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教授1933年9月出生於武漢，1951年參加工作，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1960年9月畢業後分配到南開大學經濟學系任教至今。他曾於 1984年和1991年作為富布萊特訪問學者分別在美國坦普爾大學經濟系和麻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系作研究工作。1988年至1991年他曾任南開大學經濟學系副主任，後來長期擔任南開大學經濟學系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高峰教授主要講授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選讀等課程。（鑑於劉鳳義曾撰文對高峰教授的主要學術成果（資本有機構成理論、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理論、壟斷資本理論、當代資本積累的若干問題、虛擬資本的性質、關於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演變和企業併購等方面）作了詳細介紹（劉鳳義，2008）。劉志陽曾基於自身經歷撰文對高峰教授的治學風格、學者風範和高潔人品進行介紹（劉志陽，2013）。為免重複，這裡我們主要從指導思想（即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和學術新見（學術成就和學術影響）兩個方面介紹高峰教授的學術貢獻。）
一、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
高峰教授很早就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和社會主義信念，少年時即自覺投身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革命事業。他從小就富有正義感，追求光明，追求進步。1946年至1950年底，他在漢口郊區的教會學校博學中學（即現在的武漢第四中學）讀書。期間，他就對當時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不滿。受到曾經是新四軍小戰士的同學的影響，他積極靠攏參加進步活動，閱讀《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籍。1949年4月30日武漢解放（5月16日武漢解放）前夕，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解放後轉為共青團員。1951年1月，僅差半年高中畢業時，他服從組織安排參加工作。最初他任職中共武漢市橋口區黨委宣傳部幹事，當時放手使用幹部，他參與領導了武漢市漢正街分段進行的民主改革（類似於農村的土地改革）。1953-1954年，為了抓工業建設，武漢市成立機械工業黨委，作為武漢市黨委的派出機構。他被任命為機械工業黨委宣傳部幹事，長期在武昌造船廠蹲點，參加該廠的建設工作。1954年，機械工業黨委撤銷後，他轉任武漢市洪山區人民政府文教科副科長，負責整個區的小學、衛生院和掃盲工作，工作很緊張。他積極投身共和國初創時期的基層政權建設工作，工作中認真努力，勤奮任勞，在長達五年多的基層實際工作得到了很好的鍛鍊。
改革開放初期，高峰教授就對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本論》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成就與不足進行反思，倡導切實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1991年，他的代表作《資本積累和現代資本主義》出版後，宋則行教授明確肯定道：「作者（即高峰）對馬克思主義資本積累理論三個主要方面的分析研究，……充分顯示了作者研究問題的基本方法是把現代資本主義實際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緊密結合起來。」他的論著都體現了這種研究思路，這種思路引領了學界研究傾向的轉變，形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一股清流。
1.反思馬克思主義傳統和方法
高峰教授認同和肯定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和方法。他認為，長期以來，我國在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 的普及、教學和研究方面確實取得很大成績，需要我們堅持和發揚；但也必須承認存在著一些亟待我們認真考慮和努力改進的嚴重問題。
第一，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實感不強，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許多重要現象缺乏解釋力。長期以來, 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目的上, 比較強調幫助學生正確理解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 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著作, 為以後的學習打下牢固基礎,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教學內容偏重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份量較少。後來雖有所調整和改進, 加強了對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 但兩部分仍未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 實際教學中大多還是分兩個階段來講。學術研究上，多數人集中於對原著特別是《資本論》的註解, 以及圍繞原著有關內容在理解上不同所引發的一些爭論, 真正結合當代資本主義重大現實經濟問題展開深入的理論研究的則相對較少。
高峰教授主張，為在學術上避免陷入低水平重複，並避免教學內容脫離實際，推進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必須重視對資本主義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從根本上把教學與研究的基點放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理論問題上，並在傳授基本原理時突出體現在原理中的基本方法, 使學生掌握分析現實問題的科學武器。