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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０４．０４｜Ｎｏ．１９９
在中國，將思想變成文字，是很要小心的。許多年以前，我還在做小學生，就到處看到「敬惜字紙」的標語。據大人們說，紙上寫了字，便通了神，假如字紙被弄髒了，隨便亂扔，而遭到踐踏，那是會被「天打」的。後來，我上了大學，成了「知識分子」，才明白那則標語的意思。原來，你用白紙寫上黑字，就得當心了。（《走出中世紀·英文版序》）講史小說豈是信史？
借用「講史」形式創作小說，在元明間進入繁榮時期。那個時期產生的作品，倘論對後世的影響，莫過於羅貫中編著的《三國演義》，和可能也經羅貫中改編過的施耐庵的《水滸傳》。
直到本世紀，民間仍然流傳著「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的說法。那意思大概是，少年人血氣方剛，讀了《水滸》容易激發叛逆精神，老年人飽經世故，讀《三國》後會流入陰鷙狡詐一路。
明末《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
其實也不一定。魯迅的小說《風波》，便描寫了一個年紀雖老，卻因讀《三國演義》入了迷而變得迂腐可笑的人物：
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裡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著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嘆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
不過，在作為中世紀表徵的最後一個皇帝被推翻以後，由於勉強識字而會讀《三國演義》的鄉村酒店老闆，竟然成為三十裡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學問家」，從這裡便可想見，這部講史小說的影響，怎樣地滲入了社會的底層。
「講史」成為小說一體，大約起於北宋末（依鄭振鐸說，見鄭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即十二世紀初期或略早。它和一般小說的區別，也如魯迅所說，「講史之體，在歷敘史實而雜以虛辭，小說之體，在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中國小說史略》）。
沒有虛構便成不了小說。但講史小說的特點，卻在於寓虛構於敘史之中，外真內假，以假亂真。作者也雖熟悉歷史，比如《三國演義》的作者，便顯示他對漢晉之際的那段政權分合史，不僅材料熟，而且有見解，但也正因如此，便更易熔鑄剪裁，推演粉飾，寫得似歷史而實為小說。人們常以為講史小說和歷史著作，主要是雅俗有別。是這樣嗎？不然。史書本來就有雅俗之分，通俗的就是歷史普及讀物。既稱歷史，則無論雅俗，第一大忌就是陳述存在主觀虛構，即使細節也要力求符合歷史真實。而這一大忌，恰好是小說家不能拘泥的。因為在他那裡，歷史不過是創作的素材，藝術加工的原料，藉以抒發現實的感情、理想和追求的寄託。分明是小說，卻硬說自己旨在「真實地再現歷史」，只能使人感到好似紀曉嵐說鬼一樣。
舉例說吧，赤壁之戰，屬於《三國演義》最好的章回之一。從戰雲密布到火燒曹營，三方出場人物數十名，多半性格分明。諸如周瑜智高器小，曹操自負多疑，諸葛亮神機妙算，魯肅長厚可欺，以及黃蓋甘行苦肉計，蔣幹誤中反間計等，無不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並被後人改編成多出好戲。可是，人有其人，具體情節合乎歷史實際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也寫了這場戰役，也是綜合陳壽原書、裴松之注和各種矛盾記錄以後改編的，在歷史著作中也素稱名篇。假定還對羅貫中的描寫信以為真的話，何妨將兩書對照一下呢？
