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青年時留學美國,住了七年,中年做美國大使,住了八年。一九四九年春,他偕江冬秀離開上海,乘海輪到美國,一住就是十年。這位大學者在美國過著怎麼樣的生活呢?
上街買菜操持家務
胡適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船抵舊金山,這一天是百萬大軍飛渡長江的一天,他在舊金山船上哀嘆一聲:「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後來,他在紐約城定居,紐約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可說「紐約居,更不易」了。他住在紐約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裡。他們所住的是大使級的住宅區。
一次,胡適外出,胡太太江冬秀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那位大黑賊,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
歐美各國的生活費用,房租最貴,可是「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和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在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他只好住在破爛的公寓裡了。
江冬秀原來擅長做家鄉徽州菜,數十年在外,又學會了一些外地的風味。胡適幼年在農村長大,少年在康乃爾讀過農科,飯來張口,茶來伸手,這是他過慣的生涯。江冬秀語言不通,不會買菜,這樣,買菜事就落在胡適的肩上了。他不能像在國內那樣,四體不勤了。
胡適在國內有汽車代步,他在資本主義的美國社會,手無縛雞之力,發財乏術,就有「出無車」之嘆了。唐德剛只好常拿打工用的汽車來接送他。
江冬秀在國內就愛打麻將,喜熱鬧,今天到東家,明天串西家,藉以消磨歲月,她在紐約怎麼辦?言語不通,交通不便,只好蜷伏在小公寓裡,燒飯,打麻將,看武俠小說。江冬秀一打牌,家裡客人多,房子小,胡適不能安心讀書寫文章,乾脆侍候她打牌,有時他也親自參加牌戰。江冬秀可以終日過燒飯、打牌、看武俠小說的生活。胡適不能這樣,要吃飯,要生活,就要幹工作。他在這十年中幹什麼工作呢?
門可羅雀老調重彈
胡適到美國,初在紐約普林斯頓大學任格斯德中文藏書部館長之職。這一職位,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是一份閒差,每年領取幾千美金貼補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國著名學府作過短期講學,零星講演的機會當然更多,但這些都算不上是長期性的工作。胡適經常在哥倫比亞圖書館內看書,那時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去時胡總是找唐,因為唐是館內他所認識的唯一的一位華裔小職員。唐替他借借書,查查書。從此唐變成為胡適的朋友了。
唐德剛說,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哥大羅致人才來充實有關漢學之教研,卻把胡適排除在外。胡適閒得無聊,常去哥大圖書館看中文報紙,所有的僑報都看,而且有時「批閱紐約舊金山出版的僑報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歲月,實在好不了多少」。可見,他真是閒得無聊之極了。這時,胡適在紐約連一個學生都找不到了,他空虛無比,難過無比,變成了「無人打影」的拳師。幸好唐德剛恰巧變成胡適唯一「可打」之人。
胡適在紐約時,與唐德剛等年齡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處,一齊嘻嘻哈哈。那時,唐德剛、周策縱、吳納孫、周文中、蔡寶瑜等一班人,在紐約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是一個純友誼小組織,是一個吃吃喝喝的文藝俱樂部。胡適也就樂意變成這個團體的指導員和贊助人了。他有閒工夫,仔細評閱他們的著作。
一九五二年,他回到臺灣,在臺灣大學講了《治學方法》。它的主要內容還是兩句老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後來又講了《杜威哲學》,還是二三十年代所說的實驗主義。一九五四年,他在臺大講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新看法》,主要內容有四點:第一,是無政府的抗議,以老子為代表。第二,是孔孟一班人提倡的一種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第三,是中國古代極權政治的起來,也就是集體主義(極權主義)的起來。第四,極權國家的打倒,無為政治的試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迄於當時,三十年來中國文化史上忽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一批「留美學人」。他們基本上是在中國受過大中學教育,然後浮洋至新大陸,在那裡留學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功名；嗣後又向美國政府申請「綠卡」以至「公民權」；從此便在異國定居。胡適之先生事實上也是這個新興行業中的基本隊員。
胡適所以與眾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請過「綠卡」,二是未同美國搶飯吃。可見,他就是身填溝壑,也不會「降志辱身」,到洋衙門去看人臉色,乞討救濟。可是他既不能像伯夷叔齊那樣餓死,唯有回到臺灣討飯吃,終於一九五八年離開美國,回到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