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人：孟於（歌唱家，原中國歌舞團副團長、第一屆赴朝慰問總團文工團團員）
1951年4月，接到赴朝慰問演出通知的時候，我正在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工作團（以下簡稱「音工團」）組織的「音樂列車」，沿著平漢鐵路進行巡演。當時，我們音工團調15人參加赴朝慰問團。這樣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們，我覺得非常光榮，當即返回北京，準備出發。
當時還有剛剛從蘇聯演出歸來的中華雜技團，他們回國走到瀋陽時接到通知，50多人的隊伍直接趕赴丹東；加上由侯寶林帶隊的北京曲藝團，三部分共同組成了第一屆赴朝慰問總團文工團。此外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各省文工團分團，組成了500多人的隊伍，廖承志任團長，陳沂、田漢任副團長。
穿過炮火到平壤慰問團在丹東集合，臨出發那天下午，我們就遭到了轟炸。當時文工團很多同志是第一次上戰場，飛機一來轟炸，就找不到人了——原來他們躲到了桌子底下。我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戰場，比較有經驗，趕緊把他們拉出來，跟他們講：「絕對不能躲到桌子底下去，要往空曠的地方站！要不然房頂炸塌了你會被壓在裡頭，爬都爬不起來。」
當天，我們接到通知，夜裡12點出發，不一會兒，又通知我們不走了，因為鴨綠江橋被「聯合國軍」炸了。工程兵正在抓緊搶修，我們等待命令——如果能修好就繼續走，修不好就不走了。我們把所有要帶的東西都穿在身上，嚴陣以待。終於，到了夜裡1點多鐘，我們接到通知，可以出發了。
於是，幾十輛卡車搖搖晃晃從剛修復的鴨綠江大橋上駛過，進入朝鮮境內。夜色茫茫，遠處不時閃爍火光。突然，照明彈就在路前方爆炸，車隊馬上左右散開；緊接著，敵機開始俯衝掃射。眼前一片漆黑，沒有一絲光亮，司機盡全力躲避敵人的子彈，車身也隨之劇烈擺動。我們在車裡，一手抓住車、一手緊緊抓住身邊的同伴，生怕隨著劇烈顛簸或急剎車被甩出去。大家都不敢出聲，也沒人敢說下一枚炸彈不會落在自己身上……就這樣，整整兩夜的炮火之後，車隊終於抵達平壤。
飛機飛過後繼續唱我們第一場演出是慰問朝鮮人民軍，金日成同志也觀看了演出。這場是我們和朝鮮協奏團合演的，我們用朝鮮語演唱《金日成將軍之歌》《朝鮮人民軍進行曲》，受到熱烈歡迎，金日成同志為我們熱烈鼓掌。
那次是我們少有的在防空洞演出的時候。當時戰爭剛剛開始，防禦工事還沒有修好。說是防空洞，也就相當於地表挖一個大坑，用木棍、稻草稍作遮蓋。演著演著，聽見「梆梆梆」的示警聲音，就知道是飛機來了，趕緊關燈、趴下。我們在一片漆黑中一動不動；等飛機過去了，我們爬起來繼續表演。所以，一首《慰問志願軍小唱》，我能唱兩遍甚至三遍。唱著唱著，「梆梆梆」；繼續唱，繼續「梆梆梆」……一個節目很少能完整地演完。當時我們只有4位樂隊同事，帶了三弦、板胡、手風琴和一件打擊樂器。恰好中華雜技團有一個樂隊，便在這場演出中為我們伴奏。演出結束，中華雜技團樂隊的李鈺同志感嘆，「我們是跪著拉琴的。」
當時志願軍總部設在伊川附近650高地的一個開採過的金礦礦洞裡。我們就在650高地為志願軍直屬部隊演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中朝聯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同志參加了晚會。當天快黑的時候，找一片空地，掛一塊幕布，點起4個電氣燈，演出就準備就緒了。高地平坦的場地上、山坡上都坐滿了志願軍戰士，他們抬頭望著我們演出。周圍所有的山頂上都有對空瞭望監視崗哨，一聽到敵機臨近就鳴槍示警。演出場上有專門的戰士掌管著燈光，一聞警報立即熄燈。大家就是在這樣緊張的情形下為「最可愛的人」演出。
當晚，相聲演員侯寶林與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高元鈞的山東快書、金業勤三兄妹的車技、王清元的飛叉、宋惠玲的踢毽子、程少林和程小林的頂碗等節目都非常精彩。我們15人的音工團先是氣勢恢宏地合唱，然後我獨唱了《慰問志願軍小唱》，丁樂獨唱了《王大媽要和平》。當唱到「你們在前方打勝仗，我們在後方來支援」時，防空槍聲和炸彈爆炸聲突然響了起來，大家趕緊熄燈，斂聲屏息。等飛機飛走了，燈火再次點亮，我徵求大家的意見：「怎麼唱？」大家異口同聲地喊道：「從頭唱！」唱完後，彭總說，這首歌唱得好，給戰士們很大的鼓舞。他囑咐文工團回國後馬上將這首歌灌製成唱片送到朝鮮來，讓陣地、營房、哨所到處都能聽到祖國人民的聲音。
