶來更嚴重的問題。因此，在我們說的這個固廢處理問題的金字塔結構當中，垃圾焚燒作為第二階段中的中堅力量和整個固廢鏈條的託底，是不能輕易動搖的，所以在現階段想要一步到位的「天下無焚」而妖魔化垃圾焚燒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住建部門在這麼多年來的努力，才使得垃圾處理逐漸讓民眾認可，(當然是在有足夠經費支持的情況下)，而我們的環保部門也積極的在後端監管方面有所作為(相關連結→「我是環境守法者」活動在杭州舉行13家垃圾焚燒企業作出環境守法承諾)。剛剛取得的不易的進展，不能因為垃圾分類又把這個基石在宣傳的過程中間給打破了，這個對城市固廢的穩定管理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會對新建項目帶來更大的「鄰避」衝擊。
一步與多步：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
據上所述，我們認為固廢處理行業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存在一個「一步與多步」的客觀規律，目標遠大宏偉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一些前提條件尚未達到的情況下盲目追求一步到位的發展是很危險的。比如從過度依賴「人時成本」的角度來看，我們業內有一個段子，說北京的霧霾很嚴重，解決方法很簡單，我們只要把北京市兩千萬人全部集中在三環以內，一起搖扇子，霧霾就能吹散(相關連結→張奕軒：垃圾專利?教你一套固廢技術專利「防狼術」)。這個真的能做到嗎?
同理到我們的垃圾分類，要求每個居民像日本那樣把垃圾精細分類到18分，以達到各自可以回收利用的標準(理論上我們需要通過人力投入的細分，才可以使低價值可回收物提升品級以達到高價值到可以不依賴補貼做回收利用的可能)，而且從今天說好開始，明天就做到，從社會組織管理(政府能力)和人的本性(居民意願)兩個角度來看都很難做到。在追求生態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當中，就必須要有後端託底設施去解決現階段的垃圾問題，否則面臨的就是系統崩潰的風險。這就是一個隨著社會進步的過程，一步與多步的發展過程問題。
人時還是財政：誰來承擔成本
而換個方向，我們提到的杭州餘杭模式，前面的發言當中嚴崢也提到了這個項目。政府花近四百塊錢每戶每年的成本請人進行前端的入戶收集幹垃圾，實際上是政府用經濟成本替代人時成本的一種方式。當然這樣的經濟成本也可以投入垃圾處理末端環節本身，由於居民細分不夠，我們就需要投入裝備在後端廠內精分上，比如購買蘇州嘉諾的裝備，這也是另一種經濟成本代替。
我們在寧波做生活垃圾收費的價格機制研究過程中在各地調研統計得出，不考慮垃圾分類，現在政府在末端垃圾分類處理財政所支付的成本已經達到每戶每年600-1200每噸之間(僅包含處理環節)。而熱議的垃圾焚燒的央補問題，焚燒廠全國從幾十個運營項目現在達到三四百個，中央財政確實也壓力巨大。對於以焚燒為主的末端處理來講，BOT的模式相對簡單，籤一個合同，就幹起來了。那麼下一屆市長就要給錢了。徐老師的演講中說到今、明兩年是垃圾焚燒廠的投運高峰，這些財政支出將成為懸在市長、書記頭上的一把劍。那麼像杭州餘杭模式下，近400元每戶每年的價格，全部都壓到政府財政來支付，純粹用購買服務的方式由企業代行來做垃圾分類可持續嗎?