然而，在中世紀，講史小說，卻常使讀者誤看作信史，尤其是《三國演義》。那原因，固然在於羅貫中是位頗有學問的小說家，寓假於真的技巧相當圓熟，（明萬曆間謝肇淛《五雜俎》，曾評《三國演義》「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裡巷小兒，而不足為士君子道也」。此論不確，明清士大夫看《三國》的很不少。清嘉慶初章學誠作《丙辰札記》，於其他演義書均有恕辭，獨斥《三國演義》「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至觀者往往為之惑亂」。他對此書實事比例高估了。但於此可反證羅貫中的寫作技巧。）但更重要的還在於通俗性的歷史讀物太貧乏的緣故。
中世紀的歷史著作，正如宋神宗賜給司馬光那部巨著的名稱所顯示的，目的在於給統治者提供歷史的鏡子。歷史能不能作為「資治」的明鑑，那是另一問題。但懷著替君主和政府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目的，本來不準備給平民看，而平民也得不到，得到也不愛看。即使在統治者中間，即使像《資治通鑑》那樣翔實生動的好書，也常因為缺乏歷史素養，或者害怕卷帙浩繁，沒有幾個人願讀。司馬光曾經悲哀地說，他花了十九年才寫成的這部書，只有一個叫王勝之的朝臣讀畢一遍，別的人都是沒翻幾卷，「輒欠伸思睡矣」。那麼，這類史著能廣為普及嗎？
南宋的著名理學家朱熹，曾嘗試把《通鑑》改編成普及本，就是篇幅只及原書五分之一的《資治通鑑綱目》。可惜他動機不純，企圖把改編本變成第二部《春秋》，使自己變成孔子第二。因此，他的主要心思，都用在什麼書法呀義例呀上面，追求所謂一字褒貶，體現理學的「微言大義」。他自己又不動手，擬了個凡例，叫弟子去改編，結果簡是簡了，比起《通鑑》來，「誅心」式的說教大增，唯獨少了歷史。他死後，地位被統治者捧得甚至比孔子高，《綱目》也被清帝加上「御批」，作為比《春秋》還重要的經典迫使全國學生誦讀，可謂滿足遺願。效果呢？也有一點，就是他以蜀漢作為三國「正統」的觀點，看來影響羅貫中、毛宗崗（清代流行的金聖歎批《三國演義》，據考證實為毛宗崗贗作）。至於他本人的《綱目》，已經無人記得了。
其實，一般人還是關心歷史的。既然學者的著作太難讀，《綱目》之類說教又太可怕，那麼在印刷術逐漸普及以後，以「講史」為名的通俗小說應運而生，便是自然的。
講史小說受到歡迎，還因為它能適合各階層的要求。講史起源於「講」。中世紀的帝王貴族，大多忙於淫樂，懶於讀書，雖也關心修史，但最關心的還是歷史家如何寫自己，如何替自己遮醜溢美，將惡行說成善舉。至於前代興亡，昔人長短，他們也關心，除卻少數人，多半寧願「耳食」，還要帶趣味性。所謂講史，在兩宋首都盛行，同宮廷娛樂有關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已記北宋有「說三分」、「五代史」的專門藝人，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還記有南宋「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話」，「講諸史俱通」。可知那時有專門在宮廷中講史的藝人。）以後逐漸普及到民間。至於民間歡迎，道理很簡單，因為文化低，聽故事便是主要的知識來源。
山西侯馬金代董氏墓戲臺磚雕
《三國演義》經過羅貫中重新改編，較諸元宋間流行的《三國志評話》，生色不少，但仍保留說話人語氣，因而講讀均宜，雅俗同賞。他大約是位落魄才人（參看前揭鄭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所引賈仲名《續錄鬼簿》及分析），改編此書，既抒才情，兼以見志。
