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人們若要形容某人見識廣博、學富五車，多半會說出這句話以作稱許，但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興起和普及，加上智慧型電話的全面應用，幾乎人人都能讀到全球各地的信息，要知天下事，也真的不必出門，只需要一機在手。
誠然，現今社會，信息已然到達泛濫的程度，加上高度的全球化，以及各種各樣自媒體的誕生，的確會令人萌生錯覺，一種認為我們已經能看遍全世界，比前人更接近真相的錯覺。之所以是錯覺而不是事實，在於這想法中隱含的兩大前設：信息的正確性和全面性。
既不正確也不全面
與前人相比，我們確實擁有更多接觸不同信息的機會與渠道，獲取各式信息所要付出的成本（不論金錢抑或時間）亦大大降低；只是看得多，不等於我們看的都是真實而準確的信息，更不代表我們看到的信息就是真相的全部。
假如要談信息的正確，我們就不得不認識「後真相」一詞。
二○一六年，《牛津英語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選為詞彙榜首，以此標誌著我們已步入「後真相年代」。所謂「後真相」，意指「在形成民意的過程中，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重要」，最終令客觀事實被個人立場所掩蓋，即使真相一而再的被公開和驗證，不少人仍堅信立場多於事實。
然而，這一詞語其實不是新近產物，若要追溯其源起，估計就是出自塞爾維亞籍美裔劇作家Steve Tesich在一九九二年於《國族》雜誌發表的文章，以表達「真相是次要」之意； 只是在此概念被提出後的二十多年間，信息科技的高速發展，令生產信息的邊際成本接近零，媒體亦因為面對極大的經營壓力而往「標題黨」、「煽色腥」的方向走去，加上人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平臺，由以往的信息接收者變為信息生產者、自媒體，既無需接受專業訓練，亦沒有操守指引，令信息生產漸趨非專業化。正因如此，網絡信息、社交平臺上的內容雖然以秒速誕生，數量驚人，但質素卻不一定有所保證，更遑論真確性。
再者，就算不考慮信息的正確性，網絡信息的全面性亦有待商榷。社交媒體的興起，大大改變了民眾的閱讀習慣，而為了迎合這群陣容越見強大的讀者，網絡信息的製作亦變得輕巧化、碎片化，讀者根本無從得知事情全貌；同時，在大數據的配合下，社交平臺和搜尋引擎比以往更能掌握消費者的喜好和口味，能藉著算法將相關、相近的信息推送到我們眼前，結果，大家看得不少，卻只是看著與自己立場和想法一致的信息，猶如走進了一個「回音壁」。
流言的幫兇
換言之，今時今日的我們雖然看得比前人多和廣，卻不代表我們能更接近真相。
然而，或會有人認為，就算我們無法受益於網絡科技的發展而比以往更接近真相，那極其量只是「美中不足」，不見的是壞事。但事實卻是，假如我們不認清自己與真相的距離，在網絡科技的便利下，我們或許成了流言的幫兇而不自知。
日本傳播學者松田美佐在其作品《流言效應：沒有謠言、八卦、小道消息，我們不會有朋友、人脈，甚至活不下去》中，將流言定義為：人與人之間口頭傳播的信息；而將這個定義放置於網絡年代去理解，那些我們在社交平臺上發布的貼文、在通訊軟體裡傳送的文字、圖片和語音訊息，亦理應可納入其中，所以，一旦我們將未經證實、片面的信息視之為全部真相，在「人人皆是自媒體」的今天，影響範圍絕對比我們想像的來得大，禍害也是極為深遠。
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縱使流言在網絡科技加持下，殺傷力比以往來得大，卻不是人人都有「把關」的自覺，這一來固然是由於我們都下意識地將網絡中的信息看成真相，掉以輕心；二來則覺得自己與傳播流言來加害別人的壞人有一段距離，不過，松田美佐在書中明確指出，傳播流言的並不一定是居心不良的壞分子，反而抱著「消息不一定正確，但以防萬一，還是先轉發出去」心態的好人，可能才是大多數。
縱使情況看似絕望，但要在信息海洋中站穩腳步，甚至成為別人的指路明燈，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因為松田教授在書中指出，流言的傳播亦有其根據和條件，具體就可以歸納成公式：R~i×a，即是流言的強度或散布量(R)，和對當事者造成問題的重要程度(i)，及該話題的證據的模糊程度(a)成正比。換言之，假如信息不太重要或足夠詳實的話，根本不會成為流言，而關鍵，就在於我們能否行前一步，做好求證和核實工作，令信息由虛虛實實變成足夠翔實，杜絕其繼續誤傳的可能。
網絡科技就如一把雙面刃，它既給予我們接觸海量信息的可能，也為我們帶來以假信息、流言來摧毀信任機制的危機。然而，就算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去接近真相，但在背道而馳與守住陣地之間，大家還是可以抱持批判思維，事事求證、查核，當個負責任的傳播者——這身份看似與我們很遙遠，但其實每日拿著手中電話在傳微信語音訊息、發布心情貼文的你和我，早已不能在這場信息科技的大棋局中輕易抽身。（高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