大幅增加的垃圾處理成本讓政府很難持續承受，這也是發改委綠色價格機制文件要強調的問題，(相關連結→透視發改943文：垃圾收費分類雙管齊下，固廢管理進入體系化)就是儘快建立以「誰汙染，誰付費」為原則同時與垃圾分類相匹配的差異化垃圾處理費價格機制。我們在做垃圾收費機制的項目時調研過國內很多不同類型的城市，我們發現我國目前的垃圾收費標準非常低，只有50-100元每戶每年(每戶每年約產生一噸垃圾)，遠不足以覆蓋垃圾的處理成本，這還沒有將收費的覆蓋率和收繳率考慮進來。(相關連結→寧波破題垃圾收費難： 寧波生活垃圾處理收費機制研究項目啟動)讓我們來對比看看國外，上圖中左邊是我們收集到的一部分發達國家向居民徵收的垃圾處理費數據，德國600-3500每戶每年，日本800-4000每戶每年，左老師介紹的東京在800元，而大阪可以達到4000每戶每年，每個城市也不盡相同。
美國500-2000，瑞典500-1000。對比而言，我國目前的收費水平仍較低，在相應價格機制到位之前(這同樣也是個一步與多步的問題)，以及在當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再將垃圾分類全部搭到經濟成本上由財政支付，所帶來的就是垃圾處理財政缺口的不斷擴大，也就是我們說的「經濟不可承受」，那麼也許仍需要通過一定的「人時成本」進行平衡，所以大家都對杭州餘杭這種高政府補貼模式比較擔憂其可持續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經濟成本中還存在另一個方向，也是一個政府與居民的博弈過程--廚餘破碎機，等於通過罰款等迫使居民承擔了有機垃圾分類的部分經濟成本。但左老師也研究水的問題就知道，我們的地下管網系統幹了一兩萬億的河道治理以後，發現還得回來提質增效，折騰管網。我們的管網要徹底完善，需要資金十萬億左右。在現在跑冒滴漏的地下管網的狀態下，再將廚餘垃圾打碎衝進去，無異於雪上加霜，可能嗎?而管網的維護及提升，估計十年二十年不一定幹得完，那麼在這過程中，水十條黑臭水體斷面怎麼辦(同樣是一步與多步的問題)?所以一些國家採取的家庭廚餘垃圾破碎方式對於我們來講在現階段也是不合理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為什麼上海在3月份左右開始進入強制分類以後，產生這麼多的質疑和討論呢?實際上是因為上海模式把政府在垃圾分類的責任比例更多的壓到了居民身上，而北京剛公布的垃圾分類文件恰恰不準備跟隨這個方向(相關連結→北京垃圾分類：「不會撤桶撤站，也不強迫定時定點。」)，也就是更多的採用了人時成本來進行分類，導致對居民以往的生活和行為習慣產生較大的影響，形成了行為幹擾。另一方面上海要求更加精細的(主要針對溼垃圾部分)垃圾分類也形成了居民無法理解掌握的過度專業的問題，不要說居民是否能分對，就算是專業做垃圾分類的專家、企業也未必都能做到，這也就進一步加劇了在人時成本方面的衝突。
當然這裡面其實也存在一步與多步的問題，對垃圾分類的理解、支持和掌握是需要通過宣傳教育在一代人的時間來解決的，我們也相信隨著垃圾分類開展的時間發展，居民的生活習慣在發生改變，對垃圾分類的理解也隨之加深，必定會提高人時成本的耐受程度，同時降低垃圾分類所需要的人時成本。從效果上來看，上海市強制分類這段時間溼垃圾的分出量很大，同時有機質含量也非常好，總體效果還是不錯的(相關連結→齊玉梅：三大路徑與三種「不適應」，上海垃圾分類是看似簡單的複雜事)。
相比來看寧波的模式中則對居民的幹擾相對更少，寧波的垃圾分類工作中要求居民將廚餘垃圾裝到印有可溯源二維碼的廚餘垃圾袋內，不進行定時定點，同時沒有要求過於精細的溼垃圾細分工作。也就是沒有要求一步將垃圾分類做到極致，而是在穩步開展的過程中逐漸加強宣傳引導，最終達到目的。居民分類的效果方面，從寧波首創的廚餘項目運行情況上來看還是不錯的。目前來看缺點就是進入廚餘廠的垃圾有機質含量提高的不夠多(相關連結→從寧波六年的垃圾分類路，看環衛管理系統的迭代需求)。
當然在這個成本分擔矛盾的權衡博弈當中也就出現了市場機會。環衛運營企業可以通過自身專業化的運營管理來幫助政府完善對居民端的垃圾分類管理工作，同時減少對居民的行為幹擾。這也是經濟成本與人時成本博弈的一種權衡。
