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北京晚報》刊登了《大儒楊慎的戲劇人生》一文，講述了明代大儒楊慎的曲折人生。
楊慎，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人，祖籍廬陵。鮮為人知的是，他與北京有著不解之緣。明萬曆年間陳文燭所編《楊升庵太史慎年譜》記載：「弘治元年（1488）戊申十一月初六日，生公於京師之孝順胡同。」
楊慎三十六歲以前，除短暫回鄉丁憂以及參與鄉試外，絕大部分是在北京度過的。直到嘉靖三年（1524），三十六歲的他，因為「大禮議」獲罪於明世宗，遠謫雲南永昌衛，直至七十二歲卒於戍所。
明代時，孝順胡同在哪呢？
眾所周知，明代在北京城建城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初，徐達攻佔元大都後，將大都北垣（今北土城元大都遺址一線）向南收縮至今安定門、德勝門一線。隨後，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期間，將南垣（今古觀象臺至東、西裱褙胡同一線）向南拓展約800米至如今「前三門」一線。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為抵禦蒙古諸部不斷地侵擾，明廷決定在京城四周增築一圈外城。因財力所限，同年十月完成環護南城的一段，隨即停止營建。北京城「凸」字形內外城格局得以定型。
從嘉靖三十九年（1560）張爵編纂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現存最早記錄北京胡同的專著）中得知，當時京城內有兩條孝順牌胡同，明代後期它們都改稱為孝順胡同。
一者在當時的東城明時坊。其西起崇文門裡街（即今崇文門內大街），東至內城南城根，位於泡子河南岸，與船板胡同一河之隔。另一條在南城正東坊，西起正陽門大街（今前門大街），東至崇文門外大街。該胡同北起打磨廠街，南至蔣家胡同（即今大江胡同），鮮魚巷從中間穿過。
東城的孝順胡同，1974年改作曉順胡同。如今，這條胡同位於崇文門內大街東側，是一條不足30米的背街小巷。南城的孝順胡同，後來改為南曉順、北曉順胡同，胡同大體格局保存還算完整。
那麼，楊慎出生於哪一條孝順胡同呢？
兩條孝順胡同形成時間有早晚
楊慎的生平研究，以嘉靖年間簡紹芳的《贈光祿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為肇始，數百年間延綿不絕，成果頗豐。但對其出生地鮮有論及。楊慎出生的弘治元年，早於《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的成稿七十餘載。當時，北京外城尚未出現。由於可供參考的史料鳳毛麟角，陳文燭之說又語焉不詳，造成後世學者看法產生歧義。部分學者持東城之說，清末學者朱一新《京師巷坊志稿》中則斷定，楊慎出生在南城。近百年來，兩派各執一詞，都未拿出有力證據。
筆者追本溯源，通過對比論證，得出的結論支持楊慎出生於明代東城明時坊孝順胡同這一說法。下面試做如下分析。
元代時，東城孝順胡同所在的文明門外，正是通惠河流經之域。明成祖時，外拓南垣，此地區首次納入北京城範圍內。隨之而來的通惠河改道使這一河段失去上遊水源，逐漸枯竭收窄，最終形成明清時期的泡子河。隨著紫禁城修建完畢，一大批被召至京的江南工匠留在北京，另外政治中心北移，大小官員以及四面八方的商賈也紛紛舉家北遷。他們當中就有一部分選擇在長安街以南、崇文門以北，拆除大都南垣以及填平舊護城河後形成的大片空地上安家。崇文門內大街東側的裱褙胡同、蘇州胡同、鎮江胡同等均產生於此背景下。從「拆牆填河」到名臣于謙正統初年安家西裱褙胡同的史實來看，這片胡同群形成的時間不超過30年。同時，大批軍隊被調來拱衛京師，以「神策衛胡同」的名稱推測，應有一支禁軍就駐紮在這一帶。多種因素合力下，有理由相信：不遲於明英宗後期至明憲宗成化初期，即十五世紀中葉前後，孝順牌（後改孝順）、船板等胡同相繼孕育而生。這一時期要早於楊慎出生日期。
反觀南城孝順胡同，情況就複雜地多。考古發現，三裡河地區正好處於古高梁河故道之上。元末開鑿的金口新河就曾流經此地，永樂大典《順天府志》記載，明初洪武年間，「河在府城南麗正關外，此河系前元開浚，欲導金口水以通舟楫者，後竟莫能行而故道尚行，今時有潦泉通流焉。」
明代永樂皇帝遷都後，在正陽門一帶統一規劃興建商業街區，保存至今的廊房諸巷，均為當年的產物。而之所以選擇正陽門大街西側興建廊房，想必也與東側地勢較低不無關係。
明正統年間修建了三裡河作為護城河的洩水河道。明代嘉靖年間，通惠河疏浚，加之外城護城河的開通，三裡河洩洪功能大大削弱，水量變小，水道隨之收窄。與此同時，外城的修築加速推動了南城的「城市化」進程。小商販、手工業者在正陽門外的空地擺攤，沿三裡河周邊形成了魚市、豬市、米市、菜市等各類集市。最終，河道乾涸後被填平，並演變為彎曲交錯的胡同群落。