說到志，總的看來，這部書未必高明。帝蜀貶魏，沒有跳出朱熹的窠臼；護禮誅心，仍然恪守道學的規範。但作者飽經世故，洞悉人情，所以表忠義雖多敗筆，寫奸邪卻頗為生動。尤其傾心於出身微賤的亂世英雄，關羽、張飛、趙雲等，都是他用力最多的人物。全書寫諸葛亮、關羽和曹操最多，唯有關羽可算成功，竟成「生為人傑，死為鬼雄」的化身，那秘密就在於有關他的情節多半虛構，創作時不受史料拘束而縱放作者感情的緣故。
作者大約沒有想到，這部講史小說，在他身後居然家喻戶曉，更其是他筆下的那群人物。其普及程度之高，遠勝過朱熹集注的《四書》。所以如此，當然得力於小說本身，但也得力於戲劇家再創造的舞臺形象，紅臉的關公，白臉的曹操，黑臉的張飛，搖羽扇的諸葛亮，都成了人們一看便知的人物。這部書和這些戲，在清代甚為流行。流行的原因，或說是藝術性，或歸諸人民性，固然都有道理，卻未必符合歷史實際。
滿洲文盲權貴的教科書
底蘊何在呢？在於清初皇帝都是「《三國》迷」，也在於滿洲統治者對關羽的虔誠崇拜。
原在東北生活的滿人，文化本來很落後，在十六世紀末還沒有本族文字。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赤才下令創製滿文。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才設置文館，主管「譯典籍」，記注政史。後金政府這第一個文職部門，奉命翻譯成滿文的第一批漢文典籍，僅十多種，其中便赫然列有羅貫中本《三國演義》。
由後金天聰四年（1630）譯到清朝順治六年（1649），前後費時十九年，滿文《三國演義》的譯事才告竣。清朝政府，在攝政王多爾袞主持下，於順治七年正月為這部滿文譯本舉行了隆重的「頒行」儀式，主持翻譯的大學士范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參見《清世祖實錄》順治元年正月）。那以前譯成的幾種書，包括《明會典》、《孟子》等，沒有一部受到如此崇敬。
清初君主大臣重視《三國演義》，著眼點當然並非因為它是一部有趣的小說。不是的。主持譯事的范文程，原是瀋陽的秀才，清初隸籍漢軍鑲黃旗。他從努爾哈赤建國初便充當謀臣，尤得皇太極信用，任文館領袖，後文館改為內三院，又任內秘書院大學士。凡清初制度，滅明戰略，無不參與謀劃。據說皇太極對他寵信到一日數度召見，稱章京而不名，每事必問「範章京知否」、「待範章京病已裁決」的地步（參見《清史稿·范文程傳》）。他們的關係，很像《三國》描寫的劉備之倚重諸葛亮。而當時的國內戰爭態勢，明朝、農民軍和後金三方角逐，也頗似《三國》描繪的場景。由於目睹滿洲統治者文化低，囿於族群畛域，於漢族逐鹿方式及心態手段均欠了解，因此他選擇《三國演義》作為後金貴族的啟蒙教科書，似乎不難理解。
這固然是推斷，因為范文程沒有留下文集奏議之類，但不乏反證。多爾袞對《三國》是感興趣的。他在皇太極死後，擁立年幼的福臨，隨即由兩輔政之一，自封為攝政王，大權獨攬，卻終身不做皇帝，這裡難道沒有陰效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伎的影子嗎？范文程在清軍入關初，以本人名義起草露布，向百姓宣稱「義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惟闖賊」（參見《碑傳集》卷四順治元年四月范文程露布），那策略和語氣難道不與諸葛亮出師以討伐司馬氏為名惟妙惟肖嗎？直到雍正初，這時滿洲的漢化程度已很深了，但《三國演義》仍被貴族們奉作政治教科書。雍正得以即位，統帥宮廷禁衛軍的「舅舅隆科多」出了大力。但雍正五年（1727）十月，在兩年前已因年羹堯案受株連而罷了官的隆科多，被雍正下令公審，王大臣會議審出他該當死罪的所謂罪證，首列「大不敬之罪五」，第二款便是「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時』」（參見蔣良騏《東華錄》，雍正五年十月）。