近年來很多專家都在說要根據末端的處理技術能力來決定前端的分類方式，這是從環境專業角度出發的說法。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垃圾分類不僅是環境問題，更是公共管理問題。那麼從公共管理的角度來看，在現在的教育和理念情況下我們要思考的是，居民能夠(或者願意)付出多少人時成本來滿足我們城市的垃圾分類要求?如果強迫要讓他做精細分類，能高質量的堅持多久呢?這就是我們說的日本分類模式在中國想推進的話，一個最直接要面對的問題。(也包括讓居民通過購買垃圾袋來支付垃圾處理費，這個在當前相當長的一個階段內在中國很難成功推行)。所以我們中國必須研究自己的垃圾分類理念和方法。
多步實現，三大成本動態平衡
回到三不可能的理念，我們對以上的內容進行歸納總結，發現杭州餘杭的模式在經濟上是不可持續承受的，就是在「經濟可承受」圈的邊緣。我們認為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是難以承受的，這種模式暫時不具備推廣條件。另一方面來看杭州餘杭的模式當中居民的參與程度實際上不夠高，也不符合目前「垃圾分類新時尚」的提升社會文明的要求。但是，現階段我們要直接做到日本、臺灣這樣的模式，人時方面是很難堅持承受的，也就是在「人時可接受」圈的邊緣。
前文中已做敘述，上海模式中對人時要求相對更高一些，因此在人時可接受的邊緣;寧波模式中則相對對政府的投入要求更高一些，因此又到了經濟可承受的邊緣。但是總體來看，上海和寧波模式都是相對比較符合現狀條件的(在圈內)。我們也希望寧波、上海的模式能夠持續下去並不斷迭代升級，能夠形成被廣泛推廣的垃圾分類模式。
垃圾分類推行過程中的另一個瓶頸，就是劉建國老師評估的，通過分析垃圾分類可以看到，第一政府要多花很多錢，無論是建末端設施還是前端體系的構建;第二，分析整個垃圾處理過程中的碳通量來看，實行垃圾分類在碳排放上也許也不合算。既然如此，分出溼垃圾以及可回收垃圾到底合不合算，這中間有一個評價維度的問題，此事事關垃圾分類本身到底有什麼意義。回到圖中右上角這個金字塔來看，前文中已經將下面三層之間的關係做了簡單闡述，而垃圾分類本身實際上除了是在解決大時空多米諾效應下的生態問題之上，還要對居民的生活理念及方式進行改變，形成了文明的價值溢出，才使得垃圾分類在經濟帳和生態帳可能暫時都不一定算的過來的情況下，還是值得持續堅持去做的。
我們看到垃圾分類做的好的城市，一般在社會秩序、法治觀念等等方面也較為突出。到底孰因孰果?是因為垃圾分類做的好所以社會秩序、法治觀念強呢?還是因為這些城市的社會秩序好、法治觀念強才使得他們垃圾分類容易做的好呢?這也是一個思辨的內容。
我們去理解習總書記說的垃圾分類新時尚的說法，實際就是指文化和價值的溢出價值。如果沒有這一層的考慮，很難理解垃圾分類為什麼要去做，和如何去做。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為什麼德國這些歐洲發達國家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能夠落地，以及能夠向居民收取垃圾處理費和廢家電等的處理費，核心的原因有兩點：
第一，在這些發達國家拾荒大軍已經基本不見了，同時為了保障回收體系的完善和穩定運營，必須要通過某端的收費來完成更規範但是成本較高的回收過程。
第二，老百姓也願意(或者能夠接受)為丟垃圾這件事付費。這個跟經濟可承受有很大的關係，同時也是社會進步的體現。這個進步就是我這裡說的，我們要從大時空上去看垃圾分類推進的時間過程，通過時間的發展，居民可以接受更多的人工分類，這個要通過教育去改變。另一方面在經過教育後，居民進行垃圾分類的效率也會提高，使得達到同樣分類效果所需的人時成本也在下降(更高的人時成本伴隨著居民的理解和熟練掌握會逐步下降進入可接受的範圍)。經濟上我們也更願意支付，因為經濟發展，一方面垃圾處理費在可支配收入中佔比會下降，另一方面拾荒大軍也有可能消失。那麼再過二十年左右，那時候我們當前依賴拾荒的城市礦山高效率循環的現狀可能就不存在了。屆時我們也需要參考發達國家模式一樣通過收費來保持回收體系的運轉。
