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又是一個「1945年」，我們再次團結在一起考慮如何振興、重塑和提升國際合作。我們並不是要消除分歧——分歧永遠存在，而是要更好地認識我們的共同利益，並在此基礎上更好地履行對後代的承諾
【財新網】（作者 CDF Dialogue）本次對話圍繞一項由聯合國發起的全球調查展開。
2020年，成立75周年的聯合國決定進行一次真正的「全球聆聽之旅」，聽取世界人民對未來國際合作和發展的看法。共有來自全部193個成員國的100多萬人通過網絡、手機簡訊、電話和其他線下方式參與了調查。
這次調查的組織者，正是聯合國副秘書長法布裡齊奧·霍克希爾德。
調查發現，當談到對未來的希望和恐懼，以及對國際合作的期望時，全世界人民的態度非常一致。
參與調查的每個人都對疫情後的世界有共同的願景——「世界在疫情之後的當務之急都是更好地獲得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更好地獲得清潔水和衛生設施，以及更好地獲得教育。」
人們都關注不平等問題——「世界在消除貧困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解決不平等方面做得並不好。」
人們普遍擔憂氣候變化和環境破壞——「氣候變化的影響，無論是極端天氣事件還是乾旱，無論是失去棲息地還是珍稀物種，都已經被世界各地的許多人所感受到。」
對如何應對危機與挑戰，人們也有一致的看法——「各國政府更好地進行跨國合作，解決各種問題。」
本期CDF Dialogue，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秘書長盧邁對話聯合國副秘書長霍克希爾德，從這項調查形成的報告談起，圍繞全球發展和國際合作展開討論。
一、每個個體對未來的願景幾乎一致
盧邁：首先祝賀聯合國75周年的紀念活動順利舉辦，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聯合國全球調查報告，為此我向您表示祝賀。
這份報告只有聯合國可以完成，你們在全球進行了大範圍的調查，聽取了各方意見，並對其進行了很好的總結。
霍克希爾德：盧先生，正如您所說的那樣，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先生決定採取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方式來紀念聯合國成立75周年。
他決定不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也不向世界介紹我們過去75年的所有成就，而是舉行一場真正的「全球聆聽之旅」。
人類正生活在一個非常危險的矛盾狀態中，這種矛盾隨著新冠疫情的出現而變得更加極端。
一方面，世界面臨太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只能通過國際合作來解決；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和地區正從二戰後為解決國際問題而建立的國際機制中後撤。
早在新冠疫情流行之前，世界就已面臨重大全球性挑戰，環境破壞、氣候變化、在三分之二的國家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曠日持久的衝突、移民的壓力，以及人口挑戰。
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回到「世界人民」中間，聆聽各地人們的聲音，了解他們對未來的關切，聽取他們關於國際合作的作用，特別是聯合國作用的看法。
我們通過很多方式來聽取人們的意見。聯合國在193個會員國進行了UN75問卷調查，收到了大約150萬受訪者的問卷反饋；我們在大約100個國家舉行了UN75對話，活動覆蓋數十萬人。我們還通過人工智慧，對75個國家的傳統媒體及社交媒體進行輿論採集，還收集了大量來自智庫的數據。
我們對這些數據進行了分析，最後呈現的就是您面前這份報告中的內容。
盧邁：這次大調查的初步發現如何？各地人民的想法中，有沒有什麼地方是讓您特別意外的？
霍克希爾德：對我來說，令我最震驚的是世界的看法竟然如此一致。
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聽著成員國交流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只看到其中的分歧、緊張和摩擦。
然而，在我們的調查中，當談到對未來的希望和恐懼，以及對國際合作的期望時，全世界人民——從東到西、從北到南、從城市到農村、從年輕人到老年人、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到沒有接受過長期正規教育的人，態度是非常一致的。
這種全球一致性非常令人驚訝。
具體來說，世界在疫情之後的當務之急都是更好地獲得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更好地獲得清潔水和衛生設施，以及更好地獲得教育——這是最主要的普遍需求。在衛生危機的背景下，這也許並不奇怪。