戰場上時時刻刻充滿著危機。河北省分團的相聲演員「小蘑菇」常寶堃等人在「三八線」附近的朝鮮沙裡院慰問部隊時，就遭遇了美機的瘋狂掃射，常寶堃和負責三弦演奏的程樹棠不幸犧牲。那一年，常寶堃29歲，程樹棠41歲。代表團還有兩位同志犧牲，趙佩茹和兩個雜技演員也負了傷。聽到他們犧牲的消息，我們既難過又惋惜，但是任務還是要執行，大家沒有人退縮，更加注意防空安全。回國後，在天津市為常寶堃、程樹棠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幾萬天津群眾為他們送行。
他們是「最可愛的人」在朝鮮戰場上，最苦的還是志願軍戰士。
我們是第四次戰役時去的，當時我國空軍還沒有出動，美軍的飛機天天在頭上，志願軍戰士在抓緊搶修飛機場。修飛機場沒有任何機器，一切靠人工。美軍飛機經常來投遞定時炸彈，上面標記不同的爆炸時間。那時候都沒有車，幾個人抬著或者兩個人抱著炸彈扔到很遠的地方，然後就能聽到爆炸聲傳來。我們音工團15個同志在那裡為他們歌唱，給他們加油鼓勁。
5月底，我們第一屆赴朝慰問總團完成任務回國時，第五次戰役已經開始了，我國的空軍開始參加戰鬥，地面防空部隊的炮火也開始強大起來。當文工團再過鴨綠江大橋的時候，敵機只能在高空盤旋，不敢再低空俯衝近距離襲擾大橋了。
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慰問演出的經歷讓我很受教育，戰爭那麼殘酷，我們的志願軍戰士那麼勇敢，他們為朝鮮人民的解放、為中國人民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犧牲，我個人還有什麼可計較的呢？為人民服務不講名利，個人名利和戰士們的生命比起來是非常渺小的、錯誤的、骯髒的。志願軍戰士的勇敢和奉獻精神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精神財富，激勵著我們更好地為祖國、為人民而工作。
江明義：在沒有硝煙的談判席上保家衛國講述人：江明義（原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局副局級參贊、中國人民志願軍朝鮮軍事停戰談判委員會清津口岸隨軍翻譯）
1951年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舉行，這一談判是中美雙方在交戰9個月後進行戰略調整的結果，然而，這場耗時兩年有餘的談判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以《朝鮮停戰協定》的籤訂為終，韓戰一直在打打談談中進行。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每次聽到這首歌，我都會想起年少時在朝鮮的那段經歷，雖然沒有經歷戰火的洗禮，但坐在沒有硝煙的談判席間，自問我也用盡了自己的力量為國家、為人民做了些事情。如今年近鮐背，回首往昔，那段歲月是我實現報國理想的起始，更為我此後從事外交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朝鮮內戰爆發後，高中剛畢業的我看到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徵召信息，立刻就跑去報了名。雖然那時才20歲出頭，但我打從心底希望可以上前線保家衛國。
事不遂人願，我並未入選中國人民志願軍，而是進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抗美援朝軍事幹部學校。1950年12月，中央軍委從軍事幹部學校中挑選出495名參幹學生，分三批赴北外學習英、法、德、西四種外語，而我也有幸入選，並被分配到英語專業。兩年的時間裡，我從零開始學習英語，除了埋頭苦學，也密切地關注著抗美援朝戰場的情況，等待著用所學報效祖國的機會。
1953年7月27日，戰爭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就在這個時候，經過遴選，我與幾位同學被派往朝鮮，進入朝鮮軍事停戰委員會，擔任隨軍翻譯。