當然現在還不是這樣，比如這兩年經濟下行，我甚至經常見到穿的跟我一樣的人在撿瓶子，這個畫面讓我覺得十分驚悚，當然我穿的也不咋的。(哈哈，全場笑)
伴隨著經濟發展(經濟可承受圈變大)，居民本身的提高(人時可接受圈變大)，現在很多看起來無法接受的手段，也許十到二十年以後就可以實現了。但是我們現在就需要開始面臨這些問題，城市化加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態不可持續將越來越嚴重(生態可持續圈減小)，確實需要開始安排通過經濟成本和人時成本來分攤，因此垃圾分類需要一步一步推進。如果我們經濟發展和人民素質提高快於生態退化的情況下，實際上中間的平衡區域是在逐步變大的，這也就給了很多以往有各種問題的垃圾分類模式更多的尋找平衡的機會，最終可能以前不能實現的逐步實現，也包括現在的一些過於超前的理念，比如「零廢棄」，想要在現在的基礎下一步達成，是會出現很多問題的(金字塔的基層被擊碎)，在一步與多步之間通過權衡博弈逐漸尋找平衡點是可行的。
第二考慮現實中的困境，儘量避免拉抽屜，也就是避免由於缺乏長期的可持續的安排，僅僅由於不同階段理念和條件的變化使得之前做的工作需要全盤推翻重新再來，這會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因此在垃圾分類中對頂層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從企業角度來看，除了技術企業研發技術的創新去應對困境以外，也包括如何通過商業創新解決項目落地過程中的一些問題，重資產公司(A方陣)應該如何迎接無廢城市以及垃圾分類的逐步推進呢?我們認為答案就是循環經濟產業園，以焚燒為核心，以搭積木的方式，考慮到未來的物質流、能源流的循環，當一個城市對某一種廢物單獨處置或者循環利用的的必要性、管理制度等配套條件成熟後，一個個落地，最終形成完整的固廢處理體系。商業模式不能自洽，企業也不是做慈善的。循環經濟園的模式，是我們對接垃圾分類和「無廢城市」逐步演進的多步中間的一個很好的接口。這也是可以解釋各地政府有條件的情況下，更多採用循環經濟園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A方陣垃圾焚燒企業一個重要的布局方向。
可回收物?兩網融合之痛
各地推行垃圾分類過程中最大的問題一般集中在工業源的可回收物以及農業源的有機垃圾兩部分。現在的情況是，如果做垃圾分類，可回收物一般有精分和粗分兩種方式，粗分就是只要求將可回收物分出，依託分揀中心對可回收物進行精細分類後進入各末端資源化回收設施。而精分則是更接近於日本等發達國家的體系，在源頭要求居民對可回收物進行精細分類並分別盛放，直接進入末端資源化回收設施。兩種方式的區別也恰恰體現了我們前面所說的人時成本與經濟成本的博弈，粗分是以經濟成本為主而精分則是以人時成本為主。
在宣傳過程當中還有一個重大的認知誤區，有說法認為「垃圾是放錯的資源」，這句話本身也引發了很大的爭議。我們在2017年的論壇中就有詳細分析。高價值的垃圾是資源，不需要補貼，但是低價值的垃圾就是垃圾，商業上無法自洽，同時又會帶來較大的環境汙染及次生災害，最終還是要通過政府兜底的方式來進行處理。
右下角這張圖中，對於廢物價值高且環境風險低的廢物，其較高的廢物價值是回收或處置行業完全市場化運營的有力保障;同時較低的環境風險也降低了管理的難度，增加了市場化運營的可操作性。因此這類廢物的回收利用有較大可能成為自負盈虧的完全市場化運營行為。
相反低價值的可回收物回收、處置這類廢物的企業利潤較低，甚至在現有技術下不能獲得合理利潤，難以吸引企業進入市場，市場化運行的可能性較低。實際上應該由政府兜底解決，也就是通過公共服務來解決。
由於可回收物中存在上述這樣的悖論，使得兩網融合困難重重。已形成完整商業鏈條的高值可回收物的回收體系是商業行為(市場經濟)，而商業無法自洽的低值可回收物則屬於公共服務。兩網融合過程當中，商業和公共服務之間的邊界模糊，一些行為會扭曲市場的配置。高價值的可回收垃圾，商業上是很通暢的，競爭是很透明的，做規範化管理是應該的，可以通過商業以及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進行管理。但是在這個領域行政幹預(補貼或者授權經營)相當於在商業領域強制授予壟斷，這個做法是危險的。比如將高、低價值的可回收物打捆進行政府補貼實際上對原有商業自洽的高價值可回收物的體系造成了較大的衝擊，這種補貼容易扭曲市場配置而導致效率降低。實際上就是衝破了商業和公共服務的邊界，杭州餘杭的模式中就存在這個方面的爭議。理論上任何的政府補貼行為都會對市場經濟造成影響，都是需要謹慎的。
