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本位的封建專制時代,科舉入仕被讀書人視為唯一的出路。中進士、點翰林走上功名富貴道路之後,能埋首研究學術的是極少數。而清末著名的經學大師俞樾反其道而行之,看起來倒是很反常的事。
一,少年得志,進士翰林
《清史稿·俞樾傳》中記載,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縣人。卒於光緒三十二年,享壽八十六歲。在繆荃孫在《俞樾行狀》中說,俞樾「幼有夙慧」,童年時,其母姚太夫人口授四書,既能過耳不忘,足見其天資實有過人之處。十六歲時,俞樾補縣學生員,即俗稱的秀才。
次年,應浙江鄉試,中副榜舉人。到道光二十四年再應甲辰恩科鄉試,就在這一年考中舉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中進士,殿試二甲,改庶吉士,鹹豐二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至鹹豐五年,簡放為河南學政。
俞樾從十六歲中秀才,到三十五簡放學政為止,他在這一段時間內的考試及宦途經歷,都相當順利。但是從就任河南學政以後,就開始出問題了。
清朝時的各省學政,淵源於明朝時的學道,職在選考各府縣的應考童生,合格者錄取為生員。明朝的學道,通稱為提學副使或僉事,官品雖然不低,但因隸屬各省之故,易受當地行政長官的人情請託及地方人士的關說,難免取進不公。
所以到了清康熙、雍正以後改為由朝廷點翰林官出任此職,稱為「提督學政」,簡稱「學政」,屬於皇帝欽派,不受地方督撫節制。能被點為學政及考官的,一般都是學問較優或人事關係較好的「紅翰林」,將來升遷也一定較快。而俞樾竟然在學政任內出了紕漏,多少與他少年高才有關。
二,八股文考試的「割裂」題與「截搭」題
學政職在取進秀才,每一個學政任期三年,在這三年中,學政必須遍歷全省所屬的府、州、縣,分別舉行考試,依照當地的學額取進新的秀才。由於各省所屬的府、州、縣學往往多至一百以上,學政前往主持考試時又必須將應試童生的考卷一一看完,然後決定其取捨,所以這個工作做起來也是相當繁重的。
江浙等地文風茂盛,而河南的文風稍遜,但幾百個人應考也是常有的事。這樣俞樾的閱卷工作便很辛苦。為了簡化工作機提高效率,就有聰明人發明了一種簡捷而有效的考試方法——用割裂題與截搭題來測驗應試童生的智商,以節省不必要的精力浪費。
清代的科舉考試,無論考秀才、舉人或是進士,一律要考三場,但最重視的還是頭場,即四書文及經義,就是所謂的八股文,取中與否的關鍵大多在此。
以八股文考四書及經義,一則出題大多有固定範圍,歷明代以至清代,五百多年之中,可以出的題目早就出盡了,實在沒有別的花樣可以翻新;二則既然考來考去都是熟題,則考生只需將前人所做過的卷子背的滾瓜爛熟,到時抄襲成文便可,閱卷官還不一定能看得出來。
在這樣的情形下,考官如果拘泥成法,不但浪費閱卷的時間與精力,更容易因取進抄襲之文,被禮部看出而使考官遭受處分。這就是考官必須要以「割裂」題與「截搭」題之法來變通出題之窮的客觀因素。
所謂的「割裂題」就是將完整的句子截去頭尾,或將幾句內容互不關聯的話捏在一起,將本來不當連的地方連起來,不當斷的地方斷開,使題目顯得新奇、詭異、冷僻;「截搭題」就是將「四書」和「五經」中的字句以自由組合的方式來命題。
這兩種考題看起來似乎毫無道理,然而在當時卻認為如此能測出一個人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當時某些人的想法,甚至還在聖旨中出現過。如乾隆三年就有一道上諭,說:
「考試命題,固取發明義理,而亦以展才思。遇有人文最盛之區,若命題專取冠冕,士子常蹈襲故,或無從浚發巧思,間出截搭題,則旁見側出,亦足覘文心知變化。策必須意義聯屬,血脈貫通,若上下絕不相蒙,恣意穿鑿,殊屬傷雅。嗣後學政出題,宜以明白正大為主,即間出截搭題,亦務求文義貫通,毋蹈割裂之陋習。」
由此可見,出截搭題考試童生,在當時是被認為是合理的辦法,只是「割裂」之題目不能出,以免考生無所適從。只不過俞樾所作的遊戲筆墨似乎太過分了一點,於是乎便為他自己惹來了麻煩。
三,因出題冷僻而致被參
署名「無聞老人」所撰的《清史隨筆》中,有一條關於俞樾考試出題怪誕而致去官的記載:
「俞曲園任河南學政時,曾以『入於海周公』命題,類是者不一而足,為御史所參,指為割裂聖經,部議革職。又有人謂其以『君夫人陽貨欲』命題,則不但隔章且隔篇,並語含譏嘲,周內之可奇禍矣。」
俞樾在河南學政任內,因出題不當而參劾革職,在《清史稿·俞樾傳》中有記載,只是語焉不詳。《凌霄一士隨筆》中描述:「俞樾於鹹豐間出題割裂被劾奪官,世言其題有『王速出令反』、『君夫人陽貨欲』等,蓋傳者過甚其詞,俞氏似不致出此類怪誕之題也。」