對比正陽門大街西側的廊房諸巷，顯而易見，三裡河地區胡同群明顯帶有一些隨意性，但並非毫無規律可循。以河東岸的長巷一條至四條為例，從排序和總體走勢上看，應是以河岸為起點，自西由東不斷延展而成。而河西岸正好相反，那裡受正陽門大街影響，空間狹長且有限，因為緊鄰「御街」，兩側沿街地段不僅關乎皇家出行觀感與顏面，其特有的地理優勢和商業價值也彰顯出來，三裡河西岸、正陽門大街東側自然會受到重視，逐漸形成居住區域並向東擴張。
因此，結合三裡河的演化過程，南城孝順胡同的形成時間不應早於楊慎出生的弘治時期，甚至晚至嘉靖中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明早期官員大多住在內城
另外，從明代建築規制來看，楊慎出生於東城孝順胡同的可能性也更大。明代建築規制承襲前代，且愈發嚴苛。《明史·輿服志》不僅收錄有關宮室之制、王府及公主府制，還有百官第宅之制。明代不同品軼的在京官員，通過賜、置、建、租等不同方式散落居住京城之中，陸容《菽園雜記》就指出「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
反觀南城，明代早期是市井之地，為小商販、手工業者聚居之所。商賈嘈雜，雞鳴犬吠之聲不絕於耳。深悟儒家之道的楊春及楊廷和父子（楊慎的祖父和父親），雖然在楊慎出生時均僅為區區七品小官，但畢竟是金榜題名的「天子門生」，即使經濟再拮据，也不至委身於此。現存史料也反映出，外城修築前的南城，除少數權貴置辦的莊園、別業之外，鮮有官員居住的記載。
在城市管理方面，明代實行嚴厲的夜禁制度，城門晨啟晡閉。《大明律》中規定：「凡京城夜禁，一更三點鐘聲已禁之後，五更三點鐘聲未動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城門關閉後任何人不得隨意進出，夜間城內街道上有兵丁巡城。弘治年間，主要街道上還設柵欄阻斷交通。如今前門一帶的「大柵欄」即因此得名。
與夜禁緊密關聯的是官員參朝，俗稱「上早朝」。史料記載，明太祖朱元璋「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遷都北京後，幾任皇帝也是如此，皇帝起這麼早，大臣們更得披星戴月上朝。楊慎曾寫過《候朝簡王舜卿》一詩，詩中描寫了官員上朝時的情景：「文華接武英，鳳吹應雞鳴。月晃牙牌字，風傳玉佩聲。天香飄左掖，宮漏隔西清。不是班行迥，焉知夙夜情。」可見，明代統治者多要求官員按時早朝，而遲到的官員將面臨諸如廷杖等嚴厲的懲罰。故此，官員們都會選擇靠近皇城的地方居住，以免上朝遲到招致皮肉之苦。
「內擾外掠」下內城更安全
作為帝國的心臟，重兵拱衛下的京師本應固若金湯，然而，大明京畿重地下的社會治安卻長期受到「內擾外掠」之苦，險象環生。先說「內擾」方面。《明實錄》中就記載有許多起歷朝發生在京城及周邊的盜搶劫掠事件。正德十二年（1517），官居大學士的楊廷和，就曾上奏明武宗，講述了盜搶事件帶來的困擾，「近日武清、東安等縣，俱有盜賊生發，少則四十人，多則百餘人……燒毀房屋，殺擄人口，搶奪財物，往來公差內外官員悉被其害，道路為之不通。而京城之內，東直門及大時雍等坊，強賊白日剽殺。」
再看「外掠」方面。終明一朝，蒙古諸部襲擾掠奪不斷，京師亦未能倖免。前有正統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之變」和「北京保衛戰」，後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變」（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因對明朝「貢市」不滿而發動的戰爭），這也最終促使明世宗下定決心增築京師外城。試想，在此之前，如此惡劣的治安環境，手無寸鐵的大明官員們怎麼可能置一家老小性命於不顧，冒險安家於外城呢？
基於以上幾點分析，筆者有充分的理由認定：楊慎的出生地就在《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記載的東城明時坊內的孝順牌胡同，即今東城區崇文門內大街南段東側的曉順胡同一帶。
以楊春父子當時所任官職、品軼推測，楊氏位於京師東南一隅的宅第規模應該不大，是一座再普通不過的老北京四合小院。可以想像，隆冬時節，小院門外的泡子河早已結冰，皚皚白雪覆蓋其上，伴著紅彤彤的爐火，楊慎呱呱落地（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初六）。
現如今的曉順胡同，是一條東起後溝胡同，西端止於北京同仁醫院東區之東牆，僅為30餘米的小巷，寥寥兩三所院落分布在小巷兩側，但這條短巷，或許是這座城市與楊慎重要的聯繫紐帶。
來源 北京晚報
作者 李仲民
流程編輯 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