另一角度來看，低價值的垃圾回收體系也需要通過合理的機制安排(主要是資金)來解決，那麼反而這部分可回收物的處置就需要納入公共服務領域。如上圖所示，通過前端向汙染者進行收費、中端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的推行，都可以在整個回收鏈條中建立合理的價值體系，從而將一些外部成本內部化，擺脫純粹的財政補貼。這就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夠的頂層思維來設計、構建整套體系。
比如建築垃圾的資源化，陳家瓏老師演講中有一句話非常重要(相關連結→陳家瓏：建築垃圾資源化的路徑怎麼走?)，他說首先頂層結構上要對建築垃圾以及裝修垃圾進行定位，是一種準公益性質的公共服務，對於商業和公共服務的邊界要完全劃清，才能設計相應的運營模式。
為什麼在一些城市(如許昌)就可以打通這個鏈條?正是因為許昌通過確定建築垃圾資源化的公共服務屬性，政府加強監管完善了對前端收運體系的管理，同時對末端產品進行補貼，補貼的形式也可以不局限於金錢方面的補貼，如相關政策的傾斜。核心在於汙染者付費，如果沒有政府的強制，這件事一定做不到。
燒了還是還田，有機垃圾處理悖論
溼垃圾的資源化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以往的固廢圈不太談論汙泥的問題，但是這次我們發現伴隨著垃圾分類固廢圈很多人開始關心這個問題，(相關連結→通源環境何光亞：深耕汙泥處置技術 開拓有機固廢協同處置);這就是說明了我們開始站在更高的層面來統籌的看待有機垃圾了(相關連結→潔綠環境趙鳳秋：廚餘垃圾處理技術裝備及系統解決之道)。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溼垃圾資源化(尤其是廚餘垃圾)有別於建築垃圾準公益的公共服務，是屬於純粹的公共服務領域。從處理方式來看，我們統計發現，汙泥的處理方式中，大概有60%-70%採取的是填埋和焚燒。餐廚垃圾領域雖然相對好一些，但是焚燒和填埋也佔有相當高的比例，而最主流的路線也不過是產沼後焚燒而已。大家公認有機質含量相對較高的餐廚垃圾和汙泥用焚燒和填埋的方式做非生態級別的環保處置，為何要求有機質含量和整體質量偏低的廚餘垃圾非但不能燒，還必須要進行厭氧和謀求生態級別的沼渣要歸田呢?
這個悖論的核心還是我們前面多次提到的金字塔。大規模普推餐廚垃圾處理項目的年代正是由於地溝油和泔水豬等問題嚴重，發改委推出一系列措施要求餐廚垃圾的無害化處置，這個行動也得到了我們論壇前半段主持人任連海老師大力的支持。當時發起的初衷就是為了安全，也就是我們金字塔中的第一級指標，最多到第二級(環保)，完全沒有考慮第三級(生態)的要求，汙泥也是同樣的。在這個背景下選擇最具有就緒度的技術就是當前的情況。但是廚餘垃圾的產生直接就是建立在第三級生態要求下的垃圾分類過程當中的，對於廚餘垃圾的處理自然初衷至少是生態，達到了第三級，同時也體現了理念上的先進性。所以廚餘垃圾做第一級(安全)、第二級(環保)簡單的焚燒處理肯定是不行的，也從側面證明了這個金字塔的邏輯。
這個悖論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把低價值的廚餘垃圾經過厭氧後去費力做沼渣的還田，而高價值的汙泥和餐廚卻直接把它燒掉，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整體系統的優化、不均衡。這樣看來，有機垃圾這部分未來還會有很多故事，我相信我們在五年之內還要去來回談，曾經站在金字塔第一級和第二級上的餐廚垃圾及汙泥，未來在處置路線上也勢必還要向上邁一個臺階進入生態角度的考量，從而做到有機垃圾的協同處理，系統最優化，否則邏輯上是不通的，是扭曲的。(目前已有技術可以做到高品質有機垃圾歸土，請參見→中持綠色李彩斌：解決方案+關鍵技術，有機廢棄物「中持之法」)
