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工業化以及經濟轉型升級等多重力量的推動下，當下人口流遷正以更大的規模和更年輕化的趨勢不斷向前演進。越來越多的青年女性選擇離開家鄉，奔向更發達的城市追尋新的工作與生活機會。在這個過程中，性觀念的開放以及社會文化中諸多不利因素讓流動女青年的婚前懷孕率不斷上升。通過分析2017年湖北流動人口監測數據，發現這一亞群體的婚前懷孕率整體上超過了40%，說明流動女青年的婚前懷孕現象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本文借鑑社會學的理論視角，提出婚姻匹配和個體社會化兩個社會機制來解釋影響流動女青年婚前懷孕的可能因素。
婚姻匹配模式與婚前懷孕行為流動女青年的婚前懷孕問題，顯然不可能是女性單方面造成的，而是在與一位潛在的婚配對象發生婚前性行為之後才可能出現。選擇什麼樣的人作為未來丈夫，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女方有多大的概率願意在正式登記結婚之前就「偷嘗禁果」。
誠然，中國傳統的婚配行為主要遵循以門當戶對的觀念為基礎的「階層內婚制」，即傾向於選擇與個人及其家庭處於相同或相近社會階層的人作為潛在結婚對象。但近期研究發現，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現代化進程加快，擇偶對象先賦的家庭階層特徵(如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重要性趨於下降；與此同時，自致的個體特徵(如個人教育水平、年齡、外貌)則更可能成為擇偶過程中的實際匹配標準。尤其是對於來自村鎮等經濟相對落後地區的流動女青年而言，由於其家庭資源稟賦與一般人群相比更為匱乏，呈現出低水平的同質性，因而她們的個體自致特徵會在更大程度上決定其婚姻匹配狀態。因此，基於個體特質的匹配性分析或許更能反映流動女青年這個亞群體的婚配模式。而在與婚姻匹配有關的個體因素中，基於教育和年齡的匹配引起了更多學者的關注，接下來將重點分析這兩類匹配對婚前懷孕的可能作用機理。
婚姻的教育匹配對婚前懷孕的影響在分析當下婚姻匹配模式時，很多學者將夫妻在教育特徵上的匹配性作為研究的切入點。這是因為與職業聲望或工資收入等指標相比，教育信息往往更易於準確獲取，能更穩定地作為社會經濟地位的代理變量；並且，通過考察夫妻的教育匹配狀況，就可以進一步揭示婚姻在多大程度上將階層地位相同的人組合在一起，從而有助於判斷階層固化水平或者說社會開放程度。
從結構的視角看，一定時期內夫妻的教育同質匹配行為受制於婚姻市場中與自身教育層次相同的潛在結婚對象所佔的人口比例。理想條件下，依照完全隨機匹配規律，那麼對女性來說，若與其教育層次相同的男性對象佔比越高，與之結合形成同質婚的概率越大；反之，則可能與自己不在同一教育層次的男性結婚，形成異質婚。但是，現實的擇偶過程不太可能完全服從隨機匹配規律，這使得女方可能會有意識地與某個教育類型佔比很低的男性結合。
順著這個思路，艾卡等人構建了教育匹配指數（EAI），用於定量描述特定類型的夫妻教育組合中有多大的理性成份：某種教育組合的EAI得分越大（即匹配度越高），則說明這種組合更可能是經過了理性匹配的結果。
婚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是一種社會交換行為，女方通過理性計算與潛在對象結為連理後的預期報酬，從而決定與誰結婚才能儘可能降低不幸的發生率，給自己的生活帶來更多幸福回報。循著這一邏輯，如果我們把婚前意外懷孕（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風險）理解為女性經歷的不幸事件，那麼這種不幸就可能是由於她們在計算擇偶報酬時出現了偏差，理性程度不足（隨機性偏高）。由此，我們可以藉助上述EAI指數，來檢驗特定教育組合所表徵的擇偶合理性對婚前懷孕行為的影響效應，而越低的教育匹配指數可能意味著越高的婚前懷孕概率。
婚姻的年齡匹配對婚前懷孕的影響婚姻的年齡匹配是另一種討論較多的匹配形式，其本質上是與婚戀文化緊密關聯的。例如，俗語「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其實就暗示了本土語境中年齡的增長與婚嫁行為二者的相關性，但究竟男、女雙方「多大算大」，以及怎樣的年齡組合才算合適的婚姻，則需要結合所處的時代情境來理解。
本文討論的流動青年群體大多出生於1980年以後，以擇偶自主原則為基礎的自由戀愛觀逐漸深入人心，因而舊社會條件下由父母或家族中的長輩指腹為婚或包辦婚姻的現象已經很少見。
然而，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文化依然在較大程度上影響著男女雙方的婚姻生活：對於女方而言，「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意味著女性主要承擔家務勞動以及人口再生產的任務，而從事這些事情的一大優勢條件就是「年輕」，因而女性一般會「趁早」結婚；相反，「男主外」的角色定位則致使男方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去規劃職業生涯以及提升個人社會經濟地位，以更利於承擔好養家餬口的角色。
