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5月24日電(宋宇晟) 23日，麥克尤恩最新小說《甜牙》新書分享會在北京三聯書店舉行。文學評論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作家徐則臣和本書譯者黃昱寧展開對談。活動中，談及書中有關英國間諜故事的內容，陸建德表示，「英語世界是有『間諜文化』的」。
非典型諜戰戲：講述英國情報部門的間諜故事
《甜牙》是一部以女性為主人公創作的長篇小說，講述了上世紀70年代一位英國情報部門的漂亮女性滲透目標作家的間諜故事。活動中，翻譯家馮濤首先介紹了該書的背景：「『甜牙』在小說裡是英國軍情五處一項文化間諜活動的代號。(軍情五處)藉助這個行動來籠絡那些他們覺得對他們有用的一些青年文化人，暗中資助他們，讓他們發出有利於自己的聲音。所以叫『甜牙』。」
本書表層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是一位出身教會保守家庭、在劍橋讀書時又被年邁的教授兼情人招募到軍情五處的女特工。她負責接近並引誘的是小說家湯姆•黑利。
但這部小說卻被稱為「非典型諜戰戲」。作家徐則臣表示，書中「幾乎從頭到尾沒有那種我們在傳統小說中看到的、或者是電影特情片出現的、拍電報的『嘀嘀嘀』的聲音，通篇就是講女特工和小說家兩個人的愛情。」
此外，故事最終的結局也有較大反轉。談及此，本書譯者黃昱寧說：「我在序言裡面說到一定要沿著順序看到最後的結局，因為結局有比較大的反轉。但其中爭議也蠻多的。有的人為這個結局拍案叫絕，非常佩服他的結局。也有讀者覺得小說寫到最後比較平庸，為了反轉而反轉。」
陸建德：「英語世界是有『間諜文化』的」
說到書中有關英國間諜故事的內容，文學評論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認為，「英語世界是有『間諜文化』的」，而「像007這些電影」正體現了西方的這種「間諜文化」。「間諜文化又是跟偵探文化聯繫在一起的，比如福爾摩斯的故事。」
他說：「從清末民初開始，就有一大類作品都是這樣。中國的讀書人不大理解，怎麼一個人好端端的，他去做很危險的事情，有時候還是遠離家國。」
陸建德舉例說：「比如希區柯克30年代末拍過一部電影，名字叫《消失的老太太》，是黑白電影。有一個老太太在中歐的國家，是做音樂家庭教師的，想回到英國，坐在大雪封山的火車裡面，有一天突然消失了。背後的事情就牽涉到英國和德國的諜戰。這個老太太是英國間諜。」
他說：「按照中國人的想像，很難覺得一個老太太會做間諜。(在英語世界)間諜是有文化的，而且『間諜文化』的背後也是可以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自己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差別。『間諜文化』的背後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國家認同，正是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會為所謂的國家利益做非常曲折的事情。這跟中國傳統的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可能覺得他們的行為舉止有一點怪，有時候也覺得他們的行為跟傳教士有一點像。」
徐則臣：「作家不僅僅是一個編故事的人」
相比於陸建德對故事情節與其文化背景的關注，作家徐則臣對麥克尤恩在小說寫作上的特點似乎更感興趣。他注意到，在小說最後面，麥克尤恩感謝了很多書和很多人。「這起碼說明麥克尤恩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做足了功課，坐足了冷板凳。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可能他的書桌上擺了一堆書，甚至是一架子書、一屋子書。但是，我們很多作家有的時候對故事和文化的理解比較單一、狹隘，我們的作家寫書(時)，桌子上空空蕩蕩，只有一張稿紙和筆，其他的什麼都不需要。」
他說：「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的故事很好看，我們必須追求故事的好看。如果故事的傳奇性不在了，故事本身最樸素意義上的好看的東西不在了，我們的小說就什麼都不剩了。」
在徐則臣看來，麥克尤恩故意「避開了故事的『傳奇性』」。「(如果)你想在《甜牙》中看一個峰迴路轉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你就要落空了。但是，你在看這個可能不那麼曲折動人的故事之後，你看到了很多屬於小說的東西。」
徐則臣認為，「作家不僅僅是一個編故事的人」。「你(指作家)當然要講故事，但你不僅僅是講故事，你還要講故事背後的那些東西。你要把那些東西納入到故事裡面，這就涉及到如何講故事、講出來什麼樣的故事。」
他說：「故事本身肯定是分高下的，這個高下在現在，大概是不以傳奇性的影視劇的標準來衡量故事的質量。我們都在說現實生活比小說還精彩，為什麼我們還需要小說？我們為什麼不看新聞就夠了？肯定是因為文學提供的故事更為精採。在當下這麼複雜的現實中，如果僅僅講一個聳人聽聞的故事，當然可以吸引眼球，但背後的東西沒有傳達過來。就像是水上的油花子，好不好看？好看，太陽一照就是五光十色，絢爛多姿。但你撇掉了油花子，下面什麼都沒有。」
徐則臣：好的小說「既要有大的背景，又要有人的幽微內心」
此外，徐則臣也談到了麥克尤恩在本書中對宏大背景和人物之間關係的處理。他認為，在寫作諜戰、文化冷戰這類題材時，中國作家可能「會希望它有一個非常宏大的歷史，但(這樣)反而會把人忽略掉」。「我們很多的所謂的史詩、所謂的宏大敘事，其實完全是以壓抑個體、壓抑一個活生生的人為代價的。」
他說：「假如把它比喻成一個舞臺，我們的舞臺背景非常遼闊、非常宏大，背景成為了小說的主體。人變成了非常小的被整個背景壓抑下的那麼一個個人，像牽線木偶一樣；甚至有時候只關注到了背景，而人被忘記了。所以我們看到的故事的走向、故事的軌跡可能是一個宏大背景的故事，反而人的內心中非常曲折、微妙的東西，我們是看不見的。」
徐則臣說：「我們整天說文學就是人學，其實小說最珍貴的東西肯定是人內心的那樣一種波動，人的內心的困惑、幽暗等等那些東西。那個東西呈現出來了，這個小說留下來的時間可能更長，否則會變成社會學的著作。」
在徐則臣眼中，好的小說「既要有大的背景，又要有人的幽微內心」。「(好的小說)是把大背景和人的幽微內心結合起來，是看人的起伏。一個大歷史或者文學裡面的歷史，它如果產生價值，或者說有審美價值，它一定是通過人物內心那種非常微妙的、非常細微的、非常日常的東西表現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