現代資本主義的許多重要經濟現象需要我們去解釋，如：物質生產領域和生產工人相對縮減條件下日益增長的商品價值和資本利潤的源泉；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紙幣的本質、職能與經濟作用；生產自動化和信息革命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及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壟斷大公司的發展及其經濟後果；生產社會化引起的所有制和資本主義關係的重大變化；資本積累過程中若干基本變量的長期變動趨勢；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的特點與內在機制；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波動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演變；跨國公司的興起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存和矛盾；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等等。只有對這些重大實際問題給予科學解釋，才能加深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彰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生命力、解釋力，提高我們處理對外經濟關係的自覺性。同時這也有利於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與改革，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更充分地認識社會化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性, 提高我們的經濟調控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殊性及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病，減少我們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失誤和盲目性。這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將大大加強其現實感，提高其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為此，他特別強調要改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傳統的兩階段寫法, 把壟斷前部分和壟斷部分打通, 形成一個完整的更為科學而嚴謹的理論體系。他本人和他指導的學生圍繞著這些重要的經濟現象在這些專題研究上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湧現出系列重要成果。（高峰教授主編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和運行特徵》一書，就是這些成果的呈現之一。）
第二，理論原理主要局限於經典作家的著作，沒有充分吸收一百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經濟學在理論上的重要發展。高峰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特別是馬克思和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著作，都是緊密結合資本主義現實，大量吸收當時經濟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而寫出的。但一百多年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各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都在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研究變化了的實際情況，不斷運用新的理論和方法來豐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出現了一批具有理論深度和廣泛影響的著作。如希法亭的《金融資本》，布哈林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論》，巴蘭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巴蘭和斯威齊的《壟斷資本》，布雷弗曼的《勞動與壟斷資本》，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謝爾曼的《經濟周期》，鮑爾斯等的《荒漠國土的未來》等。這些著作及其他論著中包含的理論觀點和分析方法，其中許多已被歷史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並對現實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卻未能進入我們的教科書和理論視野。至於西方學院派經濟學許多有價值的理論和方法，更是被當作異端邪說而拒之門外。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教學內容上顯得既單薄又脫離實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理論分析上偏重傳統的邏輯推理，缺乏全面系統的實證資料，也很少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新的研究方法。高峰教授明確指出，長期以來，我們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直沿用《資本論》的理論結構, 分析方法也基本上未能超越馬克思時代的水平，主要採用的是一種邏輯推理的方法，而現代經濟學普遍採用的模型分析、計量分析、統計分析等則很少體現。這使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相比在具體分析方法上顯得很陳舊。《資本論》中的實證資料是極為豐富的，而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實證資料卻大多零散或過時, 缺乏系統而全面的統計分析,這也削弱了理論本身的現實感和說服力。
高峰教授認為，缺乏實證分析的經濟理論, 必定是蒼白無力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考察可歸結為兩方面: 一是其運行機制，二是其發展趨勢。前者具相對靜態性質，後者具長期動態性質。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規律也可相應分為運行規律和發展規律兩類。這些經濟規律支配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內在必然性，必然會通過各種經濟現象得以表現，並可以通過實際經濟資料加以證實。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發展規律，會表現為若干基本經濟變量的長期變動趨勢，更需要用長期統計資料加以證明。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條件的變化，一些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形式或強度也會發生變化，這也需要用長期統計資料加以檢驗。但長期以來，國內經濟學者很少有人從事這方面研究，客觀原因是這類工作的難度較大，主觀原因恐怕還是對實證分析的重視不足。對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一些基本變量, 如資本集中程度、實際的壟斷程度、資本積累率、工人的實際工資和可支配收入、剩餘價值率、資本技術構成和價值構成、生產能力利用率、實際的失業人口、一般利潤率、 不同階級的收入差距、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對不發達國家貿易和投資的實際利潤、對不發達國家的實際經濟控制，等等，我們大多缺乏全面、系統而可信的長期統計數據。因此，必須加強統計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 這是加強理論聯繫實際的一個重要方面。