戰爭結束後，依照相關協商，由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共同提名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指派兩位高級軍官作代表，和由「聯合國軍」總司令提名的瑞典、瑞士指派兩位高級軍官作代表，組成中立國監察委員會，並派出軍官組成中立國視察小組，分駐於北朝鮮的新義州、清津、興南、滿浦、新安州和南朝鮮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各口岸，以監督與視察雙方對於停止自朝鮮境外進入增援的軍事人員和作戰飛機、裝甲車輛、武器與彈藥的條款的實施，還得到非軍事區以外據報發生違反停戰協定的地方進行特別觀察與視察，以保證軍事停戰的穩定。
對於這段歷史，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別清楚，我們這批志願軍有時還被人們稱為「最後的志願軍」。我與同行的志願軍一同從北京坐火車到丹東，坐船渡過鴨綠江進入朝鮮，那時候鴨綠江大橋朝鮮那半已經被「聯合國軍」炸毀。從鴨綠江渡河進入朝鮮後看到的景象都很悽慘，想到剛剛結束戰爭開始重建的祖國，站在異國廢墟前，我再次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
我先後在開城和清津工作，其中在清津的時間最長，差不多3年時間。我的主要工作是為一位叫梅永熙的師長擔任翻譯。最開始時，談判幾乎每天都有，每個國家都會有一兩名代表出席，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聯合國軍」不會做出任何違反《朝鮮停戰協定》的動作，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代表對我們往往是支持的，瑞士和瑞典則會針鋒相對。
如果說開城和板門店談判折衝樽俎，我在清津擔任翻譯的談判總體而言氛圍相對和緩。雖然如此，但對我這個只學習了兩年英語的新手而言仍然是場「噩夢」。談判席間中立國的代表都是會講英語的，只有中國代表配有翻譯，雖然我只為梅師長一人翻譯，但幾乎沒有現場翻譯經驗的我一開始總是磕磕巴巴，對一些詞語的翻譯也拿捏不準，每每遇到這樣的情況我都如坐針氈。中立國的代表對我的表現也頗有微詞，有的甚至還說我根本不懂英語怎麼能來做翻譯。
我是個不服輸的人，既然國家選擇了我，派我來到這裡擔任隨軍翻譯，那麼我就不能讓別人戳我的脊梁骨，一定要啃下這根「硬骨頭」。那時候，在朝鮮學習英語和翻譯並沒有什麼現成的教材或參考書，我只能在談判席上不斷地把錯誤、遺漏的詞彙和用法總結起來，儘可能地記錄下對方談判時的話語，回到宿舍後認真地學、反覆地背。功夫不負有心人，沒過多久，我就可以順利地完成一場談判的翻譯了。
近3年的時光很漫長，生活也比較艱苦。因為幾乎找不到完整的房屋，在清津的中國代表團駐地比較分散，我跟另一位隨軍翻譯住在一起，生活的枯燥加上對家人的思念會讓日子更加難熬，為了讓宿舍更有個家的樣子，我們兩個大男人不僅修繕了自己的房屋，還在家門口養起了雞鴨。時間一長，與在談判桌上鬥智鬥勇的對手也有了更多聯繫。清津是個海濱城市，有時我們會與中立國的代表團成員相約到海邊玩兒，還一起爬山、辦一些小型聚會，保持著一種亦敵亦友的關係。
1955年下半年，我們與其他一些口岸的代表團一同撤離朝鮮，臨行時，回想剛剛來到這裡時的情形，有種事過境遷的感覺，清津正在褪去戰爭留下的陰霾，步入重建的正軌。我沒有經歷真實的戰火，而這也正是我們這批志願軍存在的最大意義——守住來之不易的奮戰成果，把一切有可能引發戰爭的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
此後，我再也沒有去過清津，在朝鮮的這段日子也似乎離我越來越遠了。但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這個光榮稱號卻一直跟隨著我，對我而言，這個稱號更多的不是榮譽，而是鞭策。雖然沒有走上戰場，但我一直在用中國人民志願軍不怕流血犧牲、誓要保家衛國的精神要求自己。退休之前，我先後在外交部和原文化部工作，在國家需要的每一個崗位上，我都要求自己全力以赴。
呂正武：在戰俘帳篷裡鬥智鬥勇講述人：呂正武（原文化部教育司幹部）