隆科多原奏已不可見，尋繹這裡引文口氣，大概是說康熙死後他宣讀「遺詔」，命雍正繼統，好比先主遺詔諸葛亮輔後主，但雍正不是阿鬥，所以自己不敢自比諸葛亮雲。自比諸葛亮，當然屬於比擬不倫，但由此可知在雍正初總理朝政的這位滿洲大貴族，對如此重大政治事件的認識，其實都從讀《三國演義》得來。這不是個別貴族的見識。據說，雍正間有個禮部滿侍郎札某，上奏保舉人才，引用《三國演義》諸葛亮不識馬謖的故事，引起雍正大怒，斥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被打四十大板，荷枷示眾（《清朝野史大觀》卷三「引小說入奏」則）。可見，那時在滿洲貴族大臣中間，把《三國》當作政治教科書的風氣，依然很盛。
《歷代帝王真像》中的雍正
在清朝前期，《三國演義》不但是滿人的政治教科書，還是軍事教科書。「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十「國初滿洲武將得力於《三國演義》」則）直到嘉慶間，有個以鎮壓川楚白蓮教起事著名的滿洲大將海蘭察，對帳下一名滿洲將軍額勒登保的驍勇很欣賞，指授說：「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他鄭重授與額勒登保的「古兵法」，便是滿文《三國演義》（參見前揭《郎潛紀聞二筆》卷十）。可是，把《三國演義》當作兵法書，豈止滿人？豈止清朝前期？太平天國起義以後，湘軍將領左宗棠、劉蓉，都被人比作《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即使起義軍也將他們稱作「賽諸葛」。兩人都得意非凡，劉蓉在同治六年（1867）答左宗棠書，大談諸葛亮的遭遇還沒有今日不幸，「蒙以武侯一席相讓，所不敢當，謹以璧還」（參見劉蓉《養晦堂文集》卷七「與左季高制軍」）。可見漢族將領同樣把《三國演義》讀得滾瓜爛熟，自覺在模擬小說人物。
荒謬的關羽崇拜
清初統治者成為「《三國》迷」，還有宗教原因，那就是對關羽的離奇崇拜。
歷史上的關羽，忠勇有餘，卻剛愎自用，終於因輕敵而丟失荊州，被東吳大將呂蒙追殺。當關羽處境危急，諸葛亮的援軍卻遲遲不至，引起後人紛紛議論。章太炎在清末甚至推論，這是因為諸葛亮怕劉備死後沒法控制關羽，所以效法蕭何殺韓信的伎倆，寧願丟失荊州，也要假手吳軍將他除掉（參見拙編《章太炎全集》第3卷，頁262—263）。此說自然不足據，章太炎後來又改變了意見，說是責任在於劉備（參見拙編《章太炎全集》第3卷，頁608—611）。但可以從中看到，關羽在蜀漢是勳舊，卻驕橫得可以。
豈知在羅貫中筆下，關羽即關雲長，卻忠義兼備，智勇雙全。在毛宗崗改訂的一百二十回本中，從出場桃園三結義起，到「玉泉山關公顯聖，洛陽城曹操感神」為止，前七十七回，關羽始終是引人注目的主角。你看，溫酒斬華雄，三英戰呂布，千裡走單騎，五關斬六將，義釋曹操，義釋黃忠，單刀赴會，水淹七軍，直到刮骨療毒，敗走麥城，最後被東吳獻頭曹操，還嚇得曹操生了「腦癌」，因曹害怕開刀而不治身死。三國鼎立，本與曹操相始終。他死後，魏、蜀、吳三國，便相繼被司馬氏或篡或滅。而曹操的命運，在《三國演義》中卻與關羽存亡聯繫在一起，關存曹存，關亡曹亡。這樣一個人傑鬼雄，在中世紀倘不被人們看作天神，那才是奇怪的事。
於是關羽便成了天神。清朝乾嘉間的史學家趙翼，考證過關羽死後由人變神的過程，吃驚地發現關羽在宋以前都沒有受過特殊祭祀，為他立廟是在南宋，而大顯靈威是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到明朝萬曆二十二年（1594），即過了二百年，又被敕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陔餘叢考》卷二十五「關壯繆」則），成薩滿教巫術傳統的堂子三天神之一，這除了說明他們也把《三國演義》當作宗教經典以外，沒有別的解釋。