以上三個方面, 反映我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必須通過轉變學風和研究方法加以克服。高峰教授認為，只要我們樹立正確的認識和指導思想, 堅持從當代資本主義現實出發，重視長期統計資料分析，充分吸收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 對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在加強研究的基礎上改進教學，我們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必將得到不斷的豐富和發展，其科學性和生命力也將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2.力倡借鑑現代經濟學研究的有益成果
高峰教授力倡借鑑現代經濟學研究成果。在肯定需要借鑑西方學院派經濟學（主要是主流經濟學）對我國的宏觀經濟建設、微觀經濟建設有用內容的同時；於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國內學界影響甚囂塵上之時，他更加強調要下大力氣吸收借鑑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成果。他認為，及時追蹤譯介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成果，可以作為解毒劑，幫助我們充分注意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很多矛盾和問題，對我們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很有意義。
第一，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科學精神值得我們學習。高峰教授多次指出，在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佔絕對統治地位的環境中，西方很多馬克思主義學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立場和方法，很不容易。因為在西方的大學教馬克思主義會受到一定的壓力，左派力量僅在少數大學有一定影響。他們在研究上的科學精神突出表現在，他們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而又不拘泥於馬克思的個別語句或結論。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經濟學家的思想非常豐富, 大量的經濟理論探討是經濟學家做出來的，這些探討應該寫入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中。
第二，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探討的問題本身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高峰教授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現實問題有較深入的研究，首先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一些重大經濟問題的研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他們在對發達國家經濟問題的研究中，力圖探討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規律，力圖揭示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問題和矛盾，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甚至是一般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問題和矛盾，其中不乏很有深度的成果。比如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謝爾曼，80年代中期就出版《宏觀經濟學》, 對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作比較研究，1990年他出版專著《經濟周期》, 探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內在機制。這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中論述周期最深入的一本。另外，對長波，對勞動過程，對企業的內部關係特別是管理層和工人的關係等，國外都有大量著作，研究得很深入，這些東西對我們絕對是有重要意義的。除了對發達國家，他們對發展中國家也有很深入的研究，比如說南北關係、發達和不發達的關係。其中不乏一些合理因素和正確結論，對我們也有參考價值，因為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探討社會主義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蘇聯解體的原因等問題。雖然其觀點不一，但同樣對我們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第三，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鑑（設計變量），對我們很有幫助。高峰教授指出，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多是學西方經濟學出身，了解和掌握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他們大都很優秀，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學西方經濟學覺得不能解釋資本主義現實，才轉向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們的研究方法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更為嚴謹和科學，在進行理論探討的同時非常重視實證分析、經驗分析，而且靈活地運用到對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分析中。有些學者如鮑爾斯等，不僅對經濟過程進行定量分析，還試圖通過設計一些經濟變量，對制度關係的變動進行定量分析。這對我們非常有借鑑意義。我們國內的論文，議論、推論較多，但怎樣用事實來證明則很缺乏。