1950年朝鮮內戰爆發的時候，我18歲，剛到浙江大學農業經濟系讀書。看到戰火燃起，聽到國家召喚，我留給父親一封信，毅然決然地報名了解放軍幹部學院。當時的年輕人血氣方剛，不怕一切，沒有任何顧慮，國家一句話，我們就積極響應。
從浙江到北京，我被分到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習英文。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近500名學生都「被分配」去學外文。有些同學不太理解，因為他們原計劃是學航空、學雷達的。後來大家慢慢明白，對於剛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來說，國家對外語人才有著迫切需求。當時學校教我們英文的是一批外國老師，其中一位就是去年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勳章」的105歲加拿大老人伊莎白·柯魯克。可以說，我們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外語人才。
「人民需要我們到哪裡，我們就到哪裡」，這是當時學校裡經常會響起的歌聲，是我們同學自己創作的，後來幾乎成了人人會唱的校歌，傳達著我們年輕人熱血報國的志向。
1951年至1953年，停戰談判一直在談談打打中進行，而戰俘問題是談判中爭論最激烈的。1953年，我還在讀大三。外交部到我們學院挑選了24個人，我作為其中之一，參加了朝鮮戰場上的戰俘遣返工作。
當時我們都是二十來歲的學生，但是國家需要翻譯人員，我們只能趕鴨子上架。不過，年輕人都是衝勁十足的，國家和學校給了我們底氣。就這樣，我們也「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了鴨綠江。當時雖然已經停戰，但大家既對炮火心有餘悸，也因為參加這項工作心潮澎湃。
停戰後，美軍在戰俘問題上大做文章，圖謀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員，致使停戰談判長期拖延。後續雙方達成一項妥協協議，對不直接遣返的被俘人員，由各方派代表在中立國代表的監督下對他們進行解釋，勸他們回國。這時候最需要解決的就是語言問題。
我們當時住在開城，而美軍開設的戰俘營在三八線以南。戰俘營裡有30個左右戰俘帳篷，我們每個人負責一個帳篷。按照要求，解釋工作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代表的監督下進行。由於有的志願軍戰俘深受美方派來的美蔣特務的欺騙蒙蔽和威脅，他們臉上或身上刺著「反共抗俄」的字樣和國民黨黨徽，進入帳篷聽解釋時，他們要麼不說話，要麼呼喊反動口號，使解釋工作難以順利進行。
在解釋現場，志願軍代表先發言，我們和美蔣特務輪流翻譯。到我們翻譯的時候，我們熱情而真摯地表達了黨和國家希望志願軍戰俘回到祖國懷抱的真誠期待；而到美蔣特務翻譯的時候，他們就儘可能地扭曲志願軍代表的意思。我們看不過去，屢屢舉手表示抗議，幾次之後，印度代表也忍無可忍，把美蔣特務趕出了帳篷。但是他們出了這個帳篷，轉頭又進了另一個帳篷，繼續搗亂。他們在帳篷之間遊走，而我們中國方面的翻譯則一個個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持到底，從沒讓各國代表說出一句不滿的話。正是在這樣的鬥智鬥勇中，我們獲得了極大的鍛鍊和成長。
解釋工作持續了近半年，每天都有專車把我們送到談判的地方。印象最深的就是志願軍哨兵對我們一路敬禮，真有一種「雄赳赳」的感覺。一到帳篷裡，我們就精神飽滿地投入「戰鬥」，無所顧忌、無所畏懼、毫不退縮，這是屬於我們的戰場，也讓我們得到了最充分的鍛鍊。
在完成祖國交給我們的任務的同時，我們也和朝鮮老鄉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當時，我們住在開城朝鮮老鄉家裡，四人一間，直接睡在地上，但這已經是很好的條件了。因為物資短缺，那時候我們吃得最多的就是罐頭，老鄉也經常給我們送一些蔬菜、泡菜，國內的文藝團體、藝術家也經常到朝鮮慰問。
之後，我們回到學校，幾個月後正式畢業，走向了國家和人民需要的地方。現在回想起來，那段經歷是很寶貴的，對我們的成長很有幫助。那些一起學習、工作、畢業的同學、同事也成了一生的摯友。
記者：
秦丹華、宋佳烜責編：
李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