就緒與先進，技術創新新思考
有機垃圾的悖論背後也體現了先進度與就緒度的權衡，不是汙泥餐廚不像採取更先進(生態)的技術，而是在相對較低的基本目標出發點上，市場自然會選擇更加就緒但不是符合最先進標準的技術路線。
因此，企業只考慮技術先進性行嗎?這在企業戰略制定上是個很要緊的問題。我們的福州有機垃圾論壇上，周傳斌老師也曾在論壇上談到先進度和就緒度的問題(相關連結→周傳斌：全生命周期視角下有機易腐垃圾分類與資源化利用)。比如以黑水虻為代表的有機垃圾養蟲技術，無論從理念還是從技術角度來講，無疑都是符合先進性要求的。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能進入工業化的持續生產(包括後端產品的消納)，我們現在所處的工業化社會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礎上來的，那麼這種非工業化的技術在推廣過程中自然會受阻。我們很多的問題都卡在就緒度上面。我們所說的就緒度主要是以下幾方面：一方面，技術的成熟度可保障持續運營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商業模式的自洽性，項目能不能持續運轉;第三，就是與政策管理的配套程度，只談先進不談就緒是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的。這也是談論垃圾分類中某些流派容易出現好高騖遠不接地氣的原因之一。每個技術的背後都應該探究其是否存在就緒度的風險，這是我們做技術研發特別重要的一個思考點。技術的創新不能脫離政策、市場、商業的研究。因此我們必須要考慮先進度與就緒度之間的平衡問題。
分散與集中，均衡共存效率最大化
另外一點這兩年談的很多的問題就是分散和集中。分散本身是小循環的，也是更生態的;而集中是工業化的，不生態的，但往往是非常就緒的，這是我們在垃圾處理方面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博弈。到底選擇分散的技術還是集中的技術?在有機垃圾角度來看，分散式的處理設備非常多，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隨著垃圾量逐漸增長的過程當中，存在一個臨界點，使得分散式處理出現規模不經濟，也就是逐漸效率下降的過程。隨著垃圾量繼續增長至一定數量時，集中式處理便顯現出來規模效應。因此我們說有機垃圾處理的技術選擇一定是一城一策、一時一策，分散與集中不是完全的對立關係，是可以在其中找到合理的配置均衡點，使得分散與集中處理並存並達到效率的最大化。
垃圾焚燒方面亦是如此。日本的垃圾焚燒相對偏分散，每個區建造垃圾焚燒廠處理自己區內產生的生活垃圾，可以說是追求絕對公平的方式來開展。但是在中國則不同，我們有很多大規模的焚燒廠，這裡面有很多社會學的問題，也有公共管理的問題，也有先進性和就緒性的問題。日均處理規模達到兩百噸甚至三百噸以上時，以爐排爐為主要工藝的集中垃圾焚燒才能體現出效率優勢。而在實踐當中我們發現，一些相對垃圾產生量較小的地方也會進行區域的集中，在合理收運範圍內整合其他縣、鎮的垃圾統一進行焚燒，也就是所謂的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常規模式。首先不可否認的是這個方式可能能提高效率，但是公平性有所下降。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方面是小型化分散技術的不成熟(不就緒)，導致垃圾產生規模較小的地區沒有技術可用;另一方面則是運距的考量，當收運距離較遠或協調成本較高的時候，這種模式就失去了原有的效率優勢。
分散與集中，產廢源是命脈