在學術研究中，高峰教授提倡理性包容。即使是反駁性的文章，他也明確表示不能採取簡單扣帽子或直接批駁的方式。搞大批判，是他一直反對的方式。他強調，哪怕真理在手，對於錯誤的觀點也要採取從理論、學理上講清，用經驗資料證明的方法，力圖以理服人、用證據服人、用比較服人的辦法。他多次強調，中國的理論界應形成更寬鬆的學術環境，打破禁錮，更加解放思想，切實地遵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 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並未窮盡真理, 而是開闢了認識真理的道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科學論斷去推動學術探討和學術研究。他尤其強調，我們要摒棄過去那種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的心態，不要總以為外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都是非正統的，對他們的著作一概採取否定或批判的態度。實際上，許多西方左派經濟學家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和方法，進行著嚴肅的科學研究。他們聯繫實際緊密，思想束縛較少，理論思路開闊，觀點可能有對有錯，但對許多理論問題的探討要比我們深入得多。我們也應拋棄過去那種對西方學院派經濟學盲目排斥的態度。現代西方學院派經濟學已經發展到非常精細的程度，論著浩瀚，學派林立，大多數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感和對策性。因此，對西方學院派經濟學也要認真研究, 吸收其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借鑑其豐富的實證資料。比如在對壟斷競爭理論的研究中，他就主張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批判性吸收「資產階級學院派經濟學家對壟斷問題的研究」 。（張雪琴：《馬克思與凱恩斯在壟斷資本時代的歷史性相遇》，《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3期。）顯見，他是這樣倡導的，也是這樣進行研究的。（通過其紮實的研究成果和教學活動，引領學術傾向轉變外，高峰教授還引領和開創新的研究領域，拓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範圍。至少有兩個研究領域和他的倡導分不開，一是長波理論研究；二是勞動過程研究。對前者的介紹見本文第三部分，限於篇幅，後者我們從略。）
二、學術新見和學術影響
高峰教授很早就確立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從當代資本主義現實出發，重視長期統計資料分析，吸收國內外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對基本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作出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有著深遠的學術影響。他曾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和二等獎，吳玉章獎金優秀獎，天津市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等學術獎勵。退休後，他仍筆耕不輟，新作迭出，並於2012年獲南開大學「榮譽教授」稱號和「特別貢獻獎」。
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既是高峰教授早年一本專著的書名，也是他一生學術努力的主題。他比較早地認識到，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具有宏觀分析和動態分析的特徵，但它與西方學院派（特別是其主流派）宏觀經濟學和增長經濟學在出發點、理論基礎和方法論上均有根本區別。所以他較早地向學界提出以馬克思的積累學說為基礎「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學」的任務。他本人持續不懈地為完成這一目標而努力著，在許多理論問題上提出創新性見解。限於篇幅，我們僅介紹他近年來最為重要的學術新見，一是資本積累問題上的制度-市場二元假說；二是對長波理論研究的推進。
1.資本積累理論的「制度-市場二元假說」
高峰教授在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研究上，既有結合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對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內容（特別是資本有機構成理論、相對過剩人口理論和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的科學把握，又有結合現代資本主義實際進行的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他堅持運用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學說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發展與演變，提出「制度-市場」二元假說作為資本積累過程演變的一種可能的理論解釋。從思想史看，這一「制度-市場」二元假說可以命名為「高峰假說」，可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領域的重要創新。
所謂制度和市場二元假說，意指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生產與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生產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矛盾——所要解決的兩個問題即制度問題和市場問題。資本積累過程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演變的直接推動力。任何長時期的資本積累緩慢與停滯，必然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問題和市場問題空前尖銳化的時期；而長時期的資本迅速積累，則必須有資本主義制度的重大變革和世界市場的大規模開拓作為前提條件。資本主義經濟的演變就是在這一矛盾運動中實現的。這一解釋框架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具體化了：以技術革命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 既要求通過制度變革來突破制度約束, 又要求通過擴大市場來擺脫市場約束；而制度變革和市場開拓則反過來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正是在矛盾運動的反覆中, 資本主義實現了它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演變。因此，與資本主義經濟演變同時發生的世界市場的周期性擴大，不應簡單視作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外生因素, 單純歸因為某些偶然性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資本主義制度變革推動的，因而對資本主義經濟系統來說是內生的。