明代宮廷繪畫《關羽擒將圖》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相傳滿洲崇拜關羽，起源於努爾哈赤時期，他向明朝請神像，被賜的畫像中有「伏魔大帝」關羽像（《清朝野史大觀》卷二「跳神二」則）。這位關聖帝君可能由於成了神的緣故，再也沒有當年掛印封金的義氣，出了關便崇滿媚外，專門顯靈護佑後金。因而清初君主貴族對他越發敬仰，稱之為「關瑪法」，即滿語的「關祖」。日常供於坤寧宮，與佛祖菩薩每天早晨享祭，所謂「朝祭神」（參見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遇有大典便移入堂子，在享受血祭的同時，細聽滿洲帝王大臣的祈禱。他也特愛管事，大至徵討漢族叛逆，小至代替滿清選才，都要插一手。嘉慶元年（1796），川楚白蓮教起義軍進逼荊州，守城清軍急需大炮，關羽便立即託夢給清將，在地下掘出了大炮和彈丸。時任湖廣總督的畢沅，趕緊將這靈異上報皇帝。嘉慶感激之至，下詔命名為「神賜大炮」（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五「關聖顯靈」則；前揭《郎潛紀聞二筆》卷十「漢壽亭侯顯靈」則）。畢沅是乾嘉間的文壇領袖，《續資治通鑑》的主編，連他也相信關羽顯聖，別人還有什麼話說？
除了在堂子秘祀，清朝還遍立關羽廟，稱作「武廟」，與祭祀孔夫子的「文廟」對稱。但關羽非但號「聖」，而且稱「帝」，地位賽過孔子，而且香火也遠勝於孔子。清沿明制，規定每年夏曆五月十三是關帝生日，至期必有盛大的祭祀（參見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九「廟祀」，震鈞《天咫偶聞》卷六「外城東」等則）。而孔子的生日，卻沒人關心。乾隆間有個儒生，上疏請求照「武聖」例，給孔子也定個「聖誕節」，而乾隆卻大怒不準。既然皇帝也冷落「文聖」，那麼有些官迷心竅的儒生，怎麼不會棄文拜武呢？於是有些人參加鄉試或會試，便事先赴關聖帝君廟祈禱求籤。說來也怪，雖然關羽不過是一介武夫，粗通文墨而已，卻似乎不滿足於「武聖」地位，凡舉子求他保佑的，多能如願以償，得中進士乃至中狀元，甚而有人蒙他預示本科八股試題。這類靈應，在清人筆記中是津津樂道的（例如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三「求籤」則便記有這類傳聞），然而無人記載因拜孔子而綴巍科。或許是由於子路已被剁成肉醬，孔子懼怕關公那柄莫須有的青龍偃月刀，而對關公的侵權行為忍氣吞聲的緣故吧？
由清宮到民間的「三國戲」
不過，對於普及《三國演義》故事有功的，還有「三國戲」。在元明兩代，雜劇和弋陽腔的劇目，已有許多題材取自《三國》故事。清朝列帝大都是戲迷，從順治起，在宮廷中便頻繁舉行戲劇演出，不僅搭建豪華的舞臺，而且備有御用的戲班。康熙為了網羅出色的演員，甚至密詔江南織造搜捕名優（參見清康熙末楊士凝《芙航詩襭》卷十一「捉伶人」）。清朝政府本已設置專門機構管理戲班，即禮部教坊司，但康熙還嫌不便，又命總管皇族事務的內務府設置南府，培訓和管理御用戲班。乾隆時，南府已轄戲曲學校五所，加上景山「三學」，培訓的皇家戲班學員，總數已達一千四五百名，超出明朝萬曆間御用戲班人數一倍以上（參看張庚、郭漢城主編《中國戲曲通史》下冊）。如此龐大的皇家戲班，在那時全世界沒有第二例。他們排演的主要劇目中間，「三國戲」便佔很大比重，而且專演給皇帝看的，主要是「新編歷史劇」，其中包括乾隆命莊親王據《三國演義》蜀漢故事改編的連臺本戲《鼎峙春秋》（見昭槤《嘯亭雜錄》續錄卷一「大戲節戲」則）。
清宮三國戲畫《陽平關》
在中世紀，宮廷風尚，總是給民間風尚以極大影響。上個世紀初，由於林清領導的天理會起事，曾同清宮太監秘密串連，侵入皇宮，引起清朝統治者警惕，因此嘉慶下令在宮中罷演連臺本戲，將「南府民籍學生」全部遣回原籍。但這一來，反而促使宮廷戲擴散到民間。例如嘉慶、道光間，以諸葛亮安居平五路為題材的二十五場《英雄志》，以赤壁之戰為題材的二十八場《祭風臺》，都成為「時尚楚曲」，受到兩湖城市鄉鎮居民的歡迎，在道光後又傳回北京，直接成為京劇的前身。