至於俞樾到底出了什麼題,好像爭議還挺大,但此事既經過吏部複議而奏準革職,當然是事有佐證,無可辯飾。所不能不說的是,在當時常有此類情形的考試風氣下,不罪他人而獨罪俞樾一人,未免偏頗不公。
俞樾出身翰林,做官的資格本極為雄厚,經此奏劾罷官之後,錦繡前程,盡付流水。不過,福兮禍所依,俞樾被革職罷官後,選擇了研究學問的道路,可以說這是他最明智的決定。
四,由文士而為經學大師
清代學術,以經學最為昌盛。這是因為滿洲人系以邊族入主中原,對於漢人的民族思想防制最為嚴密,為了避免因文字得禍,清代的文人學士相戒不敢著史,轉而耗其精力於經學,所以清代在經學方面的成就最為突出。
自顧炎武開經學之途,黃宗羲立史學之基,東南人文蔚起,學士大盛。初時,有吳縣惠棟及休寧戴震所領導的吳派和皖派,繼之則有嘉定王鳴盛、錢大昕,江都汪中,陽湖孫星衍、洪亮吉,曲阜孔廣森等,皆能以學術鳴世,而俞樾尤能為晚清一代經學之總結。
近人林辛評述俞樾在經學研究方面的成就,曾說:「俞樾在樸學為鉅子,論文學則名家。蓋承浙學之基而慕皖派至風,故研精故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前修所未見;每下一義,若泰山之不移也。至於文章篇什,亦密慄醇厚,雅馴可誦。」
上面這段話對俞樾的評價或許過分了一點,但若論俞樾在經學及諸子之學方面的研究成就,則確實可在清代學史上佔得一席之地。
俞樾之所以在罷官居家之後退而研究經學,是因為他當時既無所事事,又深知高郵王氏父子所著《經義敘聞》等書對於考證文字,發明經義,最足以啟迪後學。而因其書中尚有未盡之處,故頗有意仿照其體例繼續加以研究補充,以求能有進一步的創穫發明。
其後,由經學的研究推而廣之,更旁及於諸子百家書的研究,其所得亦復不少,積時既久,所得日富,彙編為一書,便成為篇幅龐大的巨著。他在《諸子平議》的序文中說:「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人假錯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顛倒錯亂,讀者難之。」
俞樾多年研群經諸子等書之後的最高成就,在他最後所寫定的《古書疑義舉例》一書中闡發無遺,他的經學研究發展到此地步,自然可以當得上「經學大師」的榮譽。
五,歲成一書,篤老不懈
俞樾居住蘇州期間,曾主講蘇州紫陽書院,其後又主講上海求是書院,光緒元年以後則在杭州的詁精舍主講,前後任教時間逾四十年。其中又以主講詁精舍的時間最久,所造就的弟子不計其數,最有名的則是章炳麟和繆荃孫。繆荃孫為俞樾撰「行狀」,說他「自少至老,讀書皆有常程,每竟一歲,皆有寫定之書刊布於世」。
這當然是指他中年以後從事教學及研究生涯的事,若在中年以前,他正熱衷於功名事業方面,既不曾專心於學問著述,更不可能每年出版書籍。由於他的創穫極多而寫作極勤,到了晚年加以匯計,其著作之總數便極為可觀。
大致統計一下為:由光緒二十五年所刊行的《春在堂全書》計之,所收之書即有《群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雜纂》五十卷,《俞樓雜纂》五十卷,《賓萌集及外集》十卷,《春在堂雜文》共三十七卷,《春在堂詩編》二十卷,《詞錄》三卷,《隨筆》十卷,《尺牘》六卷,《楹聯》絲絹,《四書文》一卷,《右臺仙館筆記》十六卷,《茶香室叢鈔》共計一百零六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其他雜著十六種共計四十六卷,合計以上各書的總數為三十種四百六十五卷。
一人之著作多至如許,雖然其中亦不乏有若干並未太大的價值的雜著之類,但其總數之多,無論如何是足可使人嘆為觀止的。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目睹俞樾著作之勤,曾經頗為感慨地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曲園拼命著書。」
俞樾出生於道光元年,算到光緒十六年,正七十歲。那時他正主講於杭州的詁精舍,很多未完成的著作亦正在繼續撰寫之中。據《清史稿·俞樾傳》所記:俞樾生平,律身謹嚴而廉直淡泊,布衣蔬食,海內翕然稱之。
另據同時人譚復於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日記中說:「俞曲園來談,七十七翁聰明不廢,結習未忘,天賦異稟,不能不生羨心。」這足以證明俞樾在年將八十時猶耳聰目明,精神強固,於研究及寫作毫無妨礙。
俞樾早年在功名之途上失意,卻能夠在學問上另闢蹊徑,使他的一生事業因此而開創了更高的成就,如此也算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