這一假說為資本積累機制的解釋搭建了一個更為科學而全面的框架，與現有的兩種重要的西方左派理論均有所不同。「壟斷資本學派」（Monopoly Capital School）在正確分析現代資本主義壟斷特徵的同時，從資本生產的剩餘不斷增長而剩餘吸收日益困難這個中心命題出發, 把市場和實現問題提到首位；但它完全忽視資本主義制度變革的作用，而把資本主義經濟從19世紀後期以來的幾次長期迅速發展單純歸因於「 劃時代的發明」 和「戰爭及其後果」等所謂「外部刺激」。這種解釋顯然缺乏說服力。而「社會積累結構學派」(SSA School)則正確強調了資本主義制度對資本積累的影響, 深入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結構的演變在蕭條長波和擴張長波更替中的作用；但它沒有把實現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沒有突出世界市場的結構性擴大是資本主義擴張長波的先決條件。這是其理論的一個重大缺陷。而「制度-市場」命題則彌合這兩個學派的不足，對資本積累過程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演變提出一個更完全的理論解釋。
高峰教授對資本主義經濟長期發展與演變的研究，更體現在他對長波現象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在他2018年的最新作品《論長波》中，他進一步提出「技術-制度-市場」三元框架，來解釋長波的內在機制。
2.長波問題上的「新見」
高峰教授長期關注長波（或稱長周期）現象和長波理論，通過他的教學和研究將長波理論研究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範圍。在他的引領下，這一領域受到理論界的廣泛關注。（通過其紮實的研究成果和教學活動，高峰教授引領和開創新的研究領域，拓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至少有兩個研究領域是和他的倡導和引領分不開的，一是長波理論研究；二是勞動過程研究。限於篇幅，對於後者我們從略。）他在長波問題上的新見，既表現在解釋框架上，也表現在對具體的第四次和第五次長波的特徵分析上。
（1）確立長波內在機制的「技術-制度-市場」三元解釋框架
由康德拉捷耶夫開創的長波理論，不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之內，但卻是非正統經濟學家經久不衰的研究課題。儘管仍有懷疑論者，但越來越多的學者承認，資本主義發展中確實存在著與古典經濟周期不同的長達50年左右的長期經濟波動，包括20多年經濟迅速增長的長波上升階段和20多年經濟相對停滯的長波下降階段。長波的上升和下降階段，分別包含著兩到三個連續的古典經濟周期；上升階段的快速增長和下降階段的低速增長，是分別作為若干個溫和的周期或若干個劇烈的周期的連續運動而表現出來的。長期波動與周期波動雖然有這樣的聯繫，但它們的內在機制並不完全相同。在經濟運行中，由於供給因素和需求因素的影響，勞動份額、能力利用率和原材料相對價格的規律性變化所引導的利潤率的提高和降低，即可導致投資的上升與下降和生產的擴張與收縮。
思想史上，對長波內在機制的不同解釋形成三種影響較大的長波理論：一是熊彼特開創的技術創新的長波理論，主要強調一定時期重大技術創新群集的出現所帶動的投資高漲，以及技術革命潛力用盡後所導致的投資衰落，是推動經濟發生長期波動的基本原因。二是曼德爾構造的馬克思主義的長波理論，認為由若干基本經濟變量所制約的利潤率的上升和下降，是導致經濟長期波動的主要力量。同時他強調促使經濟轉入長波下降階段的經濟因素是內生的，但經濟轉入長波上升階段必須依賴外生因素的推動。三是「社會積累結構學派」的長波理論，強調有利於資本積累的特定製度環境(即社會積累結構，SSA)的形成和衰敗在經濟長期波動中的決定性作用，認為特定社會積累結構的形成和衰敗都是內生的經濟過程，與不同社會積累結構的更替相伴隨的是相繼的長波，並形成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這個學派也受到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深刻影響。
高峰教授認為，三種長波理論所著眼的重點顯然不同：技術創新理論強調技術變量，曼德爾的理論強調以利潤率為中心的經濟變量，「社會積累結構」學派強調製度變量。在他看來，這三種不同解釋，與其說互相對立，不如說互相補充。經濟增長的直接推動力是投資，投資率和積累率的高低是制約經濟增長率高低的決定性因素。長波上升階段迅速的經濟增長總是和較高的投資水平相聯繫，長波下降時期緩慢的經濟增長則通常是投資水平低下的直接結果。這一點已被無數實證分析所證明。因此，應把投資或資本積累增長速度的變化置於長波分析的中心地位。依此不難看出，上述三類變量均與投資率的長期變化直接相關。具體言之，長波上升時期較高的投資率和資本積累率的形成至少需要四個條件：一是來自上升的利潤率和由此而產生的樂觀的利潤預期所形成的強大的投資動力。二是旺盛的投資需求，這來自技術革命和創新群集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生產部門，以及技術革命所推動的傳統生產部門深刻的技術改造。三是有利的投資環境即特定製度條件，這意味著制度結構的某些重大變化，這是任何長時期的投資高漲所必需的。第四，投資的市場需求。較高的積累率要求國內外市場擴大，以滿足巨額投資所生產的大量產品的實現條件。這些產品如果不能被市場消化而實現其價值，資本家就不能獲得利潤並維持較高的投資率。上述三種理論對這一點雖有涉及但並未突出強調。反過來看，長波下降階段較低的投資率和資本積累率，則是由於投資動力、投資的物質基礎、有利的投資環境以及市場需求這四個基本條件的缺乏。因此，經濟長波的內在機制，並非取決於上述三種理論所分別強調的單一因素，而是由社會經濟生活中與投資直接相關的多種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我們可以以積累率為中心，圍繞「技術-制度-市場」三個方面來觀察長波的基本特徵。顯然，這一框架更為科學而全面，有其獨特的理論優勢。
依據「技術-市場-制度」三元框架，高峰教授著重對第四次長波的下降階段和之後五次長波展開研究，新見迭出。
（2）明確第四次長波的下降階段和第五次長波的存在
思想史上，對二戰後50到6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歷的第四次長波上升階段，絕大多數長波學者幾無爭議，但對此後的發展則觀點不一。許多學者認為，從7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經濟進入長期持續的長波下降階段，直到20世紀末，並延續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基於技術-制度-市場三元框架和嚴格的實證分析，高峰教授認為，在50-60年代的經濟繁榮（即第四次長波的上升階段）以後，美國經濟增長並非處於持續的下降趨勢，而是經歷了一個新的長期波動。經過1973到1982 年大約10年的增長率減速（第四次長波的下降階段），從80年代早期開始了新的增長加速時期，直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增長重新加速，應看作是進入了一次新的長波上升階段（即第五次長波的上升階段）。正是8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技術）、新自由主義傾向的制度調整（制度）和經濟全球化（市場），推動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這次重大結構轉換，使之進入新的長波上升階段 。（高峰教授也坦承，他在2002年的論文《「新經濟」，還是新的「經濟長波」?》中提出美國進入新的擴張長波，但當時認為此次長波始於90年代，從而以為擴張長波還會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事實證明這個判斷是錯誤的。）2008年發生的金融-經濟危機形成此次長波的轉折點，開啟了長波的下降階段。這種轉折的必然性在於有利於擴張長波的各種因素逐漸向不利於積累的方向轉化。正是此次擴張長波及其特徵，決定了2008-2009 年的金融—經濟危機並非一次單純的周期性經濟危機或一般的金融危機，而是一次形成長波轉折點、開啟蕭條長波階段的結構性大危機。一些西方左派學者將其稱為「大衰退」( The Great Recession)，而與單純周期性的衰退或危機相區別。