疫情之後，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要對受災最嚴重的國家和社群給予更多的支持，以及更好地處理不平等問題，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經濟體系，而不是像我們現行經濟體系那樣助長不平等和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
我認為，疫情確實讓人更加看清了現有的不平等現象，在疫情期間，那些本就貧困的、經常遭到歧視的人受到的衝擊特別大。
盧邁：疫情之下人們都趨向於關注公共衛生、不平等，這可以理解。長遠來看，各國、各個階層的人民對世界的看法也是如此具有一致性嗎？
霍克希爾德：就較長期的關注重點而言，全世界的願景幾乎是一致的——大家最大的關切在於我們如何應對環境和氣候變化。
首先，我們需要採取行動來更好地保護我們的氣候環境；其次是要減少衝突、尊重人權；此外，更好地解決貧困和腐敗問題也是許多國家中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在國際合作方面，大家也再次達成共識，認為疫情只會使國際合作更加重要。世界人民期望各自的政府能夠更好地進行跨國合作以解決各種問題。
人們也希望改進國際合作和推進聯合國改革，人們希望國際合作能夠升級，將民間團體、青年、企業界容納進來，並提升透明度，更加注重結果。
以上是調查結果的一部分。總而言之，讓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世界各地、不同代際和收入的群體態度的一致性。
二、現行經濟體系有缺陷
盧邁：您剛才提到，人們希望未來會有更好的公共服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做的人類發展指數也反映了這方面的看法。您如何評價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各國這些年所取得的進展呢？
霍克希爾德：最近，聚焦於環境的《2020年人類發展指數報告》剛剛出版了。
從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新冠疫情，大多數國家將出現幾十年來、自人類發展指數提出以來的首次倒退，尤其是在受教育機會、不平等和健康方面的倒退。而且在貧困問題方面，我們將看到大幅的退步。
這非常令人擔憂。
我所在的拉丁美洲有分析稱，就貧困問題而言，我們可能不只是回到2年、3年、5年以前，而將會回到二三十年前的水平——這是一個巨大的倒退。
撇開疫情不談，我認為，世界在過去70年中，在消除貧困、增加受教育機會和增加獲得健康服務的機會方面已經做得比較好了。
75年前聯合國成立的時候，全球有半數人是文盲，也就是50%的人無法讀寫。而今天，這個數字大約是10%或12%。
我認為，在貧困問題上，我們也做得很好。當然，中國是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成就的一個範例。聯合國成立的時候，有一半左右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2019年，這個數字降到了10%以下。
我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全球未來究竟將何去何從。發展目標（比如「千年發展目標」 和「可持續發展目標」 ）中的許多指標表明，全球在許多領域都做得比較好。但經過疫情，全球的許多領域又遭受了挫折。
然而，在某一些領域，即使疫情之前，我們做得也不夠好。
也就是說，我們幾十年來所取得的進步，可能無法延續到更長遠的後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飢餓。在疫情之前，全球的饑荒和飢餓情況就在增加，生活在飢餓中的人數連續三年出現增長，而疫情顯然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世界在消除貧困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解決不平等方面做得並不好。在過去三十年中，至少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三分之二的國家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不平等現象惡化的情況，現在沒有跡象表明不平等現象會有所改善。
事實上，疫情大大加速了不平等的發展。
世界銀行的兩個數字讓我感到震驚：在未來10個月內，全球從貧困到赤貧的人數將增加到1.15億人，也就是說，疫情導致1.15億人陷入極端貧困。
這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聯合國開發署估計，如果我們無法實行正確的政策，到2030年，這個數字可能會增加到10億。
另一個數字是，在疫情讓世界新增1.15億極端貧困人口的情況下，世界上的2000個億萬富翁，卻在此期間增加了27.5%的財富。
所以，我們現行的經濟體系有缺陷。我想，很多調查問卷的參與者發現了這個問題：
這個經濟體系讓1.15億人在10個月內陷入危及生命的貧困，同時卻讓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財富增長了近30%。
三、人們普遍擔憂氣候變化與環境問題