分散和集中的博弈也會在不同的地域帶來發展機會，因為在政府的決策中有一個權衡的空間。比如規模在兩百噸(每日)以下的垃圾焚燒，爐排爐技術適應不了，所以才會有熱解爐多年的嘗試，但是後者多年來被證明不成功。昨天陳德珍老師對熱解氣化技術在我國為什麼不成功，講的非常透徹(相關連結→陳德珍：熱解氣化技術在生活垃圾領域的難點與破解思路)。企業謀求技術突破去解決小而分散的問題，這才有了續盈和陳老師的合作(相關連結→合續環境李文生：改變鄉鎮生活垃圾的收集處理模式，是政府期待的更好選擇)。而在中國大型的城市，包括大型的縣城，我們當然會選擇集中的方式進行處理。在報告的上篇中我們通過數據觀察看到兩千噸的爐子在新一線城市非常多(相關連結→薛濤年度報告上：大數據盤點固廢環衛行業及十大影響力企業)。在中國現有的國情下，大多採取的是集中的處理方式，但是當運距超過50公裡的時候，集中處理所帶來的成本增加超過了效率所帶來的成本降低，也就是說不如不集中，那麼這裡面就留下一個很大的需要技術突破才能解決的市場空間，就是續盈爐所想打通的空間，我們希望這樣的技術能夠有所突破。
分散與集中，除了我們說的布局上的難題和由此帶來的其他技術的發展機會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角度，就是結合廠網一體的前後端角度統一來看，分散是藍海，集中是紅海。收集容易的集中處理模式大都都相對很簡單，比如垃圾焚燒，擴張也相對容易，同一套體系幾乎可以直接搬到一個新的項目，這樣的領域往往很容易轉變為紅海。而餐廚垃圾項目為什麼難?我們在去年的演講中也提到(相關連結→薛濤：四維集約，合縱連橫—固廢產業年度盤點)，就是因為它過於分散的垃圾產生端帶來了收集的困難。要想保證一個城市的餐廚垃圾全部進入一座設施進行處理需要政府端強有力的政策和監管支持，同時也需要收運企業有非常高的專業性。在這種情況下，就形成了一個不能一刀切的，不能像垃圾焚燒擴張的形式，又回到了「一城一策」和「一時一策」的問題。我們研究過瀚藍的餐廚垃圾收運的管理系統，就是通過控制我們的分散產生源提高效率。在這種情況下，模式相對複雜，需要的專業度較高，這樣的企業和項目就能抵抗外來資本的力量，能有效的抵抗簡單模式的衝擊。我們認為在分散處理中間實際上提供了商業模式探索中的差異化競爭優勢。
同樣的收運問題在危廢領域也較為突出。要想做好這方面的比較優勢，就需要走向客戶價值提升的服務內涵，正如傅老師的演講當中也提到了，未來的固廢產業必將走向前端的服務(相關連結→傅濤：兩山視角下的固廢產業未來)。比如首聯在廣州開發的油途系統，實際上就是為前端產廢點提供了便捷的服務，同時通過資源整合共享額外收益，同時也產生了更高的競爭壁壘，掌握產廢源就掌握了整條產業鏈。想讓技術的領先優勢實現護城河，我們有時候確實還要研究技術和商業模式之間的共振關係。你開發的東西一定要伴隨著技術的優勢，形成商業模式的突破，兩個疊加的時候，護城河才是最強的。
昨天報告裡提到的江蘇危廢供大於求的情況，不光是要靠運營的效率提高解決，也一定會有一個走向前端服務的網絡化的關係，才能帶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我們相信未來十年肯定不是能夠簡單用資本，用量繼續能夠獲得優勢的，尤其在分散領域，尤其需要複合的競爭優勢。
結語
對上述垃圾分類影響下的固廢領域的四大博弈和三不可能之間的矛盾，我沒有任何確定性的解決方案，本次報告只是力圖為大家在紛繁的各方意見中提供一些用於探究的標尺，旨在為地方政府在考慮固廢處置可持續和公共管理接口方面提供「一步與多步」的規劃思路;為企業家、技術創新者們從合理戰略戰術、技術發展的可持續等方面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從本質上而言，企業若想長期穩定盈利和發展，還需在全面了解政策環境、商業模式的基礎上，持續提供客戶價值，為客戶提供具有「就緒度」的解決方案。在「無廢城市」推進過程中紅藍交織出現的時候，希望我們行業的優秀企業們正在做好相應的準備。
固廢趨勢聚商討， 紅海競爭真紛擾
藍海暗礁亦慘烈， 還看技術與商業
垃圾分類觀點多， 三叉戟把邏輯說
偏激空想烏託邦， 三不可能是硬傷
一步多步規律找， 金字塔基不能倒
公共商業邊界明， 兩網融合方能行
先進還得要就緒， 技術原力是創新
分散集中要權衡， 公平效率應運生
編輯：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