我們的文化史研究，往往從現存的歷史文獻出發，過高地估計由統治者表彰的雅文化的影響，而過低地估計傳播於民間的俗文化的影響。其實，雅文化與俗文化，同一切文化形態的差異一樣，二者之間並沒有絕對分明的界限。倘追根尋源，任何雅文化都來自於俗文化，但某種雅文化一旦形成，也一定會反過來影響俗文化。
中世紀晚期的城鄉居民，大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除了本行本業的經驗積累，他們的知識來源，主要靠耳食目治。因而，茶樓、酒館、書場、戲院、寺觀，以及鄰裡相聚的庭院樹蔭，都是古典的大眾傳播場所。《風波》描寫的所謂「皇帝坐龍庭」的悲喜劇，信息中心是每天來往於城鄉間的一位船工宅前土場，就是一例。巡迴於城鎮鄉村演出的各種戲班，將皇帝也欣賞過的舞臺形象展示在他們面前，可能造成如何深刻的印象，於農民反抗運動中間可見一斑。
相傳明末農民軍將領李定國，就是聽了《三國》故事以後，決定效忠於南明永曆皇帝，而同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孫可望決裂的。這傳說是否屬實，固然難說，但由滎陽大會上各路農民軍首領的諢號，卻可清楚看到《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通俗小說的影響。清末的義和團，作何估計暫且不說，但團民崇拜的天神天將，無不來自小說戲劇，卻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諸如設壇降神，宣稱「玉帝敕命關帝為先鋒」，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等皆來會師，而團主私室所供神像，首為關帝，還有趙子龍、周倉，都是眾所周知的。清朝皇室最崇拜的關帝，竟變成被統治者同樣崇拜的偶像。這中間顯示的雅文化與俗文化的相互滲透關係，還不清楚麼？
「你能抵擋他麼！」
說到義和團，「五四」時代《新青年》的作者們，差不多沒有好話。尤其是魯迅，終生都對義和團思想，抱著難以遏制的憎惡態度。他的憎惡，有一點是針對義和團盲目崇拜《三國演義》所謂忠義人物而發，是可以斷言的。
《風波》中那個「三國迷」趙七爺，顯然就是產生「扶清滅洋」謬見的社會基礎。你看，他在辛亥革命六年多後，不僅常常嘆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而且在他登門威脅被割辮子的七斤的時候，竟然胡謅說，「長毛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把清初的薙髮令，說成太平天國的政策，用自己偽造的歷史來嚇唬「不很懂得這古典的奧妙」的普通平民，已夠可惡了。當好心腸的八一嫂用「衙門裡的大老爺沒有告示」作理由來勸慰七斤一家後，他怒氣衝衝地嚷道，「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這番妙論，倘對著孫中山一派革命民主主義者去說，便只能譯作「你有資本主義，我有《三國演義》」。真的，「你能抵擋他麼！」
從中世紀的中國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三國演義》不算佳作，但在元明以後的講史小說中可稱上品。問題是在走出中世紀時期的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從文學作品的客觀效應的角度來看，能不能作這樣的評估呢？對照一下魯迅的描寫，也許會有別一種認識。
朱維錚《走出中世紀》（增訂本）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