上述性別角色定位造成了婚姻市場中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會低於男性，而這種年齡上的性別差異對婚姻匹配的意義在於：
具有「年輕」優勢的女性和事業有成的男性(年齡一般不低於女性)相結合，才能使婚姻的角色分工與社會整合功效達致最大化。由此可從反面推知，如果女性與年齡比自己小的男性交往，那麼這種常被調侃為「姐弟戀」的婚配行為則與性別角色的定位指向相悖，致使女方難免受到性別文化的負面約束，從而在戀愛過程中擁有更少的話語權且處於更為不利的位置，這種情況增加了女性意外懷孕的風險。
同時，我們還需意識到：若男性比女性年齡明顯更大（已有研究通常以4歲為界），那麼年齡上的過大代溝不僅使得男女雙方在生活理念和交往習慣方面有更大的概率產生矛盾和衝突，還會顯著降低女性的生活滿意度。可見，「男性明顯大於女性」的婚配形式同樣不利於配偶彼此之間相互理解和尊重，進而增加了因不和諧的婚前性關係導致意外懷孕的可能性。
社會化經歷與婚前懷孕行為社會化是指個體通過學習社會成員所共享的文化規範與價值體系，逐漸從生物人轉化為能適應社會生活的社會人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的個性與人格(即思考與行為方式)特徵得以完善，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逐步提升。
與出生就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相比，本文關注的流動青年的社會化過程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因為村鎮地區教育資源相對缺乏，這一群體在學齡期接受的教育社會化水平可能不足；另一方面，流遷境遇又迫使其增加了適應全新生活環境的社會化任務。有調查顯示，
流動青少年在經歷了社會化之後，更有可能出現社會角色混亂、能力弱化和失範行為增多等消極後果。綜上，我們認為
流動女性的社會化經歷可能是發生婚前懷孕這類失範行為的誘致因素。下文將從正式的學校教育和非正式的流動境遇這兩個社會化途徑，來分析社會化經歷如何影響女性的性行為決策。
正式教育對婚前懷孕的影響社會化理論指出，學校是對青少年進行社會化的重要主體，通過接受正式教育，青少年不僅能習得自然和社會領域的文化知識，培育面對風險事物的抗逆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學校開設的性課程當中逐漸強化個人的性保健意識，積累與生殖健康有關的性知識，這些對於預防婚前懷孕的發生有直接效用。此外，教育水平還是階層地位的決定因素之一。正如貝克所言，財富在上層聚集，而風險則在下層聚集，因此應對各類社會風險的能力會在不同教育程度的階層之間不平等分配。由於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階層地位更高，其經歷婚前懷孕等不利事件的風險會更低；即使她們遭遇了意外懷孕，也會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能力予以妥善解決。
還有研究指出，階層地位被剝奪的流動青年表現出更低的社會融入能力，這意味著流動狀態下的低階層女性往往缺少適應城市生活的必要資源，在伴侶提出無理的性要求時更容易傾訴無門、不知所措，進而做出錯誤的性決策。可見，流動女青年的教育層次可能影響到婚前懷孕行為的發生概率。
流動境遇對婚前懷孕的影響流動人口初次離鄉去到陌生城市生活是一種特殊的個體社會化經歷。具體來說，流動境遇對女性生育行為的潛在作用可能通過以下三條路徑實現：
一是文化價值路徑，流動女性在流入城市後擺脫了家鄉文化場域中的傳統性道德和鄰裡輿論的監督，從而為適應城市中開放而多元的性觀念提供了包容的文化土壤，這就促使「先孕後婚」的生育逆序行為得以滋生；
二是社會關係路徑，離開家鄉的流動女性也同時遠離了傳統的熟人關係網絡，進入由高度分工和快節奏生活方式所形塑的碎片化網絡之中，而這種關係型資本的弱化讓女性遇到逆境時缺乏有效的社會網絡支持，會過多依賴於自己親密的性伴侶，這就增加了發生婚前意外懷孕的概率；
三是通婚圈拓展路徑，跨地域的人口流遷客觀上擴大了流出人口的通婚範圍，增加了與更多潛在結婚對象（性伴侶）交往的可能性，婚前懷孕率也因此被顯著抬高。
以上分析表明，女性的婚前流動經歷是一種不利於其正常生育的風險事件。除了流動經曆本身，初次流出的時機同樣會對流動女青年生育行為產生差異化影響：如果女性初婚之前所歷經的流動境遇越久，說明從初次流出至意外懷孕的風險期拉得也越長，於是有更多機會受制於生活環境劇烈變遷的負向作用，誘發婚前懷孕的失範行為。
此外，上面提及的流動經歷和正式教育這兩種社會化途徑不應是完全獨立的，在塑造流動女青年人格特質方面，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的交互效應。
具體而言，