更重要的是，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在這場「大衰退」結束後，並未出現通常的周期性高漲，而是進入一個相對停滯時期，即「長期蕭條」，充分說明這場「大衰退」確是一個轉折點，開啟了此次經濟長波的下行階段。資本主義世界由「大衰退」開啟的長波下行階段，已被許多學者稱為「長期蕭條」，其形成並非偶然。它同樣是擴張長波時期所積累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尖銳化的必然結果。從技術基礎的結構性矛盾來看，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經濟的積極作用已逐漸消退，而新的技術革命高潮還未到來，整個社會缺乏帶動生產率和投資迅速增長的技術動力。從制度基礎的結構性矛盾來看，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構對資本積累的主要積極作用已轉化為消極作用，而新的有利於資本積累的制度結構還未生成，無法解決目前積累過程中不斷加劇的深層矛盾，促進利潤率全面回升，以帶動投資和經濟迅速增長。從市場基礎的結構性矛盾來看，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市場開拓效應已轉化為更嚴重的全球生產過剩，而新的全球市場擴張又面臨強大的政治、社會阻力，無法解決當前嚴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不能為積累和經濟更快增長提供市場條件。
（3）辯證預測資本主義經濟的未來趨勢
高峰教授指出，資本主義國家要走出「長期蕭條」、開始新的擴張長波，就要看上述三個基礎性的結構矛盾得以解決的時間和程度，真正實現深層次的結構調整與轉換。資本主義經濟從2007年開始爆發金融經濟危機至今已有10年，從2009年下半年走出危機進入復甦階段也已8年，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解決得仍不理想。從技術基礎、制度基礎和市場基礎三方面的結構性矛盾來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進入復甦階段8年後，仍未出現顯著的調整與轉換，形成走出「長期蕭條」的基本條件。
他預測道，從美國等發達國家結構性矛盾的緩慢調整觀察，此次蕭條長波可能還要延續一個時期，具體年份難以預測。當然不論時間長短，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會永遠處於衰退或蕭條狀態。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高潮興起，對資本積累相對有利的制度結構逐漸形成，以及全球市場進一步擴大，一個新的長波上升時期終將到來。技術基礎方面，工業革命的逐漸發展是肯定的，但制度結構的調整目前看來還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在迅速壯大，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也在逐漸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依賴國外市場。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市場擴展，有可能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入一次新的擴張長波提供有利的市場條件。
資本主義經濟是在經濟周期和長期波動中發展和演變的。預料資本主義當前的蕭條長波終將轉化為新的擴張長波並非斷定資本主義將在長期波動中永世長存。其實，從近幾十年全球經濟政治的實際演進來觀察，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出明顯的衰敗趨勢。高峰教授辯證地強調，我們應該把趨勢和波動區別開來，趨勢是體現在波動過程之中的。即使是在1983-2007 年的長波上升階段，美國等發達國家也在相對趨於衰落。同戰後「黃金時代」經濟社會穩定繁榮相比，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已不可同日而語。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興起，世界經濟形勢進入21世紀後已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全球經濟體系從「中心—外圍」的兩極格局，正在逐漸演變為「發達國家-新興市場經濟體-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三元格局。有些學者否認這種變化，那是閉眼不看現實。美國帶領發達國家掌控世界經濟政治霸權的時代可能將一去不返。而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演變中，高峰教授一如既往地強調，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結語
高峰教授多次坦承，雖已離休，已年屆86，但他從沒有老人心態。只要身體狀況允許，他仍會繼續其感興趣的研究工作。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他秉承著始終一貫的指導思想，即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與方法，從當代資本主義現實出發，認真吸收現代經濟學的有益成果，重視長期統計資料分析和經驗證明，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致力於資本積累與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問題的深入探討, 並以其系統的著述和創新性見解，達成了其早年樹立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學」的任務，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作者：蔣雅文，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孫壽濤，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張彤玉，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