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朧詩」又稱新詩潮詩歌，是新詩潮詩歌運動的產物，因其在藝術形式上多用總體象徵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義性，所以被稱作「朦朧詩」。我國當代人本主義文學思潮是經由新詩潮而得以產生的，「朦朧詩」是它的第一批文學作品。從60、70年代的地下創作，到70年代末「朦朧詩」的公開發表，再到80年代初引發的聲勢浩大的關於「朦朧詩」的論爭，是這一運動的發展軌跡。「朦朧詩派」迎著熱風冷雨，直到被社會普遍認可與接受，其生長和發展的不尋常歷程，可以說是相當輝煌的。然而，到了文學多元化的80年代中後期，「朦朧詩」則開始淡出。「朦朧詩」以人的主體性的覺醒對「文革」神本主義思想文化統治的勝利而告終，這個勝利也是人本主義文學對「四人幫」文化專制的勝利，它使詩歌打破了建國以來的種種文學禁錮，而承接了五四以來的新詩傳統。「朦朧詩」不應被看作是一個詩歌流派，而應被看作是一種文學思潮。文學思潮是指在一定 歷史 時期內，為適應時代、社會的變化而在文學上形成的一種思想潮流。一種新的文學思潮的興起和發展，總要同舊的思潮發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朧詩」登上歷史舞臺之際，就有了新詩潮詩歌運動。
「朦朧詩派」崛起於二十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朧詩派」的代表詩人主要有舒婷、北島、顧城、楊煉、江河、多多、食指、芒克等。舒婷的《致橡樹》、《中秋夜》、《四月的黃昏》，北島的《回答》、《冷酷的希望》、《結局或開始》，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獻詩》、《心事》，食指的《相信未來》、《命運》、《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江河的《祖國啊，祖國》、《沒有寫完的詩》、《星星變奏曲》，顧城的《簡歷》，楊煉的《烏篷船》，方含的《謠曲》等。其中，不少後來被看作是「朦朧詩」的「代表作」。「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的這首《一代人》作於1979年，這首詩是「朦朧詩」創作中最經典的名篇之一。舒婷的《致橡樹》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這首詩熱烈歌頌了誠摯、堅貞的愛情，當年曾膾炙 人口 。
雖然「朦朧詩派」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詩歌群體，但這些詩人從自我心靈出發，以象徵、隱喻、通感等詩歌藝術技巧，所創作的詩作呈現出理性的思辨色彩和浪漫主義情懷，憂傷而不悲觀、真摯而又沉鬱，既有苦難中對理想的追尋，又有對「人」的自我價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會的正義性、強烈的個人理性精神都通過詩歌表達了出來。 「朦朧詩」的崛起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它自1979年3月浮出水面，能在兩三年內迅猛崛起，遍地開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得益於舉國上下痛恨「文革」渴望新生的政治熱情。伴隨著當時整個社會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漸復甦，對人的自我價值的重新確認，對人的自由心靈的探求，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對未來的熱切希望，構成了「朦朧詩」的思想核心。 例如，顧城的《一代人》以一組單純的意象構成了對剛剛過去的「文革」歲月的隱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尋找」在這裡的含義都是不言而喻的。《一代人》只有短短的兩行詩句，以三個單純的意象概括了生於逆境卻始終不失信念的一代人異常複雜的心理經驗和精神特徵。《一代人》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一代人「心靈史」的縮影，「朦朧詩人」所代表的這一代，都是在「文革」中長大，心靈的成熟包括著對苦難的承擔，或是在不斷地受傷害中經歷成長，苦難給予了他們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們時時企圖透過時代的陰暗尋找光明，時時企圖在精神的嚮往與追尋中戰勝苦難。他們用詩歌表達了了「一代人」歷經黑暗後對光明的頑強的渴望與執著的追求。 朦朧詩潮的社會起源和個人起源都與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個人經驗有關。這些年輕詩人都有一個由信仰的狂熱到理想破滅後墜入絕望的共同的「文革」經歷，他們是這一代青年中最早覺醒並進行反思的一群。這群「文革」後期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的青年，利用詩歌的形式，對現實進行反思，並追求詩歌獨立的 審美 價值。「朦朧詩人」們從自我的心靈出發，譜寫出一曲曲「心靈的呼告」，我們今天讀來，仍能感受到一種深深的震撼。 「朦朧詩」在「文革」期間以對當時的黑暗社會現實的批判這一主題宣告其誕生，在經過近20年的坎坷歷程之後，又以「提供歷史的見證」這一主題宣告其消隱。至此，新詩潮詩歌運動也拉下了它的帷幕。在「朦朧詩」受到猛烈討伐的1983年，「朦朧詩」的勢頭已衰減。衰減的原因，部分在於「朦朧詩」影響擴大所帶來的模仿和複製；而「朦朧詩」過早的經典化也造成對自身的損害；加上藝術創新者普遍存在的時間焦慮，加強了他們儘快翻過歷史這一頁的衝動。對中國新詩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輕的一代」認為，「朦朧詩」雖然開啟了探索的前景，但這不是終結，他們需要反抗和超越。
新詩潮的大多數後續者大多生於60年代，他們獲得的體驗和「朦朧詩」所表達的政治 倫理 判斷不盡相同，也不大可能熱衷於「朦朧詩」那種雄辯、詰問、宣告的浪漫模式。此時，社會生活的「世俗化」的過程加速，公眾高漲的政治情緒、意識已有所滑落，讀者對詩的想像也發生變化。國家要求詩承擔政治動員、歷史敘述的責任的壓力明顯降低。在80年代中期前後，「純文學」、「純詩」的想像，成為文學界創新力量的主要目標之一。這種想像，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即帶有「對抗」的政治性含義，也表達了文學因為「政治」長久過多纏繞而謀求「減壓」的願望。回到詩歌自身，回到語言，回到個體的日常生活與生命意識，成為新的關注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