婚前流動給女性帶來的風險影響在不同教育層次的群體中或許存在差異。高教育水平的女性擁有更多的知識儲備以及風險抗力，這會抵消一部分顛沛流離的生活狀態引起的負面效應；相反，低教育因素則可以與婚前流動的不利影響產生疊加，使得流動境遇對低教育的女性產生更為顯著的作用。因此，婚前流動可能會顯著提高低教育女性發生婚前懷孕的概率，但對高教育女性的影響效應相對減弱。
流動女青年婚前懷孕的年齡和隊列模式本文的統計結果顯示，在40歲以下流動女青年群體中，婚前懷孕率總體上達到了40.2%，這與《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中估計的新生代農民工42.7%的婚前懷孕率相當，明顯高於全年齡段的估計數值。由此可見，青年流動女性的婚前懷孕問題確實更為嚴峻。
接下來，為了將婚前懷孕風險隨女性年齡增長的趨勢分解出來，我們繪製了婚前懷孕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同時，考慮到流動人口的「流動」屬性，還特別區分了婚前有無流動兩個組別加以比較。如圖1所示，流動女性從大約20歲開始逐漸經歷婚前懷孕的風險，到32歲左右累積的風險趨於最大。此外，婚前有流動的女性與無流動群組相比，前者婚前懷孕的風險曲線明顯下降得更快，且進一步的對數秩檢驗結果證實了圖1中兩條生存曲線存在顯著差異。基於以上分析，不難得出：婚前懷孕的風險會隨著女性初育年齡的增長不斷累積，且累積速率在婚前有流動經歷的女性中會更為迅速，暗示這一亞群體更易於暴露在婚前懷孕的風險之中。
圖1 流動女青年婚前懷孕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婚前懷孕率是否也會在不同出生隊列中呈現差異呢？圖2則展示了四個同期群的婚前懷孕率分布情況，在分析時還加入了婚前流動、夫妻年齡匹配和教育水平這三個風險因素。整體上看，流動女青年的婚前懷孕率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隊列差異性，靠後的出生隊列婚前懷孕率明顯更高；對於有風險特徵(婚前有流動、夫妻年齡不適配、低教育程度)的流動女性，其婚前懷孕率均要大於相應的對照組；尤其要關注90後青年群體，如果其同時具備了上述風險因素，婚前懷孕率甚至會超過60%。以上分析表明，更年輕一代流動女性的生殖健康問題應該成為今後流動人口公共衛生服務的重點幹預領域。
圖2 流動女青年婚前懷孕的出生隊列分布特徵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第一，婚姻的教育匹配和年齡匹配均能顯著預測婚前懷孕發生比，表明流動女青年在進行性行為決策時，不可避免地受到婚姻市場中教育分層以及性別角色文化的制約。
第二，正式教育和流動境遇兩種社會化途徑都對婚前懷孕產生了明顯影響，接受高中以上教育以及婚前無流動的女性更不可能發生婚前懷孕。
第三，交互分析顯示，婚前流動給低教育女性帶來的影響傾向於更大，相反，對高教育女性影響相對有限。
第四，利用集束係數比較婚姻匹配和社會化潛變量的效應規模後，發現個體社會化經歷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影響流動女青年的婚前懷孕率。
結合實證分析結果，我們進一步提出以下對策性建議：
首先，社會輿論應該引導流動女青年合理看待自由戀愛的權利，使其在擇偶過程中能夠主動規避不匹配的婚戀對象帶來的婚前懷孕風險；其次，衛生計生服務對象要特別指向那些社會化不夠完備的群體，針對教育層次偏低以及較早經歷流動生活的女性，應給予專業、及時的生殖健康和避孕教育，提高其合理避孕的意識和能力，從而有效減少意外懷孕狀況的發生；最後，鑑於婚前懷孕低齡化的明顯趨勢，未來的人口政策應更多關注90後流動女性，通過制度建設讓她們在學齡期儘量避免跨地域流動，並為其提供多渠道教育資本提升的機會，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婚前懷孕給青年女性健康帶來的不必要風險。
當然，本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囿於流動人口監測資料沒有提供受訪女性精確的懷孕時間點，因而只能通過相關信息來間接推斷是否發生了婚前懷孕行為，這可能造成估計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次，為了考察婚姻匹配這一社會機制的影響效應，本文僅分析了已婚流動女青年的婚前懷孕問題，但對於未婚流產或未婚生子的流動女青年沒有給予必要關注。我們將在後續研究中收集整理更為詳盡的數據，以便於針對不同類型的流動女青年群體，能夠更深入地探討其婚前懷孕行為的差異化特徵。
（作者徐鵬系武漢大學健康學院博士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學專任教師。施宇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學本科生。本文原載於《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