盧邁：這次調查中，你們還發現，人們長期來看都在關注氣候變化。我們通常認為，老百姓會較多地考慮他當前的生活，但是結果顯示，受訪者竟然都在考慮氣候變化問題，這是不是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呢？
霍克希爾德：當人們正在遭受病毒折磨時，當病毒正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影響地球上每個國家，我們本以為人們會把全球健康威脅作為他們的主要關注點。
但如您所說，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疫情大流行的情況下，人們仍然重視未來可持續發展、氣候和環境。
有人說，那些對氣候問題和環境問題的關切實際上來自生活較好的自由精英，而世界上大多數人並不關心。但是，根據問卷調查和相關獨立調查的結果，我們發現這根本不是事實。
氣候變化的擔憂是普遍的，對環境破壞的擔憂也是普遍的，它們並不局限於特定的政治議程或特定的收入群體。
我認為這並不奇怪。
我來紐約之前曾在中非共和國的薩赫勒地區工作，對於那裡最貧困且不識字的農民而言，他們每天都能感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他們從降雨量的減少中感受到了它，從作物產量的減少中感受到了它；
對於那些擁有牲口的人來說，他們從放牧空間的減少中感受到了它；
如果你是生活在加勒比海的島嶼上的漁民，你會覺在熱帶風暴的增加中感受到它，在颶風和颱風的增加中感受到它；
如果你住在北極圈的某個地方以獵殺海豹為生，你也會因為海豹的棲息地越來越小、類似的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也越來越小而感覺到它；
如果你住在亞馬遜雨林，你同樣會感受到環境破壞、環境變化的影響。
實際上，無論身處何地，氣候變化的影響，無論是極端天氣事件還是乾旱，無論是失去棲息地還是珍稀物種，都已經被世界各地的許多人所感受到。
我們這一代人繼承了一個相當健康的星球，這個星球上有70%的物種已經生存了幾千年，但我們卻在過去的50年裡摧毀了它們，這樣的事情總是讓我感到非常震驚和痛心。
我認為，現在人們已經意識到，我們留下的是一個非常貧瘠的星球。這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且是一個真實影響許多人生活的問題。
因此，我也不那麼驚訝，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發現，可以用來反駁那些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環境是某種政治議程或只反映少數人願望的人。
現在出現了許多充滿希望的跡象，我們必須在這些跡象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倡議值得讚賞，但與此同時，這也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的開始。
盧邁：有時候也需要各個國家自願地來做這些事情。那麼，如果有國家不願意做或者不做，你們有什麼方式可以影響這些國家的決策嗎？
霍克希爾德：我相信您可能和我一樣是個家長。我有三個孩子，我經常聽到我的一個孩子說：「我哥哥能做，為什麼我不能做？」
孩子們經常喜歡比較，總是尋找最低的共同標準來適用。但我覺得每個國家都要做到最好，我希望競爭是凸顯出做得最好的國家，而非決出做得最差、做得最少的國家。
對那些碳排放最多的國家，尤其是那些歷史上因其經濟性質而導致碳排放量大的國家來說，提高減排標準非常重要。我認為，我們在這個領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秘書長每天都在敦促每個國家提高減排目標，尤其是那些碳排放量大的國家。我們希望這能成為一種在減少碳排放方面互相超越的良性競爭。
全球公民社會運動在不斷發展，全球經濟運動也在不斷發展。這些國家已經明白，未來是綠色的。所以，在就業、經濟方面，未來勢必會向綠色經濟轉變，把錢投入煤廠在經濟上是沒有前途的，經濟上的論據也越來越支持這種轉變。
我們在年輕一代中也看到期望。歸根結底，我們都要對後代負責。我們在Fridays for Future運動中看到了這一點，我們在世界各地的罷課中看到了這一點。各地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地要求我們給他們留下一個至少和我們繼承的地球一樣完整的星球。
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牢記對後人的責任，而對於那些不太擔心這個問題的人來說，我們現在也有很強的經濟論據支持綠色發展。
四、兒童早期教育尤為重要
盧邁：在整個調查中，我看見關於教育、醫療的部分，但是沒有看見關於兒童早期發展的討論。其實，早期對於兒童成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幹預兒童早期發展，可以通過影響人力資本水平來減小收入差距。
在討論可持續發展目標時，很多團體都希望能將「兒童早期發展」作為一條可持續發展目標，但在最後制定的17個目標中，「兒童早期發展」被分散在其他四個目標中了。
我們很想知道，您對「兒童早期發展」有什麼看法，孩子的聲音沒有被你們聽到？
霍克希爾德：聯合國往往被視為在千裡之外，停留在曼哈頓、紐約，不會對人們的生活有直接的影響。所以我認為，讓人們看到，我們在更好地傾聽各地人民的聲音、回應他們的願望，絕對是我們的優先議題。
