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昔】褚健與《飛鴻踏雪泥》

　　當《飛鴻踏雪泥》第三輯新書發布之時，我又想起了這套書籍編制的決策者——褚健老師。

　　褚老師畢業於浙江大學化自專業，品學兼優，後負笈日本。學成之日，海外名校、跨國公司相邀者不知凡幾，但他以振興中國民族自動化事業為信念，謝絕了國外的高薪聘請，毅然回到祖國，回到浙江大學，成為當時浙大最年輕的教授。他創辦的中控集團也已成為中國自動化行業的領軍企業，為中國的工業信息安全築起一道堅城。

　　褚老師為人謙和，2005年雖擔任了浙江大學副校長，但仍然與以前一樣，平易近人，為學生講課輔導。昔年同學故舊相聚，他熱情如舊，從無貧富貴賤之別。所以不管在浙大內、中控內，還是在社會上，無論長幼賢愚，皆稱呼其為「褚老師」，很少聽到有人稱呼他「褚校長」。

　　那是在四年多前，褚老師深感我國儀表和自動化技術的重要作用，在艱難的環境中百折不撓、堅持發展而作出的重要成就，與範忠琪（196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等幾位自動化界的老專家共同策劃，決心編著一部中國儀表和自動化技術發展史料《飛鴻踏雪泥》，彰顯儀表和自動化技術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促使我國儀表和自動化技術更上一層樓。在褚老師的大力推動下，指定章全（198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負責，組成由範忠琪、彭瑜（1960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等老師參與的編委會，著手這項工作。隨後，夏德海（1952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徐義亨（196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王樹青（196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李運光（1961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等老師陸續參加進來，一時群賢畢至。

　　一天，我突然接到褚老師的電話，邀我參與《飛鴻踏雪泥》編輯工作。當時，我想自己雖然也是浙大學子，與褚老師為同屆同學；但因天資愚鈍，生性懶散，不求聞達，惟以詩書自娛，擔心濫竽充數，難負其責，不敢應承。但褚老師耐心開導鼓勵，我也只好趕鴨子上架。

　　接著，《飛鴻踏雪泥》史料的挖掘以及編輯工作艱難地開展起來。雖困難重重。但編委們不辭辛苦，範老師和彭老師奔走呼號，組稿、「化緣」；儀表和自動化行業的前輩專家、學者老師紛紛投身其中，回憶自己的親身經歷並付諸筆端。一篇篇回憶文章雪片般飛來，甚至時年九十七高齡的王同辰（抗戰前畢業於清華大學）老先生也執筆撰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路甬祥院士親自作序。當然，編委們也忙得不亦樂乎，慢慢地，《飛鴻踏雪泥》也就淘盡黃沙始見金。

　　對我來說，忝居編委之列，在中控集團編輯部支持下，也作為該書文字編輯，有機會學習夏老師的治學、王老師的精通、徐老師的淵博、李老師的文採，以開茅塞，收穫不少。這些年過古稀的前輩高人，本可以含飴弄孫，現在卻要重新披掛上馬，這都是因為褚老師的精誠相邀，金石為開，使他們深感老驥遇伯樂，使出渾身解數，放射出滿滿的正能量。

　　後來的事實證明，褚老師高屋建瓴，使得《飛鴻踏雪泥》能及時付梓，前三輯已順利出版。這套叢書真實地記錄了我國60多年來儀表和自動化學科艱難創業，並取得長足發展的歷程，為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記錄，為教育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史料，起到留存歷史的作用。目前正在繼續編輯第四輯。

　　以史為鏡，可以知得失。史書的重要作用眾所周知。雖然，相對於《資治通鑑》《中國通史》而言，《飛鴻踏雪泥》在篇幅和範圍上不能相提並論。但《飛鴻踏雪泥》畢竟是我國60多年來儀表和自動化技術發展的真實反映和匯集，有成功的典型，有失敗的教訓，是未來我國儀表和自動化技術發展的一面鏡子。

　　讀《資治通鑑》不能不提司馬光，觀《四庫全書》忘不了紀曉嵐。確實，一本長篇巨著的完成，與某個特定人物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我們不能忘記褚老師對《飛鴻踏雪泥》的特殊作用和各位作者撰文投稿。可以說，沒有他們，就沒有《飛鴻踏雪泥》的面世。大凡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褚老師對我國自動化事業的貢獻，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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