在兒童早期發展方面，我非常同意您的觀點。但是，我們這一次的調查方法試圖把重點放在全球公共產品領域。我認為，氣候危機是一個全球性危機，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多麼強大、多麼龐大、多麼富有，都不可能單獨應對氣候危機、衝突問題、不平等問題，以及需要國際合作的問題。
兒童早期發展很重要，也是聯合國幫助能力欠缺國家的一個領域。不平等這個僅次於環境、氣候的議題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點。這個問題在全球範圍內普遍惡化，雖然在一些國家有例外，但對於大多數國家，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越來越嚴重。
解決不平等的辦法有很多，其中一個辦法就是更好地接受教育。保證社會流動的最優手段，就是讓人們不論出身、不論貧富，都能平等地接受優質教育。
在只有富人受教育而窮人卻無法接受教育的地方，不會存在社會流動性和更多的機會，那些地方減少不平等非常困難。
所以，教育很關鍵，幼兒早期教育尤為重要。我們沒有聚焦這個領域，絕不是因為聯合國未將它作為優先事項。
盧邁：我們都想實現更公平的世界、更公平的社會。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最好辦法，是從早期開始進行投資、進行幹預，幫助窮人，讓他們的子女有機會將來向上流動。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在他的著作裡已經提到這一點，我們的實踐也證明早期投資確實有很好的回報。
五、數位技術已經成為超級大國競爭與摩擦的戰場
盧邁：近十年來，各行各業都在經受著數位化浪潮的輪番洗禮，作為聯合國數字合作小組負責人，您認為數位技術會為人類社會帶來什麼？
霍克希爾德：我認為，中國在數字合作領域有很大貢獻，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數位技術的傳播速度是歷史上任何其他技術都無法企及的。從電力實現商業化到電力覆蓋半個世界，我們用了140年的時間。然而，數位技術只用了25年就完成了同樣的普及率。
我們也可以拿機動車與之比較。第一輛商業化機動車出現25年後，只有約1%的美國人口擁有機動車。同樣的時間，數位技術已覆蓋半個世界。
數位技術正在以迅猛的速度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影響我們的經濟活動、政治決策，也在影響人權。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
就新冠疫情而言，如果我們不能藉助數位技術繼續社會運行，通過網絡與家人交談、工作、教育孩子，那麼隔離與防疫政策勢必會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傷害。
數位技術也有弊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那些沒有聯網的人無法享受到上述這些好處。所以，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數位技術連接的人的前進步幅和速度與留在非數字時代的人是不同的。
然而，已經聯網的人也面臨很多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數位技術有益於保障人權，但也可能損害我們的權利。數位技術可以用於傳播仇恨、偏見和虛假信息。
我們看到，許多人因為社交媒體上宣傳的虛假治療方法而死亡。與此同時，得益於公共衛生信息可以通過數位技術實時傳播，很多人的生命得以被挽救。
我們看到數位技術如何破壞政治體系、投票系統；我們也看到，有人指控社交媒體被武器化，在各國助長極端主義。
盧邁：正如您所說，數位技術存在一些弊端。我們該如何最大程度發揮數位技術的優勢，並規避其所帶來的問題？
霍克希爾德：所有技術都需要被管理，比如核電。我們需要引導新技術，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減少危害。
大部分的引導、政策、治理都必須在國家、地區層面進行。但這些技術，是不受邊界制約的。這些技術，從定義上講，是可以打破時間和距離的限制。
因此，我們需要制定更多國際規範、開展更多國際合作。除非形成更有力的國際合作，否則我們將無法克服數字鴻溝，無法確保數位技術最大限度地提升發展機遇、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並最大限度地減少危害。
大家都知道，數位技術已經成為超級大國競爭與摩擦的戰場。
現在，世界各國最需要的就是努力確定共同利益並在其基礎上形成共識。我們認為，這種共識必須是全球性的，而不僅僅局限於一個區域。這也印證了聯合國的價值。
聯合國正在推動這些討論，特別是關於如何縮小數字鴻溝的討論。同時我們也要確保數位技術以人為中心、推動數位技術安全發展。這就是聯合國秘書長公布的「數字合作路線圖」所要推動的。
六、彌合數字鴻溝不能只依靠基礎設施建設
盧邁：我非常贊同您剛才所說的數位技術的巨大好處以及它存在的問題。
要想彌合數字鴻溝，國家需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與原來的電力供應、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相同，數位化基礎設施建設也很重要。
從這個角度出發，您會如何評價「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怎樣才能夠得到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要的幫助？
霍克希爾德：我對「一帶一路」倡議了解不多，但是我認為數字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絕對是重要的。
以寬帶為例，地球上90%的人都有寬帶連接的基礎設施。理論上，寬帶基礎設施已經可以覆蓋全球90%的人。但為什麼能用上寬帶的人不到90%？
第一個原因是承受能力。在許多國家，網際網路的接入費用高得驚人。非洲大陸，每月一千兆字節的平均費用約為人們平均收入的8%；在一些國家，這個費用甚至高達平均月收入的20%，遠遠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承受能力。
另外，不平等也是原因之一。現如今，部分群體被排斥在網際網路之外。全球女性的網際網路使用率比男性低10%-15%。在發展中國家，這個比例更是高達30%或40%。寬帶連接率沒能達到我們的預期，不是基礎設施的問題，而是歧視問題。
網絡安全保障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看到網絡欺凌兒童的現象大增，也看到通過網際網路虐待女性的情況在增加。
網絡監管方面也存在問題。在一些國家，監管不一定非常有力。
所以我們還要做更多研究，更好地了解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每個社群安全上網的制約因素，並因地制宜制定計劃。
基礎設施無疑是重要的，但在實現普及、可負擔、安全、有意義的網絡接入的道路上，基礎設施只是眾多挑戰中的一個。
七、人類最偉大的倡議都是在危機中誕生的
盧邁：新的一年馬上就要到了，2021年您有些什麼樣的計劃？如果可能，您會到中國來嗎？
霍克希爾德：如果工作允許我訪問中國的話，我會非常高興。
對於聯合國秘書長來說，2021年工作的關鍵主題將與環境和氣候有關，即如何鞏固並傳播2020年在這方面所取得的進展，以及如何在中國、美國、歐盟2020年承諾的基礎上，扭轉環境和氣候議題的下行態勢。
聯合國關注的重點不僅局限於氣候領域，還有海洋、汙染，以及生物多樣性問題。
2021年，我們將就這些議題舉行一系列重要會議。但我認為，比會議更重要的是，我們將推動具體的行動，推動那些尚未將其目標提高到所需水平的國家採取具體行動。
盧邁：對未來，您是更樂觀一些，還是悲觀一些？
霍克希爾德：人類最偉大的倡議都是在危機中誕生的，聯合國就是誕生於危機之中。
聯合國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源於中國、蘇聯、英國和美國的領導人於1942年1月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次會議。
那是世界危機最嚴峻的階段，同盟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形勢還很不明朗，軸心國表現得非常強勢。
這四位領導人很有遠見。他們在戰爭中就已展望到戰後的時代，他們希望在戰後保障後世的和平。《聯合國憲章》的形成正是基於此。《聯合國憲章》明確了保障和平、社會正義、自決、人權和尊嚴的重要性，也表達出對社會進步的極大尊重。
我認為，現在又是一個「1945年」，我們再次團結在一起考慮如何振興、重塑和提升國際合作。
我們並不是要消除分歧——分歧永遠存在，而是要更好地認識我們的共同利益，並在此基礎上更好地履行對後代的承諾。
我猜想您比我更年輕。我們這一代人，由於前人的遠見卓識，大多數人都是在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類進步與和平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但我們能為下一代留下同樣的未來嗎？
我想，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能夠從現在經歷的危機中吸取多少教訓，以及我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利用2021年，真正對後代作出更好的承諾、對人類團結作出更好的詮釋。
盧邁：謝謝您，霍克希爾德先生。我有一個孫女，我想我應該比您年齡更大，我真的希望她能夠生活得更好、更安全，並非常健康、幸福。
所以我很佩服您和秘書長的工作，你們為這個世界提供公益服務，在這個困難的環境中發揮領導力，為現在的人民提供勇氣。
謝謝您所做的一切，謝謝您為聯合國、為這個世界所作的貢獻。我們完全支持你們的工作，並期待著有更多的機會與你們交流和學習。
霍克希爾德：非常感謝您在這個節目中與我對話！我祝福大家在未來的日子裡一切順利，也希望每位觀眾保重身體，同樣的祝福也送給他們的家人！■
CDF Insight